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世界上的法律普遍的越來越寬容了？寬鬆容忍的法律讓犯罪的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他們就不會害怕了。？

01-29

世界上的法律普遍的越來越寬容了，一條人命的代價不過是十幾年的刑期，強姦搶劫故意傷害這樣的罪懲罰就更小了，這樣輕描淡寫的處罰怎麼能威懾犯罪分子？讓犯罪分子不再害怕的法律又怎麼保護人民呢？人心崩壞的世界有沒有有力的保障，走在街上我真的感覺到莫名的恐懼…我不是專業人士，我不懂為什麼就是這樣了呢？為什麼沒有了嚴格可以讓犯罪分子害怕，不敢再犯的法律了呢？

法律不是越來越寬容了，而是越來越意識到自身的局限性了。

關於法的本質（這裡更多地是指刑法等純粹制裁性法律）是」報應「（絕對主義立場），抑或是」預防「（功利主義立場），雖然現在法學界強勢的一派是後者，但是這二者的爭論幾乎貫徹了人類對於法律認識或者說對」正義「認識的全部歷史過程，這一點到今天也沒有停息。

所以，題主和有些答主的懷疑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相對於這種懸而未決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人價值觀體現的問題，法學界對關於法律其他的一些屬性，具體來說，是關於「認識論」那一部分的屬性，卻達成了相對一致的意見。這一點是和世界主流哲學的脈絡和起伏相一致的。

這個意見非常通俗（但絕不準確，事實上，這個答案的很多概念都是盡量通俗的概念）的表達就是「法律正義並不等同於正義本身」，如果非要分解的話，法律正義可以大致理解為程序正義的全部和實體正義中或多或少、極具流動和變化的那一部分。

具體來講，對一個個案的法官：

1.我不能完全知道這條法律規定的是對是錯（在歷史上同性戀群體是被規定為犯罪的，但是現在它不是犯罪了；過去通姦是犯罪的，現在不是犯罪了；過去對這樣一種罪行的刑罰是凌遲，現在改成了無期——我不能確保眼前這個法本身以及施加制裁的方式就是對的）

2.我不能完全知道我對這條法律規定的理解是對是錯（在歷史上縣太爺可能對刑律並不了解，但是根據春秋決獄的精神，可以張嘴就來定個罪名，他對他認知法律的能力是自信的）

3.我不能完全知道案件事實是否真的發生了（證明這件事發生的材料可能是不可靠的，比如警察可能偽造了證據材料；就算是這個材料是「真實」的，我也不能確保我的認知能力能夠正確解讀這個材料，並不是所有的「眼見」都是「為實」的，可能我們只是發現了事物的一小部分，產生了錯覺）

這三個「不能完全知道」是純粹從認識的角度來瓦解，一個法律判決所具備的「天然神聖正當性」，它足以讓每個法官沒有那麼有底氣決定一個「公民的自由、財產乃至生命」。

當然現代法律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比如：

1.民主和憲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第一個法的正當性的問題。

2.律師辯護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第二個法的理解的問題（兼聽則明，在這個角度，好好品味律師為什麼要為「惡人」辯護）。

3.證據制度（比如物證優先，比如非法證據排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第三個法的適用的問題。

但是，同樣悖論的是，用人類構建制度的方式解決人類構建制度的問題，在最終意義上，是沒有辦法證成的。

現在抽象地分析這背後的道理：

也有人提到了程序正義，它確實具有對抗公權力的微妙的意味，但是它最關鍵的意義還是在於確認這樣一個事實：

人類建構實體制度、劃分實體權利和義務的能力是值得懷疑（至少具備懷疑的可能性）的，法與法治也不例外，在法的所有組成部分中，相對可靠的那一部分是「程序」（因為它是「自然正義」的，是符合邏輯的正義，而其他的各種實體正義，總是受到或多或少個人或輿論的干擾）。

就算你堅持徹底的實然法概念，即我不去討論我的這個法在實質上「到底具備多大的正當性」（法的本質是「命令—暴力」），也不干擾這個共識的形成，因為人類的這種認知能力的局限性不僅僅體現在對規範（即人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這種」高深「問題的認知中，甚至體現在對客觀事物的認知中。

