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悲劇,是上帝給予他的噩夢
我自幼在外公這邊長大,舅舅家族門廳寬闊,堂兄弟數以十計。其中有一個舅舅的女兒,被我稱作F姐的,因為親戚眾多的緣故,我對彼的印象亦不是很深刻,只記得小時候她愛扮作大姐姐(比我大一歲),呵斥我要好好學習,別貪玩。
往前數大概都有五六年的光景了,某天我看到F姐和一個男孩子,手裡提著禮物,從我家門前經過,打過招呼以後,我轉身進屋,我媽一說,才知道F姐已經出嫁了,這次回來是看望給他們保媒的人。
一晃多年過去了,去年春節我媽又告訴我,知道你F姐么,她離婚了。是因為家暴么?我表示疑惑問道。因為在農村,男人家暴是司空見聞的現象。如今時代進步了,不像以前女人們忍一忍就過去了。
不是,她得了一種怪病。會影響身體外在形象,而且失去了勞動能力,對於剛剛邁過溫飽線的農村家庭而言,這無疑是巨大的打擊,喪失了一個勞動力,上有老下有小,單憑指望男人自己,恐怕十年過去,都難過上富裕的生活。
準確說,她被自己的家庭拋棄了,包括娘家。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又很怪異的現象,網路上許多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男孩喜歡抨擊女孩現實,許多人表面上尊重和理解年輕女孩們「現實」,其實內心是不以為然的。
這種現象是不足以表達社會常態的,年輕女孩通過明的暗的給男孩子施加買車買房的壓力,這不叫現實,甚至有點傻的可愛。這世上最現實的,其實是中年人,說現實不夠具體,應該以金錢利益為導向。
仔細想想身邊遇到每一個年齡在35-45歲徘徊的人,會發現十幾年的社會磨鍊,把每一個人都打磨的很精明。大學生們的那些小九九,簡直就像過家家般可笑。
年齡造就的閱歷,身份生成的氣場,是可以碾壓一個人的。
上個月,夢詩姐過生日,叫我和銀銅過去一塊兒吃個飯。銀銅在鄭州,我只好自己一個人去。
過去以後,一看七八個人,雖然都不認識,也大致能猜到。對面坐的肯定是雙親,左邊一排3個是她的閨蜜,我和夢詩姐的男朋友挨在一起坐,再往右是請來的重量級嘉賓,叔叔的朋友,本地的一個處級幹部。
對,大領導。
領導愛喝酒,不用說,我們要陪領導喝好,尤其是夢詩姐男友和我,兩個年輕人嘛,肯定能多喝點。
實際上呢?我早就不碰白酒,夏天擼串的時候,可以喝點啤酒。可以推脫么?準確說是可以的,因為首先我和領導的關係太遠了,也許這是唯一一次偶然的機會才能同桌,我只要別得罪領導,安生吃完這頓飯,早點回家。
除了壽星本人,這頓飯基本是圍著領導轉的,包括我自己,言辭里充滿了恭維,比如給領導敬酒的時候,我說:伯伯,我幹了,您隨意。領導點下頭,抿一小口就過去了。
我跟銀銅一鳴他們在一塊兒喝酒是什麼樣的狀態,趕緊喝,喝完一起倒第二杯。
這還只是個本地的處級幹部,如果餐桌上偶然來了個部級幹部呢,敬酒都輪不到咱。
有人說,這是小城市的縮影,在東北更是有過之無不及。
所以還是喜歡大城市的公平,不需要陪領導喝酒,在這裡只看你的能力,你能創造多少價值,就得獲得多少尊重。
那都是扯淡,說這話的都是賣稿子賺智商稅的人。
說回F姐。後來我媽感嘆道:可憐的孩子,正在慢慢打工,攢治病的錢。
更大的問題是,F姐基本失去了勞動能力,又無時不在忍受著心理上的創傷。
我相信再多的心靈雞湯,於她而言,都不過是鏡花水月。實打實的現金擱到她跟前,才是最好的良藥。知道這些,有用嗎?
