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軍、鄧海峰:獵物送到家門口了
2017年11月的香港。陽光燦爛,空氣裡帶著些許涼意。維多利亞灣海面輕煙薄霧,去往各離島的渡輪和快艇如飛般穿梭。
中環四季酒店。六樓游泳池旁的露天水吧,一網紅臉濃妝短裙女嚼著無味的沙拉,一邊搔首弄姿玩自拍。她隔壁坐著四五位西裝男,一本正經聊生意。泳池裡立著一位韓裔相貌中年女子,獃獃對著海。
這是比電視劇「人民的名義」里「三季酒店」多一季、名聲遠揚的「望北樓」。
遊走這裡的有長年望鄉不歸鄉的各系大佬,野心勃勃的國際掮客、一擲千金的土豪男女。當然,也有樂於自嘲為「金融狗」的中環金領。
朱曉軍在泳池邊的座位坐下,給自己點了一杯「凍咖啡」。
不知不覺,北京人朱曉軍已經在香港生活了16年。鄉音未改,鬢角見白。
前幾天在香港面試一位90後,朱曉軍覺得時間快得不可思議,一晃眼自己就「老了」。
他少年得志,一路走來,總是人群里年紀最小的那個。
27歲時,在北京工作的朱曉軍被提拔成光大銀行總行信用審查處處長。他代表光大銀行去央行開會,其他人頗為意外,說光大銀行「太不重視」,派個「小孩」就過來了。
離開北京光大銀行後,朱曉軍加入德意志銀行新加坡分行,後來輾轉至香港。35歲時,這位年輕的MD已經是加拿大皇家銀行香港分行的Deputy CEO。
2016年,朱曉軍辭去滙豐銀行環球資本市場的中國業務總監的位置,和在資本市場打拚多年的鄧海峰、曾毅剛等一起創辦資產管理公司。
過去10年,他總結自己「過早過上安逸生活」,出差是商務艙加五星級,這麼多年從香港來往深圳,要麼兩地牌,要麼打車,「只坐過一次大巴」。
創業這一年多,朱曉軍從「天上」掉到「人間」,有一次公司年輕同事用飛豬給他訂的機票,他坐在飛機最末一排,緊鄰廁所。這種待遇他從未有過。
不斷「接地氣」,不斷「還債」,他的頭髮刷一下就白了。
今年8月8日,朱曉軍和團隊開戶,自己給自己下任務,100天要見100個機構和個人。「哪怕是錯了,也能摸索出路。」
今天在四季酒店,離朱曉軍給自己下任務剛好差不多100天,他要聊天的對象是我。
藍海
2011年,朱曉軍的合伙人、團隊投資總監鄧海峰第一次關注到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他不敢相信這些公司如此便宜。
「那邊50倍市盈率,這邊15倍市盈率。隨便找一家公司,都是三倍以上的價差。」
鄧海峰當時是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的基金經理。公司跟上國投合作,發了六期信託產品。2011年產品到期,當時A股估值偏高。相比之下,港股讓他心動。
鄧海峰研究了醫療、消費領域的一批股票。選行業里最龍頭的幾家挨個看。基金不到三個月就建完倉。
剛買完,港股就開始慢跌之路。
當時基金重倉做骨科產品、總部位於江蘇常州的創生控股,從3塊多開始買,一直買到2塊,「沒子彈了」。
結果股價最低跌到1塊68。
「骨科產品主要分為三大類:一類就是創傷類產品(包括骨板、骨釘等),主要針對粉碎性骨折等的治療;第二類是脊柱類產品,從頸椎到尾椎等一系列產品;第三類是技術含量最高的關節類產品。創生主要從事前兩類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當時中國的企業還基本無法生產自主知識產權的關節產品,但是與跨國公司的產品相比,國產創傷類產品的差距已經縮小,脊柱類產品在迅速追趕,而且價格優勢非常明顯。」
2011年12月,創生股價跌到最低點的時候市盈率已經低於8倍。
「沒什麼道理,這就是市場。」鄧海峰說。
作為當時中國本土骨科產品的優質企業,當時在美國上市的康輝控股、在香港上市的威高是鄧海峰的對標企業。
眼見創生股價一路下跌,鄧海峰跑去公司在常州的工廠看。
「看著這家公司廠房添滿了設備,生意越干越紅火。股價卻一路下跌,作為投資者一點脾氣都沒有。」
看完公司,他又去找創生的老闆錢福卿。
錢福卿說:「你第一次拜訪公司的時候新廠房裡一台設備都沒有,現在幾十台進口的數控機床已經到位,我這訂單是滿的,二期很快就全部建成,股價跌我也沒辦法,反正我一股也不賣,愛跌跌去。」
2012年,創生股價開始慢慢回升,逐漸漲回到3塊。
9月,康輝被美國第二大醫療器械公司美敦力收購,溢價50%。創生股價被帶動,升到了四塊多。
「我認為這家公司作為中國本土品牌的領頭羊潛力真的很大。當時國產骨科類產品市場份額第一是創生,第二是康輝,第三才是威高。威高骨科做得晚。」
