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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誰的城市?

ICT被政府和科技公司用於發展智慧城市,但難以確認是否能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針尖作者/趙雅薇

2015年,印度總理莫迪提出了智慧城市戰略,計劃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成100座智慧城市。2017年,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Sidewalk Labs宣布將與加拿大多倫多政府合作,把該市的水濱區建設成為功能多樣、環境友好的智能社區。過去幾年中,中國也有多個城市和地區啟動這一建設。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智慧城市已經成為當前全球城市發展的熱點。

理解「智慧城市」

20世紀80年代,美國興起了新城市主義,在這一城市規劃和設計框架下,「智慧增長」的設想應運而生。作為一種規劃新主張,「智慧增長」旨在限制城市擴張以建成緊湊型、高土地和基礎設施利用率的城市。20世紀90年代,信息及通信技術(ICT)的迅猛發展催生了「智能城市」的構想。作為「智能城市」的主要實踐國之一,新加坡政府於2006年推出了為期十年的「智能國」藍圖,希望把ICT融入到企業、政府、基礎設施和居民生活中,將新加坡建成一個以ICT驅動的智能化國度。21世紀初,「智慧增長」和「智能城市」的概念逐步演化成了「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描述的是新一代ICT技術與城市基礎設施、管理和城市生活高度整合的複雜系統。儘管學界對「智慧城市」的定義難以達成共識,這一新興的概念可以從至少六個緯度來理解:

1)智慧經濟強調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及與國際市場的整合度;2)智慧流動主要涉及ICT在交通領域的運用以及現代、可持續和安全的交通系統;3)智慧治理重視公民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參與度、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及民生服務的供給;4)智慧環境關注自然環境的狀況、污染控制和資源管理的情況;5)智慧生活指的是由文化教育資源、旅遊資源、社會凝聚力、個人安全、住房等多項指標共同顯示的生活質量;6)智慧居民主要指城市居民的人力和社會資本,他們的靈活性、創造性、包容性、世界性及公共生活的參與性。

城市治理的「萬靈藥」

與其他寬泛、模糊、難以定義的概念相同,涵蓋城市方方面面的「智慧城市」構想可以被、也正在被全球各地實踐,同時也留給我們很多思考和批判的空間。從以上六個方面來看,ICT的應用是建設智慧城市的重中之重。這也與當前很多城市的實踐經驗相契合。說到底,「智慧城市」是基於一種樂觀的假定而誕生的,即ICT可以讓我們的城市更繁榮、平等,獲得更高效的治理,並且更加環保。換言之,ICT被當成了城市治理的萬靈藥。然而,這種假定是否成立卻有待考究。畢竟,當那些不會或者不想使用科技產品的人們不得不面對電子政務平台的時候,或是當人們的日常生活數據被默默收集匯總並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被用作商業用途的時候,我們很難十分肯定地說智慧城市方便大眾生活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被標準化的城市

由於「智慧城市」本身是一個相對模糊和主觀的概念,當前主要的建設和評判方法就是把「智慧」通過各項指標量化,以此作為發展目標並對各個城市評分、定級和分類。比如,義大利推出了iCity Rate,把國內城市按「智慧」程度進行排名;北部的米蘭被評為最智慧城市,東南部的巴里居第69位。評分排位的方法可以直觀地展現出各個城市的「智慧」水平,但卻把複雜的城市系統簡化成一系列指標,或者是一個最終排名的數字,忽略了各個城市的特色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以義大利為例,傳統的城市問題(如:城中心區衰落、公共服務缺乏)本應位於政治議程的前列,但受iCity Rate結果的影響,當地政客更加關注城市吸引私人資本的能力。iCity Rate無疑在義大利的城市之間樹立起了新標杆,善於吸引私人資本的城市是「好」城市,而其他城市就成了「壞」城市。

科技公司的「成功案例」

21世紀初,IBM、思科等大型科技公司提出了「智慧城市」的理念。此後,各大科技公司開始與各城市和地區的政府合作,共同推進智慧城市的建設。例如在中國,華為與江西省鷹潭市、深圳市龍崗區和寶安區合作建設智慧政務;ofo小黃車擬在鷹潭市投放物聯網智能單車。這種PPP的發展模式固然可以取雙方之長、提高效率以達到共贏的目的,但當私營公司積极參与到城市治理中時,城市發展的重心就有可能會向私營公司的訴求傾斜。最終,智慧城市可能會變成私營公司大肆宣傳的「成功案例」而非真正吸引城市居民的項目。例如,思科和蓋爾國際參與開發的松島新城,於韓國附近的黃海填海而造,數字技術貫穿整個城市。兩家跨國公司都聲稱松島新城為全球的智慧城市提供了範本。然而,就目前看來,這個項目並沒有吸引到足夠的居民和公司入駐;因為缺少城市活力,它更像一個大公園,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城市。

事實上,城市是複雜、多樣、多變的。城市治理除了依靠科技之外,還涉及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的問題。作為一種新興的概念和發展模式,「智慧城市」反映了科技時代人們對未來城市的美好願景。但從當前各地的實踐來看,智慧城市的建設似乎過於注重ICT的應用,過於依賴科技公司,以致於忽視了城市居民的需求,和對「誰的城市」「誰受益」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

參考文獻

Gabrys, Jennifer. 「Programing environments: environmentality and citizen sensing in the smart c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2 (2014): 30-48.

Hollands, Robert G. 「Critical interventions into the corporate smart c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8 (2015): 61-77.

Vanolo, Alberto. 「Smartmentality: the smart city as disciplinary strategy.」 Urban Studies 52, no. 5 (2014): 88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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