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全世界的數字勞工可以聯合起來嗎？

隨著全球勞動過程的加速網路化，當代數字資本主義呈現出來的基本特徵之一就是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日趨減弱。西方媒介產業的數字勞工不可逆轉地被捲入全球信息技術供應鏈，這些信息技術產品的實體目前大部分由中國生產和製造，技術支持服務則由全球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提供。

本書是《媒介和數字勞工研究：西方的視角叢書》的第2卷，聚焦並分析了不同產業中勞動過程轉型的具體實例，尤其是媒介產業。具體來說，本卷審視了數字技術對自由作家、新聞記者、媒體學生工、漫畫創作者和動畫製作者等媒體行業工作者帶來的衝擊，其影響包括工作機會的減少、薪酬的降低、與日俱增的工作強度、社會福利的市場化以及舉步維艱的集體行動和抗爭等面向。這種分析將對媒介數字勞工的考察放置在更為宏觀的政治經濟的歷史脈絡之中，探究他們工作和生活中的結構性變遷，及其與階級、性別、權力等一系列社會學核心範疇之間的相互建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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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ichard Maxwell

翻譯：姚建華

編輯：xd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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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後期伊始，一般勞動過程發生著穩定、但卻不均衡的轉型，這種轉型日益波及媒介工作者和媒介工作環境。隨著19世紀的資本將更大範圍內的勞動力吸納到大工業生產的領域之中，越來越多的工人意識到他們所擁有的獨立技能和創造力正在不斷失去價值，且被標準化為抽象的生產力——工人的身心被迫屈從於機械化的大生產，即不間斷的商品生產過程。

隨著時間的推移，為了實現資本的持續增殖，影響勞動生產率高低和模式的機器與技術不斷被更新，而每一種更新都圍繞著消除工作、用機器代替工人、創造新的勞動力形式等方式來實現對勞動過程的重構。當計算機和計算機網路在20世紀被引入勞動過程中時，「工廠和工地、辦公室和實驗室」中的勞動者往往受資本的直接影響而逐漸使用相同的工具和技術；在這種情況下，數字技術要求勞動者不斷地掌握新的技能，而傳統技能則被淘汰。席勒論述到，以交互性為主要特徵的計算機技術不僅使一系列信息處理的「手工技能」（artisanal techniques）持續機械化，並將曾經無需勞動力的部分重新吸納到工廠化的勞動過程之中；而且這些技術強制性地組織已經不斷分工的勞動者重新進行集體的、網路化的活動，且以大工業的模式進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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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產業的數字勞工》書封 圖片來源：豆瓣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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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媒介產業的數字勞工》收錄的論文聚焦並分析了不同產業中勞動過程轉型的具體實例，尤其是媒介產業。歐美學者在本卷提供的「西方視角」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西方不同的媒介部門如何應對數字化的影響。這是一個有趣的框架，隨著全球勞動過程的加速網路化，當代數字資本主義呈現出來的基本特徵之一就是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日趨減弱。西方媒介產業的數字勞工不可逆轉地被捲入全球信息技術供應鏈，這些信息技術產品的實體目前大部分由中國生產和製造，技術支持服務則由全球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提供。

資本的力量已經通過全球的相互連接而深入到非西方世界的勞動力中。例如，在中國的工廠里，組裝智能手機的工人的勞動速度和時間直接由來自這些國際品牌的美國或歐洲的總部決定。將行政任務外包給亞洲或拉丁美洲勞動力的美國公司是另一個實例，這些勞動力不僅包括客服代表，他們主要幫助美國電子產品的消費者解決技術難題，而且還包括低薪的印度「網路水軍」（click farm workers），他們被僱傭來秘密地提高社交媒體網站的活躍度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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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水軍」：印度尼西亞的年輕人在網吧里瀏覽Facebook賬戶 圖片來源：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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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大量其他的例子與勞動過程的這種跨國性的趨同和融合有關。其中大部分顯現出與文化帝國主義相關的特質：在傳播的過程中，數字網路與企業組織（等級制、非民主化）和商業文化（市場標準、增長的意識形態）的特徵不斷構連。例如，智利的市場研究公司正在進行數據分析的深度自動化工作，這些公司中的許多員工因此將長期面臨著其知識工作被演算法所替代的殘酷的事實。在巴西，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員需要執行與全面質量管理軟體（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software, TQM）和其他類型的客戶關係軟體的要求和預設腳本相匹配的任務。這兩款軟體都堅持要求工作人員在與客戶打交道的過程中，避免使用具有自身鮮明特色的人際和文化交流的技巧。

