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和生娃能減肥？——婚姻和為人父母對男性BMI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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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社論前沿，微信號：shelunqianyan

撰文：吳佳倩　付雙樂

社論前沿編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英國學者Joanna Syrda2017年發表於Social Science & Medicine的The impact of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on male body mass index: Static and dynamic effects一文。使用1999年到2013年收入動態研究數據集（N = 8729），本研究首先採用動態面板數據估計值來檢驗婚姻、離婚和父親對男性BMI的靜態和動態影響。對婚姻、離婚、懷孕和父母身份對BMI的影響進行了重點縱向分析，避免了橫斷面研究的估計偏差，並分析了BMI隨時間的變化以及這些事件所產生的動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已婚男子BMI較高，婚姻狀況變化具有靜態影響：即結婚後期男性BMI增加，離婚前後男性BMI下降。本研究支持婚姻市場和社會義務理論對男性BMI的預測，但不支持婚姻保護理論和婚姻選擇理論。妻子懷孕對男性BMI沒有明顯的影響; 相反，在妻子分娩後期男性BMI會不斷增加。最後，分析顯示，丈夫與妻子的BMI在婚姻過程中存在明顯的同期相關性。

引言

過度肥胖容易引起許多慢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因此，肥胖有利於醫療保健系統，不利於個人的生產力。鑒於公眾對肥胖和飲食狀況的擔憂，解決問題的關鍵是了解是什麼因素導致體重下降。一些理論將BMI與婚姻狀況或是否為人父母聯繫起來。換句話說，作者研究了在婚姻市場、婚姻選擇、婚姻保護以及社會義務理論背景下，一些生活事件對BMI的靜態和動態影響。在競爭社會科學理論（婚姻市場、婚姻選擇、婚姻保護和社會責任）的背景下，許多橫斷面研究調查了婚姻狀況與BMI之間的聯繫，大多研究提出了同樣的理論預測和實證結果。此外，關於父母角色身份和男性BMI的聯繫的實證結果與男性生物學的觀點相關。

數據介紹與研究設計

（一）數據介紹

這項研究使用了美國收入動態小組研究 (PSID) 中的數據，該研究是一項縱向家庭調查，每兩年收集廣泛的個人和家庭人口信息，關注收入和勞動力市場變數。此外，在1999年至2012年，PSID收集人們的體重（磅）和身高（英尺和英寸），用於計算每個配偶的BMI.。該研究對象選取年齡65歲或以下的男性，這個年齡段會發生婚姻狀況變化和產生父母角色。數據排除在研究階段妻子死亡的男性的基本信息。同時也重點關注社會對婚姻和父母身份的影響，消除難以控制健康相關因素的影響，也排除了重度健康問題（如嚴重殘疾和糖尿病）等對BMI所造成的影響。最後的數據集是兩年度的八個強力平衡小組，8729個男性樣本，相當於整個2013年PSID樣本的97％；在觀察期間，有90%的男性已經結婚，30.5%的家庭擁有19歲以下的小孩。此外，研究分析期間超過24.1%已婚，差不多有12%離婚，39%成為父親。這項研究的重點是男性，共有兩個原因：首先，「收入動態」數據集的研究重點是家庭和男戶主，而女性及其特徵只有當戶主是妻子的時候才被觀察到。其次，本研究側重於社會影響力，懷孕自然會影響女性BMI，而分娩前後期間的男性體重波動在社會科學的背景下更容易解釋。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的評估方法是動態分析方法。本研究分析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男性BMI的變化，並檢查與BMI波動相關的因素。首先，本文一部分研究了針對已婚男性和非結婚男性，婚姻狀況和父母身份對其BMI的靜態和動態影響。其次，本研究重點在已婚男性身上，除前面的影響外，還研究了妻子BMI等特徵對男性體重的影響。充分利用數據的面板結構，控制多個社會經濟變數，本研究分析了婚姻和兒童因素對男性BMI的影響。有意義的是，它可以檢查多少體重增加是因為結婚，多少是由於結婚、離婚及生孩子的動態效應。考慮到婚姻狀況與BMI之間聯繫的相互競爭的假設，動態IV面板估計提供了解決橫截面方法中存在的許多因果關係問題的解決方案。文章做出了以下八個假設：

