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失業生：張國榮、陳百強、鍾保羅，三個男孩的昨日之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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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鍾保羅

2.

個性太要強的人不適合當司儀，否則容易搶別人的風頭。陳百強和張國榮都有著自己的脾氣，互相之間發生過大大小小的摩擦。鍾保羅夾在兩人之間，卻能和兩人都處理好關係。鍾保羅最懂得保護自己，也在公開或私底下開導過相對稚氣的陳百強、張國榮，他年齡最小，卻儼然像他們的長輩。

鍾保羅的昔日搭檔鄭丹瑞《志雲飯局》中回憶：鍾保羅是一個很會調節氣氛的人，你和他在一起永遠不會覺得不舒服。甚至鍾保羅也曾先後邀請陳百強、張國榮作為節目嘉賓。對話之間並沒有主持人和嘉賓對話的客套感，反而更像是老朋友之間的暢談。

三太子中，張國榮和性格平和的鐘保羅反而關係更加親昵。說到張國榮，鍾保羅回憶：「有時，在街上碰見他，他癲起來上前吻我的頸，整個街的人都看著我們，以為我們有甚麼關係，他就是這樣嚇死人。」在張國榮事業處在谷底時，鍾保羅也好心地教過張國榮：＂如果你想在這個圈裡是能夠做到擁有好多觀眾、聽眾或者擁躉，你這個人一定要大眾化，我話大眾化呢是永遠不會衰的一條路線……＂

他有點孩子氣地抱怨張國榮：「我同張國榮很熟了，不過有一樣嘢我唔系好滿意。就是他經常搬屋，他每次搬屋都會換電話，而我每次和他見面時，都忘了問他要新電話號碼。」；或是因為張國榮成名了，和他很少來往了，他也有點不高興：「現在，大家見了面冷淡得多，也難怪，可能他太忙了……」他的話講得恰到好處，幽默的語氣緩和了不快，又吐露了自己的心事。

１９８１年，拍攝偶像劇《甜甜廿四味》期間，鍾保羅遭遇了車禍，他被一輛貨車撞倒後還拖行了兩三碼，一隻腳還遭到車輪的碾壓。包括張國榮在內的劇組一眾演員前去查看情況，張國榮準備把他送到醫院去，卻被編導阻攔，編導一心只想顧及拍戲進度。張國榮立馬和編導爭起來了：「我要陪著他！」　

張國榮把鍾保羅送進了醫院，還陪他照了Ｘ光片。擔心好友因為突如其來的災禍導致精神垂喪，張國榮還勸慰他：你呀！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之人……你只要恢復，一定更成功的。」

1989年金唱片頒獎禮謝幕時，站在身後的張國榮細心地幫鍾保羅拍落粘在衣服上的禮花，二人兄弟情誼之深不言而喻。這大概是張、鍾兩人最後一次見面。1989年9月7日是陳百強生日，他播出了一部《感情寫真》的特輯，片頭便是鍾保羅採訪他的部分。這部片子在1989年7月開始拍攝，開拍時鐘保羅還在人世，播出後就溘然長往了。

鍾保羅去世給晚年憂鬱寡歡的陳百強打擊不小，在1989年9月底的十周年演唱會期間接受記者訪問時，陳百強精神恍惚不已，或許也和故友猝然離世有關。

《感情寫真》的片頭，鍾保羅和陳百強侃侃而談，說起了陳百強的在劇組偷哭的軼事， 又講起他們三個夥伴還未成名時，一同去觀看陳百強也參與的一場表演，那時陳百強見海報上沒有自己的名字遂大發脾氣，立志要出人頭地。果然三人之中，陳百強是最先出名的。談笑中洋溢的愉悅氣氛，讓人完全難以想像鍾保羅這一個活潑的少年郎會走上絕路。

3.