為了應對這些壓力，批判研究致力於追問：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中的地方和區域間的差異性如何改變、抵制和/或接受資本將勞動力不斷吸納到更大規模的、國際化的產業體系之中。我們清楚地發現，除了數字資本主義給工人帶來的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之外，他們通常需要經歷和應對異化、剝削、機器人化和不穩定的工作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因國家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異性。

本卷旨在從對國際案例的比較研究出發，為讀者更好地洞察數字時代媒介產業中的勞動力重構提供獨到的見解。這種重構的過程與工作場所的文化緊密相關，而後者長期由數字技術所決定。本卷中涉及的部分學者的論文都對此有所著墨。同樣地，這種重構的過程也建立在不穩定勞動力的形成之上，誠如尼科爾·科恩（Nicole Cohen）在她對自由作家細緻的論證中所表明的那樣。卡琳·法斯特（Karin Fast）等學者考察了「無酬勞動」（non-paid forms of labour）及其隱喻，並對剝削、統治、壓迫、分享和自願服務等概念進行了系統性的闡釋——這種分類的研究方法有助於讀者思考媒介產業中創造價值的不同類型的「無酬勞工」（free labour）。維奇·梅耶爾（Vicki Mayer）和喬斯林·霍納（Jocelyn Horner）通過以洛杉磯「新奧爾良傳媒」（ Media New Orleans Los Angeles, MediaNOLA）為案例進行研究，分析了大學生如何為進入路易斯安那州區域性的媒介產業做好準備的過程。這種教育/就業維度的分析至關重要，因為對即將在媒介產業工作的學生進行培訓能夠給大學在教學、科研和考核等方面帶來根本性的變化，雖然這些變化尚未經過實際的驗證。

在勞動力和勞動過程被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際，不同國家和地區採取了或推波助瀾、或限制阻礙的不同應對方案；通過比較研究來了解這些政策，有助於讀者理解制度性因素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角色和地位。科恩將這些制度性的因素稱為「文化工作的持續性特徵」（enduring features of cultural work）。它們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時期，且對勞動過程進行再生產和規範化，使國家制度的運作服務於資本的要求。

實現資本對勞動力的控制或國家的自身利益絕非是一蹴而就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歷史進程中所呈現的內部張力已使其不穩定的本質基礎昭然若揭。法國政治經濟學的調節學派（The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是理解這些「不穩定」理論的路徑之一。該學派堅持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創造財富的一般性制度安排，也可以被稱為「積累制度」（a regime of accumulation）。這個制度存在內生性的矛盾：在不斷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同時，孕育出新的制度和新的行為模式（思想習慣）出現的條件和環境。這些新興的制度和社會關係充分融合後，形成了新的管制模式，演進為支撐積累制度的支柱。通過每一次周期性的危機或每一輪破壞，過度消費和生產力下降導致新制度的產生，這些制度不僅使勞動力更好地為新的體系服務，而且在國內勞動力市場和橫跨全球供應鏈的不同地區被不斷地常規化（或規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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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學派代表人物米歇爾·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 圖片來源：Alche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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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調節學派認為福特主義的管制模式逐漸轉變為後福特主義的管制模式。在後福特主義階段，新的管制模式放鬆了政府干預，這使得金融資本的力量得以空前加強，並推動技術和組織創新以加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此同時，政治和商業領袖通過改革公共和私人領域的政策破壞了工會的政治權力，進而導致彈性僱傭合同的普遍化和兼職工人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非技術勞動力數量的劇增。信息和傳播技術促成了勞動過程的轉型，數字資本主義通過這些技術實現對跨國公司遠程業務的管理就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之一。但與後福特主義管制模式密切相關的是，新的數字主義在對勞動力進行賦權的同時，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資本對20世紀下半葉形成的新的國際勞動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NIDL）的控制。

從調節學派的觀點出發，通過將資本的危機、創新和復甦的模式映射到文化領域，能夠更好地發掘後福特主義積累制度的文化意涵。例如，20世紀後期，好萊塢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控制依靠勞工法、稅法、知識產權法、反工會條例等制度安排實現了對新的國際文化創意產業中勞動分工的支配。在本卷中，蘭特在考察全球漫畫創作者的工作、生活以及他們是如何抵制剝削和統治的歷史的基礎上，對這種權力結構進行了闡釋和批判。

