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傷的代際傳遞在沙盤中的見證 | 喬治·拉舍

13日，是南京大屠殺80周年國家公祭日。

今日的南京城雖已不復昔日金陵之哀鴻，但來自歷史的創傷依然流淌在我們的血液中。

在心理學領域，有這樣一個概念：「創傷的代際傳遞」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創傷會被傳遞到他們的後代身上，研究者發現，代際創傷有可能會影響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殺倖存者的第三代（孫輩）在兒童精神診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3倍(Fossion, 2003)。今天，小編為大家推薦一篇有關二戰的代際創傷的心理治療案例。

作者簡介

Joerg Rasche

榮格心理分析師，沙盤遊戲治療師，兒童精神科醫師，曾與多拉·卡爾夫學習沙盤遊戲，現任德國沙盤遊戲治療學會主席。

多年前，一個九歲大的黑皮膚男孩來到我在柏林的兒童心理治療中心。他因在學校表現出異常攻擊以及危險行為被轉介給我，他丟椅子攻擊老師。他和媽媽住在一起，有一個兩歲的兄弟，爸爸沒有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的家族來自北非的某個地方。

因為這個男孩德文講的不好，所以我們用英文溝通，另外，在沙盤遊戲治療中，我使用從卡爾夫那裡學到的非語言的方式與他溝通。

在他的初始沙盤中，他在一個像是海岸的地方，放了一個精緻的木製結構物，兩個年輕男生正跳進水中，還有一個大的水晶球。（圖1，圖2）

圖1

圖2

我對這個精巧的木製結構物感到好奇。這個男孩解釋給我聽：「這是一個海邊。一個難民利用在海灘上找到的材料做了這個結構物。他是一個藝術家。大家過來看他的作品，他們給他錢，所以他可以維持生計。」我欣賞這個聰明的男孩，好奇他的過去歷史。我問他爸爸在哪裡，他說：「他在非洲的一個地方。」

在與社工的會談中，我得知這個男孩的爸爸顯然是想要逃離家鄉的內戰。他曾嘗試坐一艘船渡過地中海，但是淹死在水中。不清楚這個男孩知不知道這件事，不過，他仍在希望爸爸能夠來這裡。

幾個禮拜後他做了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沙盤（圖3）。同樣的那裡有個輕巧的結構物，只是這次有一些在山裡失事的飛機。在右邊的空地上，他放了一個象徵祖先的大沙具（一種來自中亞的沙具），在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沙具前面他放了一個盾牌。他要我在盾牌上面寫下：「不要注視它！可能有危險！」（圖4）

圖3

圖4

這是一個悖論： 我見證他創造這個讓人感動又有象徵意義的結構物，但同時，他又告訴我，我不能注視它。我看著那個祖先的沙具，顯然，這個沙具象徵著他需要他的爸爸、父母的權威、文化的涵容。同時，我又必須接受他的警告：如果我直視他的情結，危險將會出現。我被警告不要發展這個問題，不要探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接受這個非語言-語言的訊息，並且安排另一個社工在學校幫助這個男孩。不久他的媽媽因為他的行為把他安置在日間照顧中心，他失去他的家。他不曾再來見我，幾個月後，我聽到消息：當他在新年前夕玩煙火時，一個同伴把鞭炮放在他的手上，來測試他夠不夠勇敢，而鞭炮炸瞎他的一隻眼睛。

柏林牆：保護和分裂

在和這個男孩僅有的幾次會談中，我的涵容能力無法有所發揮。當然，在我聽到這個男孩的不幸命運時，我非常難過。我正反思這次見證的一些面向：分析會談中可以被說出的話，或是可以在卡爾夫所謂的自由與保護的沙游空間中被創造出來的東西，不再是個人的秘密，而是一個共享的現實。分析關係的發展應該提供對這個空間的保護。

