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抗戰期間和國共內戰期間共產黨的財政來源於哪？
01-29
戰爭需要強大的經濟財力物力，國名黨我們先不說，共產黨本身就勢單力薄，但卻贏了戰爭，人心也可以不說，來說經濟。
我覺得自己寫不如轉載這個，美國記者寫於1950年，曾經深入解放區觀察採訪。
以下轉載自《中國震撼世界》
第五章．邊區的社會
十八．國民黨逼死人的捐稅
一九四一年夏秋兩季，我走過河南、河北兩省，從黃河走到長江，目睹了本書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場大饑荒的開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見原野空曠，土地荒蕪，十室九空，殘破不堪，十分凄涼。當時許多地方的旱情並不很嚴重，所以我很奇怪，為什麼土地會如此荒廢。農民告訴我，他們背井離鄉去逃荒，是因為國民黨稅吏、蔣軍糧秣官橫徵暴斂，田賦超過了實際的產量。既然全部勞動果實都要被搶走，交不出捐稅還要挨打坐牢，誰還種地呢？
農民在官府衙門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卻在一個又一個國民黨將領的演戲筵席上受著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可是，當我得知正是這些將領和國民黨官吏把饑民的土地收去抵稅，等侯雨季放佃時，我就不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憤慨了。 我在路途上的時候，每天都有農民來到我的馬車跟前，向我哭訴自己的悲摻遭遇，每天晚上都有縣官偷偷來到我的住所，求我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在老百姓還未全部餓死之前，幫幫忙—「看在上帝的面上幫幫忙吧！」我答應儘力而為。 我回到重慶後履行諾言，在珍珠港事變前不久，寫了一篇報道，敘述我所目睹的慘狀，希望引起外界注意，迫使蔣介石或是出於差愧或是出於策略考慮而為他那些不幸的臣民做點好事。但蔣介石的國際宣傳局局長聲稱，這與他從內地傳教土(他們當然沒有挨餓)那裡得到的消息不符，便把我的稿子扣下。這位我十分氣惱，但也是在意料之中。然而，在這次據說是我所捏造出來的饑荒中，有好幾百萬農民死去了。 這麼多人是怎麼死的？有人說是由於旱災和歉收。可是蔣介石的官員、地主、稅交卻沒有一個餓死的。華北解放區的氣候同樣惡劣，同樣缺雨，卻沒有死這麼多人。此中的差別在哪裡?為什麼這邊的人挨餓，而那邊的人卻有飯吃? 河南蔣管區的人民並不是因為老天爺不下雨而死的，而是因為騎在他們頭上的統治者太貪婪了。應當說，他們是被捐稅逼死的。 我常常感到納悶，這些農民為什麼不反抗？為什麼不衝進城去，打開糧倉，把軍人用槍、稅吏用秤從他們那裡搶走的糧食拿回來呢1他們並非麻木不仁，他們並不想死；既然橫豎是死，為什麼不起來鬥爭，反抗那些封建統治者呢?事實上他們還是反抗了。一九四二年，日軍打到豫北的時候，成千上萬的農民配合民族敵人攻擊湯恩伯的部隊。這是很可以理解的。為什麼不這麼干呢?難道日軍會比蔣軍更壞嗎? 有位北平教授也許心中想到這個事件，所以在一九四七年警告蔣介石說，路易十六是因為實施腐敗和暴虐的稅制而被趕下台的。「除非你改革稅制，」這位教授預言說，「否則法國大革命就會在中國重演。「 教授的話里只有一點錯誤：革命不是將要在中國發生，而是已經發生了。發生革命的部分原因是苛捐雜稅把農民壓得喘不過氣來，這時只要有推出來幫他們甩掉背上的重負，讓他們重新站立起來，那麼他們就會跟著誰走。苛捐雜稅在中國並非新事，自從清朝被推翻，軍閥開始用槍從農民那裡征糧養兵以來，就一宜存在。不過這些殘暴的軍閥，在蔣介石政權面前，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蔣介石政權從中國農民那裡榨取的財富，恐怕比中國悠久而曲折的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多。
近年來，蔣介石的職業辯護士把沉重的捐稅歸因於抗日戰爭。可是他們無法說明，何以國民黨幾乎是從其當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徵收重稅。 即使在蔣介石政權的所謂黃金時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據官方材料，中國農民必須交納的五花八門的捐稅，也有一百八十八種之多。一九三二年，據說是蔣介石實現大治之年，就在這一年，中國多數地區的田賦也比美國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賦更苛刻的，是各種名目的雜稅，其數值往往十倍於正稅。在前清末年，雜稅從未超過正稅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蔣介石的鼎盛時代，雜稅竟高達正稅的十倍！ 對農民這種駭人聽聞的剝削，在抗日戰爭時期自然又達到了空前的新高度。為了進行這場戰爭，蔣介石在其紙幣變得毫無價值的情況下被迫放棄貨幣稅，改收實物稅，要農民交糧。 四川省是蔣介石在抗日時期的大後方，那裡對農民徵收實物稅有時達到稻米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在湖南洞庭湖一帶是百分之五十三；在雲南是百分之四十九。地主頭上的稅雖然增加了，可是他們總是以增加租子的辦法把負擔轉嫁給佃戶。如果佃戶過去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的稻穀或麥子，現在就要交百分之七十、八十或九十。有時超過百分之一百，我在成都平原就看到達種情況。這樣佃戶還得去買米來繳祖。也就是說，佃戶在稻田裡於了一年，到頭來自己卻得不到一粒米。 抗日戰爭的結束並沒有使備受壓迫的莊稼漢鬆一口氣。雖然國民黨政府正式宣布在內地和光復地區免稅一年，但是實際上農民還要拿出更多的錢糧交特別捐。 這一類捐稅多少還是固定的，雖然名目繁多，卻還不及農民實際捐稅負擔的一半。這是因為兵捐這種古老的賦稅形式在西方早已廢除了，在中國卻從來沒有消失。由於連年內戰和抗日戰爭，兵捐實際上比過去幾個世紀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來，中國兵捐的負擔確實嚇人。由於軍費無著，軍官層層盤剝，拖欠糧餉，以及搜刮之風盛行，不少中國軍隊就依靠兵捐來獲取糧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額銀行存款。糧食、牲畜、車輛、房屋、金錢以至人丁，都是軍官們征派的對象。不過若是沒有蔣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紳的合作，對農民的這種剝削是不能實現的。其實，兵捐就是官吏們用來掠奪人民以自肥的一種手段。他們的主要手法是在徵集兵捐時層層加碼。軍官們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紳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輛車就加到十五輛；派六十個民夫就加到九十個，派一千抉錢就加到一千五百塊，等等。因此，戰爭永遠是地方官發財的捷徑。 一九四七年，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河南安陽縣，我發現蔣軍軍官在地方豪紳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賦的一千倍以上。光說數字不免抽象，據我所知，兵捐之重，不僅使農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糧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們賣兒賣女，把妻子給稅吏為佣為妾。國民黨逼死人的捐稅已成為歷史的往事，那麼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政績如何呢?
十九．解放區的稅制
共產黨處於敵對軍隊的四面包圍之中，與外界的貿易被隔斷，幾乎沒有工業和商業的收益。與蔣介石相比，他們更是迫切需要籌款以進行戰爭。他們的經濟必須生產出足夠的產品，以供應軍隊糧秣裝備，並維持各級政府的開支。他們若不赤裸裸地搜刮民財，不進行比蔣介石還厲害的橫徵暴斂，能維持下去嗎?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特地拜訪了邊區政府副主席兼財政廳長戎伍勝。他是我在解放區所見到的最可親近的人之一。抗日戰爭爆發時，他是軍閥閻錫山屬下的一個縣長。當時，縣政府的經費主要來源於閻錫山的鴉片專賣收入。 抗日戰爭開始大約一年以後，閻錫山的許多大煙兵敗逃，淪為土匪。另有一小部分部隊躲到晉南去了。在那裡，閻錫山新組織了一支「敢死隊」，戎伍勝在裡面當政治指導員，向部隊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因為閻錫山沒有多少要抗日的意思，這支新軍就嘩變而投奔了太行山的劉伯承將軍。經過內心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戎伍勝也棄家跟著部隊跑了。他父親對此表示鼓勵，而貪圖享受的妻子則拒絕跟他上山，把他大罵了一頓。在游擊區，戎伍勝遇見了一位也走上同樣的「革命道路」的姑娘，他便與原配妻子離了婚，而娶了這位姑娘。這時，華北的五百名代表選他當邊區政府副主席。 這種經歷並沒有使戎伍勝變得嚴峻、不可親近。相反，他具有一種逗人的幽默感。他絲毫沒有新來的北平學生那種令人討厭的偏激，這些學生只要聽到對解放區的情況有半點批評，就怒髮衝冠。也許是因為他的胸懷寬廣，他能夠以完全超脫的態度談論共產黨幹部與政府幹部之間的爭執，並且津津有味地講述「土包子」幹部在新解放的城市初次見到機器和抽水馬桶一類西方文明時所鬧的笑話。 不過，令人驚嘆的還是他的豐富的經歷和廣博的知識。我用了很多時間同他談論各式各樣的題目，如銀行業務、農業生產、手工業、婚姻、鴉片，以及從騾車夫的生活到妻室同革命的關係等許許多多的話題。戎伍勝的言談之所以引人入勝，是因為他六年來所從事的工作使他同各行各業的人有直接的聯繫。 這樣的人未必只是他一個。解放區的幹部似乎都能擔任不止一樣的工作。我認識八路軍的一個幹部，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任前線一個團的政委；一星期以後，當蔣介石扒開黃河大堤使山東被淹的時侯，我看見他在洪泛區指揮救災工作；再過兩個星期，他出現在農村領導土地改革；而一個月後，他成了一個新解放城市的市長。儘管這種多面手並不少，我還是感到驚異，因為這種人才在美國不可多得，他們主要產生於文藝復興時代，而不是產生於實行按專業分工的資本主義時代。看來八路軍幹部幾乎什麼都能幹。但在這個落後的地區，若不依靠多印鈔票、多收捐稅，又如何能籌款支援戰爭呢?這是個大問題。
