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的秘密是什麼

在德國，大於22%的勞動力分布在製造業。

Freakonomics廣播最新一集節目叫「德國經濟的秘密是什麼，我們要偷師嗎？」

聰明的政府政策，良好的工業之間的聯繫，以及高質量終端產品，都幫助德國製造業得以對抗全球貿易的威脅。

以下是廣播節目的文本，已調整格式便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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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你屏蔽了美國的每個政治家，不然你肯定聽過關於生產部門已經被擊垮的言論。

伯尼·桑德斯：我們的政策已經摧殘了貿易30年了。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們已經丟失了60000家工廠了。

根據調查估計，自從2000年以來，我們已經丟失了500萬個生產的職位。這是由許多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明顯的原因就是國際貿易。

大衛·奧特爾：我們預估2000年-2007年間，美國製造業下降了40%的原因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造成的貿易衝擊。

大衛·奧特爾，是麻省理工大學的勞動經濟學家。之前，曾經有一期節目是「中國吞噬了美國的工作嗎?"。簡短的答案就是：是的，至少有好大一部分。奧特爾指出，非製造業產生的收益，抵消了丟失的那部分製造業的工作。但是新的工作往往會工資更低，導致工人的處境更糟糕。用經濟學家的說法就是：

奧特爾：重新分配的過程似乎是緩慢的，會帶來摩擦以及產生疤痕。

高薪製造業工作不斷丟失，而美國絕不是唯一一個國家在面對這樣的問題。許多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大國都在面對著同樣的命運。這個衰退已經改變了我們的政策。在美國......

特朗普：我們不能再讓中國強暴我們的國家，而這正是他們目前正在做的。

在別的地方......

傑拉德·巴克 : 你看到，英國投票離開歐盟。你可以在歐洲其他地方看到同樣的現象，對抗國際貿易，已變成一種思潮。

但有一個西方大國顯得很不一樣。

延斯·薩德庫姆：我們沒聽說過反國際貿易，反中國的言論。

這個國家向世界證明了它的製造業相當有彈性。

薩德庫姆：製造業佔美國經濟的比例不到9%。我們有22%的工人活躍在製造業。

這個國家不僅沒有貿易赤字，還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盈餘國之一。

達利亞·馬林：出口行業很繁榮，這是個好的徵兆。

那這個經濟「超人」到底是誰？

薩德庫姆：目前，德國整個國家欣欣向榮。經濟形勢大好，幾乎不存在失業。

是的：就是德國。

薩德庫姆：現在，到處都洋溢著喜悅的氣氛。而德國人本身其實是憂鬱的民族。

今天在Freakonomics廣播，我們來聊一聊德國經濟是怎麼從一片散沙走向搖滾明星的。

丹尼爾·斯圖姆：德國的經濟地圖與眾不同。

馬林：德國不是一個股東型經濟，而是利益持有者型經濟。

韋·賴因哈特：在德國，工會在公司的董事會是有代表的。

那麼，如果美國經濟照抄德國模式，會發生什麼呢？

* * *

下面向大家介紹以下延斯·薩德庫姆：

延斯·薩德庫姆：大家好，我是杜塞爾多夫大學經濟學教師。

他的研究領域是？

薩德庫姆：我的研究領域是國際貿易。

幾年前，薩德庫姆和他的同事閱讀了一篇由大衛·奧特爾及其同事發表的關於美國製造業衰落的研究文章。

薩德庫姆：在美國，論調非常悲觀-中國吞噬了幾百萬份工作，讓那麼多的人沒有工作，又導致了工資下降。基本上，我們是想搞清楚在德國是否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薩德庫姆用同樣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德國。他發現，和美國一樣，德國工作的確受到中國的低成本製造業的衝擊，但是......

薩德庫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們的研究結論得出，總體的結論是積極的。重點的區別就在於，德國得以利用巨大的出口市場。

而這個「巨大的出口市場」指的主要就是中國。

薩德庫姆：如果你把兩者相加，那貿易基本對德國的製造業比例影響為零。

為什麼德國能和其他國家不一樣，而找到平衡經濟的方法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以及這個經濟轉型的幅度，都要追溯到歷史。我們先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萊茵哈特：德國之前基本是廢墟，士氣低落；理由很明顯，很讓人羞愧。

烏韋·萊茵哈特是普林斯頓的一名經濟學家。他於1937年出生在科隆附近的村莊。

萊茵哈特：總的來說，當時我們年輕人把這種恥辱背負在肩上。這個恥辱不是我們造成的，但我們就是有這種恥辱感。我有時候想，一個出口就是往死里工作，然後可以說，「就讓我們工作吧，看看我們還能不能回到從前」-德語單詞salonf?hig，意思就是「適合被邀請到一個文明的派對」。我們很努力工作過。每個人都很努力工作過。我曾經在科隆當過學徒。當時到處都是廢墟。然後，你每一年都看到新的變化。「這裡曾經是廢墟，現在有一棟新樓了。」你真的看到德國在重新崛起。

