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可以引進新加坡的制度？

01-30

既然不願意走民主道路，那是否可以學習新加坡制度？或者說有哪些比較好的制度適合借鑒？

鄧小平第一次見李光耀就說了，如果中國只有上海，早車翻新加坡了……

提前說一句，不是針對題主。

一般有這種疑問的人，都是沒管理過人的，要麼就是沒管過很多人。

我曾經當過聯通信號維護，有一陣子負責調度，就管十幾個人，各種他媽不聽話，有些時候明顯是合理的事情，他們就是覺得不合理，被逼的沒辦法就各種磨洋工，腦袋都要炸了。

更何況是十幾億人，幾百萬人真的差遠了。

為啥任何哺乳動物都沒有螞蟻力氣大？

新加坡的行動黨，種種都是建立在擁有人民絕對支持這一先決條件上。但是現在中國能夠開放全國選舉制度嗎？光這一點就沒法學新加坡，而新加坡的一切都建立於這個基礎上，脫離了這個新加坡將一無是處。

樓上答案很多黑新加坡的啊，真是太可愛了。

另外從執政黨來說，新加坡最大的優勢就是執政黨願意學習別的國家的經驗，結合自身的實際狀況。不是說引進別人的制度就完事了，而是加以研究和改造，不斷地跟進，根據情況加以反饋和改進。這才是新加坡制度真正的精髓。

新加坡最值得借鑒的制度其實大多數都已經被中國和其他國家或多或少的借鑒和使用了，比如樓上有答案惡意歪曲成沒有「退休金」的公積金制度以及中國正在努力執行的居者有其屋政策，當然中國的城市社區制度和軍警特製度也可以適當的模仿新加坡，但是由於地域廣大人口流動性強等原因，我想效果不會很顯著。不過如果在新聞自由和媒體方面多多學習新加坡的經驗，現在網路上的牛鬼蛇神相信會少不少。

在公知們大吹「沒有新聞自由和民主，選票就沒有經濟發展」的情況下長期經濟繁榮而又被被西方主流媒體當成「獨裁國家」新加坡給中國不走全盤西化提供了另一個選擇，因而新加坡也被公知們視作眼中釘肉中刺。也有不少五毛和中國官員也因此認為中國可以學習新加坡，不用開放民主就能夠搞好經濟民生。

大可不必，行動黨之所以這樣那樣，是因為人民賦予了他們絕對的權利，是全世界公認最公正透明的選舉提供給行動黨合法性。所以現在越接近選舉，政府發錢的頻率就越高，行動黨也會為了不斷下跌的投票支持率而心驚肉跳，轉而討好選民。

觀念很重要，如果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就算引進先進戰艦打造遠東第一北洋水師，也會敗在東瀛小國之手。如果心繫人民，執著於強國富民和民族尊嚴，就算是小米加步槍也能抵禦最現代化的立體化戰術。

這個是學不來的，引進不來的。

謝邀！

一個沒有退休金制度的國家，你確信能/應該學他們？

新加坡的制度是有其弊端的，只是還沒到爆發的時候，這幾年已經有跡象了。

對於一個國家的治理，制度上不必照抄，關鍵是理念要更新。民主原則不是一種簡單的制度，而是一種理念。所以如果不肯接受民主的理念，你就算抄美國制度也是白給，比如說礙國者常說的菲律賓，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什麼是民主的理念呢？我的理解就是：只有充分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民主制度。

2014年9月11日李顯龍在廣州回應「中國能不能學新加坡？」時表示，要中國向新加坡看齊，這讓新加坡有點擔當不起。與中國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小，戰略環境和歷史也跟中國不同。雖然如此，新加坡的經驗對中方官員來說，或者還有值得借鑒的地方。在過去的20年里，有將近5萬名中國官員前來新加坡考察學習。他們對我們的務實作風、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以及跟國人的交流方式都很感興趣。中國官員對新加坡的關注點也慢慢轉移，過去較注重經濟發展課題，近年來則比較關注社會治理課題，包括住房、教育、法制等等。（轉自觀察者網李顯龍：中國要看齊新加坡新加坡擔當不起）

