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一個令人操心的中國盟友

摘要：毫無疑問，巴基斯坦是中國最親近的盟邦之一，中巴友誼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都有著廣泛的基礎。但是，與所有雙邊關係一樣，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同樣經受著考驗。其中，最不確定卻往往被忽視的政治因素，就是巴基斯坦國內日趨可能的伊斯蘭革命風險。因此，中方無疑應該警惕中巴邦交重蹈1917年俄法關係、1949年中美關係和1979年伊朗美國關係的覆轍——即大國的外交利益因盟國的政治大動蕩而遭遇災難性損失，這是一個尚未被意識到的巨大地緣隱患。

在近期閉幕的金磚國家宣言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五個主要發展中強國，一致署名，批評了巴基斯坦境內的哈卡尼網路、虔誠軍、穆罕默德軍及巴基斯坦塔利班，將之視為恐怖組織。考慮到此前中國政府為了維護中巴關係，多次否決其他大國將「穆罕默德軍」定義為恐怖組織的努力，此次不同尋常的外交舉動立刻引發了各方的不同反響。

巴基斯坦發表聲明表示抵制，其國防部長強調「巴基斯坦境內沒有任何恐怖組織能自由行動」；而印度媒體認為此次聲明代表了印度外交的一次勝利；中國國內則反響不一。

筆者並不清楚聲明出台的具體過程，所以也難以對此做出評判。不過，中國默許將巴基斯坦境內的「虔誠軍」、「穆罕默德軍」定義為恐怖組織，實際上某種程度上也表明中國開始意識到巴基斯坦境內的恐怖主義有失控的跡象。

20世紀80年代，巴基斯坦通過扶植聖戰組織反抗強大蘇聯入侵的成功戰例，使得該國對這一策略充滿信心。她試圖複製這種勝利，鞏固其在阿富汗的優勢地位，並在克什米爾打敗比巴國強大的印度。在這種情況下，巴基斯坦的三軍情報局（ISI）扶植了各式各樣的伊斯蘭激進組織，其中包括基地組織、塔利班、虔誠軍、穆罕默德軍等等。

不過，巴基斯坦政府的這一策略不但未能複製阿富汗反蘇戰爭的成功，反而種下了巨大的潛在危機。

1、激進宗教政治組織的崛起

多年來，虔誠軍、穆罕默德軍等巴基斯坦激進宗教組織，通過對印度和西方的不斷襲擊，迅速斂聚了龐大的政治資源和聲望。

與印度和西方的作戰，使得這些激進組織順理成章地成為巴基斯坦民眾眼裡愛國主義與虔誠伊斯蘭信仰的象徵，考慮到巴基斯坦國內伊斯蘭政治原則的根深蒂固以及對印度和西方的切齒仇恨，這些聖戰極大提升了激進組織的政治威望和號召力。

數據顯示，巴基斯坦民眾對ISIS懷有最高比例的認可度

與此同時，通過政府默許之下不斷的聖戰，巴基斯坦國內的激進組織攫取了大量財富和武裝資源，躍升為擁有強大武裝實力的政治組織。在過去20年里，高達20萬學員受過虔誠軍的培養和訓練，且該組織和巴基斯坦陸軍都從貧窮的旁遮普地區招募新兵，雙方士兵多源於一個家族或者部落；而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自從被宣布為恐怖組織後，多年來與巴基斯坦軍方作戰不落下風；同樣，「穆罕默德軍」之所以遲遲不被認可為恐怖組織，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巴官方深恐其與政府反目成仇——政府並沒有把握應付這一挑戰。

虔誠軍的聖戰訓練營，教官正在演示如何使用槍支

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的激進宗教組織，其組織脈絡深入鄉村基層，在民間以虔誠和慈善示人，得到了相當部分普通民眾發自內心的認可，在很多地區具有不亞於政府的威望。在海德拉巴，虔誠軍為民眾在沙漠挖掘水井，無償提供窮人亟需的食物和社會救助；在2005年的克什米爾地震和2008年的Ziarat地震中，當地的激進宗教組織，都以超過政府的效率迅速為當地老百姓提供幫助；虔誠軍甚至建立了超過160所學校以及醫院，給窮人廉價教育（宗教學校）和醫療服務。2008年，巴基斯坦政府迫於國際反恐壓力禁止虔誠軍，遭到了國內輿論的猛烈抨擊。

Jamaat-ud-Dawa成員（虔誠軍的政黨組織） 在 Muzaffarabad地區為當地窮苦的難民分發食物——世俗國家總以為激進伊斯蘭組織是以殘暴懾服穆斯林民眾，其實並非如此

