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香港近年的補習風氣？

01-29

眾所週知大中華地區的教育方式，都著重於成績。補習風氣盛行，於是近年來香港補習社名師陸續崛起。到處都是光鮮艷人的廣告，名師形象包裝如同明星，試評論這種現象。

謝邀，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就讓我先行作答，拋磚引玉吧！

無可避免的教育消費年代

現今社會的消費文化（culture of consumption）五花八門令人眩目，並不囿於一買一賣，可見可觸（tangible）以金錢換取貨物的傳統交易儀式，更甚者是無形（invisible）和無可量度的知識在香港也逐漸成為產業，跟消費掛勾。特別是經歷過九七金融風暴之後，香港學界面對資源短缺和適齡學生收縮的雙重壓力，各方面正試圖以更具效益的營運模式，繼續辦學和開拓內地新市場而力爭上游。經濟機遇委員會（下簡稱機遇會）和前特首曾蔭權不約而同表明，要落實六大產業中高等教育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香港教育政策從港英政府推行九年免費普及教育開始，後因政治因素為由而強行採用母語教學，今天又怯於商界市場對大學生語文能力不足的壓力，改革為三三四新學制。香港教育政策一路走來似乎不是受政界，便是受商界影響。由從前教育服務是不可賺錢的商業概念，到現在學者鼓吹教育產業大有優勢的轉型現象。我們看到學生、家長、教育機構和高級學府等等都向著經濟和成本效應靠攏。在整個教育產業中，幼稚園、中學、小學，到大學多年來都在扮演工廠流水作業的培訓機構角色，老師、教授和校長們儼如廠長掌舵一切運作，目標是製造大量的學生／產品投入勞動市場。我們這一代在朝令夕改的教育改革（下簡稱教改）氛圍下學習成長，每一個學能測驗和公開考試關卡彷彿是「品質檢定」（quality check）和「品質控制」（quality control）的必然程序，志在擇優捨劣，而一張張的證書和「五星星」成績就是優質產品的證明。

從「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學前幼兒班（playgroup）甚至是尚未出生的胎教班，到時至今日公開考試「摘五星星之旅」，學生和家長也在不斷地跟考試制度鬥過你死我活。但與其說大家是抱著拚死一戰的心態去爭取好成績以入讀大學，倒不如說大家想怎樣在這個乏善可陳的考試基制下，繼續以不費吹灰之力而巧取功名。看看滿佈橫街小巷的補習社／書院／學店在報紙頭版大賣廣告，全力打造旗下的補習老師成為天王天后或專業成功人士，無論是來自甲級（band one）還是丙級（band three）的學生，只要消費得起，貼題秘技和精讀筆記便唾手可得。學生／消費者爭相前來報讀「考五星星」命中率高的補習社，而且，奪星的學生還會得到補習社的獎賞回贈，諸如手提電腦、音樂隨身聽、獎學金等等，總之，學生和補習社也達至所謂雙贏（win-win）的局面。補習社的商品化消費教育模式，是以最短的時間提供最多最快捷的「服務」讓學生巧取五星星，跟在學校長年累月浸淫的學習過程可說是背道而馳，相反，對於處身在速食時代的學生和家長來說，這則是以最低成本達至最大利益的短線投資。

機遇會曾就有關六項優勢產業的小組研討會中重申，香港教育服務對於內地和海外也極具發展的潛力和競爭優勢，特別是珠江三角對學術需求甚殷，絕對有能力吸納更多內地和海外的學生在港就讀。如此同時，前特首曾蔭權也在其任內的《施政報告》中表示，為鞏固香港的區域教育樞紐地位，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和未來發展，已撥出四幅全新土地予四個辦學團體興建國際學校，未來更考慮讓更多的內地高中學生來港修讀課程，以及增加非本地學生人數，令香港學園邁進更國際化的層面。