再推薦一篇觀察者網的魏峰：中國官員在新加坡學不到未來（我就給觀察者網做廣告了，想咋地）

新加坡是中國以外唯一華裔占多數的國家，再加上陳嘉庚先生等老一代南洋華僑遺澤，大多數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對它有過特殊關注。自獨立以來，新加坡經濟高速發展，成為了繼日本之後第二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亞洲國家，去年人均GDP達5萬美元，高居世界前十，確實成績斐然。再加上新加坡自獨立以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政局相當穩定，被稱為威權與市場的完美結合範例。於是，無論海內海外，許多輿論都聲稱，新加坡與中國的體制接近且更為完美，最適合中國參照模仿。眾多中國官員紛紛赴新加坡留學，學習執政經驗。據不完全統計，已有3萬名中高層官員去過新加坡。但是，他們能學到什麼呢？

不必羨慕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新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經濟成就。這一點當然不可否認。但是，新加坡是個地地道道的小國，面積僅700平方公里，人口不過300萬，還不到中國一個較小的地級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早在獨立前就是整個東南亞經濟的中心樞紐，擁有當時亞洲最好的基礎設礎，甚至超過歐洲的平均水準。李光耀之流一再暗示新加坡過去是一個既落後又孤立的破敗城市，純粹是為了樹立家族獨裁的神話。獨立後新加坡擺脫了英國對於殖民地的榨取和壓制，人民習性勤勞，又沒有偏遠地區需要扶助，不出現經濟騰飛恐怕才是奇聞。

這些條件對於絕大多數國家來說，根本就無法學習和模仿，而且如果以單純的城市來比較，深圳在三十年前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現在已是現代化的特大城市，發展速度比新加坡更快數倍。無論比哪方面，深圳經驗都遠比新加坡經驗更加輝煌，中國官員又何必舍近而求遠呢？

如果說這種理論爭論還比較空泛，眼前還有更實實在在的案例。

1994年，正因為仰慕所謂新加坡經驗，中國決定與新加坡共同合作開發蘇州工業園區，並將園區的大多數股權，和負實際運營管理權全部交給了新加坡方面。但新加坡人很快就讓中國失望了，園區年年虧損不說，建設和招商成果也始終諸多不利。虧到1999年，兩國政府經過長期談判簽訂了新的備忘錄，從2001年起將多數股權和運營管理權轉交給中方，結果從2001年當年開始，園區即扭虧為盈，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成為了全國著名的工業開發區之一。現在這個開發區的人均GDP是4萬美元。

如果實踐確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麼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就不否質疑的證明了，所謂的新加坡經驗，即使在其最擅長的經濟領域，在中國也不見得能比得上「土經驗」。

新加坡的社會政策學不了，也不能學

新加坡公認最好的施政是其以組屋——即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為核心的住房政策，這也是人民行動黨能夠長期執政，在經濟和社會因素上的最關鍵原因。

但這套政策別人也很難直接套用。

1966年新加坡制定了強制徵用土地的法律，開始時新加坡只有44%的土地為國家所有，到1985年，僅建屋發展局就已經擁有新加坡近75%的土地資源，而新加坡政府直到1995年才開始按市場價格向原主人提供補償（這裡的「市場價格」仍是只指徵用前的原值，土地使用狀況變化導致的升值不予考慮）。低廉的土地成本是新加坡能有財力大規模建設組屋的關鍵，而只要看看我們國內主流媒體對於「釘子戶」們的無條件支持，就能想見，中國政府也如此效法的話，會有多快就被唾沫星淹沒。

如果說住房政策還只是很難學，新加坡的社保政策就是根本不能學，也不應學。

李光耀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和人民行動黨一直掛在嘴上的原則就是，絕不允許新加坡變成一個高福利國家，絕不能讓人民偷懶。如果僅僅是反對歐洲式的高福利，這話當然不能說就是錯的。但實際上，新加坡的社保原則是政府不為基本的養老、醫療、失業及救貧保障花一分錢。以世界人均第十的經濟高度發達國家水準，新加坡卻存在大量70甚至更高齡以上的老人要工作糊口，而且往往是從事體力勞動才能養活自己。2012年一位80歲的老人在做清潔工作的菜場里猝死，震驚全國，但新加坡政府卻依舊毫無反應——累死老人本來就是新加坡財政得以維持的前提。

