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研究歷史？
問題另一個表述是，歷史科學的第一任務是什麼？
謝邀。
我個人是不同意頂樓的說法的，以史為鑒，從歷史裡看出規律什麼的。但身邊也有同學相信這個，所以因人而異。
Elbert Hubbard說過一句話——
「If men could only know each other, they would neither idolise nor hate.」研究歷史，是把這句話發揚到一個抽象的高度。不光是人，到事，到文明，到意識形態，到宗教。只要你理解，你就不會盲目崇拜，也不會一味憎恨。
研究歷史，就好像在Google地圖上，滾輪往外放大一樣。剛開始你看到的是一個人，然後是一個事件，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每一個人身上都有歷史的影子，任何人的思想都逃不出那個時代的框框。
明白了這一點，看問題的角度會有很大變化。
真正研究歷史的，絕少拘泥於事件和人物。同樣的事件，同樣的人物，給不同時期，不同信仰的歷史學家來解讀，得出的答案是不一樣的。從歷史，和歷史的解讀里，可以看出人類思想的進化。
也就是說——
Take nothing you believe in, for granted.不要認為你所相信的任何事情，是理所當然的。你當今所相信的所有觀點，都是因為歷史。不懂歷史，就不會明白你的觀點來自哪裡，不明白觀點的出處，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無論是深信不疑，還是嗤之以鼻，如果不建立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上，都是盲目的。
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但說白了，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的狀態。重點在看，不是在山。
這是解釋給對歷史沒興趣的，或者非專業的歷史愛好者聽的。對於歷史學生來說，我最崇敬的歷史大師Eric Hobsbawm的一句話，或許可以引起共鳴——
Historians remember what others forget.謝邀。
研究歷史科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看懂當前發生的社會現象，甚至自然現象。
歷史事件相當於無數個小事兒的合力表現，因此具備統計價值。身在局中的人是永遠無力明白自己的位置的，但是歷史學能夠解決這一點。
舉幾個例子吧。
大航海時代的最主要受害者，就是壟斷了大陸橋的奧斯曼帝國，這一點，當時的奧斯曼蘇丹是不知道的。
開放沿海口岸會讓資本，人力和物質資源向東部地區高速傾斜，並造成內陸地區的失血。
有了這個視角，你就知道，江南和嶺南資本是不會有動力去修內陸高鐵的，就像英國人討厭德國往巴爾幹修鐵路。
寒冷的氣候會造成農業人口向南移動，因為北方不再有廣袤的耕地，相對，適合放牧的區域會向南移動，南匈奴請求內附，在短期來看是一場勝利，在中期來看是一個累贅，在長期來看是一場災難。內遷的沙陀人，佔據了五代的五分之三，唐代很多被無知者誇耀的政策，最後都成了北宋無法承受的痛苦的起源。
國家對基本盤的態度，往往能夠看出未來的景象，孝文帝漢化改革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鮮卑軍人，而高歡在很早的時候就看透了這一點。
越是漢化的異族越值得警惕，他們更了解這個國家。日本人沒有成功，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他們也許懂唐宋，但是他們不懂戰國秦漢。然後，他們還以華夏自居。於是他們栽了。
歷史在長期來看是公正的，慘烈的反噬和報復從來是不針對個人的，歷史的眼中沒有個人，有的是家族，階級，門派，民族。後趙的吃人者，前秦的自大狂，西晉的清談客，南宋的屈膝兒，最後的下場是不好的。
國家刺激經濟是不能夠挽救蕭條的，凱恩斯做的就是把危機延後，他也清楚這一點。挽救蕭條的是爆發性的內外需求，比如戰爭。
技術進步並不是線性的，而是階段性的。500年的世界和1500年的世界區別並不大，1500年以後的技術爆發讓所有人覺得技術進步的速度會持續下去，而這是缺乏邏輯的。
等等。
所謂歷史就是過去的故事，但是又不僅僅是故事那麼簡單。每個人每一天都在書寫歷史，但是有多少人晚年的時候可以自信滿滿地說，他深刻地理解他所生活的時代。人是有時代的局限性的，而歷史學家的可貴之處便在於，因為時間的距離，他們得以跳出時代的束縛，從更高的維度重新審視過去發生的事情。繆瑩 google map 的比喻非常貼切，只可惜我們在歷史的維度上沒有google map，可以這樣輕鬆的zoom out。
不知你們有沒有想過，歷史上大概來過又去了的有幾十億的人吧，為什麼只有很少數的人可以出現在全世界各個國家的歷史課本上。難道那些普通人沒有留下一點痕迹嗎？不是，現在依然有很多古老的私人日記留存。真正的原因是在zoom out的時候，這些人的痕迹跟另一些人留下的比起來變得微不足道。
而這種zoom out對歷史學家來說是對信息的高度提煉與總結。
-----------------------------------------------------------------------最近在看一本講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書叫「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by Barry Naughton， 看的過程中對歷史這門學科有了一些新的感受，所以看到這個問題就趕緊點進來想說幾句。這本書是一個美國教授寫的，時間跨度從清朝末年講到2005年。我讀感受就是，越看越慚愧，感覺自己對這個國家和自己生活的時代了解實在太淺了。抗戰以後的歷史，祖父父親都有所經歷也常常提及，九十年代之後發生的事情我也都算親身經歷過，但是直到看過作者系統性的總結後，我才真正意識到這過去的幾十年中國經歷過多少決定性的轉折，以及過去的二十年發生的變革，對中國的意義有多麼深遠。你也許會說，我也感受到了二十年里一個個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生活一天天變好，但是「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這些變化是偶然還是必然，又會不會持續發生呢」卻不是僅憑生活經歷可以回答的了。
不是歷史專業，歡迎討論。我來從經濟學的角度說一下為什麼要研究歷史。我對歷史沒有太深入的研究，認識比較膚淺，還請諒解。我的專欄：經濟學中的歷史故事 - 大石頭路73號 - 知乎專欄
看到知乎上的一個問題：為什麼要研究歷史？ - 歷史，想到之前看過的幾篇將歷史因素結合到經濟學研究中的論文，感覺挺有意思。這樣的文章有很多，我在這裡介紹兩篇我印象比較深刻的。這裡會側重說一下相關的歷史背景，而具體的經濟理論和實證方法可以下載原文看一下。
第一篇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impact of the printing press
(Dittmar, 2011)
作者要探討的是16世紀前後印刷術對歐洲經濟發展的影響。先介紹一下歷史背景：大家知道，中國的畢昇（生卒約970年-1051年）在宋代發明了活字印刷術，而印刷術在歐洲出現的要晚的多，一直到1446年-1450年，古騰貝格（Johannes Gutenberg，也有翻譯成古騰堡）才在德國城市美因茨（Mainz）發明了印刷術（註：當時叫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尚未出現「德國」這一概念，但為了方便，下文統稱「德國」），俗稱古騰貝格印刷術。
印刷術的發明對信息的傳播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是信息傳播的速度大幅提高，以前的書都是手抄本的，顯然不如機器印的快。二是成本大大降低，印刷術發明之後，書本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在歐洲中世紀，不管是書還是紙都很稀缺，價格高昂，一般人家是買不起那麼多書的。當時的書籍多是關於宗教，因為神職人員普遍受教育程度更高，識字率高，並且天主教教會相對有錢。也正是由於教會壟斷了知識的傳播，所以民眾缺少獲得新知識的渠道，也只能對教會言聽計從，後來天主教教會為了斂財發明出「贖罪券」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是後人將這段時間稱為「黑暗的中世紀」、「愚昧的中世紀」的原因之一。