翁靜晶形容鍾保羅的性格「成熟世故」，「不輕易剖白真情」，屬於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一類」。鍾保羅善於逢源人際關係，但像他電影中為幫襯別人而存在的單薄角色，往往因為過分掩飾而性情埋沒。所以人們不敢相信，這個神采奕奕、絕少在公開場合流露過不快情緒的年輕人，居然會選擇跳樓輕生。

1989年8月21日的《歡樂今宵》上，鍾保羅特地邀請陳百強作嘉賓，和老友一起玩遊戲時手舞足蹈，顯得非常生龍活虎。而1989年的一篇報道中刊出了鍾保羅綵排情景喜劇《八卦法庭》的照片，可惜這場表演還未開始，這張照片就成了他的遺照。

據歌手露雲娜回憶， 在自殺前幾天，鍾保羅一直向她致電訴苦，告訴她近來心情尤其惡劣。賈思樂回憶鍾保羅自殺當晚給自己電話留言，稱聚會不參加了。隔了很久，電話留言里突然傳出來一句「再見」。賈思樂一度為這一聲躊躇的「再見」感到困惑，直到聽到鍾保羅自殺的消息才恍然大悟。

三個男孩中，看似最鎮定的鐘保羅，最懂得保護自己，他不善爭取，在歌演事業幾度不濟後激流勇退，最後在主持行業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他謙讓隨和，往往遭人忽視，正如翁靜晶所作的言「他看似是毫不在乎，卻是個對自己要求頗高的人。」直到驟然結束自己的生命，人們才意識到原來他一直苦苦掙扎過。

滿港關於鍾保羅身亡的流言蜚語四散開來，警察根據鍾保羅室內留有一封遺書斷定他是自殺而死。由於至今找不到確鑿的導致他自殺因素，很多人揣測這是一場偽裝成自殺的謀殺案。目前最偏合理化的解釋是鍾保羅嗜賭，賭債纏身而走上絕路。媒體們常榨取名人的死亡事件來提升報紙銷量，將死亡事件進行不遺餘力的編撰，鍾保羅離世近30年來，關於他的靈異傳聞層出不窮，多數都以烏龍收場。而當年鍾保羅墜樓身亡後，遺容被人拍到，一家雜誌竟要登他的遺容作為雜誌封面。由於其墜樓一半邊臉眼中損毀，還專門請了美容師給他補化遺妝。此類現象無不反映香港這個物慾都市的功利和薄情。

昔日搭檔也是前女友的余綺霞匆匆前往靈堂瞻仰鍾保羅遺容時，悲慟得幾乎暈倒。 她不斷地嗟嘆：「為乜你咁傻呢？為乜你咁傻呢？（為什麼你那麼傻呢？為什麼你那麼傻呢？）」盧敏儀在他的靈前虔誠地跪足四小時為其燒衣紙。關係密切的女性的無限悲慟，也側面反映了他生前為人處事的確深得人心。

世人總以一個人的結局妄斷他的整個人生，更何況人類都是健忘的。現如今提起「鍾保羅」三字，更多人是簡單粗暴的「疑因欠上賭債而跳樓自殺」。進而人們會避諱他，刻板地認定他是一個脆弱消沉的人。沒幾個人知道，1981年拍攝《甜甜廿四味》期間，年僅二十歲的鐘保羅，因車禍腿嚴重受傷，還努力地和傷痛作鬥爭。更沒有幾個人在乎他出道十一年間曾受過多少的挫折和不公。

4.

明星產業的主要產品是歌手和演員。歌手以其音樂，演員以其角色都在構成一種夢境，儘管歌手演唱時所抒發的情感和演員拍戲時所詮釋的角色，並不一定等同於他們現實的自我，但是音樂和影視創造的夢境能產生黑洞般的吸引力，引發大批世人成為他們的瘋狂追隨者，這就是粉絲文化形成的關鍵因素之一。

儘管主持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明星化，但是再優秀的主持人都無法像歌手抑或演員那樣通過塑造超現實層面的「我」去創造審美體驗，引發觀眾「迷狂」，他們而更多是通過現實層面中與生俱來的氣度來引起路人保持理智的尊敬或好感。