新加坡唯一覆蓋大多數國民的社保制度就是中央公積金，相當於他國住房、養老、醫療、失業等所有社保項目的總和，但與其它國家都不同的是，新加坡公積金要由個人繳納大頭，一般占工資的20%，而僱主繳納的比例大多只在13%-15%間。以上海作為對比，同樣的住房、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個人繳納比例為18%，而僱主為44%。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對公民是沒有救濟幫扶責任的。

這些難道也是大多數中國人希望的未來方向嗎。

至於在勞資關係和財富分配上，新加坡更是從來赤裸裸的完全傾向於僱主和富人，它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歐美大多數國家，但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要差很大一截。如果不是住房問題解決的比較好，如果不是新加坡實在太小，抬抬腳就能到物價較低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消費娛樂，甚至看病、養老，對於大多數身處中下層的新加坡人來說，這個「第一世界」實在沒有什麼意義。

新加坡的「廉潔牌」很虛假

對於「新加坡模式」來說，新加坡的廉潔度一直是最大的王牌。李光耀、李顯龍和人民行動黨也一直以此誇讚自己的操守和能力舉世罕見。應該承認，新加坡的吏治，尤其是對中下層公務員的管理，有著相當出色的一面。嚴格的職權劃分，清晰的辦事流程、詳細的法律規章，加上超級優厚的薪水及福利（注1），讓這些老百姓最經常接觸的政府人員，既難以貪腐索賄，也沒有多少必要貪腐索賄。這方面的經驗確實值得學習和借鑒。

但是，對於在政治和經濟事務上真正擁有自由裁量權的新加坡高官，也就是人民行動黨高層來說，所謂的制約制衡幾乎完全就是裝裝門面。他們和他們的家族、親朋，早就完全佔據了新加坡政治、經濟乃至社會關鍵職位，幾乎整個國家實際都已經是他們的，個個可以完全合法的大發其財。用拙劣的手段貪污一點小錢，非不能也，只是不屑罷了。

就以吳作棟為例，他任總理時的年薪是一百多萬新元（600萬人民幣），還自稱因為只有這份收入，所以自己實際是世界上最窮的總理之一，但他太太陳子玲的一次無心之語卻把他家的實際財力水準捅破了。

2005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機構全國腎臟基金會NKF，爆發主席杜萊（Durai）濫用善款醜聞，此案堪稱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注2），只不過杜萊被抓到的是直接用善款給自己發高薪和各種奢侈享受。陳子玲是NKF當時的三位名譽贊助人之一，但她在親自聽審後卻公開表示杜萊行事除了不太透明外，並無其它不妥，還向記者發表了一句著名的話，大意是象杜萊這樣掌管機構千萬財產的人來說，年薪60萬新元（超過300萬人民幣）只是「一粒花生」（a peanut）。將相當於普通新加坡人15年的收入，丈夫半年的「唯一收入」，隨口比喻為一粒花生，可以想見對於人民行動黨高層人士的家族來說，正式的「養廉」高薪到底是個什麼地位了。

而新加坡著名的反貪局，看似威風凜凜、許可權無邊，其實沒有得到高層允許，對於與人民行動黨關係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過問。1995年新加坡房地產大熱，許多人半夜排隊買樓，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Hotel Property Limited）購樓時，不但直接優先購買，還獲得了HPL公司超過百萬元的回扣。1996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廣泛非議，但號稱只要知道公務員收到一元好處也要調查的反貪局卻絲毫沒有動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屬下組織了一個小組草草調查即告了事。後來有人發現，接受HPL公司購房回扣的高官及親屬還遠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調查小組接受的HPL所謂「回扣是感謝李家父子的廣告作用」說，對此根本無法解釋，但新加坡從反貪局到媒體，上上下下完全對此不發一詞。

