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為什麼那麼推崇黃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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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的：

從社會角度來講：人們經歷了秦朝的嚴刑峻法，從劉邦約法三章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對於為什麼秦朝會如此之快的覆滅是有深刻認識的，因此政治偏向散漫。民眾也因為遭受苛政的壓迫亟需緩解和休養生息，這是採用黃老之術的客觀要求。

從意識角度來講，劉邦開朝會的時候各大臣們吵得跟菜市場一樣，實在忍不了才委託叔孫通制訂朝會禮儀，可見人們普遍缺乏對政治嚴肅性的認識，這種風格自然是自下而上的，說明時人對統一的中央政府的權威是沒有認識的，這是黃老之術的生存土壤。

從學術角度來講，秦朝的過激政策已經搞得大家都很討厭法家，墨家又不參與政治，在秦時已經漸匿，儒家經典毀於秦火，唯有道家，陰陽家，縱橫家還在活躍，漢朝一統之後縱橫家也沒了市場，只剩道家和陰陽家，所以這兩家聯合了法家，摻了儒家墨家一部分合理之處而搞的黃老之術，幾乎是唯一且最合適的選擇。

微觀的：

張良授業於黃石公，黃石公他老人家可是秦代的活神仙，在道家陰陽家兵家的地位都很高，他的思想傳承給張良，弄得張良最後都去修仙了，張良又是對漢初政治有巨大影響的人物，他的思想勢必參與到漢初政府的意識形態中，這倒罷了，更重要的是，劉如意和劉盈有皇位之爭的時候，呂后委託張良請來商山四皓支持劉盈，劉盈才得以上位，呂后因此很尊敬商山四皓，而這四個人，也是秦末隱士，黃老大家。所以黃老之術在漢初就在朝廷有巨大影響力。

然而黃老之術在政策上被確立下來，是曹參的功勞，曹參出任齊國相國的時候，就請了齊國著名的隱士蓋公來做老師，蓋公何許人也，這要從黃老之術開創之初說起，按《史記》的說法，黃老之術是河上丈人（河上公）創立的，河上丈人是誰，《史記》說「不知其所出。」不知道從哪兒跳出來的，但他創立的黃老之術，是修仙用的，河上丈人的學問傳給安期生，安期生是傳說中修仙行業的成功人士，和彭祖是一個地位的，他與河上丈人可謂是「黃老二傑」，史記又說了：」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由此可見，蓋公是黃老學派的嫡傳弟子，同時樂瑕公和樂臣公都是趙國樂氏的族人，相當有影響力，蓋公在高密，膠西一帶講學，宣傳黃老思想，也很有聲望。

蓋公要指導曹參蓋好齊國這棟大廈，總不能教導大家都去修仙，勢必要讓黃老之術接地氣一點，因此法家思想的引入就很有必要，而且這也是之前就存在的趨勢，兩人聯合這麼一搞，在齊國獲得了成功，曹參接替蕭何出任中央政府的相國之後，又逢上尊敬四皓的呂后和惠帝，黃老思想便暢通無阻的確立了下來。

接著就是漢文帝劉恆，劉恆的母親薄姬是漢朝建立前就被相師許負點過名要生個皇帝兒子的女人，劉恆自己被召往京城繼承帝位時，陳平周勃等人剛剛誅滅諸呂，政治形勢還不明朗，劉恆佔了一卦，龜殼上顯示你小子要繼承皇位，於是才放心進京，李義山也有詩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麼個人，要是不尊崇黃老之術，天理難容。

景帝劉啟繼承了這一傳統，繼續施行黃老政治，武帝時候，儒家才緩過勁來，今文經學經過幾十年發展十分旺盛，古文經學也從伏生，張倉等人手裡和孔壁中重見天日，經過陸賈，賈誼，董仲舒等儒生一代代的努力，最終使得外儒內法取代了黃老。