我知道，戎伍勝的財政廳里一共只有十六個人，但是卻進行著編製預算、徵收賦稅、發放農業貸款、發行貨幣、指導銀行業務等項工作，控制著三千萬人口的財政事務。戎伍勝剛當上財政廳長的時候，他的財政知識僅限於過去在省城學校里所學的、現在幾乎忘光了的那一點經濟學課程。他從未管過一家大銀行或一束大商號，可是現在他居然在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戰爭籌措部分的經費了。我問他：「你是怎樣做這個工作的？「 他笑了：「我也想弄明白這個問題呢。我沒有什麼法術。我的預算在歷史上頭一次出現了不平衡。這隻能怪我們自己愚蠢。我們原來以為馬歇爾會給我們帶來和平，於是就削減了預算。現在，我還得追加三百萬美元經費，來對付軍事開支。。 「如果我們不打這場戰爭，」他繼續說，「我們不僅能平衡預算(我們無論如何要做到這一點)，而且還能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其實，我們的預算是很小的，你聽了也許會驚奇。我們全區一九四七年的開支只有一千一百萬美元，其中，百分之七十來自田賦，百分之十來自工商業稅，百分之五來自商品出售和關稅，其餘的來自煙酒稅、公營事業收入和印花稅。 「我們把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用于軍費，百分之二十用於政府人員薪俸和行政開支，百分之十用於教育，百分之八用於工業建設，百分之五用於公共保健，百分之四用於司法公安工作。剩餘的留作儲備。「 「可是靠一千一百萬美元怎麼打仗呢2」我問道，「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們一定是靠沒收地主的財產條支持這場戰爭吧。「戎伍勝笑了：「不，那是當年紅軍在蘇區用的辦法。我們能夠靠這麼小的預算來進行戰爭，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第一，大多數在這裡工作的幹部是自願來的。我就是個例子我跑到這裡是因為我不能忍受蔣管區的情況。我拋棄了家、親屬和待遇優厚的職位。我捨棄這一切是為了革命。我們大家都能幾乎不要任何報酬而工作，有一點吃的就行了。第二，你大概也看到了，我們的政府很精幹，我們沒有臃腫的官僚機構，負擔小，開支和捐稅自然就小一些。第三，我們全體人員，從政府幹部到普通土兵，除了本職工作以外，還必須參加一定的生產勞動。第四，我們不象國民黨那樣，不因貪污受賄、營私舞弊而損失巨額金錢。貪污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切付款和收款都必須通過一個監督委員會辦理因此幾乎不可能在數字上搞鬼。各地農村的財務機構必須在告示牌上公布帳目，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查帳。還有，我們是在為一種理想而鬥爭，這一條也很重要吧。要是我們從國民黨統治的貪污腐化的社會跑出來，到這裡又搞那一套，那有什麼意思呢7「我一面聽戎伍勝侃侃而談，一面心想，他的部屬這麼少，徵稅時一定碰到不少困難吧。難道老百姓不以謊報收入來欺騙政府嗎？ 「當然啦，」戎伍勝說，「一開始我們發現許多農民少報田畝，工商業主則少報利潤，比如他有五千元的利潤，卻只報兩千元。因為稅務稽查人員太少，我們就用簡單的民主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各村每年要開一兩次『民主評議會』，自耕農、佃農、地主都必須在會上自報自己的收入。開會時，村裡的評議員就站在群眾當中，分別向每一個農民詢問其產量。對方回答後，他就向其鄰居間道；『報的對不對？』由於村裡的人都互相知道底細， 所以如果報的不對，當場就能加以糾正。「 戎伍勝承認，要查商人漏稅比較困難。但還是把商販、店主召集到一起開會，讓他們自報贏利。據戎伍勝說，這個辦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政府無需龐大的稅務機構，也不會損失太多的稅款。商業稅對於共產黨、對於共產黨的作戰都不佔重要地位。在中國要想維持一個政權，進行作戰，必須向農民征糧。沒有田賦，中國的任何一個政府都不能生存。這是基本的道理，概無例外。任何政府充其量只能縮減開支，減輕農民負擔，使他們不致餓死或造反。
在蔣管區，佃戶一般要把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收成交給地主。除了田賦以外，他們還被迫交納多如牛毛的各種雜捐。而解放區的農民一般只向政府繳納其收成的百分之八至十五；除此而外沒有任何雜捐。農民不必向地主繳租，也沒有什麼別的稅。這並不是哪一個邊區官員告訴我的，而完全是我自己親自觀察到的。由於土地改革一般都很溫和，因此沒有發生農民對政府的大規模抗糧事件。令人有些難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婦女和兒童經過簸篩把最飽滿的糧食交給政府。有些人家把鄰居請來鑒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糧食，如果鄰居說糧食的成色還不夠好，他們就再簸篩一遍。如果你覺得這是難以相信的，那麼你應當知道，農民懂得這些糧食不會落入城裡商人或貪官的手裡，而是送給自己的子弟和親人在那裡作戰的軍隊的。 應當說明的是，雖然這裡的田賦很輕，很公平，沒有其他的苛捐雜稅，但是對農民還是有各種攤派，主要是勞役。 我看到農民被征去修路，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拖拉機耕出來的地里集體播種，出大車騾馬運輸公糧，開墾荒地以及為各種公共工程出力。我覺得他們為共產黨出的工可能比在蔣管區為國民黨官員出的工多一些。 但是，這種攤派同國民黨地區搞的截然不同。第一，出勞役總是為了公益，而不是為了任何人的私利。第三，沒有入因為服勞役而變窮。不管派什麼勞役，全村人都平均分攤，地主佃農概不例外。不因為有政治地位而免除勞役，政府工作人員也和農民一樣要出義務工。第三，這種攤派受到嚴格的限制。第四，除田賦外，沒有糧票不能征糧。農民可以用糧票從政府那裡買回糧食。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農民認為這種攤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至於農民是不是被宣傳愚弄了，那就請道德家們去研究吧。二十．月光下的銀行
我在解放區看到的一種最奇特的事業就是銀行。那裡的銀行是在極原始的條件下營業的，其經營方法之簡單，會使西方銀行家為之嗔目。但是，這種銀行看來很適合人民的需要，推翻了某些批評家所謂共產黨的經濟因缺乏健全的貨幣體制而崩潰的斷言。
銀行在華北解放區發展的過程頗有點象游擊隊的發展過程。起初一無所有，逐漸有了放款的合作社，然後游擊隊和游擊政府辦起地方銀行，最後成立了邊區銀行。當國民黨軍隊初從華北撤退時，蔣介石的法幣還自由流通，日本人就搜羅法幣去換外匯。當時，有三家銀行在游擊政府的贊助下營業，開始發行自己的票子以吸收法幣，以免法幣落到日本人手中。
這種貨幣最初是通過合作社和工廠發行的，可是多數人民都不信任它。有一種特別的情況還增加了這種不信任。發行鈔票的三家銀行中，有一家叫「上黨銀行」，上黨是華北的一個地區。可是，在中國話里「上黨」與「上當」諧音，所以人們聽說上黨票，就說：「我可不想上當。」而拒絕使用這種票子。不過當他們看到這種票子在合作社能買到東西，就慢慢信任了。 國民黨反對這種新幣，禁止部隊使用新幣。長官叫士兵用上黨票擦屁股。有一個模範士兵，嚴格執行了這個命令，當真用一張五塊錢的上黨票擦了屁股。後來，他到一個小鎮的鋪子里買香煙，掏出一張十塊錢的法幣給老闆，使他大為驚訝的是，老闆沒有法幣小票而對他說：「我只能找你上黨票。」這位儉省的土兵什麼都不想丟，就回去撿起自己那張撩過屁股的五塊錢上黨票，細心地洗乾淨，拿到那個鋪子去花了。這個故事很快就傳為美談，人們說：「上黨票擦了屁股還能買東西，那一定真頂用。「 這樣，游擊隊貨幣的信用就提高了。 一九四一年，邊區政府成立後，三家銀行合併為「冀南銀行「。幾年之中，該行在邊區的各專區、各縣都設立了分支機構。只有這家銀行有權發行鈔票，因此具有國家銀行的地位。 我所看到的冀南票，紙質很劣，往往磨損得票面數額都無法辨認。由於這個原因，也由於人民多不識字，便發生把半張一元幣與半張兩元幣鑽在一起的現象。銀行碰到這樣的票子，就按一無五角收兌。這種政策進一步提高了冀南行的信譽。 冀南幣的命運如何當然要看內戰的結果。戎副主席對我說：「我們應當把這種鈔票看成是一種革命債券，革命成功了，這種債券就值錢了。「即使如此，冀南幣在與國民黨法幣的鬥爭中運氣還是不壞的。起初，冀南銀行用一比一的比價兌換法幣。但是隨著內戰的加劇，國民黨法幣就禁止公開流通了，不過還准許地主保存法幣。後來，保存法幣也禁止了，法幣必須全部在邊境兌換。 自然，兩個地區之間的貨幣走私活動是很多的。國民黨區域的走私商把法幣塞到空心扁擔裡帶進邊區，也有藏在騾鞍的木框里、煤油桶里，甚至棺材中死屍下的墊子裡帶進來的。對於參與這種生意牟利的商人，邊區只是課以罰款，但對於懷有政治目的的走私，則嚴加懲處，甚至處決「主犯」。 儘管有走私活動，冀南幣在與國民黨法幣的鬥爭中還是很快佔了上風。我在一九四七年初進入邊區時，換一元邊區幣要用五元國民黨法幣。共產黨打了幾次勝仗之後，兌換鋁上升到八比一。可是在游擊區，我發現國民黨後方的農民和民兵把兌換率提高到十比一。他們對蔣軍喪失了信心，想要在解放區買東西。由於這種信心的喪失，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兌換率高達一千五百比一，不久就一躍而達到一萬比一。 也許這些數字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解放區與蔣管區生活狀況方面的差異。當然，解放區也有通貨膨脹。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那裡的物價上漲了百分之六十八。可是，與蔣管區比起來，解放區的經濟卻是出奇地穩定。耍知道，在同一期間，蔣管區的物價上漲了一倍。冀南銀行為了支持自己的鈔票，有與所發行的貨幣價值大略相當的棉花、黃金、白銀、土地作為儲備。這比起當初開辦三家地方銀行的時候是—個巨大的進步。那三家銀行部是白手起家，開始時沒有資本。他們在游擊區四處流動的時候，就用息票交換朋友們借予的金銀。後來，他們從政府經費結餘中獲得了一些資金。最後，幾個閻錫山部下的起義軍官帶來了一筆錢，這筆錢是那個軍閥靠專賣鴉片聚斂的。
戎伍勝謙遜地告訴我：「我本人就從我那個縣專賣鴉片得來的錢里拿了五十萬元來。「 保衛銀行儲備金在解放區是相當冒險的事。所有的儲備金都埋在地下或藏在山洞裡。游擊區的分行得到金銀就立即送到後方去。銀行營業處的金銀只要超過一千兩，就必須埋藏起來，這已形成一種定規。收到一定數量的糧食、棉花後，也要妥善收藏起來。 戎副主席曾經反覆查閱地圖，實思苦想，選擇外人最難以到達的荒郊野地來埋藏銀行的財寶。他認為人煙稀少的地方最合適，可是這樣的地方在人口稠密的中國是不容易找到的。他也把人民的愛國心和幹部的可靠性考慮了進去。 「我本人主張把金錢埋到偏僻的山頂上，」他告訴我，「而別人主張埋在洞里，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太刻板，到時候要是洞里安全，我也不會堅持非埋在山頂不可。「埋藏金銀的行動是秘密的，而且只在夜間進行。經過驢騾的長途馱運，才到達埋藏地點。不用說，只有最可靠的騾夫才讓擔負這種運輸任務，不過他們也不知道馱運的是什麼貨。只有銀行經理、出納和一個黨員知道騾子馱的是什麼。 有些經理喜歡在月夜行動，這樣就不必因帶燈而惹人注意，另一些經理則願意在漆黑的夜晚行動，那時就是襯著天光也看不出人影來。 到了預定的夜晚，經理、出納和那位黨員把資金押運到選好的地點附近，他們把騾夫支開，看看周圍沒有人，附近的村莊也已沉睡，就到埋藏的地點開始掘洞。財寶埋好後，三個人都仔細地把周圍的地形默記心裡，然後離去。 只有這三個人才知道銀行的財寶在何處埋藏。如果他們被殺死了，怎麼辦呢? 戎伍勝說：「一個人死了，不要緊；兩個人死了，關係也不大；若是三個人都死了，財寶可就等於丟掉了。「在銀行成立七、八年的歷史中，埋藏的財寶只丟過一回。當時情況緊急，只有兩個人負責埋藏一千五百磅銀子。其中一人死了，另一人記不清銀子埋在什麼地方。因為不讓留存地圖，也不讓作任何書面記錄，如「離樹十步，挖地三尺」之類，所以，如果埋藏的人記不起來就糟了。搜尋人員在大致的範圍挖了一遍，一無所獲。這時，日本人打過來了。他們看到挖掘的痕迹，也到處亂挖，但也是什麼也找不到。這批銀子的下落如何，到現在仍是銀行未能解開的一個謎。 共產黨查賬可嚴啦，銀行檢查員每年要查看一次埋藏的財寶。因為查看一次就要挖開一次，所以每次查看之後還要立即找一個新的埋藏地點*游擊區的銀行工作更特殊。日軍以及後來的國民黨軍隊專找銀行，所以任何金銀都不能放在敵後，而必須送到後方基地去。可是在游擊區和後方基地沒有保險箱。戎伍勝說：「不管別人的事，光管我們自己的業務就夠嗆了。「游擊區沒有銀行大樓，也不掛銀行招牌。銀行一般設在普通的土星子里，憑代號找，如一號、十三號之類。銀行工作人員就在裡面的一間黑屋子裡，點著一盞小油燈辦公。他的用具有：一個算盤，一支毛筆，幾張紙，一點錢以及主顧的賬簿。人們都把賬簿保存在他這裡，即使他轉移了，人們也可以通過秘密交通找到他。