事實上，面對全球化經濟的來勢洶洶，教育市場已無可避免墮入「教育消費」文化漩渦，當下較往昔更著重經濟效應的時代已經步步迫近，逐漸改變原先教育是作育英才的理想概念，看來傳統教育轉型至教育產業是事在必行。本文從門庭若市的補習企業和私營辦學機構看教育如何商品化，緊扣教育局推行三三四新學制的經濟預算設計，分析學生和家長如何成為商品化教育服務消費者和被消費對象，再伸延探討大學和政府把傳統教育轉型為教育產業的矛盾與隱憂。

考試圍城下誕生的補習天王天后

消費者文化之形成和社會資本主義是密不可分的。二十世紀的福特主義（Fordism）創建了大量生產的工業模式（mass production），工人被置放在生產線多個特定的工作崗位，以機械式生產盡量減低生產成本，而達致社會大眾市場的大量消耗為目標。另一方面，消費主義（consumerism）是靠通過消費來改造自己或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而消費行為在現代社會來說，似乎是唯一途徑獲得別人認同和歡愉的意識形態底下所產生（Baudrillard, 1998）。我認為，如果以這樣的理論下套用在補習社和私營學校，來形容時下香港教育服務的商品化和消費模式是最貼切不過。

補習社和大型連鎖補習社的存在，或許是因為香港教育政策失敗才應運而生。歸根究底，補習社的出現主要是為了針對在舊制（香港中學會考）和現在新高中學制（考奪五星星）功能性而存在，學生和家長只要肯花錢，任何科目的精讀筆記和取勝秘笈便唾手可得。追本溯源，大型連鎖補習社的前身大都是屋邨的小型補習社，後來為了追趕教育不同時期的改革和配合學生的需求，發展規模一日千里而經營模式亦很多元化，如今分社已遍佈全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補習社的營運模式，無論是對外宣傳的市場策略，或是對內的教學內容，全是以消費者（學生）的利益（取得優異成績）為本。大型連鎖補習社的優勢是背後有一支龐大整理資料的工作人員隊伍作後援支持，他們由選材、搜集、整理至出版等步驟都有專員分工負責，分擔了只有學校老師一人負責的行政和執教的雙重重擔，讓教師可以更專心教授考試重點和寫作技巧。

以前補習社主要針對是香港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的消費者（學生），但隨著教育改革基制的改變以至補習文化風氣日盛，現在幼兒、小學、初中也成為補習社的目標對象。現在的補習社目標已不再只著眼於公開考試的考生，還會提供其他相關的課程和資料，廣納更多不同的消費者，例如︰優才兒童發展中心、雅思（IELTS）、托福（TOEFL）、教學網上書店、與海外大學銜接的高級文憑課程等，甚至聲稱只要出席率達標便可輕輕鬆鬆取得學位等等。

由於競爭激烈，補習社會不惜工本為旗下教師包裝為專業人士、星級導師和青春可人的模樣，力圖把他們打造成補習天王天后形象，標榜導師是「才女、專家、名師、鬼才、王者、尖子、天王」等等。還不時在街頭巷尾看到鋪天蓋地的大型宣傳廣告板，網頁內附設星級導師專屬個人網頁，內容詳述教師的學歷、貼題命中率的豐功偉績、感人肺腑的謝師片段，還有學生（用家）評價導師的表現。為了增加學生對補習社的歸屬感和向心力，補習社還會不時舉行聯歡晚會、歌唱比賽、體育比賽等聯誼活動，前幾年更特別找來年輕偶像歌手為代言人，擔任星級導師（如英皇教育的幪面歌手龍小菌）或補習社也向學生推行如超級市場的會員積分獎賞計劃，禮品包括電子產品、潮流產物、書劵禮劵等等，總之是報讀越多課程，優惠越多，讓消費者（學生）感到有歸屬感，安全感以及物超所值。

現代教育為旗下職員／導師打造成「宇宙最強」的專業影形象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http://www.modern.edu.hk/news-cat-ad.phtml）