事實上，由於新加坡嚴苛到極點的反誹謗法律，和更可怕的內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談中，也不敢輕易語涉高層人士有不良行為，而媒體對這種問題也幾乎不會加以任何報道。不準問，不準談，更不準查，自然個個高官和他們的親朋好友們都是兩袖清風、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又比如那位NHF的前主席杜萊，直到醜聞爆發後，新加坡精英層還堅持他行事雖有不當，但絕無違法行徑。可由於他名聲已經太臭，公憤遲遲難以平息，最後終於失去了高層保護，結果略一調查，馬上被查出了原來早就利用職權，在工程發包中接受多家公司賄賂。新加坡幾十年來所謂著名反腐大案，幾乎無不是這樣的模板——原來被吹噓為操行楷模的精英，一失去了高層的庇蔭，立即就被發現原來是隱藏極深的大腐敗分子。成為媒體吹噓不論任何顯要，在新加坡都有不得一點腐敗的新證據。

當然，對於一般的中下層公務員們涉嫌腐敗，反貪局和其它機構的調查積極性和力度確實可觀，這種貪腐等於是家奴在偷竊和破壞新加坡統治者們的私產，當然要從重從快的嚴懲不貸。

新加坡的政治沒有任何借鑒價值

對於新加坡的政治體制，一般被認為是在西式選舉民主制下實質威權化。偶有學術爭論，也無非是探討民主多一些，還是威權多一些。

在筆者看來，這若非人云亦云，就是不敢得罪新加坡的欺人之談。新加坡的政治實質，是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動黨，利用各種手段造成人民疑惑甚至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絕對統治地位。人民行動黨不僅利用自己的執政優勢，在規則制定上最大限度削弱反對派的獲勝可能。而且更使用大量為人不齒的手段來打擊反對派，甚至將其重要人物直接從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消除出去。這些准恐怖手段包括但不限於：

1、設置集選區，不斷變動選區範圍，分化反對派的支持群體；

2、只設置極短的競選時間，劃定極小的範圍和方式，讓反對派沒有時間和渠道，與選民接觸交流；

3、嚴格控制媒體，只傳遞對人民行動黨有利，於反對派不利的信息；

4、強制在本區投票，在選票上設置號碼，與選民對應，向選民施加心理壓力；

5、以房屋翻修先後次序等政府資源，威脅利誘選民；

6、利用警察、稅務等強力機構，整治反對派人士，威脅潛在反對者；

7、控制法院，濫告「誹謗」，判罰巨款，將反對派領袖和骨幹整垮，威懾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評；

8、動用內安法等殖民時代留下的嚴苛法令，直接將摧殘對手的身心。

這些，哪一項都與中國現行體制和法律格格不入，更與共和國幾代領導集體遵循人民的共同意願，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理想、努力完全背道而馳，哪裡有半分值得參考、借鑒的價值。除非中國的官員想建立一個為統治而統治的極權國家。否則完全沒必要去進口這些二手的殖民地鎮壓經驗。

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為了確保政權，其很多所作所為，即使放在文革里比較，都會讓人覺得觸目驚心，難以置信。西方把他們的體制說成與中國現在相似，甚至引誘、鼓勵向其學習，用心用意其實是非常惡毒的，一旦中國入套，承認確與新加坡類似，還認真的去學習借鑒。他們只要把新加坡的政治真相全部抖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國體制的名聲和信譽，也就會不可挽回的全盤崩潰，受到大多數人長久的厭惡和恐懼。甚至等不到外人說話，中國人民自己就會喪失對體制的一切信心。

政治、經濟、社會、人口、地理，新加坡的方方面面，都與中國有著天壤之別，所謂經驗，不是難以仿效，就是令人厭惡，這種的「模板」還是敬謝不敏的好。而自建國以來，中國凡是把某個或幾個外國當成模板，結果都是東施效顰，學蘇聯，學西方還是如此，今天去學什麼新加坡必定還是如此。無論是建國，還是改革開放，實踐都證明，只有按著中國自己的條件，開闢自己的道路，才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途。抄捷徑的思想萬萬再要不得了。