印刷術的出現，使得教會難以再保持信息的壟斷，一個結果就是印刷術促進了宗教改革的傳播。1517年馬丁-路德在德國城市維騰貝格（Wittenberg）發動宗教改革，揭露天主教教士貪婪的嘴臉，主張還原聖經本質，並且將聖經從拉丁文和希臘文翻譯成了大多數德國人都能看懂的德文。宗教改革導致基督教再次分裂，新教誕生。事實上，馬丁-路德並非第一個有宗教改革想法的人，只不過就他成功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時歐洲的印刷術已經流行開來，有利於他的思想以及德語版聖經的快速傳播。
（古騰貝格時期印刷的聖經。來源：Datei:GutenbergMuseumPrint.JPG Wikipedia ）
好了，現在回到論文上。印刷術有利於知識和技術的傳播，因此有利於商業的發展。古騰貝格發明了印刷術之後，這項技術對大多數人來說都還是個秘密，因此文章作者認為，印刷術技術的傳播是以印刷術的發明地美因茨為中心，向四周傳播開來的，因此作者使用某個城市到美因茨的距離當做工具變數，來看對印刷術的接受程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的結果是印刷術對經濟發展有顯著的積極影響。
來自論文中的插圖，古騰貝格印刷術1450年到1500年在西歐的傳播，紅點表示接受了印刷術的城市。可以看到，以德國美因茨為中心（第一幅圖中的紅點），確實有向四周擴散的趨勢。
關於這篇文章還有個小插曲。這篇論文是港科大的一位教授推薦給我的，我們是在德國曼海姆認識的，他說想去美因茨看看，就是因為這篇文章中運用了美因茨這個工具變數。所以我們專門去看了美因茨參觀了古騰貝格博物館，裡面展覽了歐洲印刷術的發展歷程，也有介紹東亞的印刷技術。
(古騰貝格博物館外景，來源：Gutenberg-Museum Wikipedia
更多信息：http://www.gutenberg-museum.de/ ）
如果有機會去美因茨的話，除了看大教堂，這個博物館也是值得一看的。
第二篇文章叫Standardised Latin and Medieval Economic Growth
(Blum, Dudley, 2003)
這篇文章同樣是探討信息技術的發展對中世紀經濟發展的作用。不過這裡的 Information Techonlogy 指的是拉丁語的標準化，即拉丁語的變革對中世紀歐洲經濟發展的影響。
拉丁語起源於義大利，現在很多歐洲語言都深受拉丁語的影響，雖然如今拉丁語的使用已經很少很少，但其影響早已內化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比如歐洲很多古老的建築，特別是教堂，上面很多文字都是拉丁文，因為在古羅馬時期、神聖羅馬帝國時期，拉丁語一直都是西歐最重要的語言。許多歐美大學的校徽和校訓也都使用了拉丁語，比如：
哈佛大學校訓：Veritas。意為真理（Truth）
（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vard_University ）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雖然20世紀中期才成立，但校訓也使用了拉丁語：Veritas, Iustitia, Libertas。意為真理、公正、自由（Truth, Justice, Liberty）
（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e_University_of_Berlin ）
任何語言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拉丁語在歷史上也經歷了多次變革，這篇論文中的故事就開始於公元9世紀在西歐的一次拉丁語標準化。我們先來看一下文章的開頭：
這樣的開頭在經濟學學術論文中很少見，像是在講故事，徐徐打開一幅歷史的畫卷。我來介紹一下這段歷史：公元800年，法蘭克王國加洛林王朝的國王查理曼（Charlemagne）在羅馬接受教皇 Leo 三世加冕，成為皇帝，被稱做查理大帝。他的名字也有翻譯為查理曼大帝，這一翻譯來源於他的英文名字 Charlemagne，把 magne 音譯為「曼」（維基百科上認為這是錯誤的翻譯）。Magne 在拉丁語中意為「大」。同一詞根的單詞Magnum 也意為「大」，這個單詞你可能覺得沒見過，但看一下這個圖你可能就有印象了：
是的，和路雪旗下的「夢龍」冰激凌的標誌就使用了拉丁語「Magnum」。
查理大帝很厲害，攻城掠地無數，佔領了現今西歐的大部分地區，據說現在撲克牌中的紅桃 K 上的人物原型就是他。 ( 查理曼大帝：撲克牌中紅桃K的原型--文史--人民網 )
查理大帝後來遇到了阿爾古因（Alcuin），這是一位當時有名的文化人，查理大帝很愛才，就邀請他到法蘭克，主持現位於法國境內的圖爾聖馬丁修道院（Saint-Martin of Tours，圖爾的聖馬丁，是基督教歷史上的一個聖人）。他在這裡傳播文化，成為了當時加洛林王朝的一個文化中心，對查理大帝的文化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書寫的聖經使用了統一的拉丁文書寫方式，之後幾百年這種統一的拉丁語文法在歐洲傳播開來，被稱為加洛林體(Carolingian minuscule)，也是現在使用的拉丁字母的基礎。
隨著這種統一標準的拉丁語的傳播，900年-1300年間西歐的經濟和人口都有大幅增長，論文作者希望研究一下這之間是否存在關係。經過實證分析證實，拉丁語的標準化對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主要途徑是降低交易成本，使經濟決策去中心化，提高人力資本的生產率。
幾年前我也去上過兩個星期的拉丁語語言班，當然學的很快就忘了，只能算是感受了一下，現在能記住的句子除了凱撒大帝說的Veni, vidi, vici（我來、我見、我征服），就是 In vino veritas （In wine there is truth，「酒中有真理」),這句話在喝酒的時候還是用的上的。拉丁語是一種高度曲折的語言，變位形式多樣，比如語言中的格的變化，也就是冠詞和名詞詞尾在句子中不同的位置的變化情況，德語中有四個格，拉丁語中常用的有六個格，相比而言英語中的格基本毫無存在感。當然拉丁語肯定不是最複雜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英語是難度較小的語言。英語是屬於日爾曼語系的一支，且經過了簡化，語言結構已經十分簡單，這也是英語能成為世界語言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們把這篇文章中的思想借鑒過來，英語的快速傳播也許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英語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影響（當然說英語的國家很多，也不可一概而論）。我同事的一篇論文提到，中文和英語的差別過大是導致很多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無法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換句話講，一個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平均英文水平，或者說國際化程度，可能會影響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
拉丁語雖然現在被看做是一種「死語言」，但它對於歷史的深刻影響無法泯滅。這裡有兩篇關於拉丁語的有趣文章，值得推薦。作者正是文章開頭提到的港科大教授。
《八卦一下拉丁文》
八卦一下拉丁文 （1/2）
八卦一下拉丁文 （2/2）