德國經濟的增長離不開當年美國的經濟援助。美國前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戰爭結束兩年後，在哈佛大學獲得榮譽學位。

喬治·馬歇爾：女士們，先生們。我非常感激。

馬歇爾在這個場合宣布了重建歐洲的計劃。

馬歇爾：事實是，戰爭結束後，歐洲在未來三四年，對外國食物及其他基本產品的需求（這些產品大多數來自美國），將超出她自己的支付能力，因此她需要大量的額外幫助，不然的話，就要面對經濟，社會以及政治方面的相當嚴重的惡化。

馬歇爾計劃向歐洲援助了大量的資金-相當於今天的1000億美元。

傑羅明·澤特爾梅爾：一開始，對德國是否成為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對象，還是有點爭議的。

傑羅明·澤特爾梅爾，不久前還是德國經濟事務部的一名高級官員，現在是一名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澤特爾梅爾：但是，由於戰後政策的改變，並且蘇聯的遏制使冷戰成了最緊迫的問題，所以德國很快就成了馬歇爾援助的對象。這在德國戰後重建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重建，說的是在西德。

斯德姆：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被佔領了。

經濟學家丹尼爾·斯德姆在德國長大，現在在倫敦經濟學院教學。他的專長是空間經濟學。

斯德姆：空間經濟學指的是空間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它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中不同國家的空間，也可以是不同區域，不同城市裡面的空間。

你能看出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吧？戰爭結束後，德國被切分了，並被同盟國佔領。對一個剛好是德國人的空間經濟學家，這個切分是一個完美的自然實驗。西德是......

斯德姆：......美國，英國及法國的區域......

而東德是......

斯德姆: ......那是蘇聯的地區

西德和東德的邊界也就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邊界。在西德，像漢堡，波恩，法蘭克福，以及慕尼黑開始了重建。但東德就沒有了。而柏林妥妥地位於東德。在戰前，柏林就是德國的首都，所以自然就是最大的城市，以及經濟重地。然後，它被柏林牆分割了。西柏林正式成為西德的一部分。但它是共產主義海洋裡面一座資本主義小島。

斯德姆: 很多工業都被迫遷移到西德去找新的歸宿。

這個情況持續了四十年。一直到1989年11月9日- 那天柏林牆倒了。

ABC新聞：就在不久前，東德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

BBC新聞：在東德決定讓人民打開通往西德的這幾個小時里，城市裡爆發了狂歡般的慶祝。

CBS新聞：成千上萬的柏林年輕人站上了柏林牆。

斯德姆：當柏林牆倒的時候，我在服兵役。那時候還有徵兵制。我是一個貨車司機，所以我當時是為空間經濟服務的，給德國軍隊運送貨物。但那時候我沒接觸過經濟學。

多年以後，經濟學家斯德姆開始研究受政策影響的經濟數據。

斯德姆：空間經濟學的其中一個經典問題就是，「為什麼人們，公司，工人，待在他們所在的地方？」有兩個大的競爭理論：一個就是有些地點有些基本的好處，可能是靠近河邊，氣候好或者其他地理優勢。另一個競爭理論是這是一個累積的因果關係。一旦一個地方建立起了一定規模的經濟活動，人們就會被吸引到那個地方，所以，並不是說某個地方本來就很好，而是很多其他人先到了那個地方。然而，區別這兩個理論，是非常困難的。

困難，是因為和其他領域不同，你不能在經濟領域做實驗。你不能，比如，把一個國家一分為二，把最重要的城市隔離開來看看那裡會發生生么。不過，這正好是發生在德國的事情。戰爭以前，很多大型工業都集中在柏林。但在冷戰期間都縮小了。現在，在重新統一後，丹尼爾·斯德姆以及他的同事史蒂夫·雷丁，利用了系統的這一衝擊。

斯德姆：一旦這種衝擊消散，我們有看到所有事情都回退到戰爭前的平衡了嗎？也就是所有事情都受基本面的驅動嗎？或者我們有沒有看到在分裂時建立的新的地點模式，在重新統一後依然維持不變，這樣我們就不用回到過去的模式，而繼續維持在新的模式？

誠然，像柏林這樣的城市，不能在40年後按一個開關，叫那些大公司回來。他們都已經建了建築物了！他們的工人在那邊有了房子了！儘管如此，斯德姆覺得他可以通過查看數據來解決這個問題。第一站：飛機交通數據。

