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沒有事情太多寫 ToDo 的習慣？

01-30

現代社會那麼多待辦事項、筆記本，在中國古代對應的事情是什麼？

這個問題非常有趣！答主對其他歷史時期不了解，就主要以稍微熟悉點的宋朝為例，強答一波吧。

《禮記·中庸篇》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豫」字的本義為大象，引申為一切大的事物。大則寬裕，所以「豫」有「事先準備」的意思，上面那句話也是這麼用的。

因此大概可以說，為了踐行一種足夠寬裕的，或者說從容不迫的生活態度，古人做事是十分重視計劃的。

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雖然古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to-do list或者說待辦事項，但也有許多和今天的to-do list作用相似（我給它們的定義是「以備忘為目的、有待將來使用的」）的有趣小物。為了行文方便，答主將借用現代觀念，將它們統一稱為「待辦」。

首先說一下這些「待辦」的載體：

如果往寬泛了講，任何能夠作為文字/圖畫載體的東西，都可以作為「待辦」的載體。

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甲骨文，它的載體是龜甲和獸骨。上古時期主要的載體，在《墨子·明鬼篇》里概括得比較全面：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

其中「竹帛」指的是竹簡和帛書。竹簡可以簡單粗暴地理解成用於寫字的竹片，和它作用相似的還有木牘，即用於寫字的木片，合稱「簡牘」。帛書則是用於寫字的絲織品，比起簡牘更加輕便、易於攜帶，但是價格昂貴。

「盤盂」可以理解成用來盛飯和盛水的日用器皿，刻在這上面的文字，吃飯喝水時天天看見，因此可以記之不忘。

「金石」中的「金」指的是鐘鼎等青銅器，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也被稱為「金文」；「石」主要指石制的碑，上面可刻各種碑文。

上述這些文字載體（甲骨、竹帛、盤盂、金石），基本並不作為「待辦」的載體，原因我認為是使用它們記錄文字的成本太高，所以古人優先將它們作為比「待辦」更重要的內容的載體（如甲骨用於記錄占卜結果，竹帛用於記錄重要典籍，盤盂用來記錄自勵之言，金石用來記錄先人功德等）。

在這個時期，古人可能主要是將「待辦」記在心裏面，並不落成文字。

P.S.當然，只要玩得起，用這些昂貴材料來搞待辦也沒什麼。比如宋朝臭名昭著的「元祐黨籍碑」，大概可以視為一個打壓異己及異己的子孫用的大型待迫害清單（並不）。

直到漢朝發明了造紙術，魏晉時流行開來，記錄文字的成本大幅降低，像「待辦」這種（在古人眼中）相對沒那麼重要的內容才有了被記錄的可能。

以紙張為文字主要載體的時代，又可以按照流行的書籍制度劃分為兩段：大體上，唐以前的書籍以捲軸形式為主（可參考中國傳統字畫的收納方式）；宋以後的書籍以冊頁形式為主（可參考線裝書，另外我們今天大部分書籍其實都是冊頁）。冊頁取代捲軸，跟翻檢的便利性等因素有關。

答主下文所要說的「待辦」，基本都是以冊頁時代的紙張為載體的，「冊」這個字本身，也會經常出現。

「冊」（冊）這個字的字型就像用繩子把兩個或幾個片片串起來，因此在簡牘時代，一個單片竹簡稱為一簡，幾片簡用繩子串起來就成為一「冊」書籍；而在冊頁時代，一張紙稱為一頁或一葉，幾張紙用膠粘或者用線訂起來也成為一「冊」書籍。我們今天還在使用「一冊書」這種說法。

而開本比較小的書或者筆記本，我們往往叫「小冊子」；開本比較小而經常放在手頭備查備用的書，我們就稱之為「手冊」。下文提到的很多「待辦」的例子，都是寫在小冊子上，乃至把這本小冊子變成自己的「待辦手冊」的。

當然，除了小冊子以外，紙制的便條、便簽也可以作為「待辦」的載體。

唐朝著名詩人李賀，每天早上出門的時候帶著個錦囊，每當想到什麼好詩句，就寫下來扔進錦囊中。等晚上回家之後，打開錦囊，對這些詩句潤色加工，形成詩篇。（唐·李商隱《李長吉小傳》）按照答主之前的定義，這些詩句草稿也可稱為他的「待辦」，而為了攜帶方便，他這些「待辦」應該就是便條的形式。