類似研究歷史經濟現象的文章有很多，並且還有經濟史學這門分支。雖然經濟學中的歷史跟真正的史學相差很多，但用經濟學理論來解釋歷史現象，會讓我們對歷史有一個更加立體的認識，而將歷史納入到經濟學研究中，也會讓經濟學更有厚重感。這也正是經濟學研究的樂趣所在。
我仰慕的閻老師——因專業關係，無親炙之幸——在一次小範圍的討論中回答學生的這個問題時說：為了理解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逐漸認同他了。
Coursera 上的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在結課後給我發來的最後一封郵件裡面的節選：Each of us is born into a particular world, governed by a particular system of norms and values, and a particula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Since we are born into it, we take the surrounding reality to be natural and inevitable, and we tend to think that the way people today live their lives is the only possible way. We seldom realize that the world we know is the accidental outcome of chance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condition not only our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but even the way we think and dream. This is how the past grips us by the back of the head, and turn our eyes towards a single possible future. We have felt the grip of the past from the moment we were born, so we don』t even notice it. The study of history aims to loosen this grip, and to enable us to turn our head around more freely, to think in new ways, and to see many more possible futures.
I hope that by introducing you to the history of humankind, this course has helped loosen the grip of the past.
簡單概述一下：學習歷史不是為了以史為鑒或者預測未來，而是為了逃脫它的掌控。或者，歷史使我們自由。
謝幾位邀。。
一直喜歡宏觀史學，並且很長一段中二病時期，總是認為貌似能夠從歷史材料中去總結一套萬變不離其中，擁有普遍解釋力的定律；也貌似認為所有的歷史材料都可以作為實在經驗補充到當代所有政治形勢的判斷中；在觀念方面，也是歷史主義的實在信徒。
但是我參考了一些不同意見。
比如. T詹金斯（Keith Jenkins0「實際上，歷史就是在一個無根基性、無方向性表述的世界裡的一個無根基性、無方向性的表述。」(《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利奧塔（Jacgues Lyotard）認為歷史並無直線性發展的方向。他所定義的「現代」一詞主要內容是「宏大敘事」證明了歷史的統一性故而，這種東西很大程度上在於你的價值觀立場而已，周期律的解讀依賴於基本的個人視角差異，是否可以以史為鑒也依賴於人的本位視角，是否信仰於此，這依賴於個人。歷史至少分為歷史事實，歷史敘事和歷史解釋，故而至少從後現代主義之後，歷史哲學的觀點總體傾向於歷史本身的非連續性，轉而去分析更細小的表徵和基本結構。畢竟歷史學家只能間接地知道歷史，因為畢竟那是過去，並沒有直接體驗。然而他們相信邏輯假設使客觀地研究歷史成為可能，所以對歷史的解釋並不是任意武斷的，只是受到了當時言論的限制。在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方面，二者也存在共識。這樣，他們就構建了一種「歷史」（大寫的History，Die geschichte）
所以，或許我們做最基本的祛魅，那就是將歷史還原到材料上。
這個材料包括廣義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細節而言，包括經濟模式，自然環境背景，權力結構，社會生態，文化生活，地理志等等。並且在這些宏達的材料中，我們可以摒棄本位主義視角，從一個比較高的角度去審視當時的人，並反而能夠更為理解當事人的立場，並帶入到私人觀點之中。
這樣而言，從人本主義的角度，我們事實上是在探討人的社會性，包括經濟學意義的「人」，人的觀念，以及建構出來的人性。而歷史本身是一個全局性，並且不可能在當代社會複製的社會性實驗，就如同人類文明機器的運轉，一個記錄程序記錄下每一個關鍵參數的變動，而這種社會性實驗，使我們探討作為零件的「人」，以及人的社會性最好的參考。
而從敘事主義的角度來說，歷史的編撰本身是歷史事件的排序和講述，我們在講述一系列的故事並試圖通過邏輯去重組一個歷史語境，而這一切工作構成的是盡量可信的歷史文本，而對於學術共同體而言，這個文本是最基本，擁有共識的材料，並在各個學科中作為意義追溯的文本證據，並且從整個學理傳承和觀念變遷中梳理出一套思想脈絡。
而就私人而言，為什麼會去花時間在歷史學上呢？
社會生態很有趣地發展到現在，這個過程非常有趣，以至於我顯然做不到無動於衷。。下文：鮑鵬山《我們與諸子》全文引用。盡信書不如無書，請取其精華。
我們為什麼還需要講諸子？我們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為什麼還要到兩千多年前諸子的那個地方去，為什麼還要認識他們？這實際上涉及歷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歷史對於我們為什麼是必要的？這是歷史學的一個基本問題。
歷史為什麼對於我們是必要的 現在史學界有一個比較流行的觀點，甚至在中國的學術界，還算是一個比較主流的觀點，就是有一句話，「史學就是史料學」，這句話是傅斯年說的，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研究歷史的學問，就是去整理、校正、搜集歷史上保存下來的史料，然後盡量去探索一段歷史的真相。其理論根源卻在德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柏林大學的蘭克學派（Ranke School）高度重視第一手資料，提倡史學就是「考證的科學」，蘭克（Leopold von Ranke）本人明確地說，他著史的目的「只不過是說明事實的真相而已」。事實上，我們的歷史上曾經有這樣一種傳統，那就是清代以來的乾嘉學派，他們重視史料、訓詁和校訂。所謂「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廣參互證，追根求源」。在中國的學術界，這種觀點甚至成為主流。假如我們的現實裡面，又不大具有思想否認自由，假如我們的學者又比較缺乏思想的能力，再結合這樣一種所謂的乾嘉傳統，我們很多的研究者就走上了這樣一條路，並且給這樣的路徑提供正當的說明。但是我對這樣的史學觀點一直是懷疑的，因為這個史學觀點裡面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歷史為什麼對於我們是必要的？作為生活在現代的人，我為什麼要去了解歷史上的某一段史料呢？我為什麼一定要去探究歷史上的某一件事情的真相呢？若不能說明這個問題，就不能證明歷史學對我們今天的價值，沒有價值的東西是沒有存在前提的。 歷史的本質有一點像什麼呢？做個不恰當的比擬，歷史的本質有一點像上帝的本質。它可能不是一個事實，但它是一種價值。上帝是事實嗎？不是。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上帝，為什麼？