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之路:戰後十年的日本經濟(一) 戰時經濟概說

前言:

1956年7月,日本政府發布了戰後第十次經濟白皮書。白皮書的執筆者後藤譽之助在結語中這樣寫道:

現在已不再是『戰後』。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局面。在恢復中求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的增長要靠近代化來支撐,而近代化的進步也由於迅速而穩定的增長始成為可能。

事實是,當時的日本已經進入了「迅速而穩定」的增長期。從1955年到1973年近20年間,日本經濟的平均年增長率持續保持在10%以上。到1973年,日本的實際GNP已經達到1946年的11倍。而那句「現在已不再是戰後」也從當時的一句流行語變成了日本進入高速增長時代的「宣言」。

日本的經濟奇蹟是怎樣造就的呢?近20年的連續增長,靠的是「麥克阿瑟的禮物」,還是「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日本國民的素質」呢?如果不去了解戰後最初的十年里日本經濟恢復的歷史,恐怕就很難找到答案。

通過幾篇文章、寥寥萬字的內容描繪出一個國家整整十年的圖景,這絕非易事。但是筆者仍然希望能以此拙作帶給讀者朋友們一些思考。

- 那麼,日本是怎樣走向經濟奇蹟的呢?


目錄:

一 戰時經濟概說

二 戰後初期的經濟

三 民主化改革

四 逆流下的復興

五 建設自立經濟

六 景氣循環的開端


強化軍需生產

在統制經濟的步步推進下,日本經濟在戰時向重化學工業化和軍需工業化發展。如上表所示,戰前日本經濟的支柱紡織工業被軍工廠所替代。而各種軍需品,包括武器彈藥、飛機船隻和其他軍用品在開戰後取得了飛速的發展。

1943年,東條內閣頒布《戰時行政特例法》。規定鋼鐵、煤炭、輕金屬、造船與飛機製造業為五大重點產業,希望通過提升這些重點物資的價格而強化生產。但增產卻始終難以實現。

1943年底,隨著軍需省的設立,東條內閣修訂了戰時行政職權特例,將五大產業的增產轉向「確保重要食品、徹底強化防空」與「擴充綜合國力」上。12月頒布《軍需公司法》,政府從而能以增產為由全面介入軍需公司所指定的民間企業經營領域。

到小磯內閣上台時,軍需工業已經走向崩潰。由於制海權的喪失,1944年日本共損失運輸船1009艘,大約佔開戰時商船保有量的37%。意味著大部分從東南亞獲得的工業原料無法運往國內,而「大東亞共榮圈」內的物資流動也陷於停擺,造成的結果就是生活必需品的緊俏與被佔領地區的惡性通貨膨脹;加上國內的熟練工人被徵兵造成的勞力不足與素質下降,基礎工業已處於絕境。基礎工業的崩潰則直接影響到軍需生產。

不消說運輸線被切斷後造成的大量損失,單從生產情況上講,到1944年年底,兵器製造業已無論如何無法實現增產。一方面是軍需省指定的生產指標嚴重脫離現實:如1944年度飛機生產指標為55000架,但實際的產量最多只能達到40000架;另一方面是軍需生產自身的不平衡:以造船業為例,1944年日本實際已經不能建造大型軍艦,但當年生產的艦艇數量和噸位都達到戰時最高值。

戰爭工業雖然已經崩潰,但是戰敗後殘存的工業設備仍具一定規模。如下兩表所示:

作為戰時重化工業化的成果,重工業與化學工業設備的規模得到了擴大,其殘存量也較多。如上圖所示,戰爭中工業機械的損害率為34%,也就是說有66%的設備被保留了下來,而以鋼鐵為例,生鐵與鋼材比戰時頂峰下滑了一成多,但比戰前仍高出近80%,雖然從生產指數上看是下降了80%,但這隻能說明原材料與勞動力的不足,並不能反映出設備的損耗情況。多數的工業設備由於迴避了本土決戰,所以比生產指數所反映的結果要多得多。但是,在戰敗後能否利用這些設備恢復日本的經濟,從而使日本復興成為重工業國,這還取決於新領導者的判斷。


勞資關係的平等化

東京產業報國青年隊的遊行,1942年

日本政府在戰前就已經開始根據戰時體制的發展來對勞動體制進行大規模調整。產業報國運動的領導機構產業報國聯盟於1940年底改組成為大日本產業報國會,即「產報」。產報將國內所有勞動工會全部解散,強迫勞動者也整合進入戰時體制之中。到1941年,這個組織已經發展成會員數約547萬人、組織率超過70%的巨大組織。

戰爭爆發之後,軍需工業的急速擴張急需大量新增勞動力,而此時政府根據《國民徵用法》,將中小商業企業的「改行失業者」補充進軍需工廠中,這一政策激化了戰時體制下軍需工業與傳統工業的矛盾。一方面,被國家強行「改行」與對工廠勞動的陌生使得新的勞動者對產業報國運動本就失去熱情,再加上戰爭進行中管理失當和原材料匱乏,被強制動員的國民更加心懷不滿。從1942年開始,「勞動形勢惡化」、「遲到早退增加」與「消極怠工傾向」在全國蔓延開來。

總的來說,產業報國運動沒有發揮其向心作用。但是,產業報國運動客觀上縮小了戰前大企業內部職員與工人的心理差距,也對戰後勞動工會的體制也帶來了一些影響。在經歷美國的改革之後,日本沒有出現英美式的行業工會,而是產生了以企業為單位的工會,應當是受到了產報的影響。