宋朝的大詩人王安石曾編過一本《唐百家詩選》，因為這本書沒選李杜王白等大家作品，所以很遭非議。當時傳說王安石編的時候是自己在各部唐人詩別集里挑出詩來，貼上便簽，然後交給手下的小吏去抄寫，小吏想偷懶，就把長詩處的便簽移到短詩處再抄，王安石也沒有仔細核對，因此這本書編得很差。（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不管這傳說真實與否，我想都能說明當時存在用便簽作為編書時的「待辦」的方法。

宋徽宗趙佶任命宰相的時候，親自將他中意的人名字寫進便條（小幅紙），然後折好掛在玉柱斧柄上，讓一個小宦官走在前面拿著，等見到翰林學士要正式寫任命書的時候才拆開。（宋·蔡絛《鐵圍山叢談》）這姑且也可以算是人事上的「待辦」吧。

在最主流的載體紙張之外，下面這兩種東西也比較適合用來做「待辦」的載體：

一個是笏。

「笏」是古代大臣上朝時佩帶的手板，一開始竹製的比較多，所以從「竹」部。後來也可以用玉和象牙等材料製作。

「笏」上面可以寫字（跟竹簡上面可以寫字的道理一樣），既可以用來記錄上朝時君王所說的話，也可以用來記錄準備向君王彙報的事情（還可以用來砸你的政敵，哈哈），因此很適合作為古代官員的「待辦」載體。這種方式，稱為「笏記」。

宋初段子最多的武將，著名的党進党太尉，就有跟「笏」有關的故事。據說他某次出征前想要學文官附庸風雅，手下就在他的笏板上寫了一段文章讓他照著念，但是党進他不認字……字……字……於是到皇帝給他送行的時候，黨先生憋了半天，最後說：「俺聽說上古的時候民風淳樸，請您好好休息吧。」（宋·釋文瑩《玉壺清話》）

還有一個跟不認字有關的段子，是說党進不知道自己管著的兵有多少人，手下就把各種數據寫在他的手杖上——等皇帝問的時候，党進就把這根杖子舉起來給趙匡胤看……看……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但不管怎麼說，這種「杖記」也是一種「待辦」的形式吧。

還有一個是屏風。

屏風顧名思義就是擋風用的（也可以擋住別人的目光然後在後面做一些羞羞的事情），我們今天還在使用，當然已經主要用來做裝飾了。而除了擋風和裝飾外，屏風由於十分顯眼每天都能看到，也很適合作為「待辦」的載體使用。

據傳王安石晚年聽說政敵司馬光將他的得意大作《字說》列為禁書，氣得一晚上沒睡覺，繞著床轉來轉去，一邊轉一邊在屏風上寫字——等天亮的時候，他們家屏風上多了幾百個「司馬光」。（宋·曾慥《高齋漫錄》）這個例子和待辦無關，主要為了說明屏風這種東西在寫字上有多大的潛能LOL

王安石家的屏風應該比較大，而小屏風也可以用來記事。宋寧宗身體不好，出門的時候總是讓身邊的小宦官背著兩扇屏風，一扇上面寫「少吃酒，怕吐」，另一扇上寫「少食生冷，怕痛」。每當後宮妹子拿這兩樣東西誘惑他的時候，寧宗就把屏風大/法祭出來。（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皇帝這種生物往往是十分注重自我修養的，宋寧宗的健康指南是個特例，一般的皇帝還是習慣在屏風上記一些聖人之言啦、治國方法啦，乃至心靈雞湯啦之類的東西。一個叫田錫的大臣曾經抄錄他心目中的經史子集四部經典，成《御屏風》五卷，獻給宋真宗（《宋史·田錫傳》）——這個文字量，差不多可以承包真宗生命里所有的屏風了。

載體說得差不多了，再來說一說這些「待辦」的類型吧。

我們現在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國古代對科技沒有這麼重視，他們更看重「人」在社會（自身、家庭、國家、天下）上的作用。換言之，也可以說古人將「人才」看作第一生產力。

因此人才儲備名單在當時是一種重要的「待辦」類型，特別是對皇帝和宰相等高級官員來說。

宋太宗、真宗兩朝的宰相呂蒙正，在隨身攜帶的夾袋（古代衣服沒有口袋，所以要另外一個袋子來裝零碎的東西）中放著一本小冊子，每當有人拜見他的時候，就向對方打聽有什麼人才，分門別類記在小冊子上，還要將其中好多人推薦的人選特別標出來。每當需要推薦人才的時候，翻閱他的小冊子就行了。（《宋名臣言行錄》）後來有個俗語，管當權者的親信叫「夾袋中人物」，就是從呂蒙正這裡出來的。