英皇教育找來蒙面歌手龍小菌教授中文

（圖片來源：http://forum3.alive.hk/thread-85677-1-1.html）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貝磊（Mark Bray）教授，曾就補習社蔚然成風的現象作深入分析，他認為補習教育制度乃是依附學校教育生存的「影子教學」（shadow education system），是家庭裏其中一項龐大投資，差不多五成的學童和初中生需要補習，高中生的比率更達至七成多。根據政府統計處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統計顯示，每個家庭每月花在補習的開支，由八百多元至千多元不等，當中包括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還沒計算一位學生可能不止補習一科的數量。香港社會風氣不論是學生、家長還是顧主，似乎都以擁有多少個甲級成績的標準來評估學生能力，學生更是以此為成功形象指標和社會的存在價值，因此，到補習社「朝聖」已成為能否成功入讀大學的標準和消費符號（Baudrillard, 1981），此種情況跟日本、台灣和新加坡看齊。再說，補習社的營運模式和教學內容也會與時並進，完全跟隨教育改革和應試的「遊戲規則」。家長一方面擔憂子女的成績，一方面又急於在子女身上看到回報，所以，學生和家長都不介意補習社此等商品化的教育消費。

政府統計處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消費物價指數（補習開支）

（圖片來源：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

除了以上陳述的大型連鎖補習社外，私營教育機構（簡稱私校）的營運、教育和宣傳模式，跟補習社有異曲同工之處。就以遵理學院（Beacon College）為例，創辦人梁賀琪博士（Dr. June Leung）較補習社更早懂得把教師包裝成明星。她稱教師的儀容很重要，建立醒目亮麗的專業形象，目的是要學生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們身上。

遵理學院為旗下的老師包裝成鮮明醒目的「補習一哥」，它的燈塔標誌更有如一眾莘莘學子的苦海明燈之意

（圖片來源：http://www.beacon.com.hk/2011/index.php）

在推銷課程方面，我們可以從下圖的廣告中得悉，這是如超級市場般割價的市場廣告。英皇教育現正對中四至中六的學生推出四重課程優惠。首先「報新科目，首期半價」，只要同學在指定日期前報讀便可申請該學院的獎學金並以半價優惠報讀。優惠二，「孖住報，半價」，顧名思義，兩位新生或一位舊生連同一位新生報讀指定課程便可享有此優惠。優惠三，「報得多，慳得多」，對象是中一至中五的學生，報讀兩科可減一百元，報讀三科則減百五元，報讀科目次數不限。優惠四，主要針對一些個別區域的補習社，如火炭、屯門和香港仔等等，凡報讀指定課程每科每期四堂便可獲港幣五十元的獎學金。補習社／私校／學店以這樣的優惠去吸引學生，像傳銷公司作層壓式要舊生推薦新生入讀，鼓勵學生「報得越多，慳得越多」，活像超級市場大減價一樣。教育到了這個世代到底是因材施教還是「因財先教」的界線恐怕是不言而喻。

激奪—─「報新科目，首期半價」，「孖住報，半價」，「報得多，慳得多」，「每期港幣五十元獎學金」

（圖片來源：http://www.kingsglory.edu.hk/）

三三四

三三四新學制是香港歷史上的重大教育改革，對未來學生培育、教育生態以至社會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新學制的出現是因為教育局於二零零五年中已注意到人口下降的問題，當時局長李國章於二零零六年下令，中一收生若不足七十一人，學校翌年便不能再參加升中派位。根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的調查顯示，二零零七年適齡的中一學生為八萬四千多人，當時預計二零一三年人數會銳減到五萬八千多人，不少處於邊緣弱勢的中學已出盡法寶力挽狂瀾。有教師指出教育局美其名「善用資源」，事實是利用適齡入學人口問題，把學生盡量擠入一個固定數量的學校，務求減少「營運經費」，進一步言明，就是要「擠掉和扼殺」不達標之學生和學校（丙級學校）的生存空間。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曾明確表示，透過縮班殺校，政府可以節省大約九億元，正好補貼推行新高中制。

