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鄧曉芒:《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句讀》始末

來自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句讀——華中科技大學鄧曉芒先生訪談|《社會科學家》2017年

鄧曉芒(1948一),湖南長沙人,1964年初中畢業即下放農村當知青,10年後回城當搬運工。1979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攻讀西方哲學史碩士研究生,1982年獲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89年評為教授,2010年起改任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現為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德國哲學》主編,華中科技大學德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鄧曉芒教授長期從事德國古典哲學的翻譯與研究,又旁及現代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中西哲學和文化比較、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等,並積極介入社會批判和熱點問題,創立了「新實踐美學」和「新批判主義」。目前已出版著作29部,譯著7部,發表學術論文兩百餘篇,短評、序跋及文學評論一百餘篇。

自2000年起,鄧曉芒教授在課堂上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進行句讀,歷經七年,十四個學期,出版了近兩百萬字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在完成對康德《實踐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學奠基》的句讀之後,於2010年開設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句讀的課程,授課的內容形成了超過五百萬字的十卷本《黑格爾(精神現象)句讀》,此外還句讀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德行論導論」部分。

慧田哲學按:截止2017年9月初,鄧曉芒老師的十卷本《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句讀》已全部出版,除了「嚴謹、深入、直譯與貫通」的專業翻譯理念之外,對哲學愛好者而言,無疑是一桌精神上的「滿漢全席」。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不同的是,《精神現象學》除了在訓練人的思維,黑格爾還通過大量歷史文化知識,以此切中人類的生存現實,並試圖告訴我們:「我們天天面對的這個世界背後的深層運作機理是什麼?人如何才能把握到它並運用到我們的生活中」?毋庸諱言,黑格爾要比康德難搞、難讀,康德旨在「讓理想照進現實」,黑格爾卻要「讓現實變得更加真實」。本文鄧老師談到的正是此間差異和他近20年來做句讀工作的來龍去脈。文末,他依舊對腐朽學界表示咬牙切齒的痛恨:「到處都是圈子,沒有什麼學派,只是宗派和幫派」!

趙立慶(以下簡稱趙):請您先談談治學歷程,有哪些事件記憶尤為深刻?

鄧曉芒(以下簡稱鄧):當然是最開始決定學習理論和哲學的時候,以我的初中學歷,這是根本不沾邊的事。

那是1969年,我21歲,已經當過五年下放知青了,當時對人生、政治運動和國家前途感到極端的困惑,決心提高自己看問題的水平。最初我找來一本最薄的理論小冊子,是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每個字都認得,每句話都看得通,就是不知道在說什麼。我只好反覆地看,一段一段地記筆記,把每一段的意思用自己的話寫下來,最後可以和知青朋友們把這本書的內容講來——這時我覺得自己終於懂了。這是我讀懂的第一本理論書,我都寫在《我怎麼學起哲學來》這篇文章中了,網上可查到。

趙:您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句讀課程持續了9個學期共145講,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在此之前,您已經完成了康德幾部重要著作的句讀或解讀,請問這兩項工作之間有哪些聯繫和區別?

鄧:我曾經說過,康德哲學是中國人訓練自己的理性思維能力的「夏令營」,他留給後人的問題是最多也最有價值的,要搞清這些問題,甚至要進入到這些問題,沒有那種被康德提升到了「純粹理性」層次上來的思辨能力是根本沒有辦法的。但黑格爾完全不同,《精神現象學》不是僅僅訓練人的理性思維能力,而是對人的精神生活和人性各方面素質的全面「教養」。康德的著作不一定需要對整個西方文化有全景式的了解也可以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以及後來的《哲學百科全書》則不行,必須有相當的準備和廣博的知識面,或者說,這些著作能夠把人的思想極大地擴展到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既訓練人的思維,同時也將這種銳利的思維運用於現實生活。這是康德的著作所不具備的,康德不管現實,只是培養人的理想,告訴人應當做什麼。黑格爾則告訴我們,你所面對的世界是怎樣的,如何發現它的本質規律。讀黑格爾的書更需要哲學史的知識和一般歷史文化知識。

趙:您為什麼選擇康德和黑格爾的著作進行句讀?在黑格爾的著作中,為什麼首先選取《精神現象學》進行句讀?

