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輿論難見氣候變化懷疑論？ | 賈鶴鵬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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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賈鶴鵬

責編 | 李曉明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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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波恩氣候變化大會11月１８日清晨閉幕。各方總算可以舒一口氣，美國的退夥並沒有讓全球應對氣候事業熄火，經過艱苦談判，會議通過了一系列積極成果，為有關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實施細則談判如期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礎。儘管會議總體上還算順利，但無可否認的是，如今在西方媒體上，質疑氣候變化科學結論的聲音不斷增加。

最近，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進行的一項研究就顯示，在英美媒體上，氣候變化否定論或氣候懷疑主義的說法格外泛濫。但與此同時，這項研究的主要作者James Painter也表示，儘管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承受了巨大的國際壓力，但氣候質疑論在中國媒體上卻非常罕見。

是因為中國記者科學素養更好，更容易與主流科學界保持一致嗎？或者是因為中國的黨辦新聞的傳統使我們的媒體在維護氣候變化主流結論上自覺與中央保持一致？

作為最早在中國推動媒體進行氣候變化科學傳播的工作者之一，筆者對這些問題會給出恰恰相反的答案——既沒有證據表明有關部門對媒體如何報道氣候變化進行了控制，也不能說明，中國媒體記者的科學素養比西方國家更高。讓氣候變化懷疑論幾乎在中國媒體絕跡的，是與氣候變化在中國媒體的議程設置的地位、中國媒體與科學界特定的互動關係、以及氣候變化這樣的議題對中國社會的實際影響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氣候變化尚未成為中國媒體主要議題

可以看到，我國媒體對氣候變化題材保持著相當的報道量。但總體而言，都是一般性報道，媒體主要就是隨著重要的氣候事件——比如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而進行報道。在會議期間，中國媒體的相關報道的數量就會比較多。但氣候變化相關事件一旦結束，報道的數量往往會呈現直線下降，這方面已經有不少分析媒體報道的研究支持這一結論。

從整體上來講，中國媒體報道氣候變化缺乏一些深度的報道，缺乏特別深刻的探討。這也跟媒體並沒有把氣候變化這樣的議題真正變成一個核心議程有關。

這種狀況就與西方不同。毫無疑問，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也可以說是國際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氣候變化已經成為西方媒體的主要議題之一。

中國媒體和很多西方媒體不一樣的地方，是把國家的大政方針當成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因為圍繞氣候變化國際事件會比較多，所以中國媒體對這個議題報道相對也比較多，但是氣候變化報道還並沒有成為媒體的自發的具有優先性的議程，所以，當沒有外在事件的時候，中國媒體關注氣候變化的報道就立刻會變少。

上述的James Painter研究顯示，在中國媒體中，氣候變化懷疑主義非常非常少。這樣的情況與中國媒體如何報道氣候變化問題有何關係呢？其實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媒體或者中國的記者具有比西方媒體更高的科學素養，因此知道氣候變化是科學界的共識，不容置疑。而是因為質疑需要媒體生產者投入相當的注意力資源、時間和精力。顯然，只是關注相關事件報道的中國媒體記者，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度和興趣並沒有達到這種強度。

其實這與中國大多數媒體自身的內容生產規律有關。中國媒體記者並不傾向於質疑。不僅如此，質疑性的內容本來是科學與環境新聞戲劇性的體現，是吸引讀者的一個技巧。在西方，質疑氣候變化者恰恰利用了這種媒體尋求戲劇性和均衡不同觀點的特點，傳遞了他們的質疑聲音。但在中國，引進質疑、並進而在不同觀點之間尋求平衡，並沒有成為一個常規的新聞操作技能。到目前為止，報道科研進展需要第三方評論這一西方媒體的慣例，仍然沒有成為我國的科學新聞界的常規。