說實話，游擊區的銀行人員有點象雜貨鋪的夥計。敵人一來，他就把算盤、毛筆、錢和帳簿打進背包，腰裡別上兩枚手榴彈，背著他的「銀行」迅速轉移。 也許，共產黨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結束了紅色銀行這種浪漫而冒險的生涯。筆者寫到這裡時，消息傳來說，華北各銀行己併入一個中央銀行，發行了統一的貨幣。新幣的儲備不是金銀等貴金屬，而是糧食、布匹之類的商品。這個銀行及其職員很可能將接管中國在全國和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業務。 於是，在日本入侵的黑暗年代鄉村合作社所印發的可憐的小紙幣，如今幾乎上升到國幣的地位。革命債券值錢了。二十一．雞毛信，騾車，電話線
從一個美國人的眼光來看，解放區經濟極端落後。而最能說明這一點的，莫過於交通通訊的狀況。
交通通訊是如此落後：政府的騾車走二十英里的路程要從日出走到日落，隔同樣遠的距離打電話常常要用一個星期：電報恐怕還打不了；往幾百英里外的地方寄一封信要四十天才能收到。 不過，在我訪問期間，解放區的內陸交通通訊情況，比過去九年已有長足的進步。郵局已於不久前建立了起來，從邊區一頭到另一頭架設了一條軍用電話線，公營的運輸公司配備了卡車，在崎嶇的山路上和平原的土路上行駛。 邊區當然沒有飛機。解放軍沒有空軍，政府沒有航空公司。沒有民用航空事業。邊區也不通火車。因此，運輸和旅行就靠汽車、板車、馱牲和兩條腿。根據粗略的估計，運輸和旅行中，只有千分之一是靠汽車。邊區中很少有人旅行，一則因為中國人不愛好旅行，二則因為旅行起來太慢，太困難，又沒有趣味，也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也是因為在戰爭期間，最好的交通工具都供軍隊和政府使用了。還應指出，沒有人為了娛樂而旅行，人們只是在需要時才旅行。這樣，在公路上運輸的，大部是軍需品和一些商品。
運輸商品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因為邊區的貿易不很發達，沒有大量的貨物要運輸。往往是一個人騎自行車馱一些糖從一個鎮到另一個鎮去賣綽，再買鹽回去就可以賺錢。牛車在城鎮之間短途販運蔬菜、木炭和糧食。火柴很缺，可賺厚利，因為輕也容易運輸，從一鎮運一大車火柴到另一鎮，就能賣大價錢。 糧食運輸則是另外一回事。只要部隊集中起來準備作戰或救濟山區糧荒，就需要大批的糧食。大宗糧食的運輸，多由政府經辦。 運糧工作由僱傭工、半僱傭工和義務工承擔。政府、學校所需要的糧食由它們自己出入運輸，而軍隊和救災所需要的糧食則組織民夫運輸。 民夫隊可以稱為邊區的貨運列車，這是政府運輸大宗糧食的唯一辦法。一九四一年，政府靠民夫隊秘密地把一萬五千蒲式耳糧食從冀魯平原越過平漢鐵路和日軍防線，運到遭災的豫魯山區。運糧的車輛有一些受到敵人襲擊，但大多數部到達了目的地。 一九四三年以前，在災荒最嚴重的年代裡，政府無償地徵用牲畜和夫役。到了一九四四年，政府有了足夠的糧食儲備，可以給征來的牲畜供飼料，並按通常工錢的一半付給出夫的農民。一個農民平均每年要出夫十天到十五天為政府搞運輸。 邊區里人人都得學習，民夫隊里也一樣。例如，前面走的騾夫背上掛一個漢字牌，後面的人就學這個字，每天換一個字。農民就是這樣一邊勞動一邊認字的。 每支民夫隊都有一位隊長和一位政治工作者，或者說「群眾「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一般由本村人擔任，其職責有點象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在路上，他講故事，唱歌，傳達當日新聞或他們所要去的地區的軍情。 晉冀魯豫邊區三千萬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輛小汽車和卡車，因此汽車運輸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為了幫助合作社把糧食和手工業產品運到市場上去，政府於一九四七年組織了一家擁有五十輛卡車和三百輛騾車的公共運輸公司。貨運費很貴，不過客運價在當時的環境下看來還是合理的，二十英里的路程收費約八十美分。 多數卡車燒木炭或酒精。情況不得已時，用烈性中國燒酒也可以使這些老式汽車行駛較短的眨離。汽油由地下工作者在天津的公開市場上買來後秘密運進，但是運輸和旅行主要還靠大車和牲畜。 郵寄物品有時比旅行慢，有時比旅行快。實際上邊區直到日本投降後才有正規的郵政系統。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間，原有的郵政人員跟著蔣介石的部隊逃走了，解放區有一段時間就根本沒有郵政業務。但是，各游擊隊、地方政府和報社組織了自己的通訊業務，後來邊區政府把這些通訊員組織成一支通訊大隊。 這隻解決了遞送公文的問題，老百姓寄信還是沒有辦法。過去，信件上貼一根雞毛表示重要，如果貼兩根雞毛就表示事情極為重大，通訊員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把信送到。用雞毛既不方便也不經濟，於是通訊大隊決定印製郵票，這樣老百姓也可以寄信了。通訊大隊漸漸成了郵政局。 到了一九四七年，郵局的業務很是興旺，擁有一些自行車、一批郵遞員和三百六十個郵站，郵路營業里程達兩萬英里。郵遞員不穿制服，只是普通農民的裝束。有些郵遞員佩戴印有「郵政局「字樣的臂章。 郵遞員只來往於城鎮間的郵站，並不送信上門，連街道都不去。郵站之間一般相隔二十英里至二十五英里，途中有一些歇腳點。騎車的郵遞員一天可以打一個來回，在郵程的終點過夜。 多數郵件由騾子或驢子馱運，沒有美國的小馬快郵那麼快的速度。不過我發現有三個出色的郵遞員，兩條腿一天能走五十英里。他們有伙食補助，在辛苦的旅程後可以得到充分休息。 在城鎮里，我看到供人投信的郵箱，郵遞員路過時就把信取走。而在農村裡，農民須把信交到當地的交通站，隔三、四天，這些信就和公文一道被送到城裡，放在過路的郵遞員可以取走的地方。 一九四六年，在所謂的停戰期間，邊區同國民黨郵政當局達成協議，互相承認對方的郵票有效。後來，過界的信不貼郵票，國民黨收到後就貼上自己的郵票，邊區也是這樣。擔我去訪問的時候，這個辦法已經停止了。信件不是寄往國民黨區但必須經過國民黨防線時，就用特殊的但不是秘密的系統來傳遞。設置郵站(例如在鐵路兩邊)間隔不超過十英里到十五英里，以便郵遞員在一個夜晚就能走到。只有路熟的郵遞員才被派做這個差事。如果要過防線的信很重要，就寫在油紙上，把紙折成小團塞在嘴裡或藏在肛門裡。 許多郵遞員是在土改運動中獲得土地、房屋和農具的農民。他們忠於職守，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打倒蔣介石這一事業的一部分。他們在執行任務時所表現出來的熱忱，有時十分令人驚嘆。他們不僅在跑日常的郵路時不避風、雨、雪、雹(美國郵局也為此而誇獎自己的郵遞員)，而且爬山涉水，冒著敵人橫飛的子彈堅決完成投遞郵件的任務。晉冀魯豫邊區有一位著名的郵遞員，在渡過正在漲水的險惡的黃河之後，為了繞過蔣介石的防線，推著自行車、馱著郵袋，翻過了山東境內的四座山峰。 有些機靈的郵遞員在經過敵占區時，還散發傳單，書寫關於共產黨勝利的消息，對蔣軍進行神經戰。 我發現，解放區的郵政業務比較慢，但是比較保險，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是比電話更好的通訊方式。抗戰前，山西的電話都是軍用的，河北的電話則是民用的和商業性的。日軍入侵後，所有的電話業務部停了，後來也只恢復了一些短途電話。開始只有軍隊可以用電話，後來政府也能用了。我訪問的時候，老百姓打電話還是很不容易。 雖然在邊區的兩端有電話線相連，從理論上說相隔一百五十英里也可以通話，但在實際上，這是辦不到的。有那麼幾回，我外出下鄉碰到下級幹部找麻煩，我每次想和薄一波政委聯繫，都沒有成功，電話只能打到鄰縣，再遠就不行了。縣與縣之間可以轉接電話，但是經過四、五個縣的轉接，聲音就聽不清了。普通老百姓打電話更難，就是准許他打，一般也打不到八英里以外。 因為所有的電話及其設備那是從日本人或國民黨手中繳獲的，有新有舊，電線也是有粗有細，所以電話系統的工作情況不太好。所有的電話通訊只靠一根單線，電話線就拴在矮小而不結實的木杆上，這些木杆是用華北各色各樣的樹木製成的。電話線時而貼在地面上，時而離地不過四尺，逶迤地穿過四省，總長有七千英里。 但是這根單股電線卻代表著無數的血和淚，是經過與日本人的殘酷鬥爭才收集到的。農民砍例了不少電線杆，割走了很多電線，這迫使日本人在電線杆周圍築起石壁，使用不易割斷的特種線。但是農民照舊砍電杆、割電線，以便建立自己的電話系統，這種電話系統必須是隱蔽的，在平原上尤其如此。 邊區開辦學校培養自己的電話、電報和無線電技師，但是教員沒有教材，儀器設備也缺乏，因此畢業生不是合格的技師。 這些畢業生碰到不曾學過的電話機就束手無策了。有時他們要費上五六個鐘頭修理根本沒有毛病的電話機。 在日本投降後，八路軍剛進入城市的時候，頭一回見到電燈的工人競把電話線接到燈線的插口，結果把電池式電話機燒壞了。 八路軍初次與電打交道的情形，有點兒象唐吉柯德與風車打仗的故事。 八路軍佔領嶺峰煤礦的時候，有些被認為學問較多的技師告戒屬下的工人要當心與發電廠聯結的高壓線。 「別用手接觸高壓線，只能用腳碰。」師傅這樣台誡自己的徒弟。於是工人們背著手，用腳去跺高壓線。直到高壓電把兩三個青年「科學家」猛彈出二、三十尺遠之後，大家才決定應請教更高明的人。 只有迂腐的人才會拿這些笑話來證明共產黨為提高邊區人民文化水平的努力遭到了失敗。令人驚異的並非是這裡的人民如此落後，而是如此落後的人民在抗擊擁有幾乎全部中國科技人員的國民黨的鬥爭中，竟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共產黨掌握政權後，無疑會象國民黨一樣任用這些科技人員。但是，在目前，共產黨是如何改變華北解放區人民文化落後的狀態呢?二十二．課堂里的階級社會
我記不清他的名字了，可是他的特徵我記得很清楚：光頭，說話音調很低，態度靦腆，身體瘦弱，面容憔悴。這裡說的是邊區政府教育部部長，讓我稱他為「老王」吧。老王過去是個有聲望的教師，他的學生都是一些地主子弟。到了抗戰中期，他突然對富家子弟厭惡了，便放棄了師範學校校長的職位，離家參加游擊隊去了。他出身於冀南一個農民家庭，是個獨子。父母省吃撿用，供他上完中學。他想到北平去升學，可是父親悲嘆說，再也供不起他的學費啦。老王便向家裡最要好的朋友—一位富鄰借錢。