Jamaat-ud-Dawa（虔誠軍的政黨組織）身穿迷彩、孔武有力的慈善機構人員，注意帶有聖戰意味的組織LOGO

所以，巴基斯坦國內的激進宗教政治組織，已經成長為一股實力雄厚的政治力量，具有攫取最高權力的政治潛能。

陷入政治衰退的巴基斯坦政黨和軍方

與激進宗教政治組織日趨強大相映襯的，是巴基斯坦國內相對穩健的主流政治正的衰敗。

首先，自蘇聯解體之後，巴基斯坦經濟陷入了停滯，逐漸被印度超越。1990年以來，印度常年經濟增長超過5%，孟加拉維持在3%-5%，而巴基斯坦則長期低於3%。這就使得印度人的收入水平已經超越了巴基斯坦，2014年，印度人均GDP已達1630美元，而巴基斯坦僅為1333美元——在上世紀80年代，印度人明顯不如巴基斯坦富裕。數十年的經濟停頓，使得民眾對包括軍方在內的主流政治力量越來越不報信心。

其次，巴基斯坦的主流政黨多年來以腐敗、地域化和家族政治著稱，這嚴重削弱了這些政黨的政治能量。

巴基斯坦第一大黨穆斯林聯盟謝里夫派，多年來被謝里夫家族把持，謝里夫家族藉助雄厚的財富（巴首富）和在人口第一大省旁遮普的影響力，主導該黨的人事和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謝派穆盟的腐敗幾乎是很難避免的，也不可能不讓人失望；第二大黨人民黨同樣如此，豪門布托家族依託在第二大省信德的影響力，長期角逐巴基斯坦政壇，而該黨的主席職務則由阿里·布托、阿里布托之女貝娜齊爾·布托、阿里布托之外孫比拉瓦爾·布托（即位時僅有十九歲）和女婿扎爾達里（聯合主席）依次繼承。事實上，扎爾達里在貝娜齊爾·布托擔任總理期間就以腐敗聞名，他因熱衷撈取回扣得外號「百分之十先生（Mr. 10 Percent）」，諷刺任何交易經手後都要收取10％的傭金。

巴基斯坦人民黨前領袖、前總理貝娜齊爾·布托以堅決主張世俗化和反恐獲得了世俗世界的好感，但她的黨和政府在相當多的巴民眾眼裡，不過是腐敗、家族化、西方傀儡和信德人的象徵

事實上，這樣的主流政黨很難在廣大巴基斯坦民眾中建立真正的威信，在經濟持續不振的情況下，其道義威信的逐漸枯萎，也就可以理解了。

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國內外的政治形勢發展，越來越不利於政策上相對理性的主流政黨和軍方。

作為一個以伊斯蘭教為國家認同的貧窮虛弱之大國，巴基斯坦糟糕的經濟和安全形勢迫切需要其與印度、西方實現真正的和解。只有這樣，該國政府才有可能消弭激進宗教組織存在的政治基礎——巴國與印度的低烈度戰爭、對西方的仇恨，乃是該國激進組織壯大的外部條件。而這也是從貝·布托、穆沙拉夫到謝里夫等不同巴基斯坦主流政黨的一致政策。然而，國際形勢的惡化，已經使得這一政策愈來愈不受歡迎且難以推行。

2014年5月，以壓迫穆斯林著稱的「古吉拉特邦屠夫」納倫德拉·莫迪當選為印度總理，開始奉行印度教民族主義方針：一方面，莫迪政府在國內開始推行壓迫歧視穆斯林的政策，另一方面，印度對巴基斯坦的態度也愈來愈不友好，這就使得自視為南亞穆斯林保護者的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間的和平談判宣告中斷，並不斷爆發大規模衝突，印巴關係瀕臨破裂。

同樣，美國反恐戰爭的持續，使得對激進武裝抱有同情的巴基斯坦民眾越來越厭惡曾經的西方盟友；而隨著西方右翼民族主義的抬頭，西方亦對巴基斯坦與激進宗教武裝間的曖昧愈來愈不耐煩，雙方關係急劇惡化。

2017年，美國Hudson研究所發表的報告指出，巴基斯坦這些年來，從沒有改變對激進武裝分子的支持；2017年8月，以敵視伊斯蘭教著稱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繼不斷縮減對巴援助之後，公開抨擊稱巴基斯坦為「恐怖分子提供庇護」，並鼓勵巴基斯坦死敵印度在被巴國視為禁臠的阿富汗發揮穩定作用，這引發了巴基斯坦的激烈抗議（為此，巴議會30日全票通過一項決議，譴責特朗普的「敵意」言論，並敦促政府研究對策，包括暫停雙方互訪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巴基斯坦社會越來越難接受對印度、西方的妥協。然而，考慮到地緣現實的窘迫，巴基斯坦政府只能坐視印度穆斯林被莫迪政府壓迫，並必須繼續容忍美軍在巴國內和阿富汗清剿激進武裝，而這兩樣恰恰是相當多的巴國民眾最不能忍受的。這樣的政治氛圍，將不斷地削弱巴基斯坦穩健執政者的道義基礎，並為伊斯蘭激進政治組織持續壯大提供最好的政治土壤。

政局的惡化、西方的撤退與激進伊斯蘭革命的風險

2007年7月，巴基斯坦的軍事強人穆沙拉夫因鎮壓激進宗教組織而引發「紅色清真寺」危機，此後，穆沙拉夫逐漸失去了民眾和中下級軍人的支持，並最終在政治上一敗塗地；2007年12月，巴基斯坦最有權勢的政治領袖之一貝娜齊爾·布托因親近西方、堅決反恐的主張而被激進宗教組織暗殺，此案後來竟然不了了之——而2013年重新提起之時，僅僅用作打擊穆沙拉夫的政治工具。