呂蒙正的做法引得很多人模仿，司馬光就曾經將他舉薦過的人名抄在一本小冊子上，還特意在最前面標明「舉賢才」。（明·葉盛《水東日記》）當然，這個就不太像「待辦」了，看起來更像是「集郵」。也有人模仿得走了樣，比如南宋宰相張浚也有一本小冊子，誰來拜訪他，就當面問清人家的官位、老家等信息寫下來，這就很有幾分市恩的意思了。（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當然也有人反其意而用之，列了個人才儲備黑名單。比如宋仁宗的養母，章獻明肅太后劉娥是個心機girl。她曾經十分真誠地向宰相們詢問其親戚朋友的名單，理由是要賞賜，宰相們一時不察就老實彙報了，於是劉姑娘將這些名單畫成家譜關係思維導圖（不）貼在寢殿牆上，每次任命官員的時候先對著檢查，只用不在圖裡的人XDD（宋·王銍《默記》）

除了為國家選人才之外，士大夫秉持著「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信念，對秋後算賬類的「待辦」也是十分上心的。

宋初大臣王嗣宗有一本「恩仇簿」，顧名思義是記錄對自己有恩的人和自己的仇家。最有趣的是他處理這本「恩仇簿」的方式是「已報者則勾之」（宋·司馬光《涑水記聞》），這已經非常接近我們今天處理待辦事項的方式啦！

據說宋朝的開國宰相趙普每次接見官員，聽到對方講別人的壞話，都會事後讓手下的小吏把這件事記下來。等到被說壞話的人犯了事，就把這個翻出來當證據。後來導致都沒人敢跟他說這些了_(:з」∠)_（《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十九）南宋史學家李燾認為這條記載不可靠，但不管是不是真的，這可以算秋後算賬類「待辦」的一種。

宋朝名臣張詠治理蜀地的時候，每次聽說當地有誰幹了什麼壞事，都記在一本小冊子上。等事發時就按著這個冊子去殺人，或者置之於法。後來另一位名臣范鎮的爹範文度（當時是張詠的手下），覺得他這麼搞太白色恐怖，影響不好。於是老范趁張詠不注意把他的小冊子給燒了。幸好老張沒有追究，不然也許就沒有范長嘯公了23333（宋·王銍《默記》）

上面說的「待辦」，無論是舉賢還是苛察，基本都屬於「為政」的性質。而除了「為政」之外，「為學」也是當時「待辦」的重要類型。

古人治學，講究的是循序漸進，先「登堂」然後「入室」。因此他們十分重視讀書治學的計劃性，也就為「待辦」的流行提供了條件。

南宋教育家鄭耕老曾經提出過一種「計字日誦」來學習儒家經典的方法：

【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

（宋·呂祖謙《少儀外傳》）

後來這種方法訛傳成是歐陽修提出的，不管發明者是誰，我覺得這都可以視為一個將大任務（背熟《九經》）切分成小塊（每天三百字）作為「待辦」的方法。

當然儒家經典的難易程度不同，《論語》的三百字和《尚書》的三百字完全不是同樣的概念。因此作為讀書指導，僅僅是將大任務切開還是不夠的，還要掌握先讀什麼、後讀什麼——這本身也是「待辦」的一種。

南宋大儒朱熹在將「四書」的地位抬到「五經」之上的同時，也給出了詳細的「四書」閱讀順序，即：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朱子語類》）

這差不多是一個手把手地教人的讀書指南了，完全可以作為讀「四書」的待辦使用。

朱先生作為大思想家兼大教育家，經常而且習慣於給別人列求學的「待辦」。比如他兒子朱塾不愛學習，朱熹狠不下心管教，就決定把這個小子丟給好友呂祖謙。後來又不放心，寫了封長長的備忘錄給兒砸寄去，就是著名的《與長子受之》，俗稱《朱子訓子書》。

這封信里，朱熹教兒子怎麼記學習筆記，或者說學習上的「待辦」：

【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札記。俟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札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而咨問之，思與之齊然後已。】

