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說|同志學生:如果有一個魔法棒
撰文:崔樂
責編:錢岳 靳永愛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當跨年的焰火即將在夜空綻放的時候,我想到一些在新年看不到希望的年輕人,一些生命的隕落。
同志學生之死
2015年12月30日晚,廣東暨南大學男生小然(化名)發完一條「再見2015」的微博後在教學樓跳樓自殺。他在遺書中寫道:「這是我的選擇,與別人無關。更何況,我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我的抑鬱症。」「我已經沒有活下去的意志和打算」,「死這個念頭,很早前就開始有了。」
小然對父母寫道:「我一直不敢跟你們坦白,其實我是同性戀,我喜歡男生……我從來沒有為這個身份而感到丟臉,我只是覺得對不起你們,我沒有辦法完成你們傳宗接代的盼望。對不起。」
2016年1月1日凌晨,長沙的另一位90後男同志在朋友圈轉發了小然的文字,寫道:「雖然我們並不相識,但是我們兩個是同類人,你抑鬱,我自閉……我選擇出櫃,可我沒想到的是出櫃讓我直接走上了你的路……你一個人在路上也孤單吧,讓我這個陌生人來陪你一起走吧。」最終也選擇了自殺。
時間退回到2010年,新的一年剛剛開始,1月2日,北京科技大學的一對女同志情侶相約在賓館自殺,一人將另一人殺害後投案自首。警方提取的聊天記錄顯示了兩位女生的對話:「真的會都結束嗎?」「會啊,只要你願意,我願意。我死了就是一個光明的新時代。」
這讓人聯想到1994年轟動台灣的「北一女中學生自殺事件」。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兩位女生相約在旅館自殺。她們在遺書中寫道:「當人是很辛苦的,使我們覺得困難的,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挫折或壓力,而是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每日在生活上,都覺得不容易,而經常陷入無法自拔的自暴自棄的境地。我們的生命是這麼地微不足道,在世界上消失應該不會造成什麼影響。」
「北一女中學生自殺事件」發生20年後的2014年,5月17日國際反恐同日這一天,台灣性別人權團體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豎起了100座墓碑,紀念曾因恐同而死的同志人士,每個墓碑上都印有姓名和二維碼,關聯著一段個人故事。台灣同志人權一路前行,始終直面和銘記社群中那些最慘痛的經驗,由此培育力量、展現壓迫、匯聚聲音、促成改變。相比而言,大陸同志生命的逝去,除了在媒體留下一些獵奇聳動的標題、語焉不詳的報道,很快被遺忘,像是從沒有在世間來過。
「光明的新時代」?
時間即將進入2018年,對於當下校園裡的同志學生而言,這是否已是一個「光明的新時代」?他們的生存狀況如何?需要面對哪些困境和阻礙?不妨回顧2017年在教育領域發生的同志新聞事件。
事件一:
2017年2月,一位家長在微博上吐槽學校發的《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尺度太大,繼而引發社會熱議。由北師大學者主編的這套教材包含家庭與朋友、生活與技能、性別與權利、身體發育、性與健康行為、性與生殖健康六個單元,得到學界認可。教材強調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尊重差異,不同性傾向的人享有平等權利,涉及性傾向知識、同性婚姻、同性戀生育權、職場反歧視。教材中與同志相關的內容在網路上遭到一些保守人士的批判與攻擊。事發學校蕭山高橋小學之後將教材從漂流圖書中收回,性教育課程在國內絕大多數中小學仍是空缺。
事件二:
2017年3月2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同志學生狀告教育部一案做作出終審判決,原告秋白敗訴,上訴請求被駁回。事件始於2015年,中山大學女生秋白因發現很多教材污名化、病理化同性戀而起訴教育部,被稱為「中國同性戀受教育權第一案」。秋白的平權行動遭到學校輔導員壓制,並被告知家長,造成「被出櫃」。
事件三:
2017年4月17日,華中科技大學的兩位研究生在校園拉起恐同橫幅:「維護中華民族傳統倫理/捍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抵制西方腐朽思想侵蝕/讓同性戀遠離大學校園」。事發後三天,一群來自武漢的同志母親來到華科校園,拉起印有「別讓恐同者傷害我們的孩子」的標語,並向校方提出相關訴求。校方未就此事作出公開回應與聲明。
華科大恐同橫幅