鄧:《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成熟期的第一部著作,馬克思曾說它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黑格爾後來的《哲學百科全書》中的每個環節在它裡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來源,而且尚未受到邏輯範疇的嚴格規範,具有一種比較自然的關係。可以說,不懂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就不知道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從哪裡來的。另一方面,黑格爾的這部著作又是他所有著作中最難讀懂的,不但中國人讀不懂,外國人也很少有人讀懂,一般都是從裡面挑出幾段話來加以解釋和任意的發揮,而像這樣逐字逐句的系統解釋還從來沒有人做過。在我心目中,「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其他一些基本著作)是幫助中國人的思維上一個台階的書,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則是幫助我們在這一台階上登頂的書」,兩者都是中國人進入到現代學術界極其需要弄通的,否則你在國際上根木沒有發言權。

趙:句讀課程是面向怎樣的聽眾的?如何協調教學與研究之間的關係?

鄧:一般我的句讀課都是給研究生和博士生開設的「德國古典哲學原著選讀」課,但課堂永遠是開放的,准都可以進來找個位子坐下來聽,有事也可以隨時走人。本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通常只有十幾二十人,但課堂里經常有七、八十人,其他都是來「蹭課」的,有興趣濃厚的本科生,有外系的或外校的學生,甚至還有社會上的從業人員。有時還有每周從外地趕來,聽完課義趕火車回去的。

我常常對聽眾說,你不需要聽完整,只聽其中一段也行;甚至也不需要完全聽懂,重在聽的過程,就是你看我怎麼把一段一段「天書」一般的文字變成「人話」,聽得多了,你今後也許就學會了如何理解西方經典哲學著作的方法,而不至於對那些翻譯過來的句子望而生畏。所以我的課堂上不是傳授知識,而是訓練能力,就像一個武館,可以讓人打磨武功,即提高思維層次。因此我這裡主要不是告訴學生一些現成的標準答案,而是展示一種做研究的方法,我曾把我的句讀課稱之為一種「口頭研究」,它甚至具有筆頭研究所不具備的長處,就是思想的活潑和靈感的湧現,有些見解和表達方式是坐在書齋里想不出來的。

趙:您是怎樣準備每周一講的句讀課程的?是勻速進行,還是會隨著原始文本難易程度來調整講授的節奏,在重點問題上花更多的工夫?

鄧: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進行的,《精神現象學》很少有不困難的地方,對於初接觸者來說,幾乎步步是障礙、處處是陷阱,偶爾有個別說得明白或舉個通俗例子的地方,瞬間又被大量晦澀的思辨淹沒了。我每次講課三小時,平均要準備三天,有時講得順暢,可以一次講四到五個頁碼,不順暢時只能講三頁多一點,就是這個進度。所以網上有評論說我的講課「好無聊」,這恐怕是實情,因為這裡頭沒有什麼激情或噱頭,只有老老實實地讀書,就像你到少林寺去學武,成天就是那麼幾個動作,一下子是看不出什麼成效來的。

趙:陸續出版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句讀》各分卷總共有數百萬字,請問您是採取怎樣的原則進行整理的,最終的文稿和現場講授時的記錄相比有了哪些完善?

鄧:十卷共有五百多萬字,加上最後一個新譯本,總字數可能超過六百萬。但這還是儘可能壓縮了字數的,我的原則是以講清問題為限,盡量言簡意賅,避免噦唆,但要講清問題,我訂下的標準是用十句話解讀黑格爾一句話,這是在句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時定的標準。但黑格爾這本書更難一些,已經超過這一標準了。至於最終的定稿,那顯然比錄音記錄稿完善多了,我剛才講了,記錄稿屬於「口頭研究」,自有它的優勢,但也有它的不足,就是不如筆頭研究那樣考慮周詳,有的地方還無法穿透表層,甚至還有誤導。再就是比筆頭啰唆得多,一般每次講課四萬多字的記錄稿,最後只留得下三萬來字。這些問題可以通過筆頭整理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有的地方差別很大,甚至有大段重寫。所以最後成稿是口頭和筆頭各自的優勢的一個結合,在對文本的解讀上,應當以最後成書的文字為準。有的同學喜歡聽錄音而不喜歡紙質閱讀,那我建議至少也要放一本書在跟前,必要時對照一下,免得以訛傳訛。

趙:您這次句讀課程,是一邊授課一邊刷新原有的翻譯,提供全新的譯文,而句讀康德時是先有全新的翻譯再進行課堂講授的。請問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安排?可以介紹一下基於這次句讀的《精神現象學》全新譯本嗎?