假設1 已婚男性的BMI高於未婚男性，這個假設與婚姻市場和社會責任理論相一致。

假設2 婚前期間男子體重指數較低。這個假設與婚姻選擇理論是一致的，因為男性更有可能結婚。

假設3 結婚後男性BMI增加。

假設4 離婚後之前和之後的男性BMI下降。

假設5 當妻子的BMI增加時男性的BMI增加，反之亦然。

假設6 9歲以下兒童的父親擁有比無子女的成年子女更高的BMI。

假設7 妻子懷孕期間男性體重指數增加。

假設8 娩後的男性BMI增加。

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研究一組控制的變數包括教育、收入、工作狀況、年齡和城市規模。考慮城市規模的理由是文化、人口和社會經濟差異等可能會影響婚姻保障和社會義務理論背景下的婚姻市場上選擇配偶等行為。使用美國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數據，樣本中已婚人數比例在86%至94.3%之間，結婚人數佔18%至26.8%，離婚比例為6.2%至16.4%。此外，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得出結論由於BMI高，個體的健康狀況較差。分析結果如下：

1、結婚對男性BMI的影響

根據一組研究結果，19歲以下孩子的父親的BMI高於剛結婚的男性。在白人種族中男性BMI為0.594，在所有樣本男性中有0.473.剛當父親的男性BMI低於結婚已久的男性。在離婚後期男性BMI降到0.254-0.281。離婚的後兩年對BMI沒有什麼影響。

2、懷孕和早期成為父親對男性BMI的影響

在本研究所做的模型中，擁有19歲以下孩子的父親的BMI並沒有什麼變化，在孩子出生的前一年也沒有什麼變化。根據表1第一個變化發生在白人結婚的時候達到了0.147。孩子出生的那年男性BMI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因此，對於懷孕這一因素不能加以考慮。表1中重要的結論是在孩子出生的1年到4年之間，男人的BMI會不斷升高。在表1中無論是結婚的男性還是未結婚的男性，在孩子出生的一年後BMI都會升高。第一年為0.104，第二年為0.171，第三年為0.334。這種增長一直延續到孩子出生的第四年。在這一個過程中，若出現婚姻問題這種增幅會不斷加大。

3、男性BMI的自回歸模型和妻子的BMI

在所有評估和模型中，男性的BMI (BMIt-1) 特別重要。男性的BMI的變化情況與妻子的BMI相比更有意思。根據表2 妻子的BMI為0.129到0.141之間，是 (BMIt-1) 的40%。男性BMI成為父親以後的四年仍有動態規律.形成這一原因是因為妻子受懷孕的影響。

（二）討論

本研究的優勢在於（a）實施IV動態面板數據估計，（b）分析男性BMI對婚姻，離婚，懷孕和兒童保育的全部靜態和動態影響，（c） 調查妻子和丈夫的BMI隨時間的相關性。在其實證方法中，本研究克服了一些潛在的選擇偏見問題和內生性問題。這項研究的意義很直觀，對於個人來說，很容易了解是什麼社會因素導致了體重波動，比如結婚、生子。容易認識到研究中潛在的干擾的因素。

現下，根據研究發現估計值低於實際的一半，相當於每個美國男性平均少了3磅的重量。考慮到在研究中成為父親這一因素，男性BMI只在在成為父親的早期階段有所增長。由於本研究的結果突出表明社會背景對體重的重要性。這項研究既有利於減肥和肥胖預防計劃設計，也有利於參與者的期望管理和效能評估。了解社會因素如何影響體重模式，哪些影響是暫時性的，哪些是永久性的，不僅對於減肥計劃而言也是重要的，而且在體重變化是健康問題的常見癥狀的情況下也可能有助於診斷。哪些社會因素實際上應納入到男性健康的臨床討論中，如何更好地為已婚男性和新生父親量身定做肥胖預防干預措施，並確定這些人群的相關需求，這些都是未來研究的重要內容。

這項研究的局限性在於跟蹤研究時間過短。頻繁的觀察能夠更準確的了解婚姻和父母身份的動態影響。數據收集只局限於PSID的數據集，只有男性的基本資料可以用來分析BMI，沒有考慮到飲食習慣和運動習慣。缺乏更精細的數據來分析潛在的原因。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問題。第一，研究者發現通過種族和種族分開的分析顯示BMI對這些群體的關係狀況的反應存在很大差異。研究並不是很明確。第二，這項研究支持婚姻市場和婚姻與婚姻關係的社會責任理論的預測，儘管這些理論並不相互排斥，但沒有關於食物和健康相關行為的數據，所以不可能從經驗上區分。關於父親與BMI之間的聯繫，分析主要是探索性的。這項研究沒有發現父母雙方與BMI之間的經驗關係，這可能是由於父親的行為的高度變化，例如照顧兒童和有償工作的時間。

文獻來源：

Joanna Syrda (2017). The impact of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on male body mass index: Static and dynamic effect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pp. 14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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