所以儘管因為年代久遠、資料欠缺等原因，中環三太子們都籠罩著一層迷霧，但是張國榮、陳百強（尤其是張國榮）因其無可替代的樂壇/影壇地位，註定會吸引源源不斷的人前來圍觀，並對其人生各方面進行無休止的挖掘。使得他們一生充滿未解之謎的同時又極其清晰顯目。但是鍾保羅不一樣，他沒有太多的固定粉絲團體支撐，使得他的死亡即使一度成為全港轟動事件後，又很快銷匿。

現在，人們去看張國榮的電影，就能感受到他在影史地位；聽陳百強的歌，就能認識到他在歌壇的地位。但是現如今極少人能了解鍾保羅曾經的輝煌。他主持的歡樂今宵在香港幾乎人人皆看；在那個香港流行文化極其繁榮的年代，他主持的港姐選美則如同一年一度的春晚一般隆重。

寫鍾保羅時，我查找的資料幾乎全部來自鍾保羅吧。吧主榮光小岸於2005年建立此吧，至今關注人數僅僅200餘人。令人感動的是儘管瀏覽人數寥寥無幾，這個貼吧數十年至今依然在更新。吧里的人偶爾會聊發感懷，在嘈雜擁擠的網路世界裡，他們安靜得幾乎悄無聲息，外界的紛爭與他們無關。

在這裡我領略到了愛慕偶像的正確示範，它一種無關名利和風月的守候。甚至帶有一種逆潮流而上的遺老風範。而每個進入鍾保羅吧的遊客，在翻閱幾乎要布滿灰塵的鐘氏資料時，不知不覺地完成了一次弔唁。儘管在信息多如牛毛的網路世界裡，關於鍾保羅的文字僅僅是滄海一粟，但是網路熱度並不是衡量一個人的生命極其價值的標準，哪怕離世近三十年，只要這個世界還有人關注他，他就是永恆。

三、張國榮

1.

《逝去的武林》中有這樣一段話：「三百年出一個大戲子，真正的大戲子是個妖精，可以顛倒眾生、感天動地」。

2003年4月8日，幾乎整個香港都在聚焦張國榮的葬禮上，靈堂內坐滿了包括香港娛樂圈在內的各個名流階層的老老少少，靈堂外數百家媒體的攝像機全程拍攝，從靈堂到火葬場，一里路程擠滿了為他送行的人，4月7號，也就是他出殯前一天，歌迷們聚集在他家們口唱著他的歌。從《追》到《共同渡過》再到《我》，歌聲浸淫在歌迷們滿含的淚水和幾度情緒的崩潰之中，歌詞從爭取美好到歌頌自由，再到滿懷感恩 ，無一不洋溢著鮮活的希望和夢想，以反諷的方式闡釋著現實的沉重、壓抑。

在他生前，從80年代和譚詠麟在樂壇上的激烈角逐中，將香港音樂推向高峰；再到音樂作品《當年情》、《奔向未來日子》從香港傳唱到內地再傳遍韓國的大街小巷；90年代他的電影作品《霸王別姬》先在上海的首映曾造成萬人空巷，隨後的跨越九七演唱會和熱情演唱會在世界巡演中，場場爆滿，成為他演唱事業的一大巔峰。

他在去世後每一年的4月1日，永遠佔據著新聞焦點，媒體們或真情或假意的悼念文字吸引著一批人的圍觀和另一批人的嘲諷；然而十幾年來，仍然有源源不斷的人因為與他生命的某一部分共鳴而引起心靈的陣痛。他那短暫而又輝煌的生命，和黃金時代、風華絕代、自由不羈等意象聯繫在一起，寄託了現代人對自我困境的審美化闡述。他去世的十幾年來，事關他的影音大大小小的公映，彷彿把他的靈魂鎖在了膠片和音軌中，然而影音再生動清晰，卻永遠不能復活他本人。這些無不顯示著後現代社會關乎生邪？死邪的荒謬。

2.