斯德姆：我們關注空中交通的主要原因就是你能從中得到很多歷史性的數據。

戰爭前，柏林擁有德國最大的機場。

斯德姆：事實上，它曾經是歐洲最大的機場。

但是在戰後的佔領期間，大量的空中交通流向了法蘭克福-部分原因是美國在那裡有主要的空軍基地。

斯德姆：直到1970年代中期，法蘭克福才擔任了德國中心機場的角色，而柏林擔任了地區機場的角色。

好吧，在佔領期間，柏林機場後退，並不令人奇怪。但是重新統一後發生了什麼？柏林重新把空中交通都引流回來，還是法蘭克福保留了這些空中交通？

斯德姆：這正是我們發現的。

也就是，法蘭克福保留了這些空中交通。

斯德姆：沒有證據顯示，空中交通會回到過去的模式。

到今天，法蘭克福擁有德國最大的機場，每年接待超過六千萬乘客。柏林，雖然輕而易舉地依然是德國最大的城市，只有第四大和第七大繁忙的機場，兩者加起來也只有大約法蘭克福的一半的流量。

斯德姆：在歐洲的所有國家，主要的空中樞紐都是在最大的城市，只有德國除外。你能從中看出德國國情的異常。如果沒發生過分裂，那就會很難相信空中樞紐不是在柏林。

由於數據確鑿，所以這個空中交通的故事是很令人信服的。在其案例裡面，像斯德姆這樣的經濟學家很難在城市之間做出如此純粹的對比。但是，他認為，軼事證據證明，空中交通是更大經濟模式的一部分。

斯德姆：比如說，你看，在慕尼黑。德國最大的保險公司，安聯，以及德國最大的製造業集團，西門子，都在分裂後搬到了慕尼黑。同樣地，銀行業也離開了柏林，搬到了法蘭克福，戰後，法蘭克福成了第二大銀行中心。出版業搬到了漢堡，未來都會繼續維持這個模式。

換句話說，戰爭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分裂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德國經濟變得更分散了。

斯德姆：德國的經濟地理非常不同尋常，或者說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非常不同尋常。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德國經濟的分散程度更高（比如英國，法國，甚至西班牙，這些國家的主要經濟活動都集中在一到兩個大的中心裏面）。相反地，在德國，你看得到很多中等大小的城鎮擁有非常活躍的經濟結構，比如說慕尼黑，法蘭克福，漢堡，還有許多別的城市。

那麼，分散的經濟就必然是好的嗎？向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這樣的城市可能不這麼認為。

斯德姆：有很多的文獻記載了回歸集中的趨勢。大的城市看起來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說，可能把經濟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城市會更好。

但是集中也有代價：更高的房價和生活成本，更擁堵的交通。

斯德姆：從那個角度來說，可能把經濟分散開來會更好。

那有沒可能經濟學家研究出一個國家各個城市最佳的人口分布數量呢？

斯德姆：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對經驗研究以及不同影響因素的重要性都了解得很少。如果我們把倫敦分成兩個城市，把一種搬到英國的北部，一個留在原位，那對英國的經濟活動會具體產生什麼影響呢？如果我能解決這個問題，並為你提供一個經驗型的估計，那是非常好的，可惜，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好吧，的確也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請記住這也有政治含義。最近的很多選舉到來自大城市以外的民粹主義勢力，這些選民認為大城市的精英並不能代表他們的經濟利益。

斯德姆：英國政治的其中一個關鍵爭議點是將經濟活動重新分布到倫敦以外的地方，那些地方跟倫敦相比，是落後的。在德國，也存在空間上的不平等，但沒有極端到柏林就是充滿活力的地方，而其他地方就是一潭死水。從人均收入角度來講，我們有很多城市具有可比性。也許這是德國目前為止平安度過民粹浪潮的原因。

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我們之前和斯德姆聊過最近的德國大選。默克爾輕鬆地被重選為總理，但是自由黨在議會失去了席位，取而代之的是德國的選擇黨。它有一個反移民平台，並在前東德地區有特彆強的影響力，而前東德的經濟並不如前西德的經濟。這就暗示了至少兩點，德國經濟有可能要開始走下坡路了; 又或者，至少，前東德還有很多功課要補。包括柏林本身。

馬林: 我在牆倒了之後就馬上來了柏林了。

那是達利亞·馬林。現在她在慕尼黑大學教授經濟學；但在統一的初期，她當時在東德的洪堡大學。

馬林：當時真的很振奮人心，因為在共產主義之下，他們是沒有經濟部門的。他們對凱恩斯和亞當·斯密斯完全不了解。共產主義之下，教授的內容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他們一點都不知道什麼是市場，因為他們是計劃經濟。於是，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去解僱這些人。統一化對經濟帶來巨大的衝擊。

解僱共產主義經濟學家是統一化的眾多調整之一。東德所面臨的問題有：臃腫的社會主義官僚體系，破敗的基礎設施；生產力低下的勞動力，政府對食物和房子的大量補貼；還有，缺乏有效的資本主義市場。德國政府很努力地才把東德帶回正軌。