此外,在戰時強調「勞動」的大背景下,有一些新的變化萌芽也值得注意:職員與工人的身份差別變得不再明顯,逐漸催生出「員工」的共同意識、為應對工人生活惡化而發放家屬補貼、進行工資統籌時開始實行年資型工資制等。這一系列變化在戰後也得到繼承,從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關於勞資關係變化的影響,還有一點值得一提。90年代中期,日本學者野口悠紀雄提出的「1940年體制論」開始受到矚目。他認為,戰時體制改變了日本的企業經營、勞資關係和金融制度,成為戰後經濟增長的重要依託從而實現了「經濟奇蹟」,而在泡沫經濟破裂後,應當對這一舊體制進行改造以適應新的經濟環境。可以看出,戰時經濟體制對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確實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戰爭與農村變化

戰爭使農村地區的社會秩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戰前的農村地區,地主經營一般採取將部分土地或全部土地拿出來租種的方式,這部分佃租收入成為地主的主要收入。從事這種經營的寄生地主在農村地區具有很強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勢力。但在大正時期,發生了多次要求改善耕地租借條件的農民運動 ,結果耕地的租賃收入逐漸惡化。

日中戰爭爆發後,隨著勞動力與肥料的短缺,大米等糧食的增產成為最優先的國家課題。1938年4月,公布《農地調整法》以保護佃農權利,1939年12月公布佃租統制令,禁止地主提高佃租。在農地價格上,1941年1月公布的臨時農地價格統制令禁止農地買賣價格上調以期增加耕地效率。

從1939年開始,本土大米短缺的狀況日益嚴重。在依次實施主要糧食配給制的過程中,根據1942年2月公布的糧食管理法確立了米穀國家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生產者和地主除去自家口糧外將所有大米交予政府,消費者通過政府分配到大米。另外,為了刺激生產者的積極性,政府還採取雙軌價格體制,即消費者米價低於生產者米價的形式。再者,將佃農與地主加以區分,對佃農採取發放生產獎勵的措施的同時,通過交公糧制度將實物佃租轉為現金佃租。

在增產第一的形勢下,政府採取了保護佃農的政策,使地主制度在戰時大大衰退。如果將1940年產米實物佃租率設為50%,那1941年和1942年就為40.9%,1943年和1944年就為37.6%,1945年最終降至29.7%。這為戰後農地改革的實施提供了基礎。

國民生活的極端貧困

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自太平洋戰爭爆發開始大幅度下降。到戰敗時,國民的基本生計已無法得到保證。

國會議事堂門前的耕地,1943年8月

生產的萎縮是導致國民貧困的根源。農業上,耕地面積在1945年比1940年減少了近80萬町步 ,稻米總產量也由1940年的6896萬石減到1945年的5855萬石,這是政府為發展軍需經濟而打擊農林業的必然結果。其他消費品的供應情況如下表所示。由於國內糧食產量的下降加上殖民地、佔領區的糧食無法運至國內,本土由此爆發了糧食危機。政府為此強購農民糧食,對城市居民實行配給制。

在配給制下,1944年1月的東京市中心的勞動者家庭中,蔬菜的到手量每天平均僅有50文目(1文目=3.75克,50文目大約有187克),其中配給量大約25文目,魚類每日平均到手10文目,配給量不足7文目。

由於政府不能保證國民的基本生活,黑市交易開始盛行。黑市起初多為軍隊借配給之便倒賣軍需物資的場所,但後期黑市的交易範圍逐漸擴大,「起初僅限於鋼鐵、有色金屬等狹義軍需物資,之後逐漸擴大範圍,不要說勞務關係的黑市交易,甚至包括纖維製品、生活必需品,最終擴大到食品的黑市供應,其手段、方法逐漸露骨,肆意為之」。

銀座街頭的告示:「奢侈就是敵人」

政府擴大軍需生產,犧牲國民生活的代價還有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於對佔領地區的經濟掠奪,1945年本土的通脹率僅為1.35倍(黑市為3倍,以1941年物價為標準),而佔領地區的通貨膨脹則已經無法控制:新京(長春)為2.1倍、爪哇為30倍、天津為32倍、蘇門答臘為33倍、婆羅洲為40倍、緬甸已經達到1800倍。

在學校拚命吃飯的兒童

1944年,被動員到中島飛機製造廠小泉工廠的高崎商業學校4年級學生在日記中向人們再現了當時工廠的伙食情況(永井健兒《16歲時的太平洋戰爭》):

「……我們把或是供應充足的日子叫做吉祥日子,把伙食供應不足的日子叫做倒霉的日子。當時雖然吃的是米飯,但並不是現在這樣的大米飯。開始的時候,飯里以大米為主,此外摻些山芋干、大豆、挂面以及高粱米等,而後,大米比例逐漸減少。不久,飯里便以山芋干、大豆、挂面、高粱米以及玉米為主了。大米僅摻一點。而且,其數量也少得難以想像。剛剛吃完早飯就盼午飯,午飯一吃完就迫不及待地等著吃晚飯。一個胖夥伴吃完飯還是無精打采,說:『若是午飯和晚飯合在一起吃就好了』,使人覺得這是一場悲劇。」

「今天是難得的返家日,早晨4點在食堂裝好飯盒,7點半返回高崎。家裡人打開飯盒一看,只有少量的褐色的米飯和油炒胡蘿蔔乾,覺得十分驚訝」。

戰時的生產下降、糧食不足、通貨膨脹和戰後產生的大量失業——這共同構成了戰後初期日本經濟的基本狀態。


參考文獻:

吳廷璆,《日本史》

馮昭奎,《日本經濟》

浜野潔 等,《日本經濟史(1600-2000)》

吉田裕,《日本近現代史系列6·亞洲、太平洋戰爭》

中村隆英,《日本昭和經濟史 1925~1989》

三和良一,『概説日本経済史 近現代』

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経済史要覧』

経済安定本部,『太平洋戦爭による我國の被害総合報告書』

每日新聞社,昭和每日


下篇:戰後初期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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