然後他還是不放心，連拜師的「待辦」都替兒子一條龍地搞了：

【到婺州先討店。權歇泊定，即盥櫛具剌，去見呂正字。初見便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下，禮合展拜。儻蒙收留，伏乞端受。」便拜。如未受，即再致懇云：「未蒙納拜，不勝皇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況某於門下，自先祖以來事契深厚，切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學小生，允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起敘：「晚學無知，大人遣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樂育，願賜開允。使某早晚親炙，不勝幸甚。」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即出書投之。又進說：「大人再令拜稟，恨以地遠。不得瞻拜。郎中公凡筵，今有香一炷令某拜獻，令參拜之。初未敢遽請，容來日再詣門下。令弟宣教大人，亦有書，並俟來日請見面納。」揖退。略就坐，又揖而起。（如問他事，即隨事應答。如問將來宿食去處，即云：「大人書中已具稟，更聽尊者。」）次日將香再去，乃具剌謁其弟。（問看同居有几子弟皆見之，只問門下人可知也。見其兄弟皆拜。）茶罷便起稟：「某昨日稟知，乞詣靈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即詣靈筵前再拜。焚香，又再拜訖。】

我都想替呂祖謙問他句你累不累……可憐天下父母心（。

將朱熹和他的後學如真德秀等人讀書方法搞到極致的，是元人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可謂是中國古代私塾教學計劃的集大成者。

這本書大體的格式是這樣的：

【八歲未入學之前，讀《性理字訓》。（程逢原增廣者）……自八歲入學之後，讀小學書正文……次讀《大學》經傳正文。次讀《論語》正文。次讀《孟子》正文。次讀《中庸》正文。次讀《孝經刊誤》……次讀《易》正文……次讀《書》正文。次讀《詩》正文。次讀《儀禮》並《禮記》正文。次讀《周禮》正文。次讀《春秋經》並《三傳》正文。自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前，小學書、《四書》、諸經正文可以盡畢……自十五志學之年，即當向志……《大學章句或問》畢。次讀《論語集注》。次讀《孟子集注》。次讀《中庸章句或問》。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於《集注》者。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於《集注》者。次讀本經……《四書》、本經既明之後，自此日看史……看《通鑒》，及參《綱目》……次讀韓文……次讀《楚辭》。《通鑒》、韓文、《楚辭》既讀之後，約才二十歲，或二十一二歲……學作文。】