薩德庫姆：由於大量的資金注入東德的基礎設施建設，經濟出現爆發性增長。

斯德姆：還有大量的轉移支付在刺激德國的經濟。

薩德庫姆：當時人們對統一懷著巨大的熱情，但這種熱情迅速改變了。在93年和94年，整個國家進入一種宿醉的情緒。

馬林：因為讓西德去吸收東德是很難的。

其中一個大的困難就是，東德和西德使用同樣的貨幣-西德使用的是德國馬克。傑羅明?扎特梅爾說，當時是一對一的比率，這對真實的工資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扎特梅爾: 雖然這不會導致東德和西德會有一樣的工資水平，但東德的工資比以前高了。所以有段時間，東部地區的工資水平實際上超過了東部的生產力水平，這產生了更高的失業率。

薩德庫姆：為了讓你有個概念，德國在91年的失業率大約是5%；大概是200萬失業人口。但是到了97年，整個失業率到了11%，12%。那是一段巨變的時期。

當然，變化不僅僅止步於此。

扎特梅爾: 然後，德國加入了歐元區。

歐元那時已經成為歐盟的通用貨幣，和英國不同的是，德國決定將歐元定位自己的貨幣。扎特梅爾認為，從德國的角度來說，歐元被高估了。這就讓德國的出口商品更貴，拉動國內的經濟。另外，新的環境還引起了大量的德國資本流向國外。

扎特梅爾: 原因就是在南歐的投資機會突然變得更有吸引力了。

馬林: 有相當大量的資金流入西班牙，西班牙的房地產行業翻了兩番。部分原因是，實際上德國家庭在西班牙的海灘買了很多位置優越的房子。

但，不僅僅是德國的家庭在轉移資金。公司也是。過去長時間裡，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這樣的國家，公司的運營費用都較低。但這些國家也有不好的地方: 不友好的經濟政策，高通貨膨脹率的威脅，偶爾的貨幣危機。但在加入歐盟之後，這些國家都開始使用歐元，德國人仔細地發現了新的好處。

扎特梅爾: 就好像這些國家都簽了一個健身計劃，這讓他們看起來很有吸引力。

於是，德國的製造業就變得沒那麼有吸引力了。

扎特梅爾: 這就導致了失業的進一步惡化。

所以，有的原因很微妙，有的挺模糊，但如果你把所有這些原因加起來，你就會發現，為什麼德國在21世紀初，還沒成為一個經濟大國。

薩德庫姆: 你會覺得德國要從懸崖上掉下來了。經濟學家把德國稱為歐洲的病人。

那這個歐洲的病人是怎麼變成今日我們看到的經濟巨人呢？

薩德庫姆: 乍一看，這個系統看起來非常不靈活而且僵化。

* * *

眾所周知，德國經濟現在在蓬勃發展。

RT: 這個國家是歐洲的經濟引擎，有令人羨慕的公共及私人債務，生產力的增長，以及就業率....

CGTN: 這周德國也宣布了一個貿易盈餘記錄。

PBS: 全世界1%的勞動力在我們德國，全世界10%的出口來自我們德國。

但僅僅是15年前，事情還是看起來很不樂觀的。這是一個我們試著在冷戰後統一的國家；加入歐元也有副作用，包括大量的德國資本離開德國；而且當時的失業率差不多接近12%。

薩德庫姆: 之前談話節目很多人都在說德國沒有競爭力。勞動力市場不靈活。社會保障系統太慷慨以及我們必須搞些大動作。

我們又請來了杜塞爾多夫大學的經濟學家延斯·薩德庫姆。

薩德庫姆：你可以把93年到2003年想成是停滯的十年。這就是哈茨在2003年改革前的情緒。

哈茨改革是以彼得·哈茨命名的，他是大眾汽車的高管，後來成為了總理格哈德·施羅德的顧問，而他所在的社會民主黨在1998年被選為領導黨。

薩德庫姆：當時有這樣一種印象，如果有人可以改革這個國家，那就是社會民主黨人。工會站在他們那邊。2013年，施羅德宣布了他所謂的「2010年議程「，其中就包含了著名的哈茨改革。

其中一個改變就是，哈茨改革減少了政府對窮人和失業人口的援助；這讓公司更輕鬆地去炒人；並鼓勵更多的兼職，低薪以及非工會工作。所以你能想像，這並沒讓施羅德受到每個人的喜愛。

薩德庫姆：這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代價，因為他失去了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力量。這讓施羅德丟掉了總理的位置。2015年參選敗給了安吉拉·默克爾。但最終，輿論認為是施羅德的改革創造了轉機。

至少是輿論這麼認為。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其中還有更微妙的關係。還有更多的因素必須考慮。我們先從德國特殊的勞資關係體系入手。

