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歷史——20世紀法國史學史（一）

2018-01-24 蒙德

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由於長期受到來自年鑒學派的批評，方法學派的史學家裡被看做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配角，他們被當做是一種已經被拋棄的史學的象徵。按照科林伍德的說法，這是一個不了解自己結構，過分相信事實，過分捲入對民族的歌頌，並陷入政治與殖民的糾纏之中的歷史學派。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夏爾-奧利維那·卡博內爾，熱拉爾·諾瓦利埃與安托萬·普洛斯特等人著作的出版，對方法時代的重新認識才成為可能。

當代的人對方法學派的重新評論，是與學科記憶的重構相一致的，體現在以下三個要點當中

1.他們在史學職業化的奠基者地位被確定

2.他們的認知論引起一種新的興趣

3.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尤其是格雷福斯案，與年鑒學派的脫離政治形成對比。這使得他們在歷史學家職能重新定義的時代獲得了尊敬。

由此，對方法派史學家的重新解讀就處於這樣的背景之中。它幫助我們逃出年鑒學派對其評價的束縛，並參與到當代思考當中去。

用來表示這一歷史學家群體的辭彙的變化就是一個標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稱呼他們為「實證主義者」，雖然在1986年的《歷史學辭典》(比爾基埃)當中依然在使用，但已經銷聲匿跡了。我們選擇的Méthodique這個詞，事實上在1901年已經被賽諾博斯所提出。在我看來，這個詞比熱拉爾·諾瓦利埃的Méthodiste和弗朗索瓦·西米昂與呂西安·費弗爾的Méthodologiste都要好。

實證事實，實證研究這樣的概念，在曾經的歷史學家筆下不並意味著孔德的思想，而只是與思辨中的概念相反。實證事實的存在是通過真正的史料收集工作來得到證實，並通過批評來加以肯定。

Part1 科學研究的出現與確立

文化模式搖搖欲墜的最重要原因在於科學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已經是整個19世紀下半葉的特點。1889年埃菲爾鐵塔的建造，成為科學模式勝利的象徵。它是一座真正為了紀念而建造的圖拉真柱，從它二層的壁上，人們可以看到從拉瓦錫到巴斯德這些學者的名字。這一紀念物以它的1792級台階將科學、進步和共和國連接在一起。

從事實驗科學的研究者的科學工作概念已經被看做是一切認識活動的模式，其中就包括了文學。埃米爾·左拉在1890年就談到「藉助觀察，小說家就實現了一種真正的實驗」

從形而上學到近代物理學，從鍊金術到化學的轉變通常是被看做一種必然的變化，而且是一條一切科學都要學習並實踐的變化。在科學活動中的這種歸納性看法正是克勞德·貝爾納和路易·巴斯德以及馬賽蘭·貝特洛所提倡的。克勞德·貝爾納在1865年的《實驗醫學導論》中，就拒絕任何將科學活動置於某種哲學體系之中的做法，從1860年開始，參考生理學和病理學的科學研究在基佐那裡得到了突出表現，或者是參考化學和地質學的科學研究(費斯特爾·德·古朗治)已經逐漸被接受。歷史編纂學已經開始嘗試打破文學和哲學兩種古老傳統，完成從學科變成科學的轉變。但這一舉動在德國最先開始。由此，法國史學研究方法走向了借鑒德國同僚方法之路。

下期預告

德國大學即是有組織的，又是自由的。根本沒有教學大綱：科學自由，方法自由，師生自由，教學與學習也自由。這一切沒有導致混亂，還產生了一種最高和諧——法國史學家的學習德國之路

參考資料：Prost Antoine 《Seignobos revisité》 vingtième siècle,revue dhistoire n°43,juil.-sept

Marrou Henri-Irénée 1954 《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Rééd.Points-Seuil

Burguière André 1986，《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Paris PUF

Seignobos Charles 1901 《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Félix Alcan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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