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包容性制度會失敗？來自歐洲中世紀民主革命的啟示

這篇文章是張曉鳴師兄為「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寫的推送，轉載已經公眾號同意，拉到底部可以看公眾號簡介。

民主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一直是政治經濟學中的核心議題。這一議題在Acemoglu等人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出版後似乎有了一個定論：民主制度確實會導致經濟增長。然而，社會科學中從來沒有不受挑戰的定論。

實際上，關於民主制度是否促進經濟增長一直是學術爭議的焦點。大家可以從Acemoglu等人即將發表在JPE上的論文」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中看出，學界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不僅由來已久且相當激烈。然而，目前的學術爭論大多數都是基於當代的數據與經驗，我們無法知道歷史上，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如何。

紐約大學政治系的教授David Stasavage最新的工作論文「When Inclusive Institutions Failed：Lessons from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s of the Middle Ages」試圖回答這一問題。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為當討論民主參與的擴大——即所謂包容性制度的建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時，我們要考慮社會本身是如何組織起來的。

具體的來說，作者發現中世紀歐洲曾發生了一場在行會內部的民主革命，即城市手工業行會通過革命手段打破了商業行會精英的政治壟斷，擴大了民主參與程度，但是這種民主參與的擴大並沒有導致經濟的增長，反而在完成民主革命的城市出現人口增長放緩。原因在於，手工業行會從商業行會手中奪得政治權力後，開始制定壟斷價格，設置市場壁壘，以鞏固自身的經濟特權。這種做法實際上在長期來看，不利於新技術的產生，從而導致經濟增長乏力。

因此，作者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本身的結構。如果一個社會的結構分化嚴重，經濟精英掌握巨大資源的話，那麼，擴大民主只會使得經濟精英掌握更多的政治權力，而經濟精英利用新獲得的政治權力來進一步鞏固自身特權，而不一定促進經濟增長。

在歐洲歷史上，行會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羅馬帝國崩潰後的幾個世紀中，隨著長途貿易的復甦，一些地區，如荷蘭的弗里斯蘭鎮（Frisian town），法國北部的聖奧馬爾（St. Omer），瓦朗謝納（Valenciennes）等開始組織商業行會。在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下，商業行會提供一個互幫互助與抵禦風險的組織。這點與中國的情況，即以家族為基礎形成抵禦社會風險的組織，截然不同。

歐洲中世紀早期，隨著商業行會在城市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商業本身又容易使小部分人巨富，從而使得很多城市逐漸形成了商業寡頭政體。在12世紀末，城市中的手工業行會也開始模仿商業行會組織起來，成為新的群體。比如在義大利的佩魯賈（Perugia），44個行會中，除了一個商業行會，一個銀行行業，其餘42個都是手工業行會。雖然手工業行會雖然在數量上佔優，但是政治權力卻掌握在商業行會寡頭手中。這造成了潛在的矛盾。

因此，在13世紀，歐洲手工業行會發動了一系列革命，要求擴大其政治話語權。手工業行會之所以要求更大的政治參與權，主要目的就在於希望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以維護自己的經濟權利。掌握政治權力的重要手段就是進入城市議會，獲得更多的議席。（當然，我們不要過分理解民主參與在古代的含義，因為很明顯，中世紀的民主與現代民主有很大區別；但是，從打破權力壟斷、擴大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的政治參與角度來說，的手工業行會發動革命進入城市議會仍稱得上是一場民主革命）。這些發動了手工業行會革命的城市大多分布在北義大利、低地國家、法國北部等地區。

由於在中世紀，系統的經濟發展指標如GDP不可得，作者用了多個維度的經濟指標來識別該時期歐洲手工業行會發動的民主革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第一，價格數據。一般而言，不同地區的價格相關程度往往能衡量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因此，通過觀察手工業行會控制城市議會後這些地區的市場整合程度，我們能初步看到手工業行會的政治控制對市場整合有消極作用。利用艾倫等人（Allen and Unger ，2004）收集的價格數據，作者集中比較了兩個城市：奧格斯堡和慕尼黑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如表一所示，在1548年之前，奧格斯堡被手工業行會控制，而慕尼黑則沒有；到1548年以後，奧格斯堡和慕尼黑都擺脫了手工業行會的控制。我們可以看到：在擺脫手工業行會控制後，兩城市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明顯上升了。

表1 奧格斯堡和慕尼黑之間日常商品的價格整合檢驗

第二，城市人口數據。城市人口的增長往往作為經濟發展的代理指標，因此通過分析手工業行會控制前與控制後的人口變化，我們能識別出手工業行會控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基於此，作者採用了雙重差分的識別策略來進行分析。在控制了一系列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後，作者發現：在城市議會中手工業行會通過民主革命獲得政治權力的那些城市，人口增長要慢19%-28%。

作者接下來又做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一個可能的質疑是，手工業行會革命之所以導致了人口增長放緩，是因為在革命的過程中，鬥爭過於激烈導致人口死亡過多，而不是因為手工業行會獲得政治權力後利用政治權力來壟斷設租。為了排除這一假說，作者比較了那些發動革命但是沒有成功的城市數據，發現這些失敗了的民主革命對人口增長沒有影響，因此作者一定程度排除了這一假說。

第三，為了進一步檢驗作者所提出的機制，即民主革命導致經濟放緩的主要原因，是手工業行會上台後採取了更為壟斷性的經濟政策。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那麼我們在自治城市應該更能觀察到這種效應，因為只有在自治城市，手工業行會控制城市議會後才能最大程度影響政策制定。作者利用雙重差分估計策略發現：在自治城市中，手工業行會控制議會，會使得人口增長降低20%-31%；而那些未被手工業行會控制的自治城市，或者被手工業行會控制的非自治城市中，人口增長沒有顯著變化。

通過對歐洲中世紀手工業行會革命的歷史考察，作者發現制度良好運行離不開社會組織的支撐。如果社會結構本身是非包容性的，比如在中世紀，壟斷性行會是主要的社會組織形態，那麼民主化之後的結果也許並不會使得整個社會更具包容性。這一點與Greif近年來所推崇的經濟發展的社會視角暗合。這也啟示我們在考察制度變化與最終績效之間的關係時，要更多地注重背後的社會組織結構、意識形態等支撐條件。

文章來源：David Stasavage, When Inclusive Institutions Failed? Lessons from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s of the Middle Ages, Working Pap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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