因為上帝代表著一種價值，這個價值對於我們來說太重要了，沒有這個價值，我們的生活就沒有屏障了，我們人類的道德體系就要崩潰了。所以歷史的本質在於它的價值，而不在於它曾經有過的事實，如果史學家們把追尋歷史事實作為他的工作，那麼正當的方法是，造出時間機器，讓它帶我們回到現場，而不是去鑽故紙堆。到圖書館去找故紙堆，就是找到歷史的事實嗎？即使在歷史的故紙堆裡面找到了這段記錄，這段記錄本身就是真的嗎？辦公室裡面今天有兩個人打架，若明天找在場的人來敘述，不同的人敘述都是不一樣的。記錄在書上的、成為文字的，就一定是真的嗎？也不一定。所以，歷史的真相往往是不存在的，歷史裡重要的是，它作為一種價值而存在。 歷史為什麼對我們是必要的？就是它給我們提供一種價值，給我們提供生活中的參照系，給我們提供一種判斷的標準，甚至有的時候，也給我們提供一種判斷的方法，這才是歷史的價值。 英國的大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seph Toynbee），在他的《歷史研究》這部巨著的前言部分，有一句很有名的話：「歷史是什麼？歷史是一個不斷地增加自己的東西。」這句話包含著怎樣的內涵呢？就是說歷史不是已經定型了，它發生過以後就是那個樣子了。我們中國的史學家們，大學的歷史教授們，總是在講要找歷史的真相去，他就把歷史看成一個已經定型的客觀事實，把它找出來。但是湯因比說，歷史是一個不斷增加自己的東西。它隨著歷史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自身在不斷地增長。為什麼這樣講？就是因為我們每個時代的人，當我們站在不同的角度，當我們有了更多的經歷，當整個人類有了更多的人生體會以後，我們再去看歷史，你會發現以前沒有發現的東西。也就是說，歷史的總量增加了。歷史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歷史處在不斷演進的過程之中。先秦諸子生活的年代是在兩千多年前。兩千兩百多年前，這些諸子們就結束了他們的生命，也結束了他們自己的寫作，停止了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思想成果用書籍的形式，用文字的形式已經定型了，放在那個地方，但是，從漢代到今天，我們每一代人都在解讀他們，在解讀他們的同時，就給他們增加了內涵。 史學家們不是去把一個雪球給鑿開，看看它裡面到底有什麼。若拿一個鑿子鑿雪球，鑿到最後，它是什麼？鑿到最後它還是雪，什麼都沒有，沒有內核的。史學家的任務是，當這個大雪球滾過我們身邊的時候，是否有能力在這個雪球上再附著上一點東西，讓這個雪球更大一點，然後歷史就越來越豐富，文化就越來越深厚。不是拿一把鑿子去鑿，把它鑿開，看看裡面最終的事實是什麼？最終的事實也就那麼一團雪。所以歷史的過程是一個價值增生的過程。我們今天讀諸子，讀出了與古人不一樣的東西，是因為我們比古人聰明嗎？不是的。因為我們今天的生活比古人的生活有更多的經驗，有古人沒有的經歷，然後把這些經驗和經歷，糅合到諸子的思想裡面，所以諸子從我們的時代滾過的時候，他從我們這個時代汲取了東西，諸子的思想就變得更加豐富。所以，歷史是一個能夠不斷增加自己的東西，像滾雪球一樣。 歷史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歷史也是一個不斷地讓現實更有內涵和深度的東西。不要認為我們都生活在今天的社會裡面，就對這個社會的感受是一樣的。你說你在上海居住，我也在上海居住啊，你面對著中國，我也面對中國啊，你面對著世界，我也面對著世界啊。但是在擁有的人和擁有的世界方面，人跟人是不一樣的。為什麼？歷史的積累不一樣。歷史能讓現實更有內涵，更有深度。一個文化程度相對高的人，他擁有的現實就要比我們一般的人要多，因為他看得更深。所以我本人有一句名言：對我們而言，這個世界不是太大，而是太深。我們能達到一個什麼樣的深度呢？人跟人是不一樣的。歷史就是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種東西，讓我們可以更深地下潛，深入到現實的內部。實際上我們不是深入歷史，而是深入現實。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就像一個潛水艇，它可以帶著我們下潛，只有擁有歷史，才能夠有能力下潛。所以，湯因比說，歷史是一個能夠不斷增加自己的東西。我們可以把它引申為，歷史是一個不斷地讓現實更有深度和內涵的東西，歷史也是一個不斷地讓現實更有內容的東西。若想更深入地了解現實，就必須了解歷史。若想更深入地進入這個世界的內核，想要更深入地了解這個世界的本質，甚至想更深入地了解我們人自身的人性，就必須藉助於歷史。 柯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話講得非常好。以前有個研究生的考試，就考了這個題目：試評析「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句話。後來這個標準答案出來以後，說這是一句反動的話。為什麼呢？歷史是客觀發生的，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怎麼能說是思想的呢？我們大學的研究生考試，竟然對這句話作如此膚淺的理解。一切歷史為什麼都是思想史？就是說加入沒有足夠的思想的準備，就不能夠深入歷史。只有思想才能在現實中發現新的思想，只有思想才能在歷史中發現本質。 這個世界對於我們不是太大，而是太深。宇宙有多大，我們可以用物理的方法來測量，但這個世界的深度我們沒辦法測量，就像我們講先秦諸子一樣。先秦諸子有多大啊？《孟子》就四萬多字，《莊子》也就十萬多字，不大。但問題是他們的深度，深不可測。兩千多年了，從他們死後，一直到今天，每個時代的人都在下潛，想找到他們最深的地方，但是我們到現在，還根本不知道，他們最深的地方在哪裡？他們不是太大，是太深了。 實際上他們真的有那麼深嗎？他們只是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深入的可能性，真正深的是這個世界太深了，使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太豐富多彩了，我們現實生活的豐富多彩增加了先秦諸子的分量，而不是諸子增加了我們的分量。 我們說認識歷史，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更好地認識我們自己的時代，認清自己的方向，認清我們歷史的位置和歷史的責任。克羅齊講：「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研究古代實際上都是在研究今天，就是在研究現實，歷史學就相當於一個潛水艇，我們藉助於這個潛水艇，可以下潛到這個世界最本質的地方，然後去認識世界，認識我們自己。沒有這個工具就進不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就是為當代服務的，它是為我們當代提供價值。 中國古人講到歷史也有一句話，叫「以史為鑒，可以知得失」。這句話包含著一個很好的內涵，就是說有很多東西，我們在當時較短的時間裡面不能對它作出正確的判斷，要對這個事物作出正確的判斷，必須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給你一粒種子，還不能夠判斷這個種子將來會開什麼花；給你一朵花瓣，還不知道它將來會結什麼果；給你一顆幼苗，還不知道它將來會長成什麼樣的材質。所以要判斷它的話，必須等到一粒種子開花、發芽、長大成樹，然後你才能判斷它的本質是什麼。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歷史是我們形成正確判斷的必不可少的元素。比如說，我們中國人說對一個人怎麼判斷啊？有一個詞，蓋棺論定。我們說三歲看老，那是一種猜測，蓋棺才最終論定論定。必須等你把一生的經歷全部演完，從出生，到搖籃，再到棺材，棺材一蓋，現在我們給他一個鑒定。它有個過程，必須等到這個過程結束。但是我們還會發現，即使到蓋棺了，一定能論定嗎？還不行。為什麼？我們會發現，就每個歷史人物而言，不同時期對他會有不同判斷。