卡爾夫和溫尼科特都強調，治療師必須去涵容病人的那些不好的甚至最糟的羞愧的內容（例如經驗、夢靨、幻想、投射）。溫尼科特甚至認為，治療師就是在扮演「活下去（to survive）」的角色。他的意思是，治療師不應該經受不起病人所帶來的內容，這是所有創傷病人治療工作中共同存在的議題。因此，我認為沙盤遊戲治療師必須接受自我體驗和督導治療的嚴格訓練。

當我看到這個男孩最後一次的沙盤作品，以及當我必須用我的雙手寫下他的警告時，我覺得羞愧。這個男孩在深層喪失和困惑中承受苦難。他擁有創造力，但他的命運就像沙盤中失事的飛機和其他破壞場景一樣不堪。雖然他創造了一個沙盤意象來表示他曾經在這個治療關係中找到信任我的方式，但他卻警告我不要太超過。我想我感覺到的羞愧就是他的。並沒有人真正知道他的爸爸到底最後怎麼了。身為這樣一個創傷的見證者，我覺得沉重。

談及時間和空間的保護，這方面的象徵是柏林牆。柏林牆由東德政府在1965年建造，目的在於保護意志民主共和國社會主義實驗下的經濟。柏林牆建成的前一年，許多受過教育的人離開這個國家，還有許多人在之後的幾年因為想要逃離而被殺死。

溫尼科特在1969年寫出柏林圍牆的深層意義：為分離和分裂中的兩個德國提供一個反思的機會，而並非開啟東方和西方的熱戰。溫尼科特說：這就如同愛爾蘭激進基督教派和天主教派間的「綠色分界線」，柏林牆提供了一個抑鬱狀態（Depressive Position）的發展機會，在一段時期的急性精神病發作後，抑鬱狀態將會實現對衝突的整合和對現實的覺察。

偏執狀態的發作，隨之而來的將是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就像是納粹時代和第二次大戰期間引發的集體行動一樣。溫尼科特似乎是正確的：當1989年俄羅斯區塊分崩離析以及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時，德國以一種獨特的和平方式統一了。

原先施普雷河邊的柏林牆已被拆除，如今，一座橋在兩岸間架起。

柏林牆的陰影是兩方的集體記憶，但集體記憶逐漸減少而變成單方敘事，兩方對於上一代的罪行都避而不談。在圍牆的東邊談及斯大林的罪行是禁忌和非常危險的；在圍牆的西邊，那些抗議美國參與韓戰和越戰的學生受到政治和軍事權力的傾軋。

30年後的今天，即使這個象徵分裂的圍牆已經瓦解，我們德國人仍必須應付集體記憶里不同的記憶、敘事和隱情。如果想要完成一種意識的轉化，我們必須要注視它。這也許會讓人感到羞愧，因為在我們的集體歷史中存在著許多污點。這關乎我們的父母親，也關乎我們在自己的文化情結中承載的投射。

文化記憶的墓穴

歐洲歷史充滿戰爭和交惡。從公元1500年起，歐洲幾乎每年都發生戰爭。一開始是因為兩個皇族試圖在自己的大陸上建立或維繫自己的王國而引發戰爭。然後，這種區域戰爭變成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和希特勒極權陣營所引發的幾百萬人死亡的猶太人大屠殺。人民和文化都因此受到創傷，古老城市和歐洲文明的根源被破壞了。

這麼多的創傷並沒有完全在集體無意識中整合，它們就像即將發生的地震一樣在地下噪動著。「墓穴」是一個用來形容在集體心靈中發生了什麼事情的精神分析概念，被壓抑的集體創傷像是被內包裹隔絕起來像是心靈的「死屍」。（在德文中，我們稱之為內射。）

你不可以談論它，而且要安靜且無意識地傳遞給下一代。舉個例子來說：2013年的復活節我被邀請到烏克蘭的首都基輔。烏克蘭是一個曾經在德國和布爾什維克黨統治下劇烈受傷的古老國家。幾個世代以前，它曾經是俄羅斯東正教教堂的搖籃，也是俄羅斯文化的中心 （在公元988年被命名為基輔羅斯）。