沒用,因為沒錢。
這兩天,輕鬆籌之類的東西,在許多人的朋友圈擴散開來。事實證明,確實能籌到錢,但是救不了命。命苦的還是很苦,治不了的病,轉發500次還是治不了。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基礎福利太差了,網路上許多人因此把政府罵的狗血淋頭。
我和一位同學曾經探討過:如今我們的許多社會矛盾是無解的,說白一點兒就是,換成任何一個自以為很了不起的人出任總理,都不會做的比現在好。籃球教練只是教人打球很厲害,讓他自己打球,都不一定能贏得MVP,摘取大滿貫。
炒股也是一樣,大師的理論總是無敵的,可惜大師自己不炒股。
大概是去年吧,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說的很好,叫《失去奮鬥,再多房產也將無家可歸》。後來有個知乎大神,好像是看花了眼,讀成了《失去房產,奮鬥再多也將無家可歸》,一時淪為笑柄。
撇開抖機靈的因素,不得不承認,這句話是經得起推敲的,促使我觀念一百八十度轉彎的,是一個叫 @常凱申 的大V,因為這個人的文章,有個非常出眾,甚至說絕妙好辭的特點,具有前瞻性,並且脈絡十分清晰。
比如我們90後這一代人,從小接受的兩岸教育,都快二十年了,「日月潭」和「外婆的澎湖灣」這兩個詞語至今仍念念不忘,這是對得未曾有的寶島之思慕。常的文章里曾說過類似的觀點:如果再往後推50年,中國經濟超音速了,生活富裕程度碾壓港澳台了。瞥來統戰因素,那麼出生於2070年左右的年輕人,會像1975年-1995年的民眾一樣心理么。
很多話不能說的太直接,打個比方就是,如果有500萬阿爾及利亞難民,從東海和黃海登陸,來中國尋求發展,在AI大量取代人工的客觀幻境下,和我們競爭為數不多的工作崗位,並且期待的薪酬很低,極具競爭力,我們會答應么?
當然,我只是開個玩笑,事實上阿爾及利亞根本就不會有難民,他們的醫療和教育在全球都是非常不錯的,民眾幸福值也很高。
回家鄉這一年,要說我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是對農民和工人的理解更加透徹。雖然以前我也是個流水線的操作工人,但是囿於年齡和閱歷的限制,以及身處其境的局部視線,使我在內心過於美化了我們,或者說,美化了工人和農民朋友的生存現實。
再加上後來我回學校讀書,到後來成為SOHO大廈格子間里的職員,接觸了許多相對而言比較高大上的人和事,使我在心中埋下了深深的精英主義思想。要知道,曾經我是最不喜歡精英主義的,一是因為我的朋友曾經說過一句讓我覺得如雷貫耳的話,他說,許多社會精英是沒有國籍的,這並不是在貶低他們,而是一種讚美,因為他們往往能夠輕易超越物理國界的限制,把自己變成「世界公民」。如果往後推500年,也許它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里,總是要有人去面壁的。而遙望歷史,那些面壁的人往往並不是社會精英。
所以,2017年我最喜歡的作家是錢理群老先生。對,就是那個喟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北大老教授。我閱讀了他大量的書籍,甚至愚蠢的模仿他的寫作風格。我對錢先生所提的「民間思想村落」非常推崇,它在這個富強和諧民主自由的當下,無疑是後來者的瑰寶。
我少年時的偶像,林語堂先生曾經表達過一個今天聽起來有些落後的觀點,他說這個社會只有兩種職業在創造著真正的價值,一個是母親,另一個是農民。當時我試圖用一種唯心主義的態度來圓自己世界觀中的邏輯完整,直到今年我讀了馬前卒先生的文章,認識到無論是現代社會,還是未來社會,強大的工業人口都是強大工業能力的基石,而讓這座大廈始終高聳入雲的,只能是那幾億把自己化作大廈地基的農民和工人朋友。
失去了強大的工業能力,我們的星辰大海都是浮雲。
前段時間,我對朋友說,突然很想回富士康,回去那個我做夢都想逃離的地方去看看,那些可愛又可恨的人兒。因為大概是今年夏季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了,突然喪失了寫作能力,我發現什麼都寫不出來,感覺靈魂被什麼東西給侵蝕了。
後來我找到了,那東西是錢。因為從今年開始,我對金錢的理解大變。不怕別人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從前的李承歡真的是個視金錢如糞土的人,我花錢不知節儉,身外之物嘛,精神上的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回望,其實這種觀點是非常狹隘的。就好似有好多人覺得,讀書是非常有品味的事,它優於做飯、健身、釣魚、打電子遊戲。現在我覺得,一個人精神上十分富足,另一個人財富上非常充盈,他們應該得到相同分量的尊重。
所以我在上篇文章里十分推崇咪蒙,因為咪蒙老師通過寫文章確實賺到了很多錢,有人說這是不義之財,以收割智商稅牟利是可恥的。確實可恥,尤其是對於文化人而言,但是文化人之間還有一個約定,那就是尊重個體差異和個體自由。咪蒙式雞湯錯不在於雞湯,在於韭菜。我們要做的不是鄙夷咪蒙,而是反思我們在削減韭菜田畝的路上,做了些什麼。
為什麼一百年前推廣白話文,為什麼50年前掃盲,我們和那些推廣白話文和掃盲的人格局之間,差了多少個晚安少年?我走路是不能帶風的,走路應該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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