毛澤東在1976年9月9日去世的時候，中共中央給他發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包括最後那個悼詞上的判斷，和我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判斷是一樣的嗎？還不一樣。因此，要對一個事物做一個判斷，歷史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元素。沒有歷史，我們無法形成正確的判斷。歷史與民族 一群人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民族，是因為這一群人有個共同的歷史，以及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的共同的文化信仰。沒有共同歷史的人，你把他們放到一起，沒有共同的文化信仰的人，你把他們臨時湊到一起，那只是暫時的一群人。但是假如這一群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長時間，一代一代共同生活下去，最後他們形成了共同的歷史了，他們就成了一個民族。 所以說，沒有歷史就沒有民族，我們可以推出一個逆定義。要消滅一個民族，有兩種方法：一種，就是中國歷史上成吉思汗干過的事情——種族滅絕。成吉思汗大軍在向西域進攻的時候，當地的一些土著民族被他徹底滅絕了，像花剌子模國，殺得一個不剩。我們現在還有很多人在崇拜成吉思汗，這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現在西方人本來就對我們不放心，他就怕我們強大了，學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野蠻的象徵。他的大軍在向西路進軍的時候，比如說他打俄羅斯，那後來的普希金怎麼說的？說成吉思汗的大軍像洪水一樣，把我們的一切都給淹沒了，然後洪水又退去了，什麼也沒有留下，除了留下一堆廢墟。還有一種消滅民族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消滅一個民族的文化。把他的民族的歷史還有文化從民族的記憶中抹去。消滅一個民族的文化，最終可以導致一個民族的消亡。 文化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沒有歷史就沒有文化。沒有歷史可以有科學，可以有技術，但不會有文化。因為文化是在歷史的過程中才能夠形成的。 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沒有全民的宗教信仰的民族。按說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有嚴重的先天不足的。首先這個民族的凝聚力是有問題的，其次是這個民族的道德體系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們看看中國的歷史你會發現，我們這個民族有著其他民族都不能具有的強大凝聚力，而且我們這個民族雖然沒有宗教，我們仍然是非常富有道德感的一個民族，是一個活得很體面的民族。而且中華民族是一個在全世界的範圍裡面，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自己歷史的民族。在漫長的時期裡面，我們的歷史還是輝煌的歷史，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為什麼歷史沒有中斷，並且能夠創造出那麼輝煌燦爛的文化？我們靠什麼？靠四個字：史官文化。孔子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走上歷史舞台的，老子也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走上歷史舞台的，老子的身份本來就是柱下吏，相當於現在的國家檔案館的館長，實際上就是一個史官。孔子好古它的身份除了教育家之外，真正的興趣是歷史，所以他整理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史學編年著作《春秋》。史官的出現，預示著神話、巫術，還有原始宗教的衰落。反過來說，當我們這個民族原始的宗教沒有發展為全民族的信仰，沒有變成我們民族道德屏障的時候，我們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是史官。 史官文化最終取代了宗教，並且履行了宗教的一些重要的職能。所以在中國，歷史就是宗教。西方的宗教裡面有「末日審判」，中國有「蓋棺論定」。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可能更明白一點。比如說道德問題，有個「前道德問題」：我為什麼要實行道德？有宗教的民族就很好辦，你實行道德就會升入天堂，不搞道德你會下地獄。那中國用什麼回答這個問題呢？做個好人，你會流芳千載；做壞人，你遺臭萬年。所以在孔子的時代，就已經確立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不朽。人的肉體生命可以消失，但是假如你是一個對人類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人，假如你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你會永遠活在人們的記憶中，也就是活在哪裡呢？活在歷史中，你就可以不朽了。 歷史實際上成了我們道德上的屏障，我們什麼都不怕，但是我們怕死後遺臭萬年，怕別人最後給我們一個鑒定。中國人特別看重死後追悼會上的悼詞怎麼寫，很看重這個東西。為什麼這麼看重？這是對歷史的尊重，因為他知道這個東西將來會成為歷史的。所以我們說，歷史就在這樣的層面上影響了現實，它作為一種觀念告訴我們，人不僅僅可以活在現在，我們還可能活在未來。你今天不僅僅要活得好，不僅僅要圖今天活得快活，要想著將來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所以歷史是一個無形的存在，它讓我們的行動有所收斂，讓我們不僅要過一個瀟洒的人生，還要過一個有尊嚴的人生，經得起考驗的人生，經得起將來別人推敲的人生。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組織了我們道德的墮落。 我們中華民族自己沒有中斷歷史，這個民族一定是有強大凝聚力的。這種凝聚力來自於什麼地方呢？我們的凝聚力就來自傳統的教育，我們的傳統的教育之所以能起到這麼大作用，能讓整個民族產生重大凝聚力，就是讀經典，而經典就是傳統文化。 我們這個民族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幅員遼闊。我認為，教育在中國，這個功能太強大了。不能簡單地認為，我們的教育就是培養一些勞動者。教育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培養全民族的共同的價值觀。有了這樣共同的價值觀，這個民族就能夠凝聚起來。大家有共同的價值基礎，我們就能夠共同在一個國度裡面生活。民族的凝聚力就來自這個共同的價值基礎。什麼叫民族？民族一定是有共同文化的，一定是有共同歷史的。沒有歷史就沒有民族。中國人為什麼那麼重視歷史？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沒有宗教，我們必須找一個東西來代替宗教的功能，這就是歷史。 所以我們說，西方人有神，我們有聖，他們有上帝，我們有孔子。所以我們是一個民族。而且，因為有了老子、孔子，有了孟子、莊子，有了荀子，有了韓非子，有了這些人，我們雖然是一個沒有神的民族，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過一種體面的生活，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過一種合乎於道德的生活。 前不久，我看到台灣的龍應台寫的《孟子與小職員》這篇文章。其中說的是兩千多年前的孟子，對於兩千年以後的台灣台北市文化局的局長，一個作家、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或者我們反過來說，他怎麼樣讓台北市的一個局長，當代的一個小官僚、當代的一個讀書人，有了良知。先秦諸子，就是讓我們當代人在生活中做個有良知的人。