二零零九年推行新高中三三四學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學制政策，以代替沿用已久的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即三年初中，兩年會考，兩年高考，三年大學課程。公開試取消後改由校本評核學生，於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起統稱為香港中學文憑。在新學制下不少科目被撤換和合併（例如數學和家政科），學生除了修讀四個必修科（例如通識科目）外，還有二十個選修課程可供選擇，當局稱這樣的設計可令不同程度的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選擇科目。不過，並不是所有學校和老師都歡迎通識教育，主要原因是對於傳統名牌學校來說，他們一早熟悉了公開考試的遊戲規則，而且師生上下都以奪甲級成績為榮，因此，他們不太贊成以校本評核來替代公開考試成績（許寶強，2009）。相反，對於成績普通的中學會比較歡迎新學制，因為課程多元化和校本評核關係，學生不用以一次公開考試定其生死，所以都對此抱有一定的期望。但在二零一三年的考試中，考評局就爆出「現代書院二十三生集體抄襲」的醜聞，二十三名就讀該書院的日校中六重讀生，把網上材料「搬字過紙」以為能瞞天過海變成自己的作品，並向學校提交作為校本評核的功課，結果所有人被罰取消在中文科整科考試的資格。這麼一來，便看出校本評核的漏洞與荒謬。這次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紕漏尚未被報導。

事實上，教育局提倡新學制課程多元化及以學生為本，但學校收生人數不足便難逃殺校厄運，這樣的說法根本是自打嘴巴。教育局說學校組別是「家長選擇指數」，但其實是收生組別（即學校等級制）的選擇，因為家長和學生必定不太願意，甚至不會考慮選讀第三類別的中學。在老師層面來說，收生不足導致學校不得不辭退老師而減少開支。近幾年超額教師也成為學界的問題，如教師不想被辭退就得轉型（修讀通識科目替代）和增值，不合資格的老師等於變相失業。有關當局聲稱，超額教師是以前教育體制下的資源分配不當所造成的問題，某些教育界人士更認為新學制有助於解決教師就業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丙級學校會首當其衝，因此，學界就抨擊這是一場美麗的誤會（鄭楚雄，2009）。如果不想被殺校，學校可以通過合併湊夠學生人數，但兩所學校老師的師資一定會重疊，很可能要辭退多出來的老師。再說，由於老師要教授通識教育而重新學習，當緩衝期和磨合期都同樣倉促之際，變相增加教師的工作壓力和情緒，很容易使他們失去工作的推動力和造成同儕為教席而互相競爭。

令人費解的是教育當局把人口結構性問題的責任推卸在中小學身上，三三四新學制卻令學界掀起一場「招生風雲」，任由他們自相殘殺作困獸鬥，學校和教師為了生存只好各出奇謀，特別是處於弱勢邊緣的次等學校，他們更會巧立名目送禮招生，如獎學金、電腦、學校巴士服務和午餐等等。老師無奈地充當設計師、宣傳大使、廣告推銷員到街上派傳單「拉客」（學生和家長），情況比補習社和私校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學校和教師對此也疲於奔命。教育局為節省成本開支和配合市場導向，竟然本末倒置封殺收生不足的學校，所謂以「學生為本」根本就是以教育改革者的理想標準為本（呂大樂，2002），把他們預定的設計程式和標準化制度植入學校教育和營運模式中。

消費主義下的教改真面目

香港教育制度改革主要是香港九七回歸前後，在教育政策及制度上之重要改革。九七主權移交在不明朗的前景下，香港商界擔心大量人才會流失海外，港英政府基於政治考慮因素影響，遂在八十年代末急速推行高等教育政策。此時香港突然由三所大學升至六所大學，從精英教育制度到現高等教育普及化，供過於求的情況令大學生質素良莠不齊，也為大學生帶來「畢業等於失業」的出路問題。回歸後特區政府又基於政治因素，有意以「母語教學」來去殖民化。總結十年的語言改革紕漏甚多，不但妨礙學生在中英語文上的學習，學校在教育局多番制肘下喪失了選擇權，嚴重影響學生和家長對中文中學的歧視，和製造熱切追捧英文中學的名校標籤效應。學校和家長抗議之聲不絕於耳時，教育局終於在二零零九年宣布「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方案」，以安撫家長和學校的不滿情緒企圖為事件降溫。

