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薛之謙不能被寫入21世紀的歷史，不如讓我們閱讀20世紀的悲歡離合

01-29

肯·福萊特以一部《世紀三部曲》詮釋了20世紀。

三部曲的三個標題，概括了貫穿百年的歷史：

巨人的隕落、世界的凜冬、永恆的邊緣。

第一次世界大戰，殺死包括戰士和平民在內的千百萬人口，彼時王公貴族迅速隕落，一如恩格斯的預言：「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

第二次世界大戰，幾十億人被捲入戰爭，在灼熱的槍炮間，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蕭索和冷寂。

美蘇冷戰，東西對峙，北約華約兩方陣營的邊緣，是一道又一道的鐵幕，鐵幕兩側，是看似永恆的對抗和紛爭。

一部優秀的歷史小說，首先是小說，其次才和歷史相關。

歷史小說家的使命從來不是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還原歷史，也不是將歷史予以善惡功過的評價；一部歷史小說，是從歷史裡截取一個斷層，然後對真實的歷史予以「生活的比喻」。

羅伯特·麥基在《故事》中如是說：

故事是生活的比喻。
……
告訴觀眾：生活就像是這樣。

一部優秀的歷史小說並不是在闡述歷史，而是告訴讀者：

你看，歷史就像是這樣。

你看，那些王公貴族、那些煤礦工人、那些填戰壕的年輕生命……他們在那個年代是這樣生活，這樣說話，這樣相互廝殺，這樣互相愛慕。

歷史當然不是小說家寫的那樣，畢竟人物和事件都是虛構的。

然而歷史就像是小說家寫的那樣，貴族、工人、戰士、政客、革命者……在故事裡栩栩如生。

鮮活的生命在史書面前最終凝聚成冰冷的數字。

而小說家將一個又一個生命從冰冷的數字里解凍，將他們原本鮮活的人生解構成虛構的故事，每一個不存在的人物背後，都站著成千上萬真實的人生：

你看，真實歷史中的他們，就像是這樣。

對於歷史本身，小說家並不負責做道德評價和政治論述，或者說，這並不是絕大多數小說的主題。歷史小說的功能是要寫出歷史長河裡的芸芸眾生，「生活的比喻」，從來都是小說家的使命。

誠然，肯·福萊特在《世紀三部曲》里夾雜了不少關於政論的私貨，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對於國家、政黨、政治理念、重要歷史人物的主觀愛憎，或許有失偏頗和公允，但是瑕不掩瑜，《世紀三部曲》仍以宏大的氣魄，跨美蘇（俄）英德四國，入木三分地刻畫了20世紀下至黎庶百姓、上至貴族政客的芸芸眾生。

20世紀，怎麼會這麼苦。

戰壕、機槍、集中營、柏林牆……

在轟鳴的炮火聲中倒下的戰士，被納粹殘忍屠殺的平民，被貴族榨乾最後一滴血汗的無產者……

人間多的是無休無止的奴役和殺戮，多的是痛徹心扉的別離與重逢。

當鮮活的生命從冰冷的數字間走出，帶著深重的苦難向我們走來，我們的靈魂因為虛構的真實而發出刻骨銘心的顫慄。

歷史的真相會讓我們震驚，但是虛構的故事會讓我們流淚。

而讓我們流淚的不僅僅是沉痛的苦難，還有在漫長時間長河裡緩緩展開的人性光芒；當故事在漫長的時光里展開，人性以緩慢而深刻的方式發生變化，就形成一道又一道連綿不絕的弧光。

我們註定幼稚，我們註定成年，我們註定衰老。

年輕人不顧長輩的勸誡躍躍一試踏上一戰戰場，在經歷過暗無天日的戰壕和炮火之後，倖存下來的，成為堅毅、理智而保守的成人；而他們的子女註定被洶湧的熱血所引誘，他們入伍國際縱隊參加西班牙內戰，有的活著，有的死去，活著的人，就這樣成為他們長輩一樣堅毅理智卻又保守的人；而他們的子女，在危機四伏的歲月里，繼續經歷酷似他們父輩曾經歷過的那種孤注一擲的冒險……

那些歲月里的少年、青年、壯年和老年，又何嘗不像我們自己？

而所有的恩怨情仇，在時間的流逝中變得虛無縹緲，同時又變得意味深長。

分道揚鑣的俄國兄弟在兄長的病榻前重逢，兩人各自的傳奇濃縮成意味雋永的對白。

曾經的貴族和女僕在垂垂暮矣的年齡早已變化了身份，所有的愛憎在漫長的歲月走向和解和寬恕。

當老人們站在20世紀的彼岸，他們是在用自己的一生，與另一個人生對話。

讀《世紀三部曲》，讀的並不是20世紀的歷史，而是讀20世紀的人生。

史書中才能讀出歷史，小說里讀懂的，是歷史中的人生。

每一部好的小說，都能讓我們見證故事的力量，而我們最牽掛的，終究是鮮活的人。

就如作者在封面所言：

我親眼目睹，每一個邁向死亡的生命都在熱烈地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