你在工作中，在做人中，要永遠帶著你的良知上路，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定要帶著你的良知。假如你把良知丟失了，你去讀孔子、讀孟子、讀老子、讀莊子，起步有些本末倒置。假如你把自己的心給丟了，孟子有一個很好的詞叫「放心」，什麼叫放心呢？他說牛羊跑掉了，叫放牛放羊，人心跑掉了叫放心。心跑掉了怎麼辦？要把它弄回來，重新給你安頓好一顆心，所以有個詞叫「安心」，這個詞真是太好了。我們常常講你要安心工作，實際上這裡可以作動詞講，給你安一顆心啊。給你安一顆有良知的心，給你安一顆有道義的心，給你安一顆有正義感的心，然後你才能明白，怎樣才能真正地體面地生活著。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美國黑人的領袖，他就講過這樣一句話：「國家強大不是經濟強大，不是技術強大，不是政府強大，國家的強大是國民的強大。」難道國民的強大就是每人帶著一把槍？不是這樣的，國民的強大就是國民都是有人格的，國民都是有是非的，國民知道什麼樣的生活是體面的生活，國民的內心裏面都是有良知的。 所以在中國，我們為什麼要讀諸子，為什麼要讀傳統經典，是因為我們必須有一個體面的生活，然後所有人可以組成一個體面的民族，然後才能真正實現中華的崛起。
謝邀當年想這個問題的時候，讀書和閱歷不足，沒能形成讓自己滿意的答案。現在讀書越來越多，也稍微有點閱歷了，已經不想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了。為什麼研究歷史，因為歷史就在那裡。
在我看來，歷史這個體系中包含著兩層元素：抽象化的概念與具象化的物。譬如「夏」即是概念，而二里頭遺址本體和出土的器物，則是物。概念是隨著時間和社會的變化而在不斷被構建和解構的，而物自不再被使用之後就處於靜止狀態，研究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則是件非常有趣味的事情。
這樣的歷史有沒有規律，不好說，因為越研究越感覺這種規律不是程序性的必然，而像是必然與或然的疊加。這個世界並不存在可以感知的平行世界，我們也無法通過實驗的方式來研究時間與社會，則只有研究概念與物的關係，通過經驗來感知和推測人類的足跡和走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總算可以把收藏的這篇文章粘過來啦。哈哈哈哈
[quote] 讀史的三個境界
絕大多數人對於歷史的愛好僅限於聽故事圖個熱鬧好看，拿評書和歷史劇當歷史，熱衷於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之類的演義八卦，這不叫讀史。高級一點的認為真實歷史比小說有意思，比如說喜歡看二戰史，對德軍高級將領如數家珍，這也僅僅能算對歷史的入門而已。就好比喝酒不是為了解渴一樣，"讀"不是" 看"，要想談論讀史的境界，光了解人物事件不行，關鍵是自己要能從中得到思想。
本文研究讀歷史的三個境界。
讀史的第一個境界是權術。很多人可能看不起試圖從歷史中學習權術，其實懂得權術的人才是成熟的人。
真正讀懂歷史，最起碼的一個認識就是人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拿《封神演義》當歷史的人可能會認為周文王好的不得了，而商紂王壞得不得了；可是如果你去讀正經書《淮南子》，《孟子》，可能會發現商紂王也不像小說里描寫的那麼變態；如果你去讀專業史書《史記》，可能會發現周文王也許不像小說里描寫的那麼神聖；如果進一步去讀更早的《左傳》，《尚書》，你的最終結論甚至可能是周文王和商紂王，這兩個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還真不好說。（參考文獻：鏈接出處）
中國人一向喜歡用道德標準去衡量歷史人物，然後非得整出一個忠奸善惡來，然而真實歷史完全不是這樣的。用善惡標準看待歷史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萬曆皇帝朱翊鈞。當他發現自己原本無比尊敬的張居正先生居然也有奢侈腐敗行為，美好形象破滅以後對社會徹底失望，乾脆來個幾十年不上朝。現在的家長只讓孩子看PG -13的電影，培養出來的都是朱翊鈞，殊不知R級片才能訓練真人才。
第一次把政治鬥爭中很難區分好人壞人這個思想在老百姓中普及的可能是當初一部叫做《雍正王朝》的電視劇，其實這個片對雍正還是有點故意美化。等到《走向共和》出來以後，大家思想徹底崩潰，發現怎麼李鴻章慈禧也做有道理的事啊，一直到最近開始有人呼籲給秦檜平凡甚至批評岳飛，人們已經見怪不怪了。既然現實如此殘酷，不如多學點權術吧。整天看《雍正王朝》的人跟看《還珠格格》的人玩辦公室政治，那還不是視之若掌上觀文么？
《百家講壇》的《王立群讀史記》走的就是這個路數，幫你分析權力鬥爭中的成敗得失。很多政治人物，比如張學良，非常喜歡讀《明史》，大約也是出於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意思。當今在權術史學方面的大家當屬吳思先生，他的《潛規則》早已深入人心成為現代漢語新辭彙，其跟後來的《血酬定律》的合訂本，叫做《隱蔽的秩序》，副標題"拆解歷史弈局"，權術味道十足。我記得記者問他你是否擔心有人把你的書當官場指南看，吳思笑說那也沒辦法，簡直是做廣告。
其實權術也有高級的，比如說《戰國策》就比《厚黑學》高級得多，兵者詭道也，一點都不丟人。
達到讀史的第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經進入不知道善惡的狀態。
讀史的第二個境界是天下大勢。如果說達到第一境界的已經是人中之俊傑，達到第二境界可謂鳳毛麟角，因為只有把歷史讀通才能達到這個境界。
是人改變事情還是事情改變人？只有把握了天下大勢才能真正理解那些歷史人物：他們想的不光是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他們也有關於中國應該往何處去的理想。達到這一境界，不但不會去劃分好壞人，而且會發現用道德標準去評價歷史人物其實沒什麼意義。比如說武則天。大多數人可能對武則天的"面首"問題最感興趣，並以此來批判她；第一境界的"歷史學人"會從宮廷鬥爭角度去評論，總結一個女人怎樣稱為女皇，怎樣屠殺異己。但是如果你看的是天下大勢，就會更加註意儘管當時朝廷上腥風血雨，老百姓的日子其實過的還不錯。
看天下大勢首先要看大局。中國史書特別愛寫宮廷鬥爭，而對經濟和社會的大局描寫不夠。如果100年後有人找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報紙，很可能得出結論說最近幾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失敗的，因為搞得學費那麼貴，大家怨聲載道。但大局是什麼呢？是2006年高校招生540萬，是1998年的五倍！那些今天抱怨學費貴的大學生，如果不改革的話可能連上大學的機會都沒有。現在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23%（鏈接出處），這就叫大局。
其次要把大局放在前後歷史中去看。三國的天下大勢不是什麼"分久必和合久比分"，而是中國統治集團從貴族階級到士族階級過渡的大局中的一個插曲。如果把握了這個大勢，就會更加註意袁紹和荀彧這樣的人，而不是呂布和貂蟬。易中天最近的《品三國》最後幾集講述了這個天下大勢，其境界顯然遠高於王立群的宮廷鬥爭。
研究天下大勢的人根本不會在意朱元璋殺戮功臣，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和推動八股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雍正用不用血滴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攤丁入畝土地政策。
研究天下大勢，看政治主要看制度的演變，看經濟主要看政策和數字。明朝為什麼滅亡？從崇禎的性格去解釋，其實不如從整個明朝的稅收政策，稅率偏低導致國家沒有力量干大事這樣的角度去分析有道理。
但是把握天下大勢是非常困難的，而且歷史學界根本沒有定論，只能靠個人自己體會。中學歷史課本其實一直都在強調天下大勢，但郭沫若的那一套把中國分成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理論到底對不對？郭沫若從個人品質入手去分析李自成兵敗，《甲申三百年祭》到底有多少道理？很難說。