學制方面，香港教育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起全面推行三三四新高中學制，即小一至中六共十二年學制，以取代沿用三十年的九年免費教育。從精英制度到普及教育，由三所大學提升至八所規格大學，這些都是經歷了幾番政治更迭才演變而成的。在這消費主義社會和政治經濟的衝擊下，明顯地，現時教改主要是以行政主導和向勞動市場靠攏，管理制度比以前更為僵化，而最重要的是用數字量化作為指標準則（Choi, 2005）。其實就新學制所衍生的問題，有不少中學提議這是最佳時候實行小班教學提高教學質素，但教育局卻遲遲不肯落實。教育局投放了不少資源予學校，而小班教學模式難以量度和監控學生品質，因為教育產業則重的是效率和回饋。為了減低回本期，教育局便推行三三四新學制就如上述所說，把學生集中到一定數量的學校，務求減少經費，「家長選擇指數」則是減產和剔除不達標的產品（學生數量），從而確保出產高品質的學生。

當下特區政府和教育局主力是針對高等教育產業，但三三四新學制的出現對於整個學界和學生可說是「牽一髮，動全身」，牽涉的是中小學的基層教育，以及大學的高等教育。由下而上的收生不足問題衍生所致，除了大學學士課程收生競爭激烈外，還有副學士自負盈虧的管理模式，導致大學之間收生更趨激烈。看看去年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副學士課程超額收生事件，在其報告書中提到收生總額由原定的三千三百二十人超收至六千九百零九人，更透露前任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院長馮培榮表示「盡收學生」。報告亦提到馮氏沒有根據既定程序收生，更發現有部份學生的香港中學文憑成績甚至是未達標仍獲得取錄，揭示了副學士收生混亂之餘，大學有關部門並沒有作好把手監管角色，情況堪虞得叫人側目。

資深日本文化研究者湯禎兆借用日本的情況來形容香港的大學也同樣呈「下流化」的趨勢（2009, p54-56）。他指出大學的師資或學科並不是主要的賣點，反而強調校園及宿舍的設備。大學於周末舉辦講座和印刷精美小冊子作市場推廣，著重教授對學生的吸引力，又會邀請明星藝人出席研討會（如香港科技大學文化研究系曾舉辦的「周秀娜事件」，其所引起的迴響就是最佳例子），總之力求做到娛樂至上的噱頭和效果。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呂大樂教授，在其著作《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中直指「大學是一個相當尊重消費者權益的機構」，如今教師已淪為教育服務員，學生即是顧客，大學除了向學生推銷外，家長也是他們主力的推銷對象（2002, p112-p113）。教育已逐步移向市場化，由消費者（即學生校和家長）作主導發展，作為教育服務員的教師們，只要能提供和符合到顧客的需求（畢業後即可謀生的科目和技能），是容許把成績標準向下調，讓學生容易過關就好了（同上，p113-p116）。這樣，向市場靠攏的企業化大學制度才可持續發展和生存。

另一方面，大學為了保持知名度和大學排名，逐漸趨向商品化和企業管理模式，教育產業轉向重視「吸金」能力，不時主動向政界商賈招手籌募研究經費（以他們的捐獻命名大樓）或是向政界名流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以提升學院市場價值。香港中文大學就曾頒授博士名銜予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最後遭到學生示威抗議是「政治投資」。前特首曾蔭權在二零零九年至一零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提升香港的教育競爭力和開放更多學位課程予內地學生，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配合祖國發展。可想而知，從前以作育英才為基礎的教育機器，如今轉型為職業訓練先導所，向各大企業和就業市場靠攏，貫徹教育產業的高效率、高回報、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和市場需求。