注1：新加坡的公務員分為超級和1~4級五大級別，《2011年新加坡薪資指南》報告顯示，2011年，處於頂級，即部長，副部長級別的領導月薪範圍分別為14.6萬新元至16.5萬新元，及10.6萬新元至14.6萬新元。而處於最低級別的管理執行崗位給予應屆生的月薪達2800新元。同期，15至24歲，擁有本科學歷以上的新加坡國民的平均月薪僅為2600新元。

而且新加坡公務員的收入，還包括年終獎金，業績花紅（經濟不景氣年份會停發）。另外，還有一項很重要的隱性補貼，如上文中曾提到,新加坡僱主繳納的公積金一般在13-15%之間,但政府為公務員繳納的比例卻是20%。

注2：NHF醜聞，2004年《海峽時報》在報道中提到NHF主席杜萊購買金水龍頭裝修自己的辦法室，杜萊聲稱受到誹謗而控告海峽時報的母公司新加坡報業控股集團。但2005年開庭時，報業控股聘用的新加坡著名大律師文達星以攻為守，當庭迫使杜萊承認了他的實際薪水高達60萬新元，用公款供養私車，虛報NHF數據等行為，引發新加坡社會的震怒。

題主這種神邏輯有一種神展開有一段時間很有市場：要是當年不抗日。。。

新加坡是典型的精英治國，我黨可是要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的。不明白為啥要跑去新加坡培訓公務員。大概以牧羊人自居的感覺很好吧。

倒是香港應該學新加坡。都是被英國人殖民過的嘛。

如果要借鑒別人的制度，有幾個硬指標:

一，該國有一定的地區影響力，但主要依靠內部潛力

二，該國有巨大的戰略縱深，但資源不突出

三，該國有極高的人口密度，雖然存在顯見的分化，但基本溫飽

四，該國有綿長的歷史文化

五，最重要的，該國正處在上升期，國內的財富越來越多，籬笆越開越緊，國際地位越來越高，能通過他的制度揚長避短，並志向遠大

這樣的國家不知道存不存在，但新加坡肯定不是

有個四歲小姑娘每周都拿一朵小紅花。她正在攻讀第四個博士學位的二叔是不是應該學習下她的學法。

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後，基本上走的就是新加坡模式

現實主義會讓他們明白

美國也不是民主啊，要引進引他們多好。

演算法執行效率要看問題規模的。

看看歐洲為何有文明，就明白大陸被大一統思想拖累了。為何要在一個大陸實現一個同質化的政治制度呢。新葯還要出廠實驗呢，懷念千年前諸侯分治百家爭鳴的時代。以下是轉轉轉。——

歐洲文明之母的古希臘就是一個海洋文明，當地的海岸線漫長複雜，多山，耕地有限，不得不倚仗海上的貿易來維持生存和發展，貿易促進交流，且古希臘與古埃及和新月沃地都不遙遠，古希臘人可以借鑒其他文明的成果，比如他們借用了腓尼基字母創立了自己的文字。由於幅員的限制，古希臘人特有的城邦國家形態也是東方不具備的。不同的城邦國家政治制度也不一樣，有君主制，民主制，貴族制，各具特色，互相競爭。城市生活的種種便利，比如大規模的人口聚集和頻繁的交流也是諸如古中國那種大部分人口在農村的農村文明難以望其項背的。最原始的民主制度便誕生在古代雅典，那時的民主更類似於全民民主而不是現在的代議制民主，民主的前提就是公民在政治上的平等，而這種平等可能促進了思辨的發展，造就了古希臘人的思維方式，為他們的哲學和科學奠定了基礎。就好像現在的校內，就是一個人人平等的平台，如果辯論，誰也不能對對方施加強力，結果就是必須好好提高自己的姿勢水平，不提高就要被打臉。結果雅典出了一堆努力提高自己姿勢水平，整天除了思考就是辯論的哲學家。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個猜測，不過歐洲具有悠久的思辨的傳統是一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