薩德庫姆: 乍一看，這個系統看起來非常不靈活而且僵化。

至少在一個方面是不同尋常的。德國的製造業不是由大企業主宰。

馬林：德國製造業其中一個非常特別的特點就是你看到都是些中小型企業。

扎特梅爾：德國是相當獨特的，很多公司的員工數量在幾百到幾千之間，但是出口量很大。

這些公司通常是家族企業，而且通常得到政府的支持；總的來說，他們被稱為中小型企業。

馬林：有趣的事情是，通常你看到的中小型企業，他們都不是跨國公司。德國的中小型企業主要不同就是，他們非常國際化。他們甚至是出口業的超級明星。

薩德庫姆：這就是德國所謂的「隱藏的冠軍」。這些都是一些中等的公司，位置在農村的某個地方。但他們是全球市場的領導者，生產質量最高的某些非常特殊的小眾產品。

比如說這些產品：管風琴，電池充電器，專業的電影製作設備，魚類加工機械。

薩德庫姆：這些公司的工人工資都很高。他們被保護起來。工會，工作委員會，在那裡都很重要。

工作委員會就像一個小工會，有時候至代表一家公司的工人。並參與公司高管的決策。它是德國一個叫...系統的一部分。

馬林：這個系統叫Mitbestimmung，對的，也就是共同決策的意思。這是德國商業很重要的一種方式。

所以，不管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的領導權，都不是僅僅由高層和大股東決定的，而是包含工人本身的參與。包括工廠以及會議室的決策。烏韋·萊茵哈特又提到：

萊因哈特：在德國，工會在公司董事會由代表。西門子或者賓士可能在董事會有兩個或三個工會領導。

這樣的設置讓工人在用人制度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包括工資。

薩德庫姆：德國的工業關係系統里，工資談判是可以上升到行業層面的。工會，各個行業的僱主協會，他們坐在一起。他們談判一份工資，那基本上這個國家裡面的這個行業就是這個工資水平。

有點像美國的運動聯盟的運作方式，至少某種方式上是這樣的。

薩德庫姆：這是規則，但也有例外。

一個很大的例外就是所謂的開放條款。

薩德庫姆：也就是說，在公司層面上，如果工作委員會同意，那在某個特定的情況下，有可能會出現偏離原有規定的情況。這很重要。公司，作為僱主，必須防止向下的偏離，例如破產或者保持競爭力。他們必須保證，「除非我們有這個靈活的工資制度，不然我們就會有個基本性的問題，那我們可能就要解僱工人了。」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德國工人會願意接受低於工會協定的工資。這是因為他們從自己在冷戰後期的歷史中得到了經驗。

馬林：東歐開放之後，公司會威脅性地遷往東歐。

薩德庫姆：在這種生產轉移至東歐的威脅之下，企業意識到他們要重組，他們要變得更有競爭力。

馬林：而實際上，這種威脅為工資談判的組織方式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具體來說，更多地依賴開放條款。

馬林：個別企業可以更靈活地調整各自所面臨的情況。

薩德庫姆: 在德國，工會之間是互相合作的，這很重要。工會原則上可以這麼說，「不，我們不願意合作。我們只是儘力為我們的會員爭取到最大的利益。「但是，工會在靈活性及配合性上都值得讚揚。

所以問題就來了：這種合作式的勞動模式會走多遠？德國汽車公司大眾幾年前在田納西州查塔努加時就發現了。順便說一下，這是在大眾排放醜聞之前，或者說是對大眾和其他德國汽車製造商勾結的指責之前。而這件事，如果你以玩世不恭的眼光看待，你會覺得可以對德國的經濟奇蹟作出一點解釋，也就是作弊和發展往往走向同一個方向。

但這不是我們馬上要講到的故事。我們現在要講的是當大眾抵達查塔努加開始製造汽車時......

ABC新聞頻道9: 大眾德國公司已明確表示，希望又一個德國風格的工作委員會參與到查塔努加的工人及管理層的談判中。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和美國工會理事會都提出了德國式工會的計劃。那種風格的勞工協議在這個國家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當時工會模仿德國模式還模仿得挺好的。但田納西州的政治客們歷史上就不支持工會，所以對這種模式不屑一顧。

查塔努加時報出版社：參議院鮑勃科克爾說，大眾汽車如果和美國汽車工人協會合作，將變成一個「笑柄」。大眾汽車管理層邀請美國汽車工人協會進行商議，科克爾稱之為「難以理解」。而且他不是唯一一個不爽的人。地方長官比爾·哈斯朗姆稱，和美國汽車工人協會協商會阻礙招聘工作。

地方長官哈斯朗姆：如果美國汽車工人協會來了這裡，我們田納西州的其他行業的招聘工作都會受到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

這個計劃最終被放棄了。普林斯頓經濟學家烏爾·萊因哈特說，考慮到美國汽車製造歷史，包括破產，這些政客對美國工會的擔憂不是沒有根據的。

萊因哈特：我給普林斯頓的新生們上課時就講到，商業公司只是一個小碗，裡面倒的是Tender Vittles牌貓糧。

Tender Vittles牌是一款「半濕」的貓糧，深受貓貓的喜愛。

Tender Vittles廣告語：Tender Vittles貓糧每餐都讓貓貓覺得新鮮。「新鮮！」「新鮮！」

萊因哈特：我經常用這個比喻來形容商業。消費者把Tender Vittles倒進去，在美國，如果有工會，那他們就會亂打一通，把貓糧都搞撒。最後，誰都吃不上。我研究了美國汽車工人協會。「這是不理智的，他們會把公司給滅了。」確實是的，他們幾乎就做到了。通用汽車幾乎破產。在德國，工會在公司的董事會有代表。是，他們說，「首先」-也就是裝Tender Vittles的那個碗-「我們要保證碗在那裡。我們可以為我們想要的去鬥爭，但是不要把碗搞撒了。」你不要把公司搞垮了。但那不是英美式的工會態度，不管是在英國，還是美國，都這樣。