就算知道了政策比道德品質重要，那麼一項具體的政策到底是對是錯，其實也不知道。比如說雍正的攤丁入畝，把以前的按人頭徵稅改為按土地面積徵稅，顯然對老百姓大大的有好處，是好政策沒錯吧？也不一定。正是這個政策導致人口暴增，而在沒有先進灌溉技術的情況下，人口暴增可能是乾隆以後中國積貧積弱的最重要原因。
再比如說八股文考試，現在主流意見當然是它限制了人的思想。但八股也有積極的一面，就是確保了公平。如果文章樣式內容隨便，可以想像身在京城大戶人家的孩子肯定見多識廣寫出來文章比山區孩子好看。比如幾年以前全國統一高考試題的時候，北京分數低錄取率高，北京教委的辯護就是我們北京孩子雖然分數低，但是有見識啊！聽到這種說法邊區孩子肯定反問你會背幾句《大話西遊》台詞就叫有見識？八股的優點就是根本不可能考《大話西遊》。八股就好比GRE考試，是一種盡量確保公平的"能力"測驗，這就確保了來自海南的人也能在官場有一席之地，就好比說中國大陸學生GRE成績普遍超過美國學生一樣。
興一利必生一弊，真正選擇政策真是如履薄冰。
達到讀史第二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經進入了不知道對錯的狀態。
讀史的第三個境界是純粹為了歷史。大多數人學物理是為了通過考試，有些人學物理是為了使用物理定律為人服務，只有極少數的人學物理純粹是為了好奇，他們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不能統一感到坐立不安。前面說的兩個讀史境界其實都有點以史為鑒的用意，而真正的 主流歷史學家，比如我最近讀的這本《Are We Rome?》新書所介紹的西方絕大多數歷史學家，實際上認為古為今用毫無意義，歷史沒什麼用處。易中天在接受崔永元採訪的時候也說過，他不提倡古為今用，這一點顯然比吳思專業。
政治家特別喜歡引用歷史來說明今天的行動。因為以前古人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他們是這麼做的，這件事告訴我們的道理是。。。但歷史學家會告訴你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古人遇到的情況根本不是你說的那個情況，他們採取的行動也不是你說的那個行動。搞不好歷史學家還會告訴你，這位古人是否存在，我們有爭議。
一個最新例子是9/18東北軍不抵抗。以前的主流看法一直是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板上釘釘一般。金一南2004年講話介紹了一個版本的說法是張學良跟東北軍將領討論之後認為根本打不過日本人，因為害怕而主動不抵抗，跟蔣介石沒關係。（我以為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低估了當時東北軍的實力，張作霖家底雄厚，比如空軍飛機數量超過日本全國戰機總數的一半。）最近看到張學良自述，他自己的說法是當時他判斷只是小股日軍鬧事，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不抵抗，也就是說大意失東北。（你信么？）那麼東北軍到底為什麼不抵抗？注意從三個版本我們可以學到三個不同的人生道理，那麼哪個才是對的道理呢？
這個問題我是這麼看的，如果你想古為今用，其實歷史上是否發生了這個事件根本不重要。滿清入關不需要讀真實歷史，讀的是《三國演義》，而且把"群英會蔣干中計"的故事用來陷害袁崇煥還取得了成功，儘管"蔣干中計"其實是羅貫中虛構的故事。從小說，寓言，神話中都可以學到道理古為今用，而且真能用上。學術界對南懷瑾的最重要批評是他使用典故不分真實還是虛構歷史，其實南懷瑾說的明白，大意是報紙上的東西可能除了名字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而小說里的東西除了名字是假的，可能都是真的。所以所用水滸傳分析江湖鬥爭一點問題沒有。
真正的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不帶有功利目的，他們只是想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史書也是人寫的，司馬遷也有主觀情緒，撥開歷史迷霧去分析真實情況，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達到讀史第三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經進入了不知道真假的狀態。
不知道善惡，不知道對錯，不知道真假，一問三不知才是真正的歷史專家啊！原文地址【原創】讀史的三個境界[/quote]我很不明白，研究歷史的原因難道不是「我想知道」么？不管什麼事情，因為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所以我想知道，我想了解。那位問了，為什麼想了解呢？對不起，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了。我就是遏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我想知道我爸爸小時候在鄉下怎麼爬樹，我想知道我媽媽小時候為什麼和同學打架總是贏，我想知道爺爺唱的那首歌的名字，我想知道爺爺的爺爺小時候怎麼過春節，我想知道人民幣上的爺爺到底做了什麼事情那麼吊，等等等等。找尋社會規律，以史為鑒等等，只是學了歷史的作用，不是目的。在我看來，不光是歷史，「我想知道」，是一切學問的根源。
實驗和數據對於科學研究有多重要？沒有數據，科學就是形而上，觀察和檢驗是科學存在的基礎，也是科學的重要本質。而對於政經社科類的學科呢？怎麼實驗？拿人和社會做實驗？抑或說單靠空想就形成理論？所幸，我們雖然無法做實驗，但我們有一個數千年全球規模實驗觀察積累留下的寶貴資料庫——歷史。正是歷史的存在，讓所有的政經社科類學科，擺脫了妄想，成為了科學。
讓人可以在摸石頭過河的時候想想上下游是不是會有橋存在。
贊同@王建雄 說的：為什麼研究歷史，因為歷史就在那裡。再補充他前兩天告訴我的：歷史學就是追求表象文本傳承規律而已。
這麼多人都沒有提到過《國史大綱》的。
正因為作者提到的這種溫情與敬意，《國史大綱》里沒有《二十四史》裡面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國史大綱》講的是文化的傳承，整個中華文明的歷史。從夏商周文明的啟蒙，到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大文化環境的形成，到五代十國魏晉南北朝佛學的傳入對中國的影響，到唐朝文化發展的中興等等下來，貫穿整個歷史的主線是文化。
文明需要薪火相傳，要理解文明，需要讀史。帶著溫情與敬意去讀史，能讓我們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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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大綱·前言》
錢穆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國史大綱·引論》
一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慾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葯？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知識者，又不僅於鑒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任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鬥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偉大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為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乎愛國。此其為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尚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其要在此。