「我知道我是令『聖戰』組織、『塔利班』和『基地』組織聞之喪膽的象徵性人物。我致力將現代化、信息、教育和科技帶進巴基斯坦。」

——貝娜齊爾·布托自傳《東方之女》，布托被殺後，基地發言人亞茲德說：「我們終結了最有價值的美國資產，她曾發誓要擊敗穆斯林游擊隊。」

紅色清真寺事件中的核心人物大毛拉阿卜杜勒·阿齊茲（中），此次事件表明軍方已經失去了對激進宗教力量的控制——此次事件中，武裝分子在一家按摩院 中綁架了九名人質，包括六名中國女子

種種現象表明，巴基斯坦國內的激進宗教組織已經越來越具有凌駕主流政黨的號召力和政治威勢。

更為糟糕的是，隨著西方強國在阿富汗、南亞與激進宗教組織的作戰敗象盡顯，一旦其從該地區敗退，將對巴基斯坦國內的政治局勢產生巨大的物質和心理衝擊，從而為巴國激進宗教政治勢力的上台製造可能的契機。

假如美國在阿富汗撤軍，美國很可能完全斷絕對巴基斯坦政府的經濟、政治和外交支持，使其陷入相對孤立的困境。

事實上，特朗普上台後，就曾試圖中止對巴基斯坦的經濟援助、撤銷其非北約主要盟友地位。但國防部長馬蒂斯及國務卿蒂勒森認為，應維持現行對巴基斯坦的懷柔政策。理由是，一旦美國失卻巴基斯坦支持，美軍就不能從巴基斯坦進入阿富汗，不利於美國仍在繼續的反恐戰爭——這實際是意味著如果美軍從阿富汗撤退，美國對巴基斯坦世俗政府的支持就很可能停止。

另外，考慮到美軍在阿富汗戰場愈來愈稀薄的勝利指望和看不到盡頭的戰爭消耗，美國在聖戰者面前敗潰的概率已經越來越大。這將使包括巴基斯坦激進宗教武裝在內的該區域聖戰者獲得擊敗世界最強國的聲望，如同戰勝蘇聯極大提高了伊斯蘭激進主義的全球號召力一樣。假如這一前景變成現實，不但將極大鼓勵巴基斯坦激進政治勢力的野心（「連美國都打敗了，還搞不定向美國屈膝的巴基斯坦政府？」），也將嚴重削弱該國世俗政府支持者抵抗激進宗教的信心和意志（「連美國都頂不住，巴基斯坦政府又怎麼應付得了？」）

就像1848年的法國共和革命成功，製造出了民權勝利的政治預期，驅使中歐和義大利陷入大規模動蕩；而1945年布爾什維克蘇聯打贏第三帝國的壯舉，也在世界激進左翼革命者的心中構建出布爾什維克將贏得世界的遠景，這也成為往後三十年世界革命的政治信心和驅動。就像梅特涅所言，「革命是一種會傳染的瘟疫」，阿富汗的伊斯蘭激進革命同樣不能例外。

中國不可迴避的地緣隱患

對於試圖在南亞擴充影響力的中國來說，她將在該地區面臨兩種必須考量的風險：

地區大國印度因自身勢力範圍受到威脅而進行的反制，代表著傳統地緣的風險，洞朗事件即是其呈現（本人此前多次提醒）；而巴基斯坦的激進伊斯蘭革命風險，則代表著另一種非傳統的風險。總體而言，前者對中國實際利益的危害，雖然輿論炒作得火熱，但卻相對有限；後者雖容易被人忽視，一旦出現，卻足以形成真正的地緣災難。

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俄羅斯與法國關係密切，法國在俄國不但擁有巨量投資，且雙方亦是共同與德國作戰的血盟，但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政府與法國的關係迅速惡化，法國的利益損失慘重；1949年中國革命成功之前的中美關係極為親密，美國在中國擁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同時與中國在對日戰爭中並肩為盟，但隨著國民政府的垮台，中美關係瀕臨戰爭，美國在遠東大陸地緣遭遇了崩盤；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伊美關係合作無間，雙方在商業上互利，在戰略上聯合遏制蘇聯，但霍梅尼的掌權，使得美國在伊朗的利益喪失殆盡，美伊關係幾乎降入冰點。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美國駐伊朗使館人員被秉承伊斯蘭激進主義的伊朗大學生拘押，原本鐵盟的美伊關係急劇惡化——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革命風險在外交上的呈現

歷史事實告知後人，在現代地緣政治中，革命的風險不可低估。考慮到中國在巴基斯坦的巨額投資和親密的戰略合作關係，巴基斯坦上空可能成形的伊斯蘭革命幽靈理應受到重視。

這不僅僅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中國的南亞利益，亦是確保中國大西北安全的必須措施。

（此為《巴基斯坦：一個令人憂慮的中國盟友（上+下）》）

參考閱讀鏈接：《中國朋友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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