鄧:當然很不相同,康德的句讀是先有了譯本,翻譯的時候本來並沒有考慮要句讀,後來出於教學的需要而搞起了句讀;黑格爾的書則是本來沒打算重新翻譯,最初想利用賀麟先生和王玖興先生現成的譯本來講解,頂多做點小改動,但沒想到越講越覺得老譯本不適用,改動越來越多,到第一卷講導論講到將近一半的時候,才下決心重譯,後面的就完全是按照重譯的標準來講和修改譯文了。現在這個新譯本已經完成並交稿了,叫作《精神現象學(句讀本)》,這個譯本形式上最大的特點是對術語要求儘可能嚴格和統一,後面有大量的德漢術語索引,比賀、王譯本(以及後來的先剛譯本)的多一倍,實在不能統一,有一詞兩譯和多譯的都要註明。

我們中國人做西方哲學以往都不重視這一點,譯名太隨意,也不統一,索引很少甚至沒有,有的是自己不做索引,只把英譯本中現成的索引直接轉為中文了事。這種做法對其他哲學家問題還不算很大,但對於像德國古典哲學這樣嚴密的哲學體系,往往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要搞一個能夠直接用來做研究的譯本,翻譯質量應該超過現有的英譯本。在「信、達、雅」中,我首重「信」,其次是「達」(文句的流暢),至於「雅」則不特別追求,我認為作為哲學翻譯,只要有信和達,雅就自然也在其中了。

趙:在《精神現象學》句讀的緒論中,您曾提到句讀與考據式的研究有所不同,兩者都是需要的,其中句讀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請問除此之外,句讀的專業價值還體現在哪些方面?

鄧:考據不等於理解,而只是為理解奠定了一個比較紮實可信的基礎,以免出錯。句讀的作用主要是理解,而且做得好的話,是最貼近的零距離的理解。而在黑格爾哲學方面,最缺乏的不是考據,而是理解。黑格爾在世的時候曾說:只有一個人能夠理解我;但緊接著又說:就連他也不理解我。哲學史家文德爾班說,能夠理解黑格爾的那一代人現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已經死絕了。後來雖然還有過新黑格爾主義的短暫的復興,但馬上就衰落了,都沒來得及對黑格爾作深入的研究。

現在看來,真正能夠理解黑格爾的還是馬克思,但馬克思沒有能夠寫出自己計劃中的辯證法小冊子,他的觀點散見於各處。現在各個不同的哲學流派,像存在主義、現象學、後現代、政治哲學、新左派等等,都試圖從黑格爾哲學中獲得一點靈感,但都沒有心思去對黑格爾的整個體系作一種全面的再審視。所以在今天,把黑格爾著作中那些尚未被人們關注的思想寶藏從深處挖掘來就顯得特別重要了。當然,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對整個西方文化都有比較全面系統的了解,並具備至少和黑格爾同樣層次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我的句讀就是在這方面的一個從未有人做過的嘗試。

趙:比起考據式的研究,句讀的方式更加開放,對非專業人士也顯得更加友好。請問這類聽眾或讀者應當怎樣從您的句讀中汲取營養?句讀擁有哪些的社會效應?

鄧:比如說,在校大學生和非專業人士一般都是從哲學史的教科書來了解各個哲學家的,然而你讀哲學史,那上面也講康德,也講黑格爾,那都是最粗略的理解,知道有這麼個人,有這麼些想法,對一般讀者來說也就夠了。但要更深入地了解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就必須進一步看些專業文章和專家解讀的專著;然而這些文章和專著雖然也引經據典,畢竟帶有主觀性,只是對某一方面的理解,常常能夠證明自己觀點的地方就引證,不符合自己需要的地方就拋開不管。

所以有些教了多少年德國古典哲學的教師,概論式地大而化之都可以談,而一些專家在自己關注的某個問題上甚至可以講得頭頭是道,但是你把康德或者黑格爾的任意一句話或一段話拿來讓他解釋,他可能就解釋不了。