二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傳統派」主於記誦，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於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世所提倡。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收，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合歷史與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知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岸。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知識者，知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症，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莫如並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了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於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瓶，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
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後人譏之為「相斫書」焉。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征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又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鑒，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鑒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鑒，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誌，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於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其間，光輝乍辟，翳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五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泛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干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覆，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於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於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舍、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嚮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淤，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於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七
今於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蕩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佔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辟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徵服。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淡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制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治後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復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豈，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曆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復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於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復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不作嚴肅回答，
引用教授講過的一個故事:
某記者問英國一歷史學家:why did you do historic research? 答:For fun, nothing else.
對研究者來說，大抵如此。
歷史是人類的記憶歷史科學的第一任務是了解人類的經歷
不僅僅是為了了解過去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主要是從歷史中得到對當前人類社會，對未來人類發展的反思價值比如怎樣才是最好的社會制度比如1929-1933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開創了國家干預經濟的先河，為以後國家宏觀調控理論奠定了基礎
正在讀張鳴教授的《重說中國現代史》，開篇第一講就闡述了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的原因，希望這個回答對你有用。
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我的一個朋友曾提過一個很好的比喻： 一天早上你起來突然失憶了，忘記自己是誰了，想想看你今後該怎麼生活——你誰都不認識，這意味著忘掉了自己的歷史。歷史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用，但實際上我們是離不開它的。其實對於一個民族，無論是其整體還是個人，記憶都是不可或缺的，歷史就是民族的記憶。很多人現在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處於失憶狀態，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歷史長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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