消費主義無處不在，消費形式亦層出不窮，我們既是消費者，也是被消費的對象。香港教育無論補習文化或是三三四新學制，同樣是基於時代轉變而推行，被商品化和產業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補習教育的即食教育對學校傳統教育造成嚴重的打擊，「補習天王」打破老師和學生的傳統關係，教育已淪落為學生／消費者的學習體驗，學生是老師和補習社長期最龐大的客源。各中小學和大學逐漸趨向企業管理模式，只要是「物有所值」更甚是「物超所值」的回饋，消費者（學生和家長）都很樂意花鈔票去消費。但隨著三三四新學制來臨，香港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被香港中學文憑所取締，補習社亦會快速作相應調整和對策，因此，新學制並不可能減低學生／消費者的補習意欲，相反，學生和家長因為新學制所帶來的恐懼與不安，對補習社的需求更趨之若騖。

隨著九七政權移交後，除了香港教育要與內地接軌外，還有世界工業經濟轉至知識型經濟模式，再加上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學者、大學和政府機構都看準這個時機，大力鼓吹教育產業的理念，並已著手開始實踐。我們可以嘗試借用班奈特（Bennett）對福柯（Foucault）在文化政策的管治論述來形容香港教改的實況。福柯認為政府或機構利用各種管治政策去規訓（governmental）普羅大眾，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這些管治制度下時時刻刻被監視著，要我們去服從他們早已擬定和配置的手段。政府是我們一般大眾社會看到的最大權力操控者，不過，管治政策並不一定是政府自發性強行推出就能成事，相反，很多時是透過多重複雜性的社會大眾網路和機構，去打破和衍生出來（Foucault, 1991）。因此，我頗認同這次教改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要改變傳統教育陋習的矯正心態和理念，相反，它是以另一種文化權力機制和程序，去改造他們認為不合時宜的意識、理念、政策、經濟和文化制度而已（Bennett, 1998；許寶強，2009）。

就像三三四新學制中所編排的新課程，強調要學生「了解社會、認識國家和放眼世界」，特別著重學生的表現技能（performance skill）和待人接物技巧（communication skill），減少學生跟大學課程銜接時候的阻力。商界一方面擔憂原始教育制度產出「高分低能」的學生，一方面又憂慮新學制使學生語文能力不足，所以，這次教改既要學生多留心社會時事，亦要增強他們的表現和溝通技巧，好讓他們一畢業便有足夠的競爭力立即投入勞動市場。《信報財經月刊》中，不少學者和大學認為「教育產業，初見成績」，大家都樂於見到教育產業轉型成功所帶來的生機。不過這次教改有喜亦有悲，為各界帶來不少負面影響，學生、老師、學校、教協、出版社、教育局、政商界等等，各單位的齟齬和利益衝突暗湧不斷，政策帶來的影響已漸漸浮現，在可見的將來情況亦可能是每下愈況。

由此可見，我們必須承認和應該明白教育含有產業的成份，我們也不排斥教育要承擔社會生產。不過，今天看到政府搖旗吶喊，高調提倡傳統教育轉化為產業的態度取向，不得不讓人憂慮教育最終會本末倒置令產業成為最終目標，而這點也是機遇會關注應否視教育服務為產業的首要爭論點。我們故之言對過去的「填鴨式」教育深惡痛絕，扼殺了不同能力的學生之創造力和忽略對事物的批判性，但令我們更憂慮的是這個改弦易轍的教育轉變，教師、學校和其他持分者（stakeholder）在各有不同利益的衝突和介入的時候，各方面能否減低意見分歧而達成共識？教育產業是知識和品德方面的雙重全人發展，同時，要配合社會未來和文化精神延伸，在推行教育和經營管理上取得平衡，卻並不是為滿足某些商業機構的招聘人手需求，或是增加高級學府和校長個人的利益手段而改變。