1977年，參加麗的電視台選秀比賽的張國榮還是大一的學生，不知道選秀唱歌限時兩分鐘的他，選了一首12分鐘長的英文歌《American pie》。

《American pie》是Don Mclean 隱退時創作的一首堪稱史詩級搖滾樂，它攬括了美國搖滾前期發展歷史。Don Mclean對早期的搖滾十分痴迷，並將搖滾領袖Buddy Holly 當作心中的藝術之神。可惜1959年2月4日， Buddy Holly，以及同行的另兩位搖滾巨星Ritchie Valens和J. P. Richardson (Big Bopper)因空難而死。當時Buddy Holly剛結婚6個月，且妻子Maria Elena Holly已身懷六甲。更有悲劇色彩的是，Maria聞及噩耗後悲傷過度，導致孩子流產了。Don的對搖滾的美好理想被徹底擊碎。在10年後,Don滿懷痛惜地追憶這場事件，並將它定義為「The music die(音樂死去的一天。)」，他回憶著曾經他們讓搖滾音樂迷倒眾生，讓情人們翩翩起舞，讓觀眾流連往返。他譴責著貓王、披頭士等歌手以及嬉皮士運動扭曲了搖滾精神。並絕望地在歌中認為，屬於搖滾的純真年代一去不復返了。年僅20歲的張國榮能選這樣一首意味深長的歌，足見當時他已有極敏銳的藝術觸覺。儘管稚嫩的嗓子還顯得有些底氣不足，但是有心人都能看出這個稚氣未脫的小子並不是純粹想出名，或許在《American pie》中，他悄然寄託著自己因涉世未深所以還處於混沌之中的藝術夢想。

評委黎小田看他唱著唱著沒有停的意思，立馬給他按鈴喊停。黎小田口氣有點無奈：大哥啊你參加比賽，我們頂多給你三分鐘至四分鐘。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張國榮反問道：腰斬我的歌？又如何唱得出感情！黎小田回憶，他當時黑黑瘦瘦的，但是有少許貴族氣質。最後評委不僅讓張國榮把歌唱完，而且給了他第二名的成績。頒獎時，麗的高管黃錫照主動同他握手，當著所有人的面對他說：「I will make you star（我會讓你成為明星）.」

出道順利，但是隨後娛樂圈卻打拚得十分艱辛。1978年張國榮被騙去演下三濫的三級片《紅樓春上春》，翁靜晶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張國榮接拍《紅樓春上春》，絕不是為了那份微薄的片酬。年輕的小夥子，容易聽信美言。在娛樂圈打滾的片商，都擁有一根三寸不爛的舌頭，像毒蛇哄騙亞當和夏娃那誘人的禁果，必能找到弱點，攻陷被哄者的心房。」自此後張的形象大受損害。在演出《喝采》時，只能是烘托主人公的奸角，蔡繼光將他的鏡頭刪剪得只有十三個，而且多是瞬間即逝的背影和側面。

雖如此，蔡繼光又算是張國榮的一位伯樂。透過短暫卻又精彩的表演，蔡繼光發現了張國榮的演技才能。他隨後向《檸檬可樂》、《楊過與小龍女》劇組舉薦張國榮出演主角。雖然已是主角，在《檸檬可樂》里，歌手出身的張國榮沒有演唱主題曲的機會，機會給了從未開唱卻被公司計劃捧紅的周蕙蘭。

據翁靜晶回憶，在拍攝《楊過和小龍女》的武打戲時，因武術指導的失誤，她和張國榮的兩條吊威亞相纏，並高速撞向道具「石柱」，張國榮當場頭破血流，翁靜晶也嚴重擦傷手腳。當時兩人都是影壇新人，擔心公報私仇而敢怒不敢言。即使懷疑是有人背後搗鬼，卻無法找到證據。二人去找邵氏片場著名武師劉家良，張國榮拜劉家良為乾爹，翁靜晶則裝做劉家良的女朋友。仗義的劉家良當天下午就去現場視察吊威亞情況，立即發現擺放角度有問題，制止了下一次意外的發生。