「你在社會上還不能自立，將來拿什麼還啊?」富鄰不肯借。 這位富鄰平時對王家很不錯，可是在困難的時候卻不肯相助，這給老王一個很大刺激。他覺得「看透了有錢人的真面孔「，便離家打零工，攢點錢繼續上學，終於做了教師。不出幾年，便當上了小學校長，後來又成為師範學校的校長。 抗日戰爭爆發了，老王便鼓動學生抗日。地主子弟怕危險不願參加救亡工作，而貧家子弟卻踴躍參戰，有許多人還犧牲了生命。 學生們的這種表現使他深有感觸，他來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感到，有錢人並不怎麼關心國家興亡，倒是窮人能夠精忠報國。他想，再為那些地主子弟教下去，太沒有意思了。於是他拋棄了自己的職位，參加了游擊隊，當了當地救國會的主任。 在游擊區，老王仍舊教書，他特別重視小學教育。他覺得孩子們是中國的未來，儘力不讓他們落人日本人的手中。沒有校舍，就在樹下或廟裡上課。當孩子們把石板墊在膝上做功課的時候，老王警惕地瞭望，防備日本人。敵人一來，馬上下課轉移。 有一次，他來不及跑掉，被日本人抓住，遭到嚴刑毒打，關在日軍佔領的大名府的監獄裡。當地一位名畫家和教過老王的一位八十歲高齡的老教師想把他保釋出來。日本人要四千塊錢的保釋金。城外的農民募集了兩千塊錢，送給了日本人，日本人嫌不夠。老王過去一位學生的父親是個有錢的地主，老王便通過畫家向他借錢。地主回話說：「我只能借你十決錢，再多了你還得起嗎？「 是還不起呀。老王絕望了。他挨了不少打，身體變得很虛弱，最後病倒了。一天，一個陌生人來到牢房裡。他是個窮人，討過飯，當過土匪。他自稱是大名偽警察局的局長。他同老王作了長談以後說；「咱也嘗過窮滋味，我想法給你弄餞。」不出幾天，那人送來了一千塊錢。這筆錢同農民先前捐的錢湊在一起，日本人才說夠數了。於是老王獲得了釋放。 他回到了游擊區，在養病的時候，他思索了這一段經歷。有錢的人不幫他，倒是一位素不相識的人給了他一千塊錢。他於是得出結論：富人愛錢不愛人，窮人愛人不愛錢。從此他根據這個認識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論。 一天我同他談話的時候，他提到了他的教育理論。這些理論帶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味道。「教育本身並非一種目的，」他斷言，「不過是一種工具罷了。既然任何人都能運用這一工具，它就具有階級性。我認為，蔣管區的教育是為范介石訓練奴才的工具。在解放區，我們運用這一工具把受教育者培養成人民的勤務員。 「還有，教育不能脫離生活，教育必須同實際相結合。約翰·杜威說過，『教育就是生活，學校就是社會。』而我們說，『生活就是教育，社會就是學校。『所以我們要把自己周圍活生生的事物作為教材。我們的教育對象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沒有文化的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而不是人數很少的地主階級。「 在考察老王的理論如何在實際中應用之前，首先應該談談華北地區在教育上的難題。平原上的人民雖然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可是同更落後的山區比起來，文化水平還是高得多呢。在山區，有些人不僅相信狐仙和各種神怪的傳說，而且常常受鄉村巫婆的擺布，這些巫婆向他們灌輸世界其他地方在一千年前就已消失的迷信思想。老百姓沒有牙刷，不愛洗手、洗臉，也不愛剪指甲、理髮。婦女沒有剪短髮的，很多人還纏足。 不識字的、疑慮重重的、對外間世界有些害怕的農民，對思想、對人類、對文明並無興趣，他關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那四面泥牆裡的小天地。 對於這些愚昧的、象牲口一樣生活的人，怎樣施教呢？例如，怎樣教他們識那些極端複雜的漢字呢？千百年來，文人和有錢人壟斷著漢字，以便統治這個帝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渾身糞臭、迷信鬼神的農民不願意學這種字，沒有這種字，日子也混過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往他們的腦瓜里灌進一堆漢字呢？ 這確實是個問題。國民黨儘管有那麼多優秀教師，有那麼多從英國、法國、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對此卻束手無策。前些年，有個叫晏陽初的留美學生出了一陣風頭，因為他在蔣管區的定縣辦了示範性的平民教育。但問題是要教幾百萬人讀書寫字，那些示範頂什麼用呢？而且要教的是成年人，不是兒童。 共產黨的辦法很簡單，容易推廣。他們把教育與生活結合了起來。農民並不在學校里學習(冬天除外)，共產黨教他們認與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勞動有關的字。例如，羊倌學認「羊」、「狗」、「棍」、「草」等宇，農民學認「地」、「谷」、「麥」、「騾」等字。教學法很巧妙，也很有趣。一個學童在午間休息時要串五六家門，在門上、桌上、灶台上貼上代表備該物件的字。這樣，家庭婦女可以一邊幹活一邊認字。第二天，學童又會帶來三個新的字。我還見過農民耕地時，在地兩頭的大牌子上各貼一個字，這樣來來回回認它一天，頭腦再簡單也能記住那筆畫複雜的方塊字。 不論我走到哪個村子，到處都能看到那些不久前還與教育無緣的泥腿子們在聚精會神地做功課，或者成群結隊地上冬學，或者在場院觀看鄉村劇社的演出，或者傾聽人用號筒讀報上的新聞，或者研究刷在牆上的標語並費力而耐心地把其中的字讀出來。 共產黨在兒童的學校教育上也有建樹，雖然不象群眾性成人教育那麼有聲色，但影響卻深遠得多。這方面的困難也是很大的。教地理沒有地圖，老師有時就憑記憶畫，這就免不了出錯。由於缺乏課本，老師既要為學生，也要為自己準備講義。在山區，差不多所有的材料部是油印或石印的。毛筆要由學生自己製做。紙張也很缺，不過由於手工業的恢復，還不至於使學生做不成作業。教授在大學教物理沒有儀器，教化學不能做實驗。然而，考慮到邊區教師在工作中的人力、物力條件，我認為他們已經創造了奇蹟。 老王告訴我，晉冀魯豫邊區共有學生二百二十萬人，中學六十五所，高小一千五百所，初小一萬七千一百六十二所，專科學校兩所，大學一所。大學即「北方大學」，一九四六年才成立，設在邢台城裡一座「借來」的教會大院里，後來為了躲避轟炸又搬到山區。最初只有一百名大學生，到了一九四六年底就有一千三百名了，他們差不多都是從北平和蔣管區的其它城市跑到解放區來學習的。 這些大學生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挨餓。我從未聽說有哪個女生被迫賣淫以維持學業，而據我所知，這在國民黨地區卻是屢見不鮮的。學生每月發六十斤(相當於九十磅)糧食，其中一半交伙食，一半用來買書、衣物和文具。每個學生都要從事一定的生產勞動，如種地和做手工。臨清有一所專科學校，可以說明這種嚴格的學生生活是什麼樣的。在這所學校里，每天的作息是：四小時上課，三小時自習，五小時勞動。 北方大學分設六個學院：醫學院、財經學院、工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和政治學院。教職員有二百四十名，其中多數是從老解放區來的，也有少數是從國民黨地區來的，他們都是因為上了蔣介石的黑名單而跑過來的。許多教職員並無教學經驗，他們是從幹部里挑出來的。工學院的院長就是一位從未教過書的實幹工程師。政治學院和財經學院的教員是抗戰時期的幹部。他們有豐富的實際經驗，完全可以彌補他們學歷方面的不足。 不過，大學畢竟太稀少。共產黨教育體制的主幹是小學，小學生占邊區所有學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看到到處都有小學，山區有，平原有，大村有，小村也有，有的設在廟裡，有的設在過去的地主大院里。我在冶陶曾看見八九歲的孩子爬上一座山，一磚一瓦地拆一座古廟，這座古廟曾被日本人用作瞭望站。孩子們歡笑著叫嚷著把磚頭運下山，堆放在學校的院子里給老師看。第二天，他們就用這些磚蓋起校舍來。 還有一個四百戶的村子，過去沒有一所學校，現在有了，不是一所，而是兩所，共有一百五十名男生和一百七十名女生。這兩所學校是一位歸隱的教師創辦的。開始，家長們覺得讓孩子放下地里的活不上算，因此對於送孩子上學一事很不熱心。老師就收了兩個男生和一個女生，教他們紡線，織髮網。頭一天那個女生就帶回家五個自己織的髮網交給家長。家長立刻把髮網賣給村中的婦女，每個賣五十塊餞(相當於五美分)。別的家長一看，小孩在學習的時候還能掙餞，補貼家裡的用度也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學。這位教師無意中實行了老王關於教育不能脫離生活的理論，這樣不僅辦起了村學，而且也保證農民不會因為孩子撂下家務活和地頭活而吃虧。 學生們學些什麼呢？有沒有政治灌輸呢？中學是有的，而小學卻極少。在中學裡，每周有兩節時事課，材料來自報紙和縣長對教師、村幹部做的報告。村裡黑板報上的文章和詩歌就是根據這類會議的內容寫的，一般是介紹作戰的情況，樹立必勝的信心，有時也解釋戰爭的起因。往往可以看到一個學童對五六個婦女宣講；「咱們的人民軍隊打過了黃河」，「蔣介石不會給人民以民主，他是個獨裁者「。 要想知道共產黨在學校里教給孩子什麼，最好還是看一看他們的課本，而且從中還可以了解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最近，我看了五六本課本，大約有五十課，是教成人和兒童識字的，內容出奇地健康！雖然如此，但我也感到，共產黨的確是把教育當作達到其目的的一種工具。這些課本從頭到尾總是強調生產如何必要，勞動如何有益，如何光榮；其次強調需要破除封建事物，如纏足、納妾、輕視婦女等等；還有許多課是講衛生、互助，禮貌以及如何寫信的。總之，這些課以農家孩子為對象，講農民應該自立、進步和講衛生。值得注意的是，課文中沒有什麼直接的政治說教。這幾本書中，沒有一回提到中國共產黨，也根本不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只有四、五課宣傳解放區社會的好處的，只有一兩處提到了邊區領導人。這一類課文很象美國兒童所學的關於華盛頓和美國建國的故事。 因為這些課文能夠最好不過地說明共產黨管轄區的中國兒童學些什麼，所以我抄錄了晉冀魯豫邊區課本中的一些課文附於本章的末尾。 這些課文很突出地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人民的貧困。每一頁所講的，不是肥料，就是種棗樹，或者是汲水。生產啊！生產啊！生產啊！反來複去總是拿生產來激勵解放區的農家孩子對農民的這種號召，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解放區經濟的落後狀況。課文中沒有對無產階級的號召，沒有任何關於工業的內容，只講土地和種地。顯然，農業生產對於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大事。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吧。關於勞動的好處 一、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啥得啥。 二、李家莊的兒童團比賽撿糞，撿得最多的坐飛機。小朋友們都爭取坐飛機。大家一下課，就背著筐子去撿糞。 三、小妹妹，留在家，我和媽媽種棉花。種棉花為什麼?種了棉花結棉花。結了棉花幹什麼2結了棉花摘棉花。摘了棉花幹什麼？摘了棉花軋棉花。軋了棉花做什麼？軋了棉花紡線線。紡了線線做什麼?織成布，真不差。織成布做什麼?給你做件新衣裳。新衣裳，真好看，穿它走到姥姥家。見到姥姥說什麼？ 就說媽媽正在種棉花。 關於互助友愛 一、弟弟不會做鞋，姐姐給弟弟做鞋。姐姐不識字，弟弟教姐姐識字。 二、李方當班長的時候愛打架。老師說；「有問題要好好商量，打架可不對。「李方不改。全班開批評會，給他提意見，但他還是不改。同學們看他不肯改，就開會把他撤掉了。 關於衛生 長指甲，三分長，長指甲里藏骯髒。放到嘴裡肚子痛，一撓痒痒就生瘡。快快剪掉長指甲，不讓裡面藏骯髒。 關於教育 新年到了，放假了。老師問：「你們回家做什麼？」張英說；「早上我溫習功課，晚上我教媽媽識字。」老師說：「很好，很好。」 關於共產黨領袖 毛澤東，象太陽，他比太陽還要亮。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拍手來歌唱 關於蘇聯 蘇聯是我們的好朋友。過去列強欺負我們，只有蘇聯幫助我們。蘇聯是一個繁榮、強盛的大國。在蘇聯，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我們打日本，蘇聯來幫助。蘇聯一出兵，日本才打敗。 關於政府 老師說：「咱們邊區實現了民主。不論大事小事，一切按人民的意見辦。咱們完成了減租減息，窮人和富人都積極地生產，出現了許多勞動英雄。在邊區，一無貪官污吏，二無土豪劣紳，三無土匪，四無乞丐。可以說，邊區外面的醜惡現象在咱們這裡絕跡了。咱們不但有正規軍，而且有民兵。咱們不但有小學和中學，還有一所北方大學。農村裡還有掃盲班和劇團。老百姓抓緊學習，不斷進步，過著自由幸幅的生活。 關於纏足 王大娘，李大嫂，小腳象辣椒。不能下地，不能挑水。一步搖三搖，風吹就摔跤。張三姐，劉玉玲，大腳是天生。下河能挑水，上山能砍柴，犁地種莊稼，賽過男人家。 關於男女平等 舊社會，太黑暗，男女待遇不一樣。男人去做事，女人不出院。男人穿新衣，女人披爛裳。男人吃白面，女人咽糟糠。男人罵塌天，女人口難言。男人讀書報，女人鍋台站。男人脾氣變三變，女人有話肚裡咽。新社會進行了大革命，人民得自由，男女平等了。男女一起努力生產，共同過上好日子。 關於宗教 世上人，真叫傻，花錢拜菩薩。菩薩本是泥捏成，鬼神全是人編造。捏尊神像叫它站，神像自己不走來。捏個男的叫爺爺，捏個女的喚娘娘。有腳不會走，有手不能抬，睜眼看不見，有嘴不能言，有鼻不出氣。要想安耳朵，再添兩塊錢。 勸老鄉，細思量，敬神不知敬人強。辛辛苦苦攢下錢，何不派個好用場。合作社裡去入股，也可自己做生意。二十三．他們在進行奴隸勞動嗎？