後福特主義時期出現了對文化價值觀的攻擊，後者是自由民主國家界定媒體社會功能的核心要件。對公共政策提出質疑的新自由主義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它追問的基本命題是：媒介組織和機構為什麼要為公眾服務，它們僅僅是信息、教育和文化資源而不是經濟組織和機構嗎？這種追問是對廣播、電視和平面新聞中公共利益模式最為直接的攻擊。

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美國，去管制化（deregulation）不斷侵蝕公共服務部門，朝野普遍反對對具有反市場基本特徵的公益事業實施保護。媒介組織和機構注意到，放棄公共利益模式，不再做調查性新聞，減少對政治和商業權力的監督，砍掉勞工和環境新聞等在內的嚴肅新聞形式，反而在經濟上收益頗豐。誠如瑟斯曼和希金斯—多布尼在本卷中指出的那樣，公共服務理念的隱沒造成了電視新聞的文化轉型，與之相伴隨的是倡導商品化的新聞業如日中天——它們往往通過娛樂、名人新聞、體育、天氣預報和其他低成本的內容來增加受眾的數量。

新技術和分銷服務（特別是有線電視）在加速媒體向「信息娛樂」（infotainment）轉型的同時，使新聞業的內部危機（至少在美國）不斷惡化。在受新自由主義制度影響的管制模式下，新聞媒體因公共利益標準的喪失而變得脆弱不堪，同時進一步屈從於互聯網平台，後者在商業廣告收入的份額方面實現了驚人的增長（互聯網平台主要基於網路效應，有著大量受眾數量和份額，可以實現快速的資本化和增長）。

調節學派將資本主義視為最高級的政治經濟組織方式，同時著重分析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和組織機構（包括市場、交易、貨幣、監管機構、監獄、軍隊等）、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性質，以及這些矛盾可能引發的潛在的社會危機。調節學派是各種政治經濟理論學派混合的產物，這些理論學派包括承認國家權力和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強調新凱恩斯主義管制手段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關注勞工問題和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以及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制度主義聚焦於系統的不穩定性、不平等、歷史相對論、制度認同與國家官僚機構和組織所扮演的角色等。

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後福特主義幾個方面的實踐被放大了。在自由民主國家中，服務於公共利益的國家機構開始向超級收費引擎轉型，用以加速私人財富的積聚。新自由主義政治家否認公共利益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強調由「應得的所有者和懶惰的無產者」（deserving haves and slothful have-nots）組成的世界。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典範，她曾這樣總結新自由主義政治的新常態：「不存在社會這種東西」。在她看來，人們不需要社會關係，同樣也不需要通過國家來確保共同體的生存。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張，財富的不斷積聚將使普羅大眾受益；在這個過程中，並不需要國家對市場失靈進行糾偏。大量學者認識到這種立場背後錯誤的推理和政治機會主義的隱喻，2000年代末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更加證明了這種立場是站不住腳的。然而，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即使不曾真正主導美國和歐洲的政府，受新自由主義思潮浸潤的一代政治家們仍然在影響著公共決策的方方面面。

因此，政治經濟學者尖銳且清晰地指出：不存在任何一種神奇的市場機制可以確保產生財富從富人流向窮人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公共財政支持的福利計劃抑制了創造財富的「機會」和「效率」的說法也是有失偏頗的，且遮蔽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而非縮小的事實，同時旨在改善公眾總體福祉或捍衛公共利益的政府項目因為這種觀點被大幅縮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和企業並未被課以重稅，而是通過隱匿的制度安排將沉重的稅賦從富人轉嫁到窮人的身上。

與此同時，大量的避稅產業（有時也被稱為「財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導致政府稅收的嚴重不足，同時加劇了財富的「向上逆流效應」（trickle-up）。從這樣的理論原點出發，糾正市場失靈而產生的社會危害並不是企業的責任，而是政府最基本的職責。這種社會危害具體體現為經濟學家所指代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如污染、工人健康和職業的風險等——這些「外部性」被認為是在創造財富過程中無法規避的代價。

最後，蘇聯的解體和西方福利國家的經濟危機助長了政府不能履踐其社會責任觀點的滋生。因為缺乏可替代的意識形態，公共事業的私有化被非常高效地推進，對核心民主制度的控制權被轉移到強大的跨國金融和其他商業服務產業的手中（如保險、信息技術、公共關係等）。國家層面監督的另一個實際的缺陷在於：以對勞動進行演算法的控制為核心的監控技術和規範監控的法律涉及到不同的時空維度。在現階段，隨著去中心化的資料庫和即時性的跨邊界數據流的不斷發展，對監控機器的監管和管制的法律努力不是滯後的，就是錯位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跨國公司（而非有限的政府和企業）能更好地利用存在於法律和技術之間的這種時空分離（spatiotemporal disjuncture）。這給國家組織和機構採用信息技術產品和實施其他勞動控制的制度平添了額外的壓力，而這些皆普遍存在於綜合性的、大型的產業模式之中。