從這樣的課堂上下來的學生,要他自己拿一本康德或黑格爾的書來讀,仍然讀不懂。我的句讀則是我的「全息教學法」的產物,即把每句話都放在整個哲學體系中來理解,不但告訴你他說了什麼,而且告訴你他為什麼要這樣說。這就給人提供了一種讀書方法,不光「授人以魚」,而且「授人以漁」。我在網上的講課視頻就有這個作用,所以聽的人非常多。當然,十卷本也許不是每個學生都有這樣的經濟實力來置備的,但可以讓圖書館買幾套,誰讀到黑格爾某句話不懂了,可以像查字典一樣去查一下,就不必去問老師了。如果能達到這樣的社會效果,那就太方便了。

趙:請問在完成《精神現象學》句讀的整理之後,您接下來的研究是向哪個方面更進一步,是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現象學》以及黑格爾哲學,還是更廣泛地選取其他哲學家的著作進行句讀,或是創造性地提出您自己的哲學觀點和體系?

鄧:我這個國家重大項目中還有一項沒有完成,就是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句讀,已經有錄音資料和初步的整理,就差最後整理成文了,今年下半年就是干這事。再接下來,就是計劃中的《自否定哲學》,系統闡明我自己的哲學觀點。當然這些觀點都是基於前人的觀點,主要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觀點,但有我自己的理解,特別是在胡塞爾現象學以及當代存在主義、生命哲學的視野中對這些觀點的一種新的闡發

趙:現在的哲學界,似乎是各說各話,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間缺乏對話,您怎樣看待這一現象?

鄧:缺乏對話是由於這三種哲學都沒有把自己當「哲學」,而只把自己看作一門「學科」。我們經常講到這三個「學科」怎麼樣,如何處理三者的關係,以前武漢大學哲學系還提出過「一體兩翼」的模式,即馬哲為體,中、西為翼。這都是沒有把它們當成哲學,而只是當作「專業」或飯碗。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很嚴重,因為要對話就免不了要爭論,而一爭論就面臨著誰砸誰的「飯碗」問題。我一輩子靠它吃飯,你想端掉我的飯碗,我當然跟你沒完,要誓死捍衛。所以最後只能搞成一個「和諧社會」,就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和和氣氣,但互不相干。

我恐怕是目前國內唯一真正想在中西馬之間促成對話的人,所以有意發起了多次公開的甚至是大規模的中西哲學論戰。其實馬哲也是西哲,實質上並沒有三方,只有兩方,就是中西對話,多年來我搞中西比較哲學,並且把這當作我的一切哲學研究的核心主題。我甚至認為,將來中國的哲學能夠藉以立足於世界哲學的根就在於中西比較哲學,這是西方哲學家所做不到的,因為他們不懂漢語和漢文化。誰能夠在中西哲學對話和論戰中經受住洗禮,誰就有希望衝出國門,走向世界。

趙:請您談談學界未來的發展,對青年學者的期望?

鄧:我曾經說過,未來一百年中國哲學的發展方向就是中西哲學比較,在比較中出新意、出思想。為此必須打破傳統中西馬的學科劃分的限制,學會真正的哲學思考。

現在中國哲學界的現狀是不令人滿意的,「這哪裡是在搞哲學,只是在拉幫結派而已,到處都是「圈子」,圈子外的人根本進不去,人家也不理你」。一寫文章,都是圈內的人互相引證,完全不顧外面的議論。有的人動輒就說自己建立起了一個什麼「學派」,但仔細一瞧,沒有什麼學派,只有宗派和幫派。這些人開口閉口就是「X門弟子」,入門先要拜碼頭,互相吹捧,一到有事,振臂一呼,大家一起上,「小子鳴鼓而攻之」,誰要胳膊肘往外拐,就要「清理門戶」。在這種混濁的學術環境中是不可能看清真正的學術問題之所在的,更談不上解決什麼問題了。

我寄希望於年輕一代學者的是,千萬不要向這種腐朽的學術傳統低頭,不要去藉助於這股勢力抬升自己的地位,而要老老實實地埋頭做學問,靠自己單打獨鬥坐冷板凳脫穎而出,這才是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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