2012年12月,創生突然宣布停牌。隨後美國最大的醫療器械公司史賽克(Stryker Corporation)宣布以每股7塊5的價格現金全面邀約收購該公司。
這時創生已經成為他基金第一大持倉。
2013年1季度,美國公司史塞克以每股7塊5成功完成對創生的收購。
「不知者無畏」
回想起當年創生一役,鄧海峰說因為「信息相當不對稱」,那真是投資港股大陸企業的黃金時期。
「當時根本就沒有中國本土的人去看這些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那就是藍海。要放到現在,中國這麼多研究員,這公司早就被挖出來了。」
初戰港股就戰績不菲。鄧海峰擼起袖子,打算大幹一場。
2013年6月,他和當時的合伙人以內地人身份,成功向香港證監會申請了資產管理牌照。回想起來,他說真是「不知者無畏」。
2015年,基金規模到了2億美金。
就在這時,他和前合伙人在公司發展方向上出現分歧。
「其實沒有對錯之分,這是大家看問題角度不同。」
雖然趕上了2012年到2014年那一波,鄧海峰認為自己僅僅是幸運一點,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時候,撿到了這個便宜,但這絕不是常態。到了2016年,他明顯感覺到越來越多的人在研究港股了。
「越往後,一家資產管理公司如果沒有業務的不斷拓展,沒有AUM,就不能夠吸引精兵強將加入。沒有一個強大的團隊集體作戰,就不能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鄧海峰說。這一點和朱曉軍不謀而合。
他倆認為,做二級市場投資,要比別人挖得更深、看得更專,一定需要團隊作戰。這個團隊要具備基本經濟學素養、財務素養,需要實戰的訓練,還要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既要智商,又要情商。」
鄧海峰(左)和朱曉軍在河北省正定縣委縣政府辦公樓大堂合影
幾年前鄧海峰研究TMT時,體會到自己作為一名70後對這個領域理解力的局限性和認知障礙。
認知能力和研究員的背景息息相關:
「比如你沒有過小孩,你怎麼能夠理解做父母的感受?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的很多產品最早的用戶都是80後、90後,如果沒有一手的用戶體驗,那你就要傾聽80後、90後是怎麼想的。我們經驗相對豐富一點,有一套嚴密的邏輯判斷。你要聽研究員講的有沒有道理,有道理你為什麼不接受呢?」
慎用槓桿
朱曉軍1971年出生在北京。
他父母文革前從人民大學經濟學系畢業。朱曉軍上小學時,母親在位於西城區老財政部那棟樓的人民銀行總行工作。小學放學後,朱曉軍脖子上掛著鑰匙,去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室做作業。初中時工商銀行成立,他就跟隨母親轉到工商銀行做作業。
他童年最深刻的記憶,是工商銀行的金磚和金庫。
朱曉軍在工商銀行做作業時,鄧海峰正在河北淶源縣的大山溝里光著腳丫子玩。淶源縣是抗日電視劇「狼牙山五壯士」里的狼牙山所在地。
鄧海峰比朱曉軍小4歲。他父母是文革前畢業的理工科大學生。畢業後就被分配到淶源縣的三線兵工廠當工程師。
為了能讓鄧海峰和他哥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父母申請調動工作,轉到石家莊一個兵工廠。
鄧海峰在石家莊讀小學、初中。高考時他考進清華大學金融系。
「父母當了一輩子工程師,挺苦的,當時就覺得這個專業好找工作,出來賺錢多。就是這麼樸素的原因。」
今年8月我第一次在香港見到鄧海峰時,正是業績發布會高峰期,他忙得停不下來。鄧海峰單眼皮、高個子,北方腔濃郁。雖然是金融科班,言語間透著種工科男的實幹勁。
在資本市場摸爬滾打多年,鄧海峰是價值投資理念的堅定執行者。他對價值投資的理解主要是三點:每個投資決策的依據一定是公司的基本面因素;持有期限相對長一些;投資本質上是做大概率事件。
「因為我們的認知是有限度的,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確定性,宏觀經濟不確定,政治形勢不確定,股票市場人心更是不確定的。」他說。
在價值投資的理論上,鄧海峰說沒有誰比誰理念更先進,「關鍵是你要做到」。