唱歌上，張國榮的前兩張專輯《Day dreamer》、《I like dreaming》一度淪為一塊錢一張賤賣，並被人拿去墊鍋蓋底。最使他難堪的是在1980年的沙田表演，他光頭戴著海軍帽，模仿日本的澤田研二。卻被台下一陣陣地喝倒彩，他把帽子扔向觀眾席時，觀眾們在一片噓聲中，又把帽子扔給了他。

據參與這次表演的鄭丹瑞回憶，表演結束後，他聽到洗手間里張國榮的哭聲。1989年張國榮接受採訪時回憶這件事，他說那晚回家，有人在自己的電話里留言，叫自己不要混娛樂圈了，趕緊回去讀書。張國榮很少在公開場合講述自己出道時的挫折，騙去拍《紅樓春上春》更被他當作恥辱而不願多言。但是在沙田演出被扔帽子一事卻被他在各個訪談反反覆復地提起，即使不在現場的好友也都從他的訴苦中知曉此事。專輯賤賣還可能是沒人發現它的優秀，而沙田表演的失敗則正式昭示了，即使當著觀眾表演，觀眾也不會喜歡。

張國榮把扔帽子的經歷講給好友鍾保羅聽時，後者勸張國榮道：「如果你想在這個圈裡是能夠做到擁有好多觀眾、聽眾或者擁躉，你這個人一定要大眾化，我話大眾化呢是永遠不會衰的一條路線……」

2.

1984張國榮簽約華星唱片公司，專輯從《風繼續吹》到 《Monica》漸漸走紅。尤其《Monica》銷量一度達到了40萬張，大街小巷無不舞動著這首快歌。彼時的張國榮已接受唱片公司「不羈情人」化的偶像包裝。這個期間的張國榮在舞台上演唱了《Monica》、《少女心事》、《不羈的風》等一系列勁歌。這些歌多翻用日本流行音樂，重新編寫粵語歌詞。充足的氣息使張國榮唱跳合一仍然能保證節奏感，活力四射的演唱往往吸引全場觀眾一起狂歡。歌舞結合的模式也為他後期演出積累了豐富的舞台經驗。

張國榮在80年代的勁歌熱舞響遍香江千萬家，都是道理淺顯而又膾炙人口的歌詞，配以輕鬆的節拍和炫酷的舞蹈，深受年輕人青睞，彷彿把整個飛速發展的香港帶得節奏更加律動。它們的紅火反映了《中英草簽》後香港回歸已成必然趨勢，港人唯有在娛樂狂歡中消弭對香港未來發展難以預料的惶恐情緒。這些大眾流行芭樂，和前兩張收錄民謠的純英文專輯的理念大相徑庭。歡樂至上的動感氛圍里，那種曾經Don Mclean 式的對音樂藝術的不甘沉淪的態度卻不知所蹤。這個1977年參加選秀堅持要把《American pie》唱完的男孩，成名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再也沒在舞台上唱過《American pie》。

知名編劇魏紹恩回憶：「某個晚上，他（張國榮）駕車送我回家。是那種風高月黑寧謐的晚上。一切溫和而靜止。他將剛剛出來自首次個人演唱會music rundown給我看。我拿上手，微笑問他唱不唱《American Pie》……」

張國榮沉默一陣，然後才告訴魏紹恩：還沒有決定。「還沒有決定？」魏紹恩一臉疑問。張國榮溫柔地告訴他因為《American pie》太長了。原來現在的他也要考慮歌太長了不適合演出等諸多問題了。

魏紹恩對張國榮說好久沒聽他唱這歌了。

「還記得？「他居然問。

「記得。」魏紹恩回答，「那是我第一次看見你。在電視上。」他點點頭，可能因為有人知道他唱過《American pie》而有點興奮。這個駕車遠行的寧靜夜晚，彷彿是在逃離娛樂圈的喧嘩和浮躁， 隨後，他微笑著將車停到路邊，和魏紹恩一起唱起了久違的音樂：A long, long time ago, I can still remember.....」

3.

