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女性，但我支持女權！

01-29

錢鍾書把婚姻看作是一座圍城，他的精妙論斷天下周知：「婚姻就像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拚命想衝進來，城內人拚命想衝出去。」這城裡城外，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生活。

在猴群中，猴王可以支配猴群中所有的母猴。公猴想要得到性交權，須先要挑戰猴王，成功了便成了新王，性交權自然不在話下。若是失敗了，則成了邊緣之猴，是猴群遺棄的對象了。

由此可見，婚姻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它避免了男人像猴子一樣，為了得到資源、愛情而大打出手，避免了競爭失控。從這個角度而言，婚姻確實是一座圍城，它界定了基本的規則，使之有效地保護了人類文明。而且，回顧漫長的婚姻發展史，從三妻四妾到一夫一妻，我們會發現，人類文明是越來越理性、成熟。毫無疑問，一夫一妻制度能優化的分配社會資源。

從宏觀上來講，婚姻的意義便是在此。若我們從微觀上考察，婚姻制度的嬗變——即使再小的進步——都是前人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抗爭。

加拿大作家伊麗莎白·阿伯特（Elizabeth Abbott）所撰寫的《婚姻史》，便把筆觸聚焦於此。她以女性主義的視角，考察了婚姻制度的變更與發展。確切地說，伊麗莎白回顧了從中世紀以來，女性在婚姻的生存狀態，以及她們為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所作出的巨大的犧牲和努力。

千百年來，男人們主導了政治，主導了文化，主導了社會上的方方面面。婚姻作為社會制度的延伸，自然也是根據男權的需要——換一句話說，男人通過自己的需要來構建婚姻制度。像在中國，強調女子的三從四德，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卻要注重貞節。即使在風氣已開的民初，男性主導婚姻的力量也沒有得到削弱。

張素玲在《文化、性別與教育：1900——1930代的中國女大學生》一書中指出，男人們在這短短三十年之中，不斷地反覆地在塑造心中女性形象，其中不乏矛盾之處。1900年前後，男性精英們希冀女性成為一個革命女性，而在民國之後，則希望你女性重新走進家庭，相夫教子。

事實上，在《婚姻史》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17世紀後期法國所推行的「國王之女」計劃，也是為了滿足北美殖民之需要；宗教改革期間，英國政府與教會爭奪婚姻的主導權，也是社會世俗化的一個方面。

即使到了19世紀，女性在婚姻上的法律地位，還是完全依附於男性。1873年，西奧菲羅斯·帕卡斯把自己的妻子伊麗莎白送進了精神病院，原因在於她執著地爭取和宣揚女人的權利。這種狀況，與米歇爾·福柯筆下的麻風病人所遭受的待遇如出一轍。男人們通過權威機構來剝奪女性的正當權利。

伊麗莎白最終還是與西奧菲羅斯離了婚，她的努力影響了北美婚姻法的發展。所有受她影響而產生的婚姻法被稱作是「帕卡德法」。也是從她開始，女性在婚姻上的法律地位得到實質性的提升，即，女人在婚姻上不再完全從屬於男人，妻子講擁有平等的財產權和收入支配權。

不過，在政治權利上面，女性仍然沒有得到選舉權。女性要得到像男性一樣的政治權利，還得等到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那時由於男人走進戰場，工廠生產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女性。

工業革命之後，生產力迅速提高，也彌補了女性與男性身體上的先天差距。隨著婚姻法的完善和社會的進步——特別是避孕技術的提高——女性在圍城內，也終於可以宣稱，自己也是城堡里的主人。

伊麗莎白·阿伯特通過考察中世紀以來的婚姻演進史，為我們呈現了一幅文明進步的精彩畫卷。在20世紀之前，女性可以說是完全附庸於男性。而在21世紀，即使是同性戀也能走進婚姻的殿堂。

事實上，伊拉莎白的目光不僅僅局限於女性主義，她還有更深邃的視野，考察了婚姻中的性、教育、愛情等婚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女性主義只是她觀察歷史的一個角度。伊麗莎白的優勢也在於此，既有女性的細膩，又有歷史的深邃——對於普通讀者而言，伊拉莎白文筆簡潔、生動，善於講述故事，令讀者能非常迅速地進入了歷史場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