人在壓力之下,動作會扭曲、變形,扛不住。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尤其如此。
「股市開盤跌1000點,收盤跌1600點。你回去睡覺,第二天一早晨,美國說又出事了,一開盤又跌一千點,收盤又跌1600點。講那個笑話,就說十八層地獄,你以為跌到十八層了,沒想到地獄加蓋了,底下還有十八層。那是沒譜的。」
闖過地獄最底層,最後活下來的,在他眼裡,就是不折不扣的「老江湖」。
他說老江湖之所以能活得久,是因為他們堅守了一條重要的原則:「慎用槓桿」。
這也是他無論面對多大誘惑,都嚴格遵守的原則。「愛虧多少虧多少,反正沒有槓桿,就不會出局。」
鄧曉峰這些年觀察到國內基金經理的一個規律:每年排在前5%的,第二年、第三年大概率會表現落後。但優秀的基金經理,能連續三年排到前30%。
「其實搏誰都會,但是搏就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如果是長期為投資者持續穩定的創造收益的話,你一定不能搏,你在做大概率事件,你要考慮到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所以你是一個相對均衡的配置。」
90%的時間是痛苦的
「什麼叫一個優秀、稱職、有誠信的管理層?」今年10月,我在香港第二次跟鄧海峰聊天時,他問我。
優秀的研究員除了要看報表,研究公司基本面,還要去認識、調研公司管理層。而認識企業跟認識人一樣,「不是一個嚴密的邏輯,1+1=2這麼簡單」。
投資是藝術和科學的結合,除了報表裡面枯燥的數字以外,有很多是感性的東西,並不能量化。需要研究員用心去捕捉。
不同的人拜訪同一家公司,可能感覺和判斷都完全不同。
「你要理解這個社會為什麼這樣?為什麼年輕人現在這樣的想法?你要去參與這個社會,光在屋裡面呆著的宅男宅女肯定做不好研究員的。」
鄧海峰引用優秀同行的總結,說研究員需要具備三個基本素質:好奇心(Curiosity),正直(Integrity),獨立(Independence),他認為這缺一不可。
調查企業,也是一個不斷接近真相的過程。
然而他承認做投資,「不順」是工作的常態。因為90%的時間是痛苦的,只有10%的時間是短暫的快樂。
「你想,虧錢時候你肯定痛苦吧。漲的時候老嫌沒賺夠。這不就是常態就是痛苦嗎?可以說是人性貪婪永無止境的體現。」
要完全克服這種本性並不現實。在投資的路上越走得久,鄧海峰覺得自己膽子越小。
他每天都在思索,怎麼在激進和保守、貪婪和恐懼中去找到一個平衡點。
市場變幻莫測,經驗有時反而變成負擔:「趕上一波行情,你經驗都是錯誤的,一幫年輕人,初生之犢不畏虎,反而把一波牛市全抓住了。」
是不是科班根本不重要
在四季酒店聊天時,朱曉軍告訴我,同在金融行業工作的太太對他「百天見百人」項目的評價是「勞而無功」。我問他,為什麼在這個「不算太年輕」的年紀拋下優越的生活來創業,他說:「感覺不做點什麼,對不起這個時代。」
朱曉軍相信,未來5到10年,中國人均GDP從7500美金到15000美金的過程里,投資優質中國企業的股權,會帶來豐厚的回報。
「市場給了咱們中國人了,獵物送到家門口了。」朱曉軍說。
外資投行高管出身的朱曉軍常反省投行人的弱點:「聊什麼好像都能聊,會做的事很少。」他親眼見過不少「秀才」創業慘敗。在他看來,是不是科班根本不重要,關鍵是能不能接地氣、出成績。
這也是市場給他的考驗。
朱曉軍去年開始馬不停蹄搭團隊、申牌照,今年拿到四號和九號牌之後,團隊緊鑼密鼓發出第一隻基金。產品規模2000萬美金,主要投資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
管別人的錢,朱曉軍和鄧海峰如履薄冰。
鄧海峰堅決不允許自己犯的兩個錯誤:第一,買垃圾公司,一文不值,就因為它能漲而買入;第二,賭、搏,讓投資者和自己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他深信一個稱職的資產管理者必須有一種「輸別人的錢比輸自己的錢更難受的感覺」。在這個基礎上,他能做的就是和朱曉軍一起,帶領團隊,盡自己最大努力。
「還是那句話:第一,別給人家虧錢;第二,盡量多賺一點,這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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