由於厭倦了樂壇爭霸和自認為已經到達了事業巔峰，1989年張國榮在紅館連楷33場演唱會後退出歌壇。然而在著名導演王家衛、吳宇森、陳凱歌等導演的盛情邀請下，退出歌壇的張國榮在電影世界裡打開了一片新天地。90年代上半葉的張國榮通過在《霸王別姬》、《東邪西毒》等電影中的精湛演技享譽國際。傳媒、歌迷們的呼聲，以及張國榮內心深處從未磨滅音樂夢想，促使他1995年宣布復出歌壇。此時，早已擺脫了偶像歌手身份的張國榮更傾向於演繹概念音樂，他坦言：「我復出後，將會導致一批粉絲的離開，也會吸引一批新人成為我的粉絲。」

2000年的拉闊音樂會，演唱《country road》期間，張國榮吐露了一段心聲，他坦言早年簽約唱片公司本想唱民謠，他搖搖頭，皺著眉頭學著唱片老闆不滿的神情：「但是他們說『民歌不好sale（賣）啊』，他們要你唱『thanks,thanks,thanks,thanks,monica』唱多了就悶了嘛！」他接著講到自己如何爭取音樂監製的位置，才真正地開始能做自己想做的音樂。其實在1987年已經是華星唱片公司一等紅人的張國榮執意要跳槽到新藝寶唱片，就是因為想趁著擁有絕優資源和名氣的機會，開始做自己想做的音樂。那期間他和黃霑合作出如《倩女幽魂》、《當年情》等兼顧流行和經典的音樂。但是他的80年代的身份仍然停留在偶像歌手層面上。復出後的張國榮以其巨大的聲望招徠各行精英，如填詞人林夕、編舞朱永龍、編曲鬼才江志仁在他的音樂王國里匯聚一堂，而其的「姣、靚、型、寸」的舞台表演，契合著自己的性少數身份和香港性別文化的發展。

從踩著紅色高跟鞋和塗抹紅唇到接長發、穿裙裝。張國榮一度被誹謗成「異裝癖」、「女性傾向」。銳意創新的演出招徠的卻是充滿偏見的惡俗言論，他曾表示過極度沮喪和憤怒。和80年代的勁歌熱舞相比，這個時期張國榮的音樂充滿著先鋒、大膽的藝術探索。在引起巨大的轟動和爭議同時，卻經久不衰地甚至在他去世多年依舊吸引著不少的年輕人。

面對著刻薄粗暴的言論攻擊，張國榮還是堅持將自己的音樂做下去。1997年，他以充滿痞氣的語調回應著質疑：「我曾經一度奔波勞累是為了賺錢，現在則是要好好保持自己的名氣。穿高跟鞋有人說我是想搏出位，有本事你做咯……對於第八藝術有沒有誠意，別人一看便知！」

終於在2000年的熱·情演唱會上，張國榮重新唱起了《American pie》。聚光燈下，他穿著JPG設計的裙裝，赤腳踏著輕鬆的步調，打著響指，拍著裙子上的貝殼，一臉愜意得像個生活在伊甸園的美少年。

1989年告別歌壇演唱會雖曰告別，其實是開始；2000年的熱·情演唱會，雖未提告別，卻是真正意義上的永別。熱情演唱會結束後再過約兩年，張國榮患上抑鬱症，最後因情緒失控自殺。他的演藝人生從《American pie》開始，兜兜轉轉又到《American pie》結束。20歲時的《American pie》還是清亮的嗓子散發出孩童般的單純率真，44歲時的《American pie》用渾厚的煙嗓唱的卻流露著歷經百態後初心不改的瀟洒坦蕩。這看似一個圓圈，但在漫漫人生長路中，的確有些東西始終未變，有些卻不知不覺地在歲月打磨下刻上了滄桑味道，而愈發生香。

4.