有一回，我在河北某古縣城殘破的城牆外走路，經過一個村莊時，看見一位農民彎著腰，用肩膀換著一條繩子，使盡全身力氣拉一副小小的犁。他的老婆汗流滿面，在後面扶犁。這種牛馬式的艱辛勞動，使我為之愕然。我停下腳步，同這位辛苦的農民攀談起來。
您太吃苦啦？「我說。這是通常表示同情的話。 「是累啊。」他停下來回答說。夫妻二人抬起頭來看我，臉上顯出極度勞累的模樣。 說了幾句客套話後，我大膽地問他們，解放後幹活是不是比在日本人或蔣介石統治時期更重一些。 「是更重一些，」農民回答。他笑了笑，用袖子擦擦額頭的汗，「大伙兒都幹得多了。」 「八路軍來了後，你們的生活下降了吧?」農民突然抬起頭來。 「什麼下降？」他不高興地說，「才不是呢! 「你得多幹活了，這能算生活提高嗎?」「怎麼不算?當然是提高啦。」我看看這位農民，看看犁，又看看他那累得夠嗆的老婆。 幹活更重了反而說生活提高了，這真是令人難以相信。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可是那位農民很堅決地重複了這個意思，使人無法懷疑。 後來我還以為這不過是一種違心的氣話，發泄牢騷而已。可是，我在農村裡見聞多一些以後，這種猜疑很快就煙消雲散了，我如果對這裡的人說，一般美國人認為社會的目標應該是使人的閑暇增加而不是使勞動增加，人們聽了這話，有的表示奇怪，有的表示鄙夷可笑。 「你們是為資本家幹活啊。」 「過去我們給地主幹活，現在給自己幹活啊」 「你們機器多唄。我們要是有了機器，也不用干那麼重的活啦。「 「自私自利的人才不勞動呢。」 這似乎有點兒怪，卻是不容懷疑的。農民不僅更賣力氣干 活，而且常常起早貪黑地干也心甘。為什麼呢?因為勞動的果實現在歸自己所有，不必再給地主交租了，當兵的也不再來搶了。由於農民努力幹活對自己有利，而且對勞動產生了一種新的自豪感，所以很容易接受宣傳。 「發展生產，爭取解放！」 「發展生產，打倒蔣介石！」 「發展生產，消滅地主的封建統治！」 在村子的牆上，在路旁破舊的神龕上，在課本上，在車幫 上，到處都可以看見這類號召發展生產、宣傳勞動光榮的口號。這些口號是很起作用的。不過，有時熱心的幹部也搞得太過火了。農民在新年要過較長的假期，這時要是有哪個幹部想動員農民離開炕頭家門，就會碰到白眼，沒完沒了的嘟囔，或者不滿意的怪話。就是幹部也不能使農民放棄這一年一度的半月假。 動員農民流大汗多生產，這對政府和黨來說是有其必要的。邊區四面被敵軍包圍，好象生活在被圍困的堡壘里以的，地上有受美製大炮轟擊的威脅，天上有被美製飛機空襲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若不發動農民增加生產，便要陷於滅亡。 要完成這種任務，不搞奴隸式的勞動似乎是不可能的。共產黨沒有工業，幾乎全靠農業勞動。可是，他們已經把許多種田的勞動力吸收到軍隊里去了，現在靠什麼辦法增加農業生產呢？ 我認為，共產黨有六種增加生產的主要辦法： 一、組織集體勞動。 二、動員婦女下地。 三、號召所有的軍隊、官員何黨的幹部搞生產。 四、平分土地。 五、恢復手工業。 六、動員人民延長勞動時間。 在華北，農民早有聯合起來集體幹活的習慣。各農戶常把多餘的勞力組織起來實行換工。有騾子的人替鄰居耕地，鄰居則幫他鋤草作為交換。這種換工辦法在中國的農業生產中從來不佔很重要的地位，已經漸漸消失了。共產黨吸收了這種變工的辦法，加以改進，井通過大力宣傳鼓動，周密的組織，再拿到群眾中推廣。 變工隊、互助組、共耕社就這樣產生了。我發現，除了游擊區和新解放區以外，很少有幾個村莊沒有這些組織。有的地方是全村都組織到一起做各種各樣的活計，有的地方是幾家把農具和牲畜湊起來合夥種各自的地，或者進行一些特殊的生產活動，如開荒、修渠等。 入伙完全是自願的，對不參加的人，決不會有直接或間接的懲罰。但是讀者也不能從此得出結論說，不用動員，農民就會參加互助組。如果不加以組織，各個農民勢孤力弱，就只能用那老一套的效率低下的單幹方式種地。必須讓農民看到合作生產的優越性，看到變工隊可以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經濟實惠。 農民看到了榜樣。 拿山西山區的三王村來說，我看到一個互助組，有一百三十四個人，五十四頭驢，二十頭牛，五匹馬，兩頭騾子。組裡有個富裕農民過去僱人種地，參加互助組後，自己勞動，不僱人了，一年可節省七十斗麥子。在這個村裡我還見過一個大煙鬼，他曾雇了一個人種他那十二畝地。由於有抽大煙和僱工的開銷，他自己過著僅能糊口的生活。參加變工隊後，他戒了煙，也不僱工了，一年可省七斗小麥。這個變工隊里有個貧農對我說，他過去在兩畝地里鋤草要用十六天，現在有十一位隊員幫助，一天就鋤完了。 雖然活兒由集體干，但是土地、莊稼、農具仍屬私人所有，因此充分發揮了集體勞動和私人所有權這兩方面的積極性。他們規定了具體的辦法，使那些既出勞力又出畜力的人多得一些工分。 一個婦女如果能和男人幹活一樣多，就算一個整勞力，按整勞力記工。幹活慢或幹活時間少的老人和兒童算半個勞力。一頭騾子摺合兩個勞力，一頭驢子算半個勞力。 讀者可能會奇怪：人和牲畜怎麼能折算？請不要忘記，農民是用這個方法來計算入伙股份的價值的。在山西山區的另一個村莊里，有一個互助組，它有九十個整勞力，八十八個半勞力，八頭驢，三頭牛。他們合種三百六十畝地，按勞力、按各家地的多少分配收成。除了種自己的地以外，他們還開了一百二十畝荒地。 讀者可能會說，這樣的生產太微不足道了。不錯。不過，合作事業也有規模大一些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河北磁縣所見到的。那裡大片的土地被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O年的洪水以及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大旱給毀掉了。這片地從此荒了，誰都認為要等好幾年以後才能再種。但是在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間，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從美國教友會借用的兩名美國青年農民，帶領他們的中國學員用拖拉機在這片荒地上耕出了五千畝，以便種莊稼。美國人原來以為在半月內這開出來的地恐怕還種不上。而美國人卻不知道，有十四個村子選出了分配這片地的委員會。他們用鉛筆、紙、繩結、算盤、木樁把這片地分成了十四大塊，他們從政府那裡獲得了種子，就在美國人把地耕完的那天晚上，做好了播種的一切準備。這天晚上，材幹部們登上屋頂，拿著傳聲筒通知老鄉第二天一大早帶著磙子、耙和耬下地。第二天早上，男女老少一齊出動，共有兩千個農民、五百頭騾子和四百架耬出現在地里。開始幹了，這時揚起一片塵土，十里之外都看得見。起初因為這活兒不太習慣，所以比較侵。一小時後，農民看到自己種了這麼一大片地，不覺十分驚訝。他們的熱情高漲起來。他們唱起了歌，互相比賽，看誰種得多。到了中午，也就是說，『只用了四個小時，他們就把五千畝地全種完了。對於第一次集體勞動的成功，農民是這樣高興，他們決定今後就用這個辦法幹活。 為了促進勞動互助，共產黨提出了一個口號；「組織起來賽機器，互助合作，共同富裕!「 但是，就是組織起來也不能解決邊區生產中一些最迫切的問題。例如，誰也沒有辦法對付蟲害。邊區什麼農藥，什麼驅蟲葯，什麼毒藥，都沒有。唯一的辦法就是捉蟲子， 缺少牲畜也是農業生產上的一大困難。雖然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運了幾千頭騾子到中國來，但是分配給解放區的寥廖無幾。在外面什麼牲畜也買不到，饑荒和戰爭又使性畜喪失大半。經過一場運動，使牲畜依復到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但是畜力多被用於運輸，耕畜仍然很緊張。 由於騾子少，常常用人來頂替牲畜。有時夫妻合拉一犁，而更常見的是，四人合拉一犁，三人頂一頭騾子在前面拉，一人在後面扶。 人拉犁畢竟頂不上騾子，一頭好騾子一天可耕六畝，而人拉犁只能耕三畝。 除了缺牲口外，還缺男人，許多男人都上前線去了。於是婦女便下地幹活，這對破除華北地區關於婦女不能出家門的舊習是很有作用的。在收穫季節，我看見婦女(其中還有裹小腳的)和小孩在地里收莊稼，與男人一起幹活。農村裡剛剛倡議摘互助組的時候，老人和丈夫們都激烈地反對婦女下地幹活，他們怕自己的老婆和閨女同別的男人接觸後會出問題。有些婦女不聽丈夫這一套，主動參加了互助組的勞動。後來，男人看到女人能給家裡掙錢，也就不反對了。婦女下地和參加手工業的越來越多，村裡有人編了一個順口溜：「從來男人養活女人，現在女人也養活男人。「 婦女下地，部分地彌補了因男人蔘軍而給生產造成的損失，而部隊參加生產，就更多地彌補了這種損失。同要求政府幹部一樣，也要求每個軍人每月生產一定數量的糧食，或者布匹，或者其它必需品。幾乎每個連都有自己的生產隊，他們開荒或者幫助老鄉耕地、收莊稼。生產搞得好的部隊，各團糧食可以達到自給。劉伯承部隊挺進長江流域時，還利用作戰的空當兒幫助老鄉收莊稼。還應該指出，這些部隊經過國民黨的城鎮時，還打開城市商人和大地主的糧倉數濟貧民。 增加農業生產，是邊區必須解決的最困難的經濟問題。其次是增加工業品，達方面的困難也不小。 八路軍初到太行山區時，農民把紡車當柴燒掉，把手工織機棄置於房樑上。榨油、造紙、製革幾乎都失傳了。這些手工業曾使馬可波羅讚嘆不已，也曾是農民的副業，後來因為西方機製品的湧入而毀滅，因為就連這些偏遠的山村都與世界市場有了關係。 抗日戰爭使進口突然停止，工業品的來源斷絕了。為了穿衣，為了供應部隊制服，共產黨不得不設法恢復舊的手工業。鄉村恢復織布，政府機關、學校和軍隊紡線，這一群眾運動並不是實行什麼甘地主義那套教義，而純粹是出於需要。恢復手工業方面取得很大成績，幾年之內，邊區實現了布匹自給，所生產的油足供每家每戶點燈，還生產了麵粉、紙張及各種重要用途的皮革。 據戎副主席說，邊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業是在家庭里辦的，百分之九十的布是農家織的。 經濟學家可能覺得奇怪，家庭手工業竟然沒有發展成作坊、織布場之類。原來，工廠無法同家庭手工業競爭。工廠需要徵集資金，家庭手工業卻不需要。工廠要管工人的飯，或者給工人吃飯的工資，而家庭工人靠自己種地吃飯。 一九四六年有一個比較樂觀的停戰時期，那時，邊區的官員忽然制定了一個工業規劃。他們打算建一座鋼廠，兩座棉紡廠，一座毛紡廠，兩座麵粉加工廠，兩座水泥廠，一座制酸廠，兩座火柴廠，並開辦六個大煤礦。這個規劃的資金怎麼辦呢?戎副主席在參議會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一項議案，主張在邊區的工業發展中引進美國資本。這項決議被一致通過了。當時，從上海買來了一座大棉紡廠。 然而停戰短命得很，很快就破裂了。當然也不會獲得美國資本。由於怕空襲，政府一直沒有把棉紡廠蓋起來。大辦工業的規劃告吹了。 邊區官員雖然痛心，但並不氣餒，他們又重新考慮手工業，想對舊的手工業加以改造和發展。一天只能織十六尺布的舊織機，漸漸被新發明的一天能織四十八尺布的單人織機代替。 邊區在工業方面能有什麼作為呢?他們能象建立發達的手工業那樣建立一個強大的經濟嗎？這個問題雖然十分引人入勝，但只好留待日後了。 「當前階段，」邊區領導人解釋說，「我們只好發展手工業。」正如列寧所說，在革命時期，「一個國家總有對革命有用的落後事物的。「二十四．他們的生活改善了嗎?