烏克蘭曾經多次想要逃離莫斯科沙皇的中央集權統治，在1919年布爾什維克黨打敗既有政權後，他們必須征服烏克蘭。然後斯大林政權下令進行農業集體化，這個錯誤的管理模式將烏克蘭帶入了一個大災難。這就是1932到1933年間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大約有八百萬到一千萬的烏克蘭人民餓死。這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德國部隊入侵併且進行種族清洗之前。整個烏克蘭變成一個戰場，人民受到難以想像的傷害。這樣的傷害被銘記在心靈的墓穴中。

在今天的烏克蘭的首都基輔，存在一個紀念「偉大愛國戰爭」犧牲者的儀式，在這場1941到1945年間發生的戰爭中烏克蘭從納粹入侵者中重拾自由。這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紀念日。在距離100尺以外，另一個紀念斯大林Holodomor大饑荒年代（1932-1933）餓死人民的儀式進行著。我無法將這兩個儀式在心中並為一談。在另一個100尺外的下一個山丘上是歷史古迹的「皇朝洞穴」。

黃金圓頂的美妙教堂之下是幾千尺的狹窄中世紀墓穴和地道，裡面有700位聖人的石棺，存放中世紀和尚的防腐屍體。在這些狹窄的地下通道中，有許多人安靜地祈禱或是大聲哭泣著，他們緬懷著逝去的祖先和這個國家過去的傷痛歷史。我覺得這是唯一讓他們可以走近和體驗被壓抑的集體創傷墓穴的地方。「皇族洞穴」和被埋葬的700位聖人提供他們面對創傷的避難所和保護空間。這些內涵和保存在他們集體心靈墓穴的能量正是引發半年後少女革命的能量。

「自我裡面的墓穴」涵容著累積的創傷。代際傳遞透過說不出的禁忌靜靜地接觸父母親的痛苦，這表示下一代也無法講出他們自己的創傷。我認為，大多數父母親或是祖父母在上世紀中因為戰爭、種族清除、種族驅逐、殺戮、轟炸而受到苦難和創傷的歐洲人，他們的靈魂中都背負著這種墓穴。加害者也背負著相同的墓穴。他們往往無法接受自己的罪惡感，在無法正視、承認、哀悼真相的情結中承受苦難，他們因為必須維持一個假我而受折磨。墓穴殘存在他們的心靈中，就像身體中沉重的異物石頭一樣。但是它的外殼隨時會被打開，然後，被壓抑的內容會溢出心靈。

當我開始為一些波蘭同事進行心理分析，我知道我們必須談到過去的歷史事實。那是在1939年，德國納粹部隊成立以實施對猶太人和天主教波蘭人進行種族清除的災難性行動，而我的父親也是部隊成員之一。像我這樣一個出生在1950年也就是納粹德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五年的德國人，直到1989年還是無法輕易地成為被波蘭實習生信任的分析師。任何移情都會受到無意識投射的污染，埋藏記憶的墓穴不僅困擾著我，也困擾著波蘭被分析者。

一個波蘭分析師最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一個關於罪犯或是集中營的夢靨。有時，罪犯是在無法得知的規則下被帶走、被處死。這是一個移情主題的夢，雖然這個夢和我個人無關。這個夢有關於是否被分析小組接受並且成為正式會員的不確定性。在這個夢中，國際沙遊學會被連結成一個判決和執行受刑人的匿名組織。連結的情感不僅和共產主義時代的記憶和敘事相關，也和對西歐陣營、對安全進步以及不同文化和國籍脈絡下維持平等和手足情誼等傳統歐洲價值觀的承諾感到失望相關。

在和這位波蘭被分析者進行的幾次會談中，我們試圖聚焦在個人陰影、自卑情結、創傷，但也針對集體面向進行了工作：一個需要被細心和耐心提出的墓穴記憶。這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甚至是畢生的時間。

但是，說出曾經發生的事實是具有絕對必要性的。如果沒有正視它，將不會有和解的可能性。見證，尤其是在諮詢室發生的分析見證，必須覺察到雙方的經歷和苦難。注視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