所以，黃老之術在漢初的流行，是天時地利人和兼備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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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結論：漢初實行黃老之治除了經濟上休養生息的目的外，也是基於政治、文化層面的考量，對秦制進行的修正與繼承，穩定了社會形勢，為漢武帝實行漢政提供了條件。

從經濟層面而言，黃老之術起到了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的作用。這一點屬於比較傳統的觀點，無需過多展開，秦朝大量趨勢民力，造成社會經濟極大的破壞，因而漢初實行輕徭薄賦的黃老之術有利於經濟生產積攢國力，但是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後世幾乎所有王朝在建國初期都會奉行休養生息的政策，但是卻再也沒有朝代明確宣稱其為黃老之政，因此除了經濟政策外，漢初的黃老之政顯然還有其特殊性。

從政治層面而言，實行黃老之術一定程度上是對軍功集團、諸侯王集團的妥協。漢初與秦朝的一個重大不同在於其皇權遠不如秦朝強大。秦朝建立之時，除了王氏、蒙氏等個別家族外也沒有任何可以限制皇權的貴族階層，即使是王氏蒙氏的權力也遠不如漢初的軍功貴族強大，王翦在出征楚國之前更是主動向秦王表達自己的忠心。然而到了漢初，除了劉氏皇權之外，軍事功臣集團和諸侯王勢力已經成為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嚴重威脅了皇權。

黃老之術的最重要推行者主要都是軍功貴族，最典型的便是曹參，同時周勃等人也屬於典型重質少文的忠厚長者。我們不能武斷的認為軍功集團在主觀上有傾覆皇權的意圖，但是在周勃、陳平平定諸呂之亂以及捨棄平亂有功的劉章兄弟轉而擁立文帝的歷史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客觀上他們的強大政治勢力。長久以來人們對於黃老之術的特點都停留在「清靜無為」這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黃老之術同樣強調政策的穩定性，這種政治上的穩定性有利於維護軍功貴族的權力，符合其利益。諸侯王問題同樣如此，在漢初諸侯王擁有極大的政治權力，基本屬於獨立的政治實體，文景時期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了他對皇權的衝擊，在這種情況下奉行黃老之術實際上是對軍功階層和諸侯王勢力的妥協。這種政治妥協性也是黃老之治的一個重要特徵，後世隨著帝制的不斷發展，對於功臣權力的制度限制日益完善，這種政治的妥協性也就逐漸消失了，只有在貴族政治影響仍然很大的秦漢時期他才顯得意義重大。

從更為深層的文化層面而言，黃老之術是調和關中、關東文化的重要手段。以秦國為主的關中文化帶有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而關東各國則或多或少帶有禮樂的殘餘，這兩種文化的不同造成了關中和關東地區在制度、政策上的差異，因而如何針對二者的差異，制定適合的政策對於漢王朝而言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漢朝自蕭何制定九章律開始，歷經惠帝、呂后、文景時期，大體延續了黃老之術，其文化背景就是關中、關東文化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而黃老之術「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這種「因循」之術正好符合在政策實施上東西異制的需要，儘可能保留關東文化的特色，而不以強制手段推行關中的帝國體制，正是黃老之術的實行調和楚漢戰爭時期關東關中的激烈文化矛盾，在客觀上鞏固了漢朝統治，為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齊整風俗提供了條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黃老思想同時也滋長了諸侯王勢力，諸如淮南王劉長、濟北王劉興居都是依據本國的特殊情形公然挑戰文帝，對皇權產生了威脅。

總而言之，秦朝滅亡之後，過分強調君主權威的法家思想受到指責，黃老之術作為一種具有過渡性、緩衝性特徵的意識形態登上歷史舞台，在經濟層面他起到了休養生息的作用，在政治層面上暫時向軍功階層和諸侯王勢力妥協，而在文化層面上則儘可能保留了關東文化的特色，客觀上鞏固了統治，為漢武帝時期全面推行漢法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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