已過了二十一二然遠沒有讀完這些書的人頓感膝蓋一痛。

扯回來，這本書可以視為「為學」類的終極「待辦」啦。

那麼還有沒有其他類型的「待辦」呢？

當然是有的，比如八卦類的「待辦」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類。

從前有個宋朝人，無比熱愛八卦。每次接待客人的時候都要把小冊子掏出來，問一問「最近你聽說了什麼大新聞」——其實到這裡都沒什麼，問題是：

別人記八卦都是等客人走了偷偷地記，而他是當著人面就開始寫。

別人記八卦的來源都是知名不具類，而他是一筆一划把這件事是誰告訴他的記得清清楚楚。

客人爆了大料。客人看他這麼做很惶恐。客人撲上去說你別這麼幹了。

……客人打出了GG。

此人義正言辭地表示我這是史官的自我操守，這些都是我來日的史料——我的待辦，你們這些魚唇的凡人休想阻擋本座。

不信你們去看看著名小報《涑水記聞》，裡面都是這貨留下的八卦的痕迹：

【司馬公對賓客，無問賢愚少長，悉以疑事問之，有可取即隨手抄錄。有草簿數冊，對客即書，且記所言之人，凡十年作一。故當時諺曰：……今事勿告君實。】

（明·陳全之《蓬窗日錄》）

日常黑你溫1/1達成。

以上。

山西陶寺出土了距今4000～4600年前的銅壺上就有一個用毛筆蘸著硃砂寫的「文」字，應該算是已發現最早的毛筆書寫痕迹。商代甲骨中也發現了很多毛筆蘸著硃砂寫字的痕迹。中國人寫毛筆字的歷史比多數人想像的要早得多。據不完全統計，迄今發現的出土簡冊，有三十多批、10萬字以上。《楚簡文字研究》除無字簡外都是由毛筆書寫。部分戰國毛筆：圖片來源：吉林大學博士論文《戰國簡帛字跡研究》李松儒古典書寫材料分為三大類，再同紙作一對比。第一類為重質硬性材料，如金石、甲骨及簡牘，容字有限，比紙笨重而不便攜帶，又不能舒捲，所佔體積大。用青銅或鐵器鑄字，要耗去大量金屬，工費較多。第二類為輕質脆性材料，如莎草片、貝葉、樹皮等，雖在堅固性上不及第一類，但重量小、容字多，便於攜帶。不過比紙性脆，不耐折，亦不能舒捲及隨意運筆寫字。而將許多片紮成束亦占較大體積，且比紙重。第三類為輕質柔性材料，如縑帛，羊皮亦可歸入此類，它們表面平滑受墨，容字多，更可作畫。尤其縑帛，可舒捲與剪接，便於攜帶。這類材料壽命亦長，是理想材料，但同紙比最大缺點是昂貴，不易多得，故中國史稱「貧不及素」，即窮人很難在帛上寫字。西方一般人也用不起羊皮。竹簡不便於攜帶，當紙及造紙術發明改進創造出來了，書寫在紙上做備忘錄便於攜帶。植物纖維原料經人工機械—化學作用製成純度較大的分散纖維，與水配成漿液，經漏水模具濾水，使纖維在模具上交織成濕膜，再經乾燥脫水形成有一定強度的纖維交結成的平滑薄片，作書寫、印刷和包裝等用的材料就叫紙。但古人們由於沒有弄清或規定紙的確切定義，將一些不是紙的材料也當成紙，造成造紙起源上的誤會。例如《後漢書》作者范曄說：「其用縑帛者謂之紙」，今天看來就錯了。縑帛本是絲織物，是將動物纖維蠶絲借紡織工序製成，不符合紙的定義，因而縑帛不是紙。腰上掛個包的漢代官吏（山東臨南漢墓出土畫像石臨摹圖）《宋書》：「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漢朝時，佩囊被稱為「縢囊」。縢囊是一種小包。據《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當年董卓作亂遷都時，東漢國家圖書館裡所收藏的那些絲帛書籍，大的被連綴成帷帳車蓋，小的就被做成了佩囊。為藏書被損毀實乃可惜，此即所謂「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製為縢囊」。漢代出現了一種叫「綬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賞賜臣僚，有綬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徵。綬囊也叫「旁囊」，主要用於盛放印信一類的東西。《宋書·禮志五》稱：「鞶，古制也。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乎。」因為「包」已與身份聯繫了起來，所以在圖案、色彩上都有規定和講究。綬囊最常用的圖案是獸頭，故稱「獸頭鞶囊」。獸頭中又以虎頭使用為多，因此又有「虎頭鞶囊」之稱。東漢史學家班固在《與竇憲箋》中稱：「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綉鞶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東觀漢記》也有類似說法：「鄧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頭鞶囊一。」除獸頭之外，有些朝代的包還用獸爪圖案。據《隋書·禮儀志》，北朝的包即為這種獸爪包：「鞶囊，二品以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彩縷，七、八、九品彩縷，獸爪鞶囊。官無印綬者，並不合佩鞶囊及爪。」表現古代題材的戲劇和影視中，人們常見官員朝見皇帝時手上執著一塊狹長的板，向皇帝啟奏。這塊板，因執在手上，俗稱手板；因它是用來指畫和記錄簡短的記事摘要，以備自己不會忘記，又因為它通常是用竹來製作的，故名之曰笏。《釋名·釋書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據《禮記·玉藻》記載，古代天子及士大夫皆執笏，但笏的質地根據地位的不同而有差異。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牙，大夫以竹，士以木。孫希旦《集解》稱：「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但自秦漢以後，笏則專用於臣下，皇帝不用。笏的形狀狹長，大約削去六分之一，頭部漸狹呈圓平形，長度為古尺二尺六寸，闊三寸。笏在古代上下貴賤是通用的。