諸位讀者想像過沒有，在華北的窮鄉僻壤做一個中國農民意味著什麼？那裡的農民幾乎與現代科學和二十世紀文化完全隔絕，十分孤陋寡聞。他們沒看過電影，沒聽過收音機，沒乘過汽車。他們沒穿過皮桂，沒用過牙刷，也很少用肥皂。如果是山區人，也許一生只洗過兩次澡，一次是結婚前，一次是死後。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歡身上帶泥，而是因為水很缺，只能省下來飲用。 想想看，這麼貧困的物質生活能說明多少問題啊！想想看，人類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麼?答案還不清楚嗎：吃、穿、住，而最重要的是吃。 華北農民的一句典型諺語是；「糠菜半年糧」。這話何等痛切啊！意思是說，在舊制度下，農民連糧食都沒得吃，只能吃糧食的皮或殼。 還有一句諺語更辛酸：「三天不吃糠，肚皮就難當。」是難當啊！過去不少人是因為連糠都沒得吃而餓死的。 根據華北貧窮地區的農民所談，一日人一年一般只能吃到十斗小米。在產糧的富庶地區也只能吃到十四斗。 不管是富庶地區還是貧窮地區，一個農民一年只能吃到一斤肉。這點肉等於美國人一頓就能吃完的豬排。 在產棉區，農民平均一人一年有二斤四兩棉布和同樣多的原棉。而在非產棉區，就只有九兩布和四兩棉花了。這些不過是數字，但它們揭示了農民的悲慘生活。人們有破衣爛裳穿就算是幸運的了。經常是兩三個人合用一身衣服。父親出門，穿了全家僅有的一條褲子，閨女只好光著屁股留在坑上。一條褲子夫妻合穿，怪不得晉北婦女無法出門下地呢。 真是駭人聽聞，這些封建經濟的受害者多麼令人同情啊。那麼，共產黨使情況改善了嗎?組織變工隊、恢復手工業，真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呢，還是巧設圈套，誘使農民為八路軍生產物資呢?我只能向大家介紹農民對我講的和我親眼看見的。在產棉區和非產棉區，現在多數農民一年有三斤棉花。邊區官員說，很快就要增加到三斤半。這是宣傳么?也可能是。可是士兵和農民的穿著多半都比我幾年前所見的要好。有些地方，人們仍然穿得很破，但夫妻合用一條褲子的事很少了。在過去的華北和現在的蔣管區，新年對於富農和地主是吃喝玩樂的喜慶佳節，但對於貧農和佃戶卻是憂愁難熬的災殃。佃戶們被迫出門東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討年關債。佃戶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裡過個團圓年，那麼，為了還債，往往得把家裡的東西抵個罄盡，只給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時連糠都不剩。 我訪問解放區的時候，雖然看不到一個貧農在過年的時候吃得很豐盛，可是也看不到一個貧農跑到野地里躲債，看不到有哪一個農民為了抵債把閨女送給地主當丫鬟或者陪地主兒子睡覺。而你若是到了國民黨統治區，就還會發現這些現象，絕非少見，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發生。 一到新年，農民的糧食早就吃完了，幾百年來都是如此。這時只有地主還有餘糧。可是我在新年期間路經華北平原的時候，看見許多人家的囤里儲存著糧食，這是新解放區的情況。在老解放區，農民一般每三年就能積存出一年的儲備糧。這是十分了不起的，這意味著在水旱之年農民就有了度荒的糧食了。甚至可能還意味著在將來(遙遠的將來也罷)，某一位新的賽珍珠想再寫一部《大地》(寫於蔣介石統治的興盛時期的一本書)，也無法找到背景材料了。在華北的某些地區，老鄉們在過年的時候有端著飯碗出家門聚在一塊兒吃的習慣。過去，富人聚在村東頭吃白面饅頭(這算是奢侈的食品)，而窮人則聚在村西頭喝稀糊糊。 多麼分明的階級界限!從方位上和食物上就可以看出來。我在老解放區沒有看到這種界限，人們統統聚在村子中央，吃的不是稀糊糊，甚至不是白面饅頭，而是肉。不僅在春節是如此，而且在端午節、中秋節、元宵節部是如此。 再看看「奢侈」品吧：過去，大多數人把一年能抽上兩三支香姻當作一種了不起的享受；而在一九四七年，他們既能一天抽一支香煙了。這也算富裕么？當然不算。然而這總是進了一步，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跡象。為什麼呢?因為手工業復興了，不怕被機制洋貨的傾銷擠倒了。 我在解放區旅行的幾個月中，只是在與國民黨統治區挨著的一個鎮上見過一回乞丐。在蔣管區，一大群乞丐匍匐在你的腳下，聲嘶力竭地哀告著：「老爺，老爺，可憐可憐吧！」有閱歷的旅行者在共產黨地區看不見這種乞丐，當然印象深刻。 共產黨並沒有給農民帶來十分了不起的經濟利益，但是，他們使一直不可忍受的情況變得可以忍受了。他們給予農民的，是活命的機會和生活改善。這並不是說共產黨一切都搞得盡善盡美了。他們還沒有做到這一點，仍然可以看到童工，有些現象還很驚人。我見過十歲、十一歲的孩子被放到桶里，吊到五十尺深的煤窯里挖煤。我還見過農民在山間的小路上推獨輪車，車上裝滿砂鍋瓦盆，一頭騾子都難以馱動。我還見過捲煙廠里有童工，一天要干八到十個小時的活。在這種情況下，要說解放區已經消滅了經濟上的不合理現象，是無視事實的。薄政委聲稱邊區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在抗日戰爭時期改善了生活，如果完全相信他的這種說法，也是無視事實的。根據我的見聞，這顯然言過其實。離家六、七年的八路軍幹部總是告訴我，他們回家鄉後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太窮。但是，正是因為這種窮才顯出了共產黨對改善人民經濟生活所作的貢獻。共產黨控制僅兩年的地區與控制已有五、六年的地區相比，情況完全不同。我常注意到，在窮山區的許多小村子裡，情況要比富庶平原的大村子好得多。在山區，共產黨的統治已有七年；而在平原，共產黨的統治只是從日本投降後才開始。在老解放區的生活中出現了一種有意思的現象；有許多農民因為生活有節餘，因為能從農業勞動中嫌一點錢，也因為學會了算術，開始記帳了。下面是一位名叫石玉利的農民所記的帳，他家六口人，種十二畝地。 收入： 穀子二石八斗 玉米八斗四升 麥子一石五斗 豆子二斗 辣椒二十五斤 干小米一百三十斤 棉花五百八十斤 油菜籽三百六十斤(值三十美元) 賣布得四十元 賣棉花得二十二元 賣棉線得七元六角 支出： 糧食二石八斗 玉米八斗四升 豆子二升 鹽七十二斤八元四角 煤七百三十斤十元 藥費四元 色布十二元 修房子二十元 雜項十元 這一年，這位農民有19.10美元的盈餘和四個月的小米儲備。對於美國人來說，這些數字象小菜園的數字，而不象一個農戶的數字。可是在中國，這些數字卻反映了余、缺之間的差別，過得起日子和揭不開鍋之間的差別。從這些數字和類似的統計中，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華北的農民會以頑強的戰鬥來保衛自己的政府，支援八路軍，反對蔣介石。到此為止，我已探討了共產黨區域內一個邊區的歷史、政治和經濟。在這裡，雖然我發現了不少有教益的問題，但是並沒有找出任何導致共產黨取得內戰勝利的因素。 毫無疑問，中國獨裁者所擁有的經濟與生產的機器，與解放區的經濟相比，要佔有極大的優勢。從這一點看，共產黨的經濟永無希望戰勝蔣介石的經濟。邊區有希望做到的，只是能生產出足夠的東西，來維持戰場上的部隊，維持一個政府，維持人民的衣食，使他們滿意，直至有朝一日，其它因素能使中國的內戰的形勢急轉直下。 這些因素是什麼呢?多得很，但都可以用「革命」兩個字加以歸納。 要理解蔣介石及其裝備精良的部隊為什麼會被中國共產黨打敗，我認為必須從更廣的角度來考察這一革命。為此，我們將暫時離開解放區，回溯一下漫長的中國歷史。這樣，當我們回過頭來再看本書一大部分篇章所描寫的恐怖、暴力和殘殺時，也許就更容易理解了。義務教育階段課本里有關於南泥灣的歌曲和故事。
前幾天知乎里還有個問題里也講到過，共產黨因為是現代政黨，所以動員效率和行政效率在當時的中國來說是最好的。我的理解就是，原來老百姓上交一個大餅，到皇帝手裡只有一粒芝麻。到國民黨這裡變成八分之一塊餅，到共產黨這裡就變成二分之一塊餅了。老百姓賦稅不變的情況下，實際到手的稅賦共產黨是最多的，同時解放區內共產黨的行政結構也要簡化的多，所以固定成本要少，允出來打戰的錢要多很多。
還有，因為法幣等貨幣的購買力和兌換問題，解放區一直是搞糧本位經濟，對於小農經濟體來說這套簡單模式對穩定經濟還是很不錯的。
其他的等其他大拿來補充。其實雙方的財政背後，巨大的信用推手和各自挖掘財富的能力是天差地別的。
首先，共產黨的貨幣很長時間是糧本位（可查我們1949年的財政數據，還是以「××斤小米」做單位），所以，共產黨的貨幣很大程度上比國民黨的有信用。而信用，可以撬動比你自己現有更多的財富來支持自己。 第二，哪怕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中華蘇維埃政府發行的貨幣和紅軍路上一路走的流動政權里發行的貨幣，也沒有採用無準備金的濫發，所以那時候的信用已經有了一個基礎，而在解放戰爭期間，隨著共產黨的節節推進，而國民黨的潰敗，雙方的實力差距越來越大，這樣導致了解放戰爭後期共產黨可以寫個欠條當錢用（不是指現在網路上那些欠條，那些基本99%都是假的），反正到時候沒多久就能返還，而國民黨印製的再好看的金圓券也只能當廢紙的情況。這背後就是信用。信用的威力能有多大？它不但可以讓你暫時不還債，而且還可以天上掉餡餅（認真的）。通過那個例子就知道了：可口可樂公司遭遇大火毀了所有設備，第二天登門的都是銀行求貸款的；你開一家公司遭遇個小火災，明天登門的一定都是討債的。 第三，共產黨當時的財務管理人員，真是一心為了革命而挖空心思。比如抗戰時期的北海銀行，在膠東根據地物資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根據地通貨膨脹，北海幣貶值的情況，採用了個非常好的方法維持了貨幣幣值穩定與物價穩定：根據地兩大特產：花生油和海鹽都是緊俏物品。根據地政府規定：購買這兩樣物資的，必須要用北海幣購買，或者用根據地緊缺的物資兌換。這樣，保證了根據地緊缺物資能夠流入。商人們為了購買特產，也必須把法幣和偽幣按照根據地的兌換價格兌換，而根據地政府有了法幣和偽幣，又跑到國統區和淪陷區去購買物資運回根據地，這樣就平抑了物價，而且讓自己的特產可以抬高價格（對比起現在我們買啥啥貴，賣啥啥便宜，國內物價又高的情況……唉），從而讓根據的財政狀況改觀。而當年共產黨派過去香港的聯合行與廣大華行（華潤前身）的工作人員，如何一心奉公為解放區賺錢，運送緊缺物資的事情就不展開說了。對比起國民黨從孔祥熙到一般的小官都在摟錢。解放區與國統區，相當於兩個人，共產黨拚命為解放區輸血補充營養，而國民黨上下級官員到處都在抽血。此消彼長，雙方的實力天平早已發生傾斜了。先說抗戰期間的。國共內戰期間的有時間再總結，全文比較長，想看結論直接划到最後。2016/06/15----------------------------------------------------我是沒吃飯的分割線------------------------------------------------------主要分兩部分：19 3 7 年至1 9 4 0年期間, 外援是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在抗戰時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的軍餉，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和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邊區財政收入約50％到85％。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額及占當年財政收入比率為（法幣）：1937年，4563.9萬元，占年財政收入77.20％；1938年，46.8萬餘元， 占年財政收入51.69％；1939年，566.4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85.79％；1940 年，755 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70％。