但有的經濟學家，比如達利亞·馬林，認為在任何地方，勞資協商會可以把工會和公司結合起來。

馬林：我認為這是一個體制上的規定，原則上可以在其他國家複製。

又或者說，德國只是比較特殊。

薩德庫姆：從文化的角度上來說，新的挑戰出現時，要根據環境變化適當地調整。這深深地植根在德國做事方式裡面。

即使是馬林，也對此無異議。

馬林：這是真的。這是文化的一部分。你們都會試著去達到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具有很高的價值。從這個角度來說，德國是一個利益相關者經濟體。他不是股東經濟體，而是利益相關者經濟體。文化也體現在管理風格上。她的研究顯示，德國的CEO更願意把決策權交給低層的管理人員。她認為這樣可以提高質量。因為這些經理他們最了解消費者需要什麼。這就要求CEO對管理人員相當有信心。這是文化的一部分：人們互相信任。

本節目之前有一集節目叫「相信我」，探索了一個成功的社會裡經常被忽視的重要信息。這就是社會信任。

大衛·哈博恩在之前的一集節目中說：這個就像經濟和社會裡的黑暗物質。它非常重要，但又得不到大家的重視。

而社會信任的程度上......

馬林：德國是非常高的。

不像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那麼高。但是遠遠地超過了美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和其他國家不同，最近在德國的信任度一直在增加。不管原因是什麼，事實就是德國公司和員工的關係相對和諧。這在面對外部威脅時就會派上用場。例如，來自中國的威脅......

薩德庫姆：這種制度讓德國能充分應對全球化，並在千禧年之交全球化陣陣開始時，變得具有競爭力。就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德中兩國之間的貿易走向了頂峰。現在，截止2017年，中國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美國和其他國家所經歷的勞動力緊縮，並不是沒有在德國出現過。

薩德庫姆：事實是，我們在其他社區和其他行業有很多積極影響去抵消了。

積極影響的抵消來自中國對德國產品持續不斷的需求。

薩德庫姆：運氣是一部分原因。我們正好生產了中國喜歡的，中國需要的產品。

那些由中小型公司生產出來的特殊機械產品。還有高端汽車：寶馬，奧迪，梅賽德斯-賓士。

薩德庫姆：德國的工程是一個奇蹟，德國的機械製造是一個奇蹟。這是一部分原因。

故事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德國的製造商對全球化的威脅已經有所實踐。他們精益求精，並建立了一個合作性的文化和機構。

扎特梅爾：事實上，德國在出口業的成功成了國家級別的特權，有那麼的工作都依賴出口業。結果就是，不管是公司層面的工會，還是部門層面的工會，都會很樂意將競爭力擺在工資增長以上。

公平地說，德國的製造業在國民生產總值里的比例有所下降。

薩德庫姆：但我們的研究發現，全球化和貿易化沒有對製造業的下降造成任何影響。製造業的下降時因為其他原因：技術，機器人，自動化。但不是貿易，不是全球化。

薩德庫姆的研究實際上顯示了全球化幫助德國重新獲得製造業的工作。

薩德庫姆：如果你做一個凈計算，我們增加了差不多50萬個就業崗位。

而美國，僅僅在和中國的貿易中，就丟失了超過一百萬個製造業的就業崗位。不過，就像薩德庫姆說的，全世界的工人都面臨著來自機器人和計算機的挑戰。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勞動力還是保持相當的韌性。薩德庫姆及其同事的新研究揭示，「目前為止，機器人並不是德國工作的主要殺手，這和公共領域的各種各樣的討論有所不同。」

當然，這是通過減薪來實現的。但是，德國系統再一次證明了其適應性。它的持久性也被證明了。在德國，有很多長期的勞動實踐，這似乎產生了系統性的好處。比如說：它著名的學徒制，這個系統有得到政府的和私人的資助。

薩德庫姆：學徒制是德國擁有的最大的好處之一，特別在製造業里。

扎特梅爾：學徒制保證了一群相對有才華的年輕人進入工業，而不是考慮別的國家的工業。

薩德庫姆：我們說的是那些不去上大學的孩子們。在很多別的國家，他們會在某個地方找到一份工作，然後在某家公司接受在職培訓，對吧？在德國，你會經過這個職業培訓系統。半個星期，你為這個僱主工作，剩下的半個星期，你要去學校並接受通識培訓。其中最大的優勢是，工人會獲得一種人力資本，從我們經濟學角度來說，這個資本不僅僅是某家公司的，而是某個行業的，或者某個職業的。在你的僱主破產後，這會幫助你找到新的工作。然後，你就能談到更好的工資。