在這個意義上，法治其實是一種「程序之治」。其實在人類古代對正義的討論中，也有涉及到這個話題的，比如柏拉圖理想中的「正義之國」，是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哲學王來統治，這個哲學王不存在認知上的瑕疵，而「法律」是一種次優的選擇，「法治國」是對「理想國」理念的一種模仿。

再比如宗教的一些類似法律的思想，最著名的就是「地獄論」了，這個就很接近目前最高票的那種理解，甚至更為激進，「在上帝的審判中，所有的罪惡都必須付出足夠慘重的代價」。但是問題在於，上帝是沒有錯誤的，他可以毫無疑問地確認罪惡，但是，人可以嗎？

最後的最後，我只是搬運了一下現代（主流）法治理論的一些基本判斷，必須要說明的是：

這種判斷未必是對的，法的理論實在太博大精深了。

大三的法學狗拋磚引玉。

首先，無論什麼原因，無論主體是誰，剝奪一個人的財產、自由乃至生命都是惡的。

在此前提之下，國家動用刑罰去做「惡」的唯一正當理由在於預防更多的「惡」。通過制裁犯罪來震懾潛在的、可能的罪犯。

刑法與刑罰的目的從來就不是懲罰，而是預防。簡單說，國家建立警察，法院、監獄、軍隊等暴力機關，不是用來給我們出氣的。

所以，無論輕法峻法，輕刑重刑，其目的都是要預防犯罪。達到預防犯罪目的的刑法，就是良法；達不到，就是惡法。無論刑罰輕重。

其次，重刑主義不必然的減少犯罪。朱元璋時代反腐可謂雷霆萬鈞。貪污受賄的官員只要被發現，至少流放，動輒處死，剝皮實草。但貪污腐敗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用當年明月的話說「朝獲派，夕腐敗」。

最後，如果罪、責、刑不相適應的話，不僅無法預防犯罪，反而會因為罪犯「反正都是死，破罐破摔」的心態，導致受害者遭受更嚴重的傷害。

至於人權理論什麼的，是影響因素，但不是主要原因。

我想，樓主的問題，大概要有幾個層次去思考。

第一，如何理解刑罰的目的與意義？

第二，假設刑罰有程度之分，則程度的區別是否產生本質的差別？倘有，則在第一個問題里是否有多元的設定？

第三，倘若刑罰的設置是功能性的，則其實質的效果與設立的目的間的關係如何？進一步的，倘若效果不好，能否否定設置的（或調整程度）的意義？

第四，刑罰設置的其他效果去預設目的達成的效果間的權衡如何考量？

第五，在」問題——解決「」的框架下思考法律大概是回應法律正當性的必經的思維途徑，但或許樓主不自覺的把所需法律解決的問題的範圍擴張了。易言之，真的是所有問題需要靠法律來解決的么？

我想，這種邏輯本身大概潛伏著較大的危險。而我猜測，這幾遍與我們的主觀選擇關係不大，但至少還和概念與語詞的對應的習慣有關，「坐公車不讓座拘留三日」當然可以是法律，但和「殺人者死」之間，大概還是有差別。

最後，我想所謂法律的寬容，以刑期縮短為例，大概大喵的回答已經很足夠了，大喵提到的同性戀等問題，大概還是觀念變寬容了。

我也有同樣的疑問，所謂人權，給我的感覺反而是使文明倒退，比如學校現在不允許體罰，我覺得毫無疑問會讓一些學生不如從前用功，言語的力量什麼道德的感化畢竟是小的，現在的人越來越沒人性和道德了，許多人根本不懂得感恩於珍惜，這樣的人，當今寬容的法律絕對是縱了他們。

對於你的問題，有一點我能解答，前段時間拐賣小孩很厲害，很多人（尤其是為人父母的）呼籲判拐賣小孩死刑，那麼問題來了，在沒有極刑的現在，最大的刑罰就死刑了，殺人也是死拐賣也是死，那問題就很明顯了，跟陳勝起義一個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