除外援外，其餘的財政收入來源是少量的稅收和行政性收費（包括沒收款、罰款、土地登記手續費等）。
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財政雖然困難，但精打細算，尚可維持，甚至有所結餘，但1941年，邊區財政出現了嚴峻的形勢，這年財政虧空567.2 萬餘元，毛澤東回顧當時困難狀況時曾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嚴峻的形勢？
第一, 皖南事變後, 邊區政府的外援完全中斷。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 國民黨的政策也由積極抗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表現在經濟上停發給八路軍的軍晌和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1940年9月 , 國民政府就一度停發每月60萬元的軍晌, 皖南事變後,，八路軍的軍晌全部被停發。同時, 國民黨頑固派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 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鐵、布匹等入口, 阻撓扣留邊區商人; 提高稅率, 不許邊區土產向外推銷。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蠶食政策和經濟封鎖下, 邊區的面積縮小, 人口銳減。抗戰初期, 邊區總面積為1 2.96 萬平方公里, 人口約2 0 0 萬。被封鎖和侵吞之後, 邊區面積減少到9.89萬平方公里, 人口減少到約150 萬。國民黨的封鎖, 使海外華僑及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也中斷了。
第二，非生產人口的增加是造成邊區財政困難的客觀原因。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邊區脫離生產的黨政軍人員最多不超過3萬人。1938年後，大批愛國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邊區非生產人員增至4 萬人。1940年至1941年局勢最為吃緊時，從前線調部隊保衛邊區，使非生產人員達7.2萬餘人。非生產人員的增加，加重了邊區的財政困難。 就糧食一項來說，除徵收救國公糧，缺額部分由財政撥款購糧。1938年購糧款6.8萬元，占年財政收入8.3％，1939年購糧款52.4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8％。1940年購糧款大幅度增長，款183.5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18.86％。 分別比1938年增長了26倍和10個百分點，比1939年增長了3倍多和10 個百分點。
第三，不合實際的財政政策是造成邊區財政困難的主觀原因。1937年至1940年邊區「力爭外援，休養民力」的財政政策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在執行過程中過於機械和教條，出現了不合實際之處。一是對外援認識不足。抗戰初期，國民黨積極抗戰的確鼓舞人心，但當人民力量壯大時，它必然要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給予扼殺。儘管當時邊區黨和政府已經預見到外援不可靠，毛澤東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動手，開展生產運動的號召，但「沒有把1939年的熱潮堅持下去，普遍推廣到農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在當時，政府總是考慮休養民力，總怕群眾負擔重了，而對戰時特殊環境考慮則較少。正如南漢宸所說：「各級幹部處理一些問題也沒有將戰爭與革命的特點把握住，只是站在怎樣減輕負擔和改善人民生活這方面去看問題，而沒有看到日寇和頑固分子有進攻邊區的可能性，忽視了軍事財政等方面的準備。」
第四，邊區經濟落後，工商業基礎薄弱，政府財源睏乏。抗戰前，邊區農業尚不能自給，抗戰開始後，政府採取多種措施，耕地面積有所增加，糧食產量有了提高，但沒有給政府增加多少財源。抗戰前邊區沒有工業，抗戰開始後發展起來的工業也很薄弱。據統計，1940年邊區共有公營工廠9家，工人434人，資金52.3萬餘元。生產合作社29個，社員1132人，股金13.5萬元，產品種類300個，產值僅有2萬元。
1941 年至1 9 4 5年期間, 邊區政府大力發展工商業,稅收是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皖南事變後，邊區政府為解決燃眉之急，確定了獨立自主、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財政原則。具體做法是，給各機關部隊一部分生產資金讓其各自經營以解決經費困難；大量開發食鹽，發動群眾馱運食鹽出口，計划出口60萬馱，其中6萬馱為公鹽，分配各縣，由群眾義務馱運；統一產銷鹽價，其收入歸軍委，作為軍費和軍委生產保證；發行建設救國公債618 萬元；徵收救國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解決人員和馬匹糧草；禁止法幣，發行邊幣1054萬元。這些應急財政措施，對解決1941年的財政困難起了很大作用。但這只是應急之策，要徹底解決財政困難，還必須有一個長遠的方針政策。1942年，在邊區高幹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在這一總方針指導下，每年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進行變革。1943年的政策是「統一領導， 分區統籌」，1944年的政策是「節約儲蓄，克服浪費，積蓄力量，備戰備荒」，1945年的政策是「生產節約，長期打算，積蓄物資，準備反攻」。
發展經濟是解決邊區財政困難的最根本途徑。1940年11月，邊區中央局發出《關於開展邊區經濟建設的決定》，指出：「沒有有效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邊區的鞏固與發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從1941年開始，邊區再次掀起了繼1939年之後的經濟建設高潮，政府加大了對經濟建設的投入，使邊區在農業、工業、商業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
（一）農業。農業是陝甘寧邊區支柱經濟部門。邊區農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耕地和植棉面積擴大，糧食產量和棉花產量的提高。
（二）工業。1941年至1945年邊區工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1943年工業發展水平為例，公營工業發展最快，全邊區有紡織廠23家，年產大布3.29萬餘匹；造紙廠11家，年產紙5671令；化學工業工廠10家，肥皂廠2家，陶瓷廠3家。石油廠1家，火柴廠1家，製藥廠1家， 皮革廠2家，印刷廠4家，被服廠12家，煉油廠2家，工具廠8家，木工廠2 家。（註：《解放日報》1944年5月1日。）公營工業是邊區工業的骨幹，給邊區財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手工業發展也很快。就民間紡織來說，全邊區有紡婦13.3萬餘人，紡車12萬餘輛，1943年共紡紗83.5萬餘斤，
稅收是1941年後邊區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邊區政府的稅收種類有：
（一）農業稅。農業稅是邊區政府要求農民交納的救國公糧。1942年前是以攤派形式來完成，1943年開始實行農業統一累進稅，以每戶人口平均收穫細糧之多寡為標準分級累進。1941年至1945年農業稅收入如下：1941年，20.1萬餘石；1942年，16.5萬餘石；1943年，18.4萬餘石；1944年，16萬石；1945年，12.4萬石。
（二）工商業稅。隨著邊區工商業的發展，工商業稅成為邊區財政收入的主要財源之一。1941年至1945年工商業稅收統計見下表
（三）鹽稅。鹽稅徵收開始於1937年，隨著邊區鹽務的發展，鹽稅成為邊區一項重要的財源。1937年至1945年鹽稅收入統計如下（以券幣為單位）：
1937年近0.2萬元；
1938年4.9萬餘元；
1939年2.9萬餘元；
1940年4.4萬餘元；
1941年37.2萬餘元；
1942年48.9 萬餘元；
1943 年447.1萬餘元；
1944年2457.8萬餘元；
1945年17818.7萬餘元。
（四）公鹽代金。嚴格的說，公鹽代金不是稅，而是臨時捐，是動員群眾幫助政府運鹽的勞役，其金額較大，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有一定地位。公鹽代金始征於1941年，各年統計見下表
（五）牲畜買賣稅和斗佣。牲畜稅是牲畜買賣的一種手續費，徵收牲畜價格的5％。斗佣是代買賣糧食者過斗而徵收的手續費，一般徵收1％到2％。二者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歷年收入數額是：1941 年45萬元；1942年190萬元；1943年4728萬元；1944年約8000萬至1億萬元。
第三. 關於蘇聯的經濟援助
蘇聯提供為中共武器彈藥的情況比較多見，大量的史料方面也有記載。但是關於蘇聯直接為中共提供經濟援助的史料記載不多，經過 知友@小刀閒遊提醒，我也附上這方面的資料。
基於困難的財政狀況，抗戰全面爆發後不久，中共就開始向共產國際提出援助申請。抗戰初期，由於國共兩黨在陝甘寧特區問題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等原因，實際上國民政府應給中共軍隊的很多經費和器物都沒有及時發放，這導致根據地財政非常困難。