《晉書·輿服志》記載：「古代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縉紳之士」意即是指搢笏在腰帶上以備用，若有事則在笏上記錄。古代皇帝的左右，有左右史，記天子的起居行動和說話內容，執筆書寫。到了秦漢以後，通常由執掌記事的尚書郎或八座尚書書寫皇帝口敕內容於笏。五品以上官用象笏，六品以下官竹木兼用。所寫的筆綴在笏頭上，不用時置於「紫荷囊」，紫囊（盛放笏板的紫色的袋子）。唐書記載：有個名門世家其一門中有許多人都在朝廷做官。每當家庭宴會時，各人所帶的笏置滿在床中。《張九齡傳》云：「笏囊，自九齡始。」其實，晉宋以來，八座尚書即已用紫囊盛笏。《明皇雜錄》記載：「故事皆搢笏於帶，然後乘馬。宰相張九齡因身體衰弱，因設笏囊，使人持之馬前，以為常制。」又《酉陽雜俎》載：玄宗晚年的宰相陳希烈「不便搢笏騎馬，以帛囊之，令左右持之」。可見當時用笏之盛行。持笏佩囊的唐代官員（山西太原金勝村唐墓壁畫局部）《新唐書》：「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與綬囊同樣能顯示身份的包還有「笏囊」，也稱「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場用的簡易手寫板。大臣上朝時用來記錄「最高指示」和自己要上奏的話。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與綬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級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稱之為「紫荷」。紫荷也是唐朝官場上的高級包。笏在行用時漸漸地與實際政治生活脫節了。自五代、宋以後，由於紙筆的改進和書寫的便利，笏的記事作用也漸次喪失，但它仍保留著一種陳設。這無非是表示臣下對皇帝的敬重，低頭面對著笏，不敢正視巍巍高坐的至尊皇帝而已。所以執笏成為禮制，成為臣向君致敬的一種工具。總之，笏始於古代，用於記事備忘。書寫於狹長竹木上的名物，上下通用。自皇帝制度產生後，對皇帝的記言、記事由侍從的尚書郎及八座尚書置筆笏頭上為記事所用。但漸已成文飾，笏由插在紳帶上漸次用紫紗囊或紫皮囊盛置，還有宰相大臣行走時貪圖方便，且以紫囊置笏，使侍從捧著。到了五代、宋以後，笏只是用於禮制上的一種典故，前期記事的作用消失了。到了清代，乾脆下命令廢止不用，而笏也就成為歷史的古董了。《宋書·禮志五》記載：「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唐代時，最能顯示身份的包是「魚袋」。綬囊是裝印信的，而魚袋則是盛放符契這類「身份證」的。唐朝時，官員的身份證明製成鯉魚形，故名魚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時必須佩戴魚符；中央和地方互動，也以魚符為憑信。凡有魚符者俱給魚袋，使用時系佩於腰間，內盛魚符。魚符有金、銀、銅等質地，以區別地位；魚袋也通過金、銀裝飾來分辨高低。據《新唐書·輿服志》：「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用金子裝飾並盛放金質魚符的魚袋，稱為「金魚」或「金魚袋」，這是當時最高檔次的包，唐韓愈《示兒》詩稱：「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唐朝低級官員出使國外時，常會借高級官員的紫金魚袋抬高身份，謂之「借紫」。宋朝使用的「魚袋」也有金魚袋、銀魚袋之分，但僅是一個空包，魚符被廢用了，僅在這種包上綉上魚紋，凡有資格穿紫紅、緋紅官服的高官均可用這種包。腰間都挎個包的隋代官員（陝西潼關高橋稅村隋墓壁畫局部）。《金史·輿服志》記載：「省、樞密院令」等「用紫襜絲為之」。除笏囊、魚袋外，古代官場、文人間還有一種包很流行，這就是用來盛放計算工具、文具一類的「算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有詩稱：「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卻拋書袋裡，譬如閑看華山采。」其實，「算袋」這種包很早就有，但漢代稱「書囊」，也稱「書袋」。《漢書·孝成趙皇后傳》記載：「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唐顏師古註：「綈，厚繒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幐耳。」宋朝稱算袋為「昭文袋」，也稱「照袋」、「招文袋」，民間則稱其為「刀筆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明朝時還出現了鳥皮包，方以智撰《通雅》引《眉公記》稱：「王太保從蒼頭攜照袋，貯筆硯。袋以鳥皮為之。」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稱為「書袋」。《金史·輿服志》記載，金世宗時，為區別官吏與庶民，曾頒布詔令：「省、樞密院令、譯史用紫襜絲為之；台、六部、宗正、統軍司、檢察司以黑斜皮為之；寺、監、隨朝諸局、并州縣，並黃皮為之。」元明清時代，隨著新物件的出現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來越豐富。如放錢放物的多用包「褡褳」、放煙絲的「煙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掛表的「表帕」、裝飾價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褳」為雙層袋子，中間開口，兩頭放錢，使用時從中間對摺，搭於臂膊上，故又稱「搭膊」。因為搭膊多用來裝錢，民間乾脆呼之為「錢袋子」。因為「袋」與「代」諧音，常用之贈人，以討「代代有錢」的口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