科學傳播模式與質疑氣候變化

中國的科學傳播模式在總體上也與媒體較少報道氣候變化懷疑論有關。長期以來，多次針對科學媒體的調研表明，科學新聞的首要來源是政府（科技部門）而不是像西方那樣是大學或科研機構。中國媒體記者抱怨最多的則是難以採訪到相關科學家。

實際上，不論科學新聞的源頭是政府還是科研機構，這些信息源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單向的科普模式，以讚揚中國取得的科研成果為主。[1]這就與媒體內容生產方面缺乏引入第三方評價這一規律互為表裡。

在氣候變化議題上，由於大部分被報道的科研成果來自國外，媒體對氣候變化的報道，一方面是以報道政府主導的氣候變化事件或應對氣候變化的典型事迹為主，另一方面則是以編譯國外新聞稿為主。這兩種報道信源都難以產生對氣候變化這一主流科學結論質疑的聲音（因為在西方，氣候懷疑論的觀點主要是通過報道氣候變化的新聞對各方觀點的均衡或通過保守派媒體的評論版面傳遞出來的，這兩部分都不是中國編譯新聞的主要來源）。

相比較而言，由於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也由於氣候變化在我國，在短期內成為一個主流科研題材，科學家們在應對媒體上的積極性往往相對較高。而且還要注意一點，那就是在媒體中呈現氣候變化的嚴峻性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迫切性（具體的研究內容呈現都可以以此為框架展開）並沒有太大風險。這一點，與霾污染報道中科學家們的相對謹慎態度形成了很鮮明的對比。

正因為如此，在受困於難以獲得科學家聲音的媒體記者那裡，相對積極響應傳播的氣候變化和相關領域的科學家，自然會得到更多的版面。由於中國科學家中很少有對氣候變化科學結論持反對意見的（在西方，支持氣候變化懷疑論的科學家，大多數也並非研究氣候變化的一線科學家），對氣候變化報道的正面聲音自然呈現出壓倒性的比例。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不得不提及，那就是環保NGO的作用。雖然NGO在總體上沒有成為中國媒體信源的主流，但在環境議題上（氣候變化既是科學議題，也是環境議題），NGO的聲音往往不容忽視。與很多其他領域NGO質疑政府的做法不同，在氣候變化領域，NGO就氣候變化的嚴峻性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迫切性這兩點上，與政府、主流科學界保持了高度一致，如果說有分歧，往往也是認為政府採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力度還不夠大，行動還不夠快。

氣候懷疑論與中國經濟社會轉型

對於氣候變化這樣重要的議題，除了上述談及的傳播層面，我們也有必要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角度進行分析，因為大量研究表明，西方氣候懷疑論之所以濫觴，與社會結構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完全分不開。

在西方，特別是美國，鼓勵高碳排放的生活方式在很多情況下已經成為了社會規範。例如，使用烘乾機而不是自然晾乾衣服。許多陷入高碳生活方式的個人自覺不自覺地就成為了質疑氣候變化的代言人。美國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分析，一些氣候變化否定論者，恰恰是早先時候否定吸煙致癌、酸雨、滴滴涕有毒和臭氧層有洞的陰謀論者。學者發現，在過去40年間，自詡為保守派人士的美國公眾對科學的信賴出現了顯著下降，這也包括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學結論。

經濟原因也影響著人們對節能減排的態度。在美國，公眾普遍讚許政府通過鼓勵性政策調動企業減排或採用新能源技術，但絕大多數人反對實行碳稅或上調能源價格以實現節能。英國的情況也類似。