最初，中共中央希望共產國際能夠恢復過去按月提供經費的狀況。9月，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致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轉達毛澤東和張聞天要求共產國際再度按月提供經費的請求，信中寫道：中共中央急需錢，因為有許多戰士犧牲在前線，而南京只提供了很少一點薪金。而且要把工作擴展到全國範圍去，也需要一筆數目適當的資金。因此，中共中央要求你們能夠繼續按月撥給經費。 儘管目前找不到共產國際對此信的答覆，但從後來的情況可以看出，這一想法未能實現。此後，中共中央又試圖通過新疆的渠道獲得蘇聯援助。10月初，中央派周小舟任軍委駐新疆代表赴新疆與督辦盛世才聯絡，其任務之一就是與盛及蘇聯駐新代表接洽如何接濟紅軍軍械軍餉問題。周小舟到達迪化後將意見轉達給陳雲等人，10月23日，陳雲、滕代遠致電毛澤東、張聞天表示，對錢、衣服等的幫助，「已電國際請求」。 10月25日，張聞天、毛澤東複電陳雲、滕代遠再次表示，共產國際和我們久不通電，經濟上的接濟亦已停止，希望他們設法催促。經過一番努力和爭取，共產國際終於同意提供援助。11月，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和康生離開莫斯科前，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答應給中共150萬美元，還表示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將提供３萬美元用於救治從監獄釋放的同志。 但後來據康生說，中共並沒有收到150萬美元。目前有據可查的只有1937年11月王明回國時帶回的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提供的3萬美元。根據目前的檔案，蘇聯和共產國際共向中共多次提供資金援助。1938年春天。儘管抗戰爆發以來，中共為了發展生產、開闢財源、改善人民生活，採取了許多措施來恢復和發展經濟，在農業方面還推行了減租減息政策。 但由於基礎落後、同時又處在戰時這種特殊的環境里，根據地生產發展的成效難以立竿見影，其中1937年陝甘寧邊區的公糧只徵到1.4萬石，稅也很少。這導致後方軍費1938年2月前共欠5萬元，3月起每月差3.2萬元，至1938年2月戰士已3個月未發鞋襪費，幹部3個月未發津貼費，「經費困難萬分」，如不能得一補充，吃飯穿衣均成問題。為了保障部隊和黨政機關的供給，中共中央又向共產國際提出援助請求。1937年年底，中央書記處致電鄧發瑏瑠轉共產國際書記處，通報了12月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及決定，電中指出：「全國工作大開展。八路軍擴大大有成績。但幹部與金錢極感缺乏。中共的救援電及安德利亞諾夫的報告，引起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重視。1938年2月11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會見共產國際領導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同意援助中共50萬美元。現查到4月28日由毛澤東簽字的一份收條：「從米哈伊洛夫處收到30萬美元」，因此目前只能確認中共收到30萬美元。1938年7月王稼祥回國時提供的。為了更直接地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共的情況，1938年2月27日－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人材」等問題，其中就包括交涉款項事宜。同時，任弼時還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中共的救援信。信中指出，目前有三批人員急需救助，一是從國民黨監獄釋放出來的近4000政治犯，他們受盡折磨，健康狀況極差，要回到黨的隊伍中來重新工作需要治療和營養；二是數千因傷致殘的紅軍人員；三是大批被國民黨殺害的烈士遺屬以及當年留在蘇區失去生存條件的紅軍親屬，以及現在在黨、政、軍工作的6000家屬。他還寫道：目前黨只能保證各機關工作人員的簡單溫飽，抗戰後原定每人發1元至5元不等的補助金，也因經費匱乏經常發不出來，中共急需在物質上得到蘇聯的幫助。在聽取了中共代表的報告和請求後，共產國際決定向中共提供援助。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決議，決定向中國提政治、道義及物質上的支持和援助。根據王稼祥回憶，７月初，在他回國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時談話，在談到援助時季米特洛夫表示，「共產國際從它的外匯中撥出30萬美元送給中國共產黨」，此後很快王稼祥就「帶著這些意見和物件回了國」。 另據一份中共中央救濟委員會給國際互濟會的工作報告指出，1938年王稼祥同志回國帶來國際互濟會給的美金三萬元，按市價兌法幣二十四萬元。 由於檔案的限制，目前不清楚這兩筆錢的關係。筆者分析可能有三種可能：1．兩筆錢彼此獨立，即總共援助了33萬美元；2．互濟會給的3萬美金是共產國際給的30萬美元的一部分，即總共援助了30萬美元；3．王稼祥誤把3萬記成30萬，他只帶回3萬美元。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鑒於中共軍隊的軍事行動將會對蘇聯有特殊意義，7月2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送交了關於向中共援助200萬美元的建議。7月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共產國際向中共援助100萬美元。 7月7日，季米特洛夫告訴毛澤東，您關於資金援助的要求已經批准。我們會採取措施，使您儘快分批收到所有款項。7月16日，季米特洛夫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通知：給中國同志的資金援助還沒有送出。計劃準備分兩次。一是用合法的經過延安的飛機，二是為了讓中國同志儘快收到撥款，準備用經過蒙古的飛機秘密寄送，這一方法過去曾成功實踐過。7月17日，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通告，近日我們準備發走您要的一半數目。為了減少風險，我們準備把這些錢的一半給您，另一半給周恩來。請確認，是否可以把這麼大數目給周恩來。7月19日，毛澤東致電季米特洛夫，同意一半數目給周恩來，另一半隨近日來延安的飛機帶來。
綜合上述，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來源分兩個階段兩個不同來源。
1937年至1940年期間，外援是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的政治、經濟、軍事封鎖，使邊區財政困難。陝甘寧邊區政府改變了財政政策，使稅收、公債、特產貿易、公營企業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
另外，蘇聯的援助一直是抗戰時期，邊區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
最後：據小道消息，邊區政府的土（可以吃的那種）也很值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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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 楊奎松
5. 《抗戰期間蘇聯向中共提供資金援助問題初探》 孫艷玲
二戰開始前為了應對軸心國瘋狂擴張，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三個國家美蘇中成立了一個名叫「哲學家」的組織。這個組織為同盟國在整個二戰期間籌集了全部軍費和包括曼哈頓計劃在內的全部高級科技研發。但由於美蘇中三國互相猜忌，都不同意把該組織的總部放在對方國家經營，最後三國互相妥協，把哲學家的總部設在中國弱小的叛軍手裡，也就是延安。這也是為什麼西安事變能夠和平解決，tg沒有在長征後背剿滅，延安在整個抗戰期間被國軍拚死守護沒有遭到日軍清繳，而tg能夠在抗戰期間發展壯大的原因。二戰結束後，tg與蘇聯狼狽為奸出爾反爾不肯交出哲學家組織，而失去了哲學家支持的國府只能含恨轉進寶島，而美國被迫親自發動韓戰希望迫使tg妥協，但此時tg依靠哲學家強大的經濟科技支持已經研發出世界上第一台metal gear，裝備38軍並用其參加了第二次戰役，迫使美國最終停戰。雖然國府遺憾的失去哲學家的支持，但之前依靠得到的部分技術，國府依然研發出了就連f22都要忌憚的idf戰機，並且在幾年前開發出了世界上首次出現的心靈傳輸技術——用愛發電。
因為本國不會宣傳這個問題，所以有些人還以為這是台灣方面的「污衊」，其實不是的。【圖片】其實T貨這件事牽連深遠，上至主席、賀龍、陳雲，下至葉季壯、霍維德、南漢宸、范子瑜、陳希雲、黃亞光、喻傑、劉卓甫、牛蔭冠等大批西北根據地財經人員都是深度參與。至於軍方如王震、陳伯鈞、張宗遜、賀晉年等軍事將領更是不必說。可以說如果沒有T貨，當年邊區的財經、貿易工作就無法維持。部隊的很多「生產自給」其實也來源於此，並不像教科書中描述的這麼輝煌。應當說邊區脫離經濟困境的方法一方面是靠老百姓為主，軍隊為輔的糧食生產（大生產運動），另一方面靠的就是T貨和食鹽的外銷，其中T貨佔6-70%，食鹽佔20%。以利潤來說則遠遠不止三倍了。因為不光彩，所以共和國是不願意宣傳這件事的。整個過程十分曲折，要詳細說明估計要幾十萬字才行。有些很蠢的質疑我就逐一辨析了，本吧酷愛刪除此事相關的帖子。多說無益，只拋出結論。1、地不夠，不種糧食餓死。所以不可能種。答：錯誤，T貨主要解決布棉問題，這在邊區經濟中比重極其大。不比糧食問題影響小。陳雲說的很清楚，布匹是邊區物價變動的總龍頭。事實上邊區除了耕地也在積極擴種棉花。照不種糧食就餓死的神論，估計西北根據地軍民寧可在寒風中光著屁股凍死，也要禁種棉花吧。2、種了也沒用，無法通過封鎖線。 答：錯誤，邊區花錢買通國軍腐敗軍官（又稱「統戰」）後，大量進行貿易，只是要額外付出一些成本。當時一些交通人員就是以土客的名義進出邊區的。被「統戰」後就根本不管了。3、氣候原因陝北沒法種，種了也賣不過雲川貨。 答：錯誤，別說陝北，更北的大青山，更西的敦煌武威都可以廣種此物。至於外銷能力也沒有絲毫問題，敦煌武威的貨在30年代就能遠銷平津，沒有什麼競爭不過雲南煙、四川貨的怪異說法。而且1942年後陝邊受輿論壓力影響，改為在晉綏種，種植條件就更好一些了。4、當藥材，麻醉品用。 答：錯誤，邊區T貨用於外銷，禁止內銷。交給武裝「土客」，就是用於賣的。邊區1947年才掌握嗎啡製作技術。這時候都賣了6年了。中間一度為了回籠邊幣，鞏固邊幣信用，只要求以邊幣購買。結果演變成成內銷引出很多亂子。5、是逐漸禁止，之前很多。禁止要過程。 答：錯誤，其實1941年前就禁的差不多了。國統區也是同時期禁種的，邊區要比國統區禁的還好些。皖南事變後是政府組織的恢複種植，而非減少。【圖片】【圖片】邊區石油出口情況，價格不高，總量也很低。【圖片】這是邊區1944-1945年的進出口情況，可以看出整個貿易赤字極大。按道理是嚴重逆差，但是有一種神奇的「特產」可以扭轉邊區逆差的情況，其出口甚至大大超出邊區其他物品的出口總額（1945年出口合計20億，但是特產這一項就出口39億，難怪「畸形」）【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
種過不該種的東西，當然這肯定不是來源大頭。
土共消滅了地主階級，直接向農民徵稅。以前看過一個說法，就是中國古代為什麼有朝代的周期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王朝初期，由於剛剛經歷戰火，人口降低並且土地重新分配。此時帝國的稅賦是直接從農民手中徵收的。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面人口逐步增加，另一方面土地越來越向地主手中集中。而地主的稅賦是收不上來的，無論帝國如何設置稅賦的徵收方式，地主，尤其是大地主都可以通過賄賂等方式避開。從而帝國的稅賦就由擁有土地的中農承擔。這樣，有土地的中農紛紛破產，從而土地更進一步的集中到地主手中，反過來中農的賦稅壓力進一步增加。這樣一個惡性循環很快壓垮帝國。這同樣可以用來解釋國共之間財力的相互關係。
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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