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1852鐵血中華》小說的一篇同人——列寧同志論中國選段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著，版權歸屬全聯盟國際出版局所有，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工人運動愈發展，資產階級和地主就愈瘋狂地企圖鎮壓或分裂它。用暴力來鎮壓和用資產階級影響來分裂，這兩種方法正在全世界、在各個國家中經常地運用著，統治階級的各個黨時而採取這種方法，時而採取那種方法。——前言

應國際局邀請，現在我很榮幸的在這裡和各位同志們做如下報告：

要談及中國，就不得不提起整個19世紀最偉大的革命踐行者與最偉大的反革命分子，中華帝國的皇帝——韋澤。

從韋澤初期的革命經歷來看，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的思想變化歷程：他的思想，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願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的計劃結合在一起的。後面這兩種思想政治傾向正是構成具有獨特含義的（即不同於民主主義的）的因素。

這兩種傾向是怎樣產生的？它們的意義如何？

首先，這還得從中國獨特的條件開始談起。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的、半封建國家的客觀條件，在將近5億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這種壓迫和這種剝削的一定的歷史獨特形式——封建制度。農業生活方式和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礎；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把中國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這是他們受封建剝削的根源；這種剝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為整個制度首腦的封建主整體和單個的封建主。因此，起先，他在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對群眾的壓迫和剝削。因此，這位中國中國皇帝主觀社會主義思想和綱領，事實上僅僅是「改變不動產的全部法權根據」的綱領，僅僅是消滅封建剝削的綱領。從學理上來說，這個理論是小資產階級反動「社會主義者」的理論。這是因為認為在中國可以「防止」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既然落後就比較容易實行「社會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極其反動的空想。

韋澤的土地政策的實質是：土地國有化能夠消滅絕對地租，只保留級差地租。按照馬克思的學說，土地國有化就是：盡量剷除農業中的中世紀式的壟斷和中世紀關係，，使農業最容易適應市場。隨後，他便就把中國分散的農業，通過國家機器，給強制整合在了一起，以便於它能在國際市場上發揮出最大的競爭力。在中國，西方所有的諸如「農場主」，「土地所有人」甚至是獨立的農民的理念都消滅了，小農經濟在中國是消滅的如此徹底，以至於讓大部分「先進」的西方國家都望塵莫及。在中國，沒有其他的「獨立存在」的資本家，統治中國的光復黨就是最大的資產階級，他位於整個國家機器的頂端，以龐大的國家力量實現了對資本的直接控制。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極致，是如此純粹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的典範。

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全部關鍵部門，從輕工業到重工業，都由國家直接控制。在這種體制之下，工人甚至連罷工的自由都沒有！

講到中國的工人，就不得不講到中國皇帝那「精緻」的政策。為了維持其壟斷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中國的統治集團——光復黨，充分意識到了工人階級對其政權的威脅性——尤其是在其完成了民主革命與民族革命的任務變得愈來愈反動以後。

為了儘力安撫本國的無產階級，中國政府採取如下主要措施來腐化工人——首先就是我們眾所周知的工人福利制度。其政策實質是，中國政府從其剝削（註：這個剝削的範圍很廣，不僅有國內的，也有對外剝削）的總資產中，吐出其中不太大的一部分，「施捨」給本國的工人階級，如：將中國在戰爭中獲得的戰爭紅利分出一點給那些下層民眾，以便驅使他們繼續做中華帝國擴張的炮灰。同時中華帝國也通過對外戰爭獲得了大量土地（在對土地的貪婪上，中華帝國皇帝比我們那「全俄羅斯的沙皇」有過之而無不及）作為日後用以收買無產階級的儲蓄。當他們需要炮灰時，中國的統治階級總能找到合適的價碼來引誘人民支持其對外擴張的戰爭。精緻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聽的借口下，例如在保護「民族文化」利益、保護「民族自決或獨立」等等借口下鼓吹無產階級實行分裂。

　　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不論是粗暴的、暴力的、黑幫的民族主義，還是鼓吹各民族平等同時又要……按民族分裂工人事業、分裂工人組織、分裂工人運動的最精緻的民族主義，本質上都是反動透頂的。

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綱領與任何資產階級的，即使是最「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民族綱須的根本的區別就在這裡。

　　馬克思主義者重視承認民族和語言的平等，不僅因為他們是最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無產階級團結的利益、工人的階級鬥爭的同志般團結一致的利益也要求各民族的最完全的平等，以消除民族間最微小的不信任、疏遠、猜疑和仇視。完全平等其中也就包括否認某種語言的任何特權，包括承認各民族自決的權利。