這種制度解釋了為什麼德國能相對經受住了2008的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元危機。失業率只有小幅度上升。德國的共同決策系統也有所幫助。

馬林：政府，企業家及工會之間曾經有過很大的談判，也就是企業會留住那些工人，特別是那些有技能的，而且會得到政府的保護。

經濟危機其實增強了德國在歐盟的位置，至少在某一個方面是：貨幣。德國一開始因為接受歐元而被懲罰，因為歐元讓出口價格相對更高。但現在變成了好處。

扎特梅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同一個貨幣聯盟裡面，德國擁有競爭力的另一面，就是其他國家缺乏競爭力。想像一下如果我們退出歐元區會發生什麼。貨幣會升值，新的德意志馬克會更加強勁。這也就意味著，以美元計算，德國的工業工資會更高。歐元讓德國貨幣被低估，因為即使沒有任何干擾或干預，沒有任何貨幣操縱，但我們和地中海沿岸國家使用同樣的貨幣，對那些國家來說，歐元相對強勁。南部國家的競爭力缺乏導致歐元整體被低估，這增加了更多的盈餘。

「盈餘」指的是貿易順差。這是經濟學家稱為一個國家的「經常賬戶」里重要的一部分。

扎特梅爾：很多人初步認為這是貿易平衡，這個基本上是你出口貨物的價值減去你進口貨物的價值。但這個太狹隘了。這裡面還有投資收入，這在德國占很大一部分。並不是只有貿易平衡。

德國的經常賬戶狀況如何？

扎特梅爾：德國的經常賬戶在絕對值上是全世界最大的。

在2016年，德國創下歷史新高-3000億美元-比中國還要高，而中國人口更多，經濟體更大。作為前政府官員，扎特梅爾認為德國創紀錄的盈餘令人感到自豪。

扎特梅爾：人們普遍的觀點是，我們擁有這麼多的盈餘是因為每個人都喜歡我們的產品，包括我們自己。每個人都想要德國製造的東西。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出口量那麼大。而且，我們自己也喜歡德國產的東西，所以，我們進口量沒那麼大。我們只買自己的東西。

這也就意味著其他國家可能和德國有巨大的貿易逆差，而這不會讓他們滿意。

NEWSY: 特朗普總統又在批判德國了。

NBC: 今天早上，德國雜誌「斯皮格爾報」據與會人員透露，報道了總統在與歐盟官員會見時，尖銳地批評德國，「德國人很壞。你看他們賣了幾百萬車給美國，太可怕了」。

不僅僅是川普這樣。歐盟的其他國家也說了類似的內容，比如經濟學家報道的。他們說，德國通過把產品賣到全世界，賺一大筆錢，但他們不用這筆錢去買其他國家的產品。對於這個批評，扎特梅爾沒有完全否定。

扎特梅爾：雖然說人們只是喜歡我們的產品，我們的寶馬那麼受歡迎，我們現金滾滾而來，但通常，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應該把錢花出去。就算我們不喜歡美國車，但我們可以去美國度假啊，肯定有些不錯的地方，也就是我們可以在國外購買服務。所以，這個疑問就是，為什麼我們國家不會把這個出口收入花出去。

德國有另一種方式去縮小盈餘。企業可以給員工大幅度漲薪。

扎特梅爾：這是德國有點奇怪的地方：德國的勞動力市場，是在德國還沒那麼有競爭力的時候形成的。而這個就一直延續下來了，就好像德國最大的問題還是保持它的競爭力，而現在這個已經不是最大的問題了。但工會和僱主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都非常謹慎。

謹慎歸謹慎，德國政府還是行動起來了。

扎特梅爾: 儘管宣傳語沒有說, 「我們一起把盈餘降低吧。我們把德國強大的競爭力減少吧，」但我們在政府層面做了很多工作來提高工資。

但這不僅限於高工資的製造業。

薩德庫姆：人們對德國勞動力市場的印象就是製造業里高工資的，被保護起來的工作。但事情的另一極端是，德國有許多行業的工資是很低的。事實上，佔了歐洲低工資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哈茲改革把低工資範圍繼續擴大，以至於完全超出工會的協議範圍。有的人每小時工資只有3.5歐元，也就是差不多低於5美元。

扎特梅爾：實際上，當前的政府在提升工資方面做了挺多工作的。我們在2015年以及今年分幾個階段推行法定最低工資。進展很不錯，現在最低工資已經較高了。比美國的最低工資要高。同時，我們也做了一些加強工會的立法。其中存在的問題就是，服務行業不依賴工會，至少，歷史數據表明，工會在服務行業一直比較弱。