其實教育學生做到終身學習，學生和教師必須透過理性深入探討，同學與同學之間交流的互相撞擊、對事情進行前後反覆的存疑和佐證才有用。自發性的學習過程是培養學生思考長遠而正確的方法，這樣有意義的學習態度和活動，才能真正的使學生離校投身職場時仍終身受用。三字頭的人如我早已體驗過香港教育改革的多變，看著當下這個轉變我不禁納悶，我們的下一代是要識時務的去自我調節知識型社會轉變，還是要把啟迪人心的教育發展護航與功利消費教育抗衡呢？有待諸君細細尋思。

參考資料：

Baurdillard, Jean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New York: Telos Press Ltd, pp29-p33.Baurdillard, Jean （1998）.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Structures, London: Saga, pp49.Bennett, Tony （1998）. 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 London: Saga, pp71.Choi, P.K. （2005）.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Reforms in Hong Kong – Counting Our Loss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gy of Education, Vol. 15, no.3, pp237-256.Gordon, C, Burchell, G Miller, P （eds）, （1991）.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with two lectures by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pp95, pp99-100.經濟機遇委員會。2009。《經濟機會委員會提出推動六項產業的建議措施》。 http://www.fso.gov.hk/tfec/chi/doc/TFEC%20-%20final%20Recommendations%20_TFEC-INFO-13_%20_Chi_.pdf經濟機遇委員會。2009。《有關經濟機會委員會提出之六項優勢產業的小組研討會討論摘要》 http://www.fso.gov.hk/tfec/chi/doc/Summary%20focus%20groups%20_TFEC-INFO-12_%20_Chi_.pdf香港行政長官。《二零零九施政報告︰群策創新天》。2009。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p26.html教育局局長。《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家校組織及團體匯報會》。2009。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1/05/P200901050226.htm香港教育局。《新學制334網上簡報》。2009。 http://334.edb.hkedcity.net/index.php政府統計處。《最新以2004/05年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數》。2004-2005。 http://www.censta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908/cpi_slide.pdf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審視香港的補習教育制度》。2009。 http://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5218.html蘋果日報。《補習成風近瘋狂月涉 3億元》。2006年4月28日。 http://www1.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060428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872049英皇教育。2009。http://www.kingsglory.edu.hk/kge/gc/aboutUsChi.asp英皇教育。2009。積分獎賞http://www.kingsglory.edu.hk/kge/sp/redemption.asp遵理學校。2009。http://www.beacon.com.hk/2009/3.php遵理學校。2009。http://www.beacon.com.hk/2009/intro_chi.php明報。《升中生大減 30中學瀕殺校教協質疑教局「有預謀殺校」發動遊行》。 2008年7月18日。 http://jump.mingpao.com/cfm/JobArticle1.cfm?PublishDate=20080718T　opicID=L2Filename=gfa1.txt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鏗鏘集《補習天王vs學校老師》。2007年1月21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hKXNDj0QcEfeature=PlayListp=7F9D72B2179043FCplaynext=1playnext_from=PLindex=4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鏗鏘集《繼續殺校》。2008年11月17日。 http://www.rthk.org.hk/rthk/tv/hkcc/20081117.html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鏗鏘集《各師各法》。2008年4月27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81UwG2Edv8feature=PlayListp=6396182714A2E3D9playnext=1playnext_from=PLindex=32韓連山。2008。《新高中學制與殺校的矛盾》。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http://portal2.hkptu.org/modules/magazine/article.php?articleid=1224《錄張炳良校長談香港教改經驗》。成大研發快訊。第七卷第八期 - 2009年二月二十七日。國立成功大學研發快訊編輯部。 http://proj.ncku.edu.tw/research/reck/c/20090227/2.html

注釋：

[1] 經濟機遇委員會在2009年6月22日就六大產業︰教育服務、檢測和認證、創新科技、醫療服務、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發表了《經濟機會委員會提出推動六項產業的建議措施》和《有關經濟機會委員會提出之六項優勢產業的小組研討會討論摘要》，指出香港具備發展教育服務的潛力和競爭優勢。

[2] 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在香港中學文憑(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KDSE) Examination簡介中表示，在2009年新高中學制即三年初三年高中以及四年的大學課程，以取代沿用已久的三年初中，四年高中以及三年大學基制。