　　但是對於資產階級，要求民族平等其實往往就等於宣傳民族獨特性和沙文主義，而且這種要求又經常是同宣傳民族分裂和疏遠同時並進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決不能容忍這種要求的，因為國際主義不但宣傳民族接近，而且宣傳一國的各族工人在統一的無產階級組織中的融合。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堅決斥責所謂「民族文化自治」，也就是把教育事業從國家管理分出來交給各個民族管理的計劃。這種計劃就是在「民族文化」問題上，把教育事業按照一個國家聯盟的民族分交給一些民族聯盟，這些民族聯盟各有自己特殊的代表會議、教育經費、教育委員會和教育機關。

　　這就是腐蝕和分化工人階級的精緻的民族主義計劃。為了反對這個計劃（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的，即各種小資產階級集團的計劃），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如下的原則：要求民族和語言的真正完全的平等，直到否認國語的必要，同時堅持各民族的最密切的接近，堅持各民族的國家機關的統一、教育委員會的統一、教育（非宗教的教育！）政策的統一，堅持各族工人在反對一切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反對企圖用「民族文化」的口號作幌子來欺騙無知識的人的那種民族主義的鬥爭中的統一。

　　讓那些庸俗的民族主義者、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民粹派分子和「鐘聲」雜誌的作者們，去公開捍衛他們資產階級的精緻的民族主義原則吧！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是不要象符·奧·女士在「北方工人報」第35號上那樣欺騙工人，她硬要讀者相信，似乎「擁護真理報」是否認用本民族語言來教學的！！

　　這是一種絕大的誣衊，因為真理派不但承認這種權利，而且比一切人更加徹底地承認權利。在參加了宣布義務國語不能存在的那次馬克思主義者的大會之後，是真理派首先在俄國承認本民族語言的充分權利的！

　　把用本民族語言教學同「按民族劃分一個國家的教育事業」混淆起來，同「民族文化自治」混淆起來，同「把教育事業從國家管理分出來」的做法混淆起來，是絕頂無知的表現。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民主主義者）從來沒有否認用本民族語言教學。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通過「民族文化自治」的綱領，——只有奧地利一個國家提出過這個綱領。

在民族問題上，皇帝韋澤拿出用無比精緻政策包裹他的「革命性」。眾所周知，漢族文化在中國擁有壓倒性的優勢。以國家為背景推動的工業化速度又是如此之快，所以韋澤將「工業化生活方式」與「漢族文化」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一個「中國生活方式」的辭彙。他並不向群眾解釋這個辭彙的真正內涵，而是通過反覆的洗腦式宣傳讓群眾認為中國文化天然就代表了工業化的方向，天然就代表了工業化本身。讓人民認為享受工業化生活的前提完全接受並且遵守漢族文化。與這個「中國生活方式」同時進行的精緻政策是弱化乃至強行摧毀對血統對個人的影響力。這樣精緻的政策創造出一個結果，不管黑髮黑眼的亞洲人，或者是金髮碧眼的歐洲人，又或者是黑皮膚的黑人。只要他們擁有中國的身份證，只要他們在所有中國官方領域涉及的考試和社會生活中能夠熟練使用漢語和漢字，只要他們有一份被認為合法的工作，並且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就會在這種政策下被認為是中國人。這種具有極大欺騙性的政策背後隱藏的真相是，更多的亞洲人、歐洲人與黑人被阻擋在中國邊界之外。哪怕這些人被中國殖民地政府認同為殖民地政府統治下的公民，也無法進入中國的國土。偷渡者們被扔在被軍艦嚴密包圍的荒島上自生自滅，少數成功混入中國國土的非法移民犯下的任何罪行都被連篇累牘的擴大宣傳。在這樣的這樣精緻的政策下，那些中國公民犯下的更聳人聽聞的暴行被認為是個人行為，而非法移民則被認為擁有天然犯罪原罪的「非中國生活方式者」。自此，皇帝韋澤洋洋得意的對所有人宣稱，「我從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中國更不是一個反移民的國家！」是的，他當然可以這樣講。因為只要不能自覺成為「中國人」的人永遠沒有機會成為中國人，只要不自覺反對移民的人沒辦法成為中國人。而皇帝韋澤「謙虛」的把這一切歸功於「優越的中國生活方式」，「一切的敵人只是中華民族的敵人而不是皇帝韋澤的敵人，一切不遵從中國生活方式的人杵逆的是中國人民獨特的生活方式。」彷彿這種「中國生活方式」是天上掉下來的，而不是由他處心積慮創造出來的一樣。與那些普通的反動者不同，皇帝韋澤從來不怕將自己的理論公佈於眾。在他完全公開發行的《人類行為學猜想》的書中，皇帝韋澤寫到：人類行為通過腦迴路神經元連接結構一次次的反覆刺激下形成定式，這種學習過程就是人類非常容易構成機械唯物主義想法的生物學基礎。因為在中國想享受工業化生活的基礎之一就是熟練使用漢字和漢語。所有其他民族的語言和文化都無助於提升在中國的地位和收益。所以反覆的「神經元連接刺激」引發的學習過程都在強化中國文化與更高質量的現實生活的「必然聯繫」，通過機械唯物主義的模式給消滅其他文化提供更多「現實依據」。「如果我有空的話，也會關注一下其他的文化。」一部分中國民眾這樣認為。「既然政府已經將大量其他文化翻譯成漢語版本，我為什麼要再去親自學習更多語言？」還有一部分中國民眾這樣認為。在沉重的生活壓力下，中國人民被完全隔離在其他文化之外。不僅如此，通過皇帝韋澤在南非，在美洲，在澳洲的擴張行動，中國掌握了世界絕大部分黃金儲量，中國文化隨著稱霸世界的中國金融霸權走向了世界。在倫敦，在巴黎，在柏林，在布魯塞爾。只要稍微出些錢，就能找到精通漢語的本地導遊。能夠到世界其他國家旅行的中國的富裕階層更認為，「懂漢語就足夠了。」