與西方成熟經濟體面對氣候變化的衝擊不同，總體上來講，應對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非常積極的，特別是在中國沒有承擔實際減（碳）排（放）義務的情況下。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面臨著很多的壓力，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並沒有承擔減少溫室氣體絕對量排放的義務，這就導致了中國在經濟層面或者在社會層面並沒有受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負面的影響，社會各界還感受不到被強制徵收碳稅的衝擊。因此，媒體也沒有相應的社會基礎，報道反對應對氣候變化的聲音。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很有效地對相關話語進行了引導，比如說中國政府在國際上所作出的承諾，到目前為止，還是碳強度的減排，也就是說單位GDP排放的碳的數量要減少到一定程度，但因為中國的經濟一直是高速發展，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實際上一直是在上升的。但在媒體語境下，包括官方權威媒體，經常將中國已經取得的成就說成是中國減排二氧化碳。這種表述是不準確的，應該是中國減少了新增排放二氧化碳或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幅。

這種話語的直接影響就是，在一個熱點議題上，在面臨國際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看似實現了發達國家都非常難達到的減排目標（實際上是減少排放增量或增幅）。那麼公眾就會認為，氣候變化沒有給人們帶來太大壓力，反而都是積極的成果。

的確，在中國承擔具體的絕對量的減排義務之前，應對氣候變化是和中國社會很多積極的變化聯繫在一起，比如說清潔能源的使用，中國是最大的太陽能電池板的生產者，也是風機最大的生產者，已經成為了清潔技術和清潔能源生產的世界上主要的領導者。中國經濟從應對氣候變化上獲得了很多收益。氣候變化對社會低碳發展的推動也不容忽視，比如中國高強度的公交網路建設（在國內話語中，這種公交建設更多被表述為出於拉動內需的需求）。

還有一個方面。在西方，傳統的高碳利益集團，特別是高碳能源生產商被認為是推動氣候懷疑論主要的後台，但在中國，幾乎沒有美國存在的這種利益集團影響媒體在氣候變化態度的這種情況。

因為中國雖然也有一個很大的石油工業和煤炭工業，但是它們都是國有的，跟政府結合在一起，基本上不會去標榜自己獨立於政府議程之外的這樣一種利益。此外，即便高碳利益集團有這樣的訴求，他們往往也不需要藉助媒體，比如在去年世界油價大跌時，發改委一度為了保護國有石油生產企業而拖延甚至拒絕降低成品油價格。再比如，在經濟減速、用電量下降（或新增用電需求下降，不同區域表現不同）這種情況下，西南水電棄水（減少水電發電量）的情況很嚴重，其實質，是為了保護傳統的火電廠商及其供應鏈，特別是煤炭行業的就業（巨大的三峽電站只有幾百名一線職工，而任何一個城市的中等規模的火電廠職工數量就遠多於此）。但這一工作，往往不需要火電廠商或中電聯這樣的行業協會出面說服媒體來遊說政府，因為促進就業維持穩定是中國各級政府的首要任務。

實際上，即使有遊說媒體話語的慾望，中國的原油、煤炭或火電工業往往缺乏這樣的操作能力。這些領域充斥著大型國企，僱傭市場化的專業公關公司甚至都需要做出財務上破例的安排（如以課題費的形式而不是實際購買服務）。這些企業通常都是讓媒體來片面宣傳報道其成就，而不是將媒體作為一種遊說的力量。所以，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導致了在中國並沒有像美國或者西方這樣的一些利益集團去影響媒體的氣候變化報道。

實際上，由於國際語境中的氣候變化議題在中國社會的低關注度和應對氣候變化對社會帶來的積極影響，即便是潛在質疑氣候變化科學結論的人士，也要考慮一下是否有必要在這方面投入資源，以在言論市場中獲取更大份額。這一點與轉基因完全不同。由於轉基因在中國社會得到了極高的關注，這就讓部分知名人士，如央視某前主持人，通過選擇轉基因抗爭議題，在體現自己對社會公益關注的同時維持自己的影響力。而對於言論領袖而言，選擇在氣候變化這樣的議題上通過抗爭（包括懷疑）來凸顯自己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其效果完全是無法與轉基因議題相比的。

參考文獻：

賈鶴鵬，劉振華（2009）. 科研宣傳與大眾傳媒的脫節：對中國科研機構傳播體制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科普研究》, 4(2),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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