[3] 香港中學文憑的成績匯報共分五個等級（一至五級），第五級為最高等級。在考獲第五級的考生中，表現最優異的，其成績會以「**」標示，隨後表現較佳的則以「*」標示。表現低於第一等級的會標示為「不予評級」。

[4] 根據英皇教育的網頁資料顯示，補習社開業初期名為「英皇教育研習社」，是一間規模三百呎的小型補習社，師生人數只有30人。直至90年代補習社口碑載譽，現已發展有十多間分校，師生以數萬計。

[5] 前香港教育學院院長貝磊教授就香港的補習教育制度進行研判，認為補習乃是依附學校教育的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 System）。他指出補習為家庭帶來龐大的經濟負擔，造成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亦為學童帶來不才生活壓力，而更重要的是校外教育的營運模式隨時跟著學校教育轉變，直接嚴重影響日常的學校教育，他希望大眾應該多些關注在學校教育的問題上。

[6] 法國文化研究學者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把消費物品分為四個不同的層次價值︰（1）實用價值（use value）, 如買一支筆作為生活基本需要的工具。（2）交易價值（Exchange value）即市場上以金錢換物的交易。（3）象徵性交易（symbolic exchange value）此交易並無基本需要，有錢人買一頭馬匹然後到馬會拉頭馬的行為，是為了突出自己在社會的身份和地位。（4）符號交換價值（sign value），所有品牌都被化成符號，消費者購買的也只是符號而非貨品本身，我把「補習教育」作比喻，其實未必人人都要補習，但當此行為成為一個潮流時，消費者（學生／家長）似乎著魔似的不想遜於人。

[7] 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就殺校問題，曾經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明確表示，334新學制需要大量的資源，而透過縮班殺校可以節省九億元，正好用作幫補推行新高中學制所需要的額外資源。他曾經以12人酒席作比喻說如今桌上只下6人，於是不必維持12人的菜色。議員黃民毓則藉此反駁，為何不能讓人家吃好的菜式，為何不藉此時推行小班教學提高教學質素。教協代表張文光更斥責，縮班殺校的舉動只會動搖中學的穩定性，嚴厲批評教育當局殺校省錢的不理智做法。

[8] 校本評核是指在學校進行，由任課教師評分的評核活動，分數計算入學生的公開評核成績內。由熟悉學生的任課教師，根據學生在較長時段內的表現進行評核，將能提高評核的信度。推行校本評核的另一原因是要為學生及教師帶來良好的影響。

[9] 2008年3月16日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在教學語言政策研討會，承認母語教學的不足導致整體英文水平下降，而且離他們預計的目標仍有一段頗長的距離。

[10] 2009年10月7日科技大學邀請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主任李小良博士和有「模」之稱的周秀娜出席名為「解讀周秀娜現象」的文化座談會，但在整個長達半小時的講座中，兩人的對談問非所答毫無交雜，事後有關教授更被傳媒直指「以專業學識和艱澀的學術用語」欺壓學識不多的無知少女。此事不但成為學生、教師和市民的茶餘飯後話題，更即時惹來不少文化界和學界人士的猛烈批判和熱切討論，奇怪的是，是次座談解讀不到周秀娜本人或是「模」現象，相反，事件背後所產生的現象才是值得伸延探討。

[11] 《成報》，2009年12月10日，A01版，中大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隨即遭到學生上台舉牌示威抗議，直斥唐氏政改無力受之有愧，更批評中大此舉是政治獻媚，有時事評論員認為大學頒授學位予政治人物時要小心謹慎，否則會被譏諷為政治交易。

[12] 在393期2009年12月的《信報財經月刊》，標題名為「教育產業，初見成績」，內文刊登了不少大學學長和政界人士，大談香港教育產業大有可為和也可賺錢的文章，還有香港作為教育樞紐的強弱詳盡分析，指出教育是一項投資而不是開支，教育改革是基於時代轉變而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