中國大學裡存在的「獵身」現象

學者項飈寫過一本著作《全球「獵身」》，著眼於全球信息產業浪潮中的印度技術勞工。前幾天國內某大學計算機研究生跳樓事件，我在微博上寫了一些評論，頭腦中跳出了「獵身」這個詞。中國大學裡，研究生導師和學生之間也構成了這種「獵身」現象。

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獵身」是怎麼回事。印度人開設諮詢公司(Body Shops)，作者稱之為「勞力行」，從印度招收 IT 技術工人，然後根據客戶項目需要把勞動力提供給客戶，勞力行直接管理技術工人，在獵身中，工人們與真正僱主不發生任何直接的法律關係。僱主可以隨意的裁撤他們。如果僱主不再需要這些人，勞力行可以把這些人指派給另外僱主，或是「坐板凳」，空閑。坐板凳期間只有基本生活費，沒有工資，至少從這一點看，「獵身」和外包公司並不一樣。另外一點差異之處是，「獵身」存在更複雜更多的中介鏈條。(更準確的描述請見項飈著作)

通過以上描述，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學裡的研究生導師和研究生之間存在某些類似的關係，尤其是計算機相關的專業。自從 1999 年開始，中國大學進行大規模擴招，隨後的幾年裡，一大部分應屆本科生被分流去讀研究生。而中國的大學教師隊伍建設並沒有隨之擴充。研究生太多，導師不夠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研究生導師們突然發現擁有了更多可以支配的勞動力以及智力資源。而這些年來的信息技術普及，讓市場又產生了旺盛的需求，這部分技術勞力自然會被發現可以有另外的「變現」方式。

一些研究生導師通過自己校外創建公司或是利用一些代理機構，低成本的用自己的技術工人 — 那些需要他們指導的學生，去承接一些臨時性的商業項目，或是送到某些公司去「實習」。在這個過程中，學生與僱主沒有任何直接的法律上的勞務關係，學生的權益得不到任何保證，沒有人關心他們的身體與心裡健康。而導師則可以從項目中獲利或是從學生的實習費用中直接抽取傭金或是要求學生主動上繳收入的一部分。比如，前述某大學的計算機研究生跳樓，有學生通過網路透露說導師要求「必須將實習工資的 40% 上交」，而更早一些，背景的另外一所郵電大學發生的研究生跳樓事件里，也有類似的情形。在沒有項目可做的情況下，大部分學生也會得到導師發的「工資」，類似「獵身」的基本生活費，在「板凳」期間，可以進行一些所謂科研課題的研究。而事實上，中國大學裡的科研成果轉化率之低也是公認的。

與印度「勞力行」所不同的是，中國大學裡的導師們與學生之間沒有明確的合同約束，不受勞動法的管轄範圍，但是導師通過學生畢業論文通過與否進行對學生的實際控制，進而可以利用這些近乎免費的勞動力，從某種角度上看，學生像是導師們的僱員，而中國的大學裡，也的確有很多學生稱呼自己的老師為「老闆」，這個稱呼的形成並不是沒有原因。

導師們對學生的關係會讓人想起中國舊社會裡的「學徒」機制，師父對徒弟嚴格控制，「三年徒弟，三年奴隸」，不需說，那些學徒的三年是苦不堪言的。作為對比，過去師徒間的約束是通過社會行規，或是中間人擔保，現如今，導師控制是否可以通過論文答辯拿到學位對學生進行有效約束。儘管如此，學生對導師的逆來順受仍是讓人費解。學生之間很難聯合起來對抗導師，而多數人又對學位和文憑過於期待，自己投入的三年時間不想白白損失掉，無法忍受這個損失，最後權衡下多數人選擇順從，忍辱負重後掙脫牢籠。

我們也應該承認，這種情況下的三年時間的「深造」階段，依然能夠讓不少學生獲取一定的實踐經驗，得到能力的提升。進而在畢業後的市場上具備一定的競爭力。但總體上看，勞動力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浪費。

這是中國大學中特定存在的某種現象，研究生導師和學生之間已經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師生關係，關係結構更為複雜，在缺乏對研究生導師群體的有效約束的情況下，必然產生太多因為學生受傾軋而導致的悲劇。這不是個例，以後必然會越來越多。一種可能的解決途徑是，儘快引導讓這部分技術勞力資源進入市場。讓市場進行分配，而不是被體制下的導師們進行低效的控制使用。現在中國總體上缺少智力勞動資源，潛在的需求空間非常大，我們應當對此保持樂觀。

後記：這不是一篇學術綜述。缺少紮實的數據參考，對引用的文獻記錄也未做詳細說明。有人感興趣的話倒是可以就這個話題做一下調查研究，應該算是不錯的社會學研究素材。如果真有人受了啟發，記得回來感謝我。實在不行，我去讀個社會學研究生吧…

題圖：? Ingram/Gaopin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