歐盟在聯盟內對隱私的保護已經達成一致的標準，且至少在最近的法律訴訟中探究了大型互聯網平台的寡頭壟斷（如谷歌、臉書等）將在多大程度上對工作場所和休閑空間使用監控系統。歐盟對於這些企業監控實踐的暫時性勝利折射出一絲希望的曙光：國家或者是超國家（如歐盟）仍在保護公共利益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雖然這些作用有時非常有限。

鑒於媒體、信息技術和創意產業中的勞工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些現代條件的影響，他們不難意識到反烏托邦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所有領域的獨立媒介工作者逐漸消失；工人階級被鎖定在只為實現企業或經濟利益而設計和展開的勞動過程之中；個人的自主權和就業的安全性隨著數字技術帶來的對個體的控制而消失殆盡，這些技術基於演算法而做出機械化的決策，工人無法看到或對此進行改變；外部的力量加速滿足這些「看不見的」新興權貴的訴求；文化產品的生產、消費和分配等各個環節越來越多地體現出強制性的特徵；國家並未成為對抗數字資本主義背景下全球勞動過程中組織和制度的有效力量。

然而，個體和集體維度的可替代性正在出現，它們批判創意工作中公共利益的日漸式微，並努力營造出新的空間用以從事獨立的、自我組織的文化生產活動。在此，特里伯·斯科爾茨（Trebor Scholz）與他的合作者關於平台合作的論著為組織數字化服務、創新生產，和對包括優步（Uber）、愛彼迎（Airbnb）等在內的所謂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的抵制提供了一種可替代的模式。許多工會組織在維護創意和文化產業勞工的利益方面持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儘管這並未在美國和歐洲成為統一的實踐。新的數字技術使工會能不斷為勞動者賦權，以幫助作家、新聞記者和其他媒介工作者對他們作品的數字發行享有部分的控制權。

一些由「傳統」的產業工人組成的工會也已經進入自由經濟體系，為大量從事兼職和未能充分就業的工人（如網路臨時工）提供一系列的選擇，以維持他們健康的生活和保障他們賺取能夠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收入。以德國金屬工業工會（IG Metall）為例，作為代表德國產業工人最主要的工會，由225萬藍領和白領工人組成。2014年，該工會出版了一份針對德國工人階級長達400頁的分析報告，重點考察了外包工人（crowd workers）面臨的持續性的挑戰，並為報告取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標題——《外包工作：回到未來？》（Crowd Work: Back to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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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2日，德國金屬工業工會（IG Metall）的鋼鐵工人為加薪而進行的罷工。 圖片來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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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金屬工業工會為履踐其包容性的承諾，通過與汽車製造商寶馬企業中的工人委員會（worker councils）進行協商的方式與外包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強調健康議題，以及為僱主和僱員量身定製教育項目，告知他們外包工作的風險，這些風險包括薄弱的隱私保護、長期的兼職（代理）工作和經常性失業的可能性。上述努力都具有相當的前瞻性，且不認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和立場，後者往往主張由產業工人組成的工會在當前的政治經濟環境中不能發揮任何實質性的作用。

非政府組織也啟發消費者意識到電子產業中工人面臨的諸多困難。例如，矽谷毒物聯盟（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和好電子組織 （GoodElectronics）在塑造電子產品製造和零售領域內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方面頗有建樹。這些組織的目標是幫助企業和消費者圖繪未來；在未來，創意數字商品的消費依賴於彰顯人性的勞動過程的全球商品鏈。這類組織的活動家和倡導者團隊的數量將保持持續的增長。

因此，樂觀主義者認為後新自由主義時代（post-neoliberal era）是可以被期許和設計的。政治經濟學家需要對媒介產業的工作進行更多的比較研究，但他們同樣也需要運用新的發明和數字工具來提高工人的自主權與創造力，夯實可持續的美好生活所必須的基礎。當我們對由集體、社區和數字勞工本身所掌控的數字文化展開想像的時候，何種勞動力的制度安排又會孕育而生呢？

薦書：姚建華，《媒體產業的數字勞工》，商務印書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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