薩德庫姆：有很多移民都在服務行業工作。特別是在東德，這個行業非常活躍。你聽到的所有關於製造業的好話，都不適用於這個行業。

扎特梅爾：已經有一些立法是用來保護工會的，尤其是大工會，大多數人工會。但接下來重要的一步就會是基本改變勞動力市場的憲法，僱主及工會將不再擁有設定工資自主權。我們當然不會那樣做。那是一個很好的機構。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德國工資增長，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通過公共部門的工資。公共部門很大，而且政府可以提高公共部門的工資。為什麼不呢？

雖然扎特梅爾支持適當減少德國賬戶盈餘的觀念，但他也指出必須要謹慎行事。經濟學家丹尼爾·斯德姆也表達了同樣的想法。

斯德姆：德國的出生率是每個女人會生1.5個小孩。這個出生率低於歐洲平均水平，也就是意味著在可預見的德國的人口會減少，而且減少的速度會相當顯著。

這意味著更少的年輕人會去工作，而更多的老年人領取養老金。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就是更多的移民。默克爾總理最近決定接受大概一百萬個來自敘利亞，伊拉克以及其他地方的難民，備受爭議。因此，在最近的選舉活動中，選擇黨表現了強烈的反移民情緒。

斯德姆：除非你想每年都接收一百萬人，而即使是在德國，這在政治上是無法被完全接受的，你不能用移民來彌補出生率的不足。

當一個國家最大的經濟問題之一是它的盈餘是否過大，或者它在世界舞台上是否競爭力過大，那很多國家都希望擁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們不僅要問今天參與討論的德國經濟學家，美國是否有可能會從德國的成功中學到什麼經驗教訓。首先是空間經濟學家丹尼爾·斯德姆：

斯德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教訓就是要培訓工人，尤其是培訓低端技術工人，這是增長生產力及社會黏合力的關鍵點，社會黏合力指的是一種歸屬感和奉獻感。並不是只有那前20%的人是非常成功的，而是說成功應該遍布整個勞動力，不同類型的職位、不同的人都會接受培訓。這些都是會對經濟增長非常有價值的。

薩德庫姆：德國也有受到國際貿易衝擊而失敗的人。但是，有一點很不一樣的是，這些人能從政府得到很多支持。有一個安全網。有貿易協助。有活躍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會將這些人帶回到別的工作崗位，還有補貼，這些都能保持社區的活力。我們給失敗者墊上了安全墊。我不是說我們做得很完美，但是我認為我們做得比美國好。

前政府官員傑羅明·扎特梅爾，認為簡單地將德國的勞動關係結構轉移到美國是非常困難的。

扎特梅爾：例如，在德國模式里，工會地位很高。在美國，工會力量就沒有那麼強大了。我們可以說，「其中一個經驗教訓就是A) 增長工會的力量，B)讓工會像德國工會一樣合理並且願意合作。」但是可能美國連階段A都推進不了。

扎特梅爾指出，德國模式有很多自己的問題。比如說，太強調傳統，有可能會犧牲掉創新。

扎特梅爾: 德國的工業導向是幫助在任者做好他們的工作。 工會很支持。國家也會幫你一把。我們擁有專門的銀行部門，專門貸款給中小型公司，而且非常寬鬆。德國的勞動力流動有很多門檻，所以僱傭和解僱都有很高的成本。 所以，經濟體裡面的典型的動蕩就會較少，這相對是個好事，因為我們有很好的公司，生產很好的產品，有好的工作崗位。但也有不好的地方，而這個不好的地方通常是不那麼明顯的，所以我們在限制新興行業里公司的數量。這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

馬林: 對的，的確是這樣。

那是來自慕尼黑大學的達利亞?馬林。

馬林: 你看不到像Google, Facebook, 或者Amazon那種高科技公司。德國沒有那樣的公司。有一些，但是很少。

她說，即使是德國在全世界都具有競爭力的汽車行業也處在很脆弱的狀態。

馬林: 現在的一個問題就是當自動汽車出現後，未來的汽車行業會是怎樣的？汽車變得更加偏向電腦，軟體，而不是硬體了。但是德國汽車製造商的優勢是硬體，而不是軟體。德國要抵抗得了這個威脅。德國的競爭力優勢不在那裡。

而同時美國，有自己的競爭優勢。傑羅明?扎特梅爾認為這同時會對其自身的製造業產生副作用。

扎特梅爾: 導致美國的傳統製造業衰退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這個原因一直被忽視，特別是被特朗普政府忽視，也就是國內競爭。美國國內的新型產業及其具有活力，特別是電腦行業，軟體行業， IT行業。這些行業吸引了很多勞動力，導致傳統行業更難去競爭了。這個和全球化無關。這和技術變革有關，但總的來說和美國經濟的活力有關。德國製造業佔比高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德國經濟缺乏活力。美國在傳統上就一直是個有活力的經濟體。美國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模式了，它要做的是保持並提高這個模式，而不是照抄德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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