與韋澤的一貫精緻的政策相同，中華帝國對思想的管控並不採取高壓手段，而是處心積慮的將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念公開向中國人民宣傳。「生產力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以佔有生產資料的階級鬥爭不會在階級被消滅之前而消失」。

在承認階級鬥爭不會主動消失的基礎之上，韋澤提出「通過發展生產力，發展適應生產力進步的生產關係，最終完成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目標」的觀點。

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最高級階段，中華帝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調動整個國家的資源。他們每年將一部分資金投入科學研究，技術開發，以及新技術的市場化之上。在大量的舊工廠被強行關閉之時，新出現的產業和工廠又讓這些失去工作的勞動者重新就業。政府出錢對這些勞動者進行再培訓。甚至對那些沒有進入失業循環的工人提前進行培訓。為了能夠獲得工作機會，工人必須服從統治階級的安排。從而將反抗降低到了空前的水準。

在面對封建制度的時候，韋澤堅定站在人民的一邊。他不僅指出了封建制度各個級別的特點以及本質特性，以空前激烈的革命手段將封建制度完全摧毀。將中國人民從所有封建關係中解放出來。

完成這樣的革命任務之後，韋澤的愛就從人民身上轉移到了他一手締造的光復黨身上。他對光復黨的愛是如此深沉，除了指出未來方向之外，他還精心為光復黨划下不可逾越的底線。

於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核心「光復黨」不得不直面他們的統治有可能隨時被推翻的可能，於是選擇不斷發展生產力，並且調整生產關係的模式來試圖緩和國內矛盾，甚至在倒退到皇帝韋澤划下的警戒線前停步不前。

因為光復黨的統治者很清楚，他們的法統來自韋澤，他們的合法性來自韋澤。韋澤精心策劃划出的底線就是人民的底線。

即便如此，光復黨本身也基於大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試圖不斷掙脫韋澤留下保護這個政黨的規定。這些掙脫的行動正在真正激起中國工人階級的反對。

為了壓制醫藥大資本主義的長期掠奪，皇帝韋澤基於借鑒生產資料共有制度的方式，建立了平價藥廠的制度。

根據每年對平價藥物的預估，完全共有的藥廠在完全不獲利的的基礎上進行計算，政府撥出預算，生產一些經過長期研究後不用再繼續發展的一些藥物。這些藥物非常便宜，藥效也有保證。靠這種模式，大大降低了中國勞動者們的醫療費用。

然而這種模式不僅阻礙了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強化了他們希望掙脫的枷鎖。對這種制度進行了無休止的攻擊。所有人為的缺失都被歸結於制度問題，所有在計劃中已經被認可的浪費都被無限的擴大。

當平價藥廠制度被最終取消之後，人民發現他們在藥物支付的費用增加了十幾倍。這是第一次讓整個中國的人民都被迫聯合起來與光復党進行鬥爭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