1985年，張國榮在紅館首次舉辦演唱會，並請陳百強做嘉賓。舞台上張的飛仔本性和陳的羞澀靦腆形成鮮明對比。張國榮故意挑逗陳百強，諷刺拍戲時自己常常受阻，對方一路暢達的事，說：「如果他演忠角，我便是奸角；我是李香琴，他就是余麗珍！」陳百強摸摸腦袋說「別讓我當余麗珍，因為她的頭一直飛來飛去。」隨後，張堅決要陳同自己合唱《喝采》，陳百強先是推辭，最後還是答應。

據翁靜晶回憶，其實開演唱會之前，有「高人」指點張國榮，既然都是紅人了，請陳百強到台上，有些話不能講，免得外人亂傳。張國榮依然我行我素，果不其然，媒體記者拿「李香琴和余麗珍」的橋段煽風點火。外界也漸漸認為陳、張二人已經絕交。

85年後的張國榮似乎也不願向媒體過多談起陳百強。那年的一次採訪中，記者問起陳百強他便立馬打斷記者：「我不希望他的名字出現在著篇稿子里。」為什麼呢？他冷靜下來，卻依然大膽地袒露心境：「我跟他只是hello goodbye friend，我們坐在一起沒什麼話題，只可以談時裝。平日跟朋友聊天，提到丹尼，他們也會輕輕帶過……」

這番說辭證明了85年後他和陳百強來往並不密切， 不過不情願提及可能是他接受採訪一時情緒化的態度，並不能完全精確地表達他和陳百強之間的複雜關係。1993年陳百強昏迷入院，張國榮因在北京拍戲，遲遲未前來，遭到輿論譴責。記者查小欣主動邀請張國榮一同去看陳百強，張國榮先提出看病不可驚動媒體的要求。查小欣擔心他沒買花，自己便買了一捧花。看到張國榮時卻發現他也買了一捧花。在病房裡，張國榮把臉湊在陳百強臉邊，很溫柔地說：「丹尼，Leslie來探你。」

持續昏迷幾個月的陳百強始終無反應。張國榮看了他很久，又看了看他邊的儀器。向特護問起了陳百強的狀況，又湊在陳百強的耳邊反覆叫著：「丹尼、丹尼、丹尼，Leslie啊！」儀器上的心跳指數依然不增不減。

查小欣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之前張國榮曾問我：「有報道說他的手腳萎縮了，是真的嗎？」我拿出丹尼的手來給他看皮光柔滑的，「哪有萎縮。」他：「還胖了。」問特護他是否胖了，他說：「是。」

張國榮說：「次日醒來，要減肥咯。」他盡量令氣氛輕鬆，他很關心丹尼的體重，問特護：「那他會否很胖。」「不會，他所吃的食物，全經由營養師計算卡路里，控制著他的體重，不致太肥。」再默默地看了一會兒，張國榮沉著聲音說：「要走了。」跟丹尼說了再見，一直走到升降機大堂，張國榮都沒作聲，手指卻緊張不安地相互摩擦著。長久，他才幽幽地說：「見到他這樣子，好心傷。」過了一陣子有重複：「好心傷，唉，點解（為什麼）要糟蹋自己？自己不愛自己，誰愛自己？他常常不開心，我常常開解他，但他聽不進去……」

後來，張國榮解開外衣，查小欣看到他裡面綁著一條紅腰帶，才知道他因為這一年命犯太歲，所以一直不敢輕易看病人。

1993年，陳百強因逐漸性腦衰竭去世，再過幾年張國榮復出歌壇，張復出歌壇後曲風大變，表演先鋒，挑逗禁慾。但據說張國榮的車上放的唱片永遠都是幾張80年代初的老唱片，車裡經常放著陳百強的《今宵多珍重》。坐他車的人往往感嘆：原來最叛逆的人往往骨子裡還是極其念舊的。

陳百強和張國榮都是性情中人，不喜歡在公眾面前賣弄他們的友誼，和當今社會一些明星被明星公司捆綁銷售為「好閨蜜」、「好哥們」，當眾炒作友情，背後互相捅刀不同，他們的友誼不是做給大家看的，是留給自己的。

世人津津樂道1985年的「李香琴和余麗珍之辯」，很少有人注意兩人的全程表現。他們相見便擁抱示好，唱到最後，兩個大男孩一同握緊拳頭，作出加油的動作，就像友誼的小船要起航了。而鍾保羅則全程坐在台下認真觀賞。陳百強下台時，