上述三則事件可以讓我們對同志學生的生存環境有一個大體的評估與判斷,也顯現出問題的來源:中小學性教育長期缺位;來自一些家長、社會保守勢力的阻力讓學校在性教育方面寧願不作為;高校對同志議題缺乏立場表態與擔當;教師群體對多元性別議題缺乏足夠認知;同志學生髮聲與維權艱難;政府部門尚未將建設同志友善校園、倡導多元性別平等納入制度建設議程。
如果有一個魔法棒
2016年,由位於北京的同志NGO「同語」發布的《性與性別少數學生校園環境報告》是目前樣本量最大的關注中國同志學生的調查報告,這一調查旨在呈現性與性別少數學生所遭遇的校園霸凌與歧視。
在被調查的2077名性與性別少數學生中,70.5%跟學校內的部分人出櫃,18.7%在學校沒有向任何人進行任何形式的出櫃;5.78%的學生對自己的性傾向有負面感受,1.44%明確認為自己的性傾向身份很糟糕;當性少數學生遭遇自我認同方面的困惑時,15.17%的學生不會向任何人傾訴,32.69%的學生不會主動向人傾訴;477人(22.96%)過去一年自我報告因性少數身份而成績下降,270人(13%)曠課,72人(3.46%)轉學,72人(3.46%)退學,163人(7.85%)自殘,181人(8.71%)試圖自殺,318人(15.32%)對他人有肢體或言語上的攻擊行為。在包括異性戀在內的全部學生樣本(3452人)中,共有1403名(40.64%)學生報告其所在校園內發生過針對性與性別少數學生的霸凌,包括被恐同言論攻擊(733人),被提醒注意自己的言行或形象(713人),被迫出櫃(575人),被冷漠對待或被故意孤立(565人),被強迫改變自己的衣著打扮或言談舉止(247人),被老師或同學性騷擾(197人);在報告了霸凌的學生中,19.32%表示無人為受害性少數學生提供幫助。
僅僅是調查數據未免顯得空洞,需要有更多的質性研究與公共平台呈現同志學生真實複雜的生命經驗——他們的苦樂、焦慮、迷茫、掙扎、憤怒、反抗、憧憬。我在2016年所做的一項研究中,深度訪談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一些同志學生。一些同志學生缺乏足夠的身份認同與權利意識;社會對同志的污名與制度性排斥,讓同志學生對環境缺乏安全感,對未來感到糾結與迷茫;多數同志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在教室、宿舍、家庭、網路等不同空間進行嚴格細緻的身份管理,擔心暴露同志身份;身份焦慮與內化的恐同觀念會使同志學生抑制情感與社交需求,陷入自我孤立的狀態,從而面臨更高的心理健康風險;學校無法滿足同志學生在性教育、社團、心理諮詢等方面的需求與期待。
在對同志學生的訪談中,我設計了一個開放式問題:如果有一個魔法棒,能夠改變你作為一個同志學生在校園的生活,你會怎麼做?一些學生回答:
「希望大家都關注這個現象、群體,在充分了解的基礎上做出判斷,不管你是接受還是不接受。」
「希望能在學校里看到任何一些支持性少數的事情,比如海報、LGBT社團,無論什麼樣都好。」「希望大家不要覺得同性戀是一個奇怪的東西,能夠常態化這個事情,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接受。」「希望環境更寬容,描述一個人、或者想了解一個人的時候,不會對這方面太驚訝,就普普通通的。」「希望學校能有同志社團、性教育,學校能夠公開表態。」
「我想在宿舍門口插一面彩虹旗。我宿舍正對著大街和食堂,門口插一面彩虹旗會很顯眼。彩虹旗可以顯示我的宿舍是同志友好的宿舍。人們常常提到同志,卻看不到同志在哪裡,喏,就在這個宿舍里。當然,學校是不會允許我這樣做的,我不知道學校的底線在哪裡。」
同志學生們所渴望的,並不是所謂「特權」或區別對待,而是在異性戀正統性佔據絕對主導的社會空間中不再被漠視、被排斥。如果僅僅做真實的自己都會帶來未知的風險,如果如履薄冰的身份管理成為無法擺脫的日常,如果希望魔法實現的僅僅是「插一面彩虹旗」這樣卑微的要求,如果同志身份意味著一種無奈與絕望,學校又怎能無動於衷?
建設同志友善的校園是一項系統、持久的工程,正視同志學生的存在是第一步。學校作為教育的提供者,有太多方面可以有所作為:檢視教學中的異性戀中心、以及可能邊緣化同志的教學內容與言語表達;提供保護隱私的、專業的心理健康諮詢;批准建立可以官方註冊的同志學生社團;通過課程、培訓、活動等多種形式面向師生普及多元性別知識;制定反歧視的規章制度;提升多元性別議題的可見度,支持相關的公共討論與學術研究……這一切就像層層的保護網,接住那些可能墜落的青春,讓在異性戀常規的夾縫中喘息掙扎的同志學生看到希望、培育能量。當校園是一個尊重多元、維護公正、提供支持的安全空間,更多的同志學生才能放鬆做自己,擁抱別樣的人生。
崔樂
奧克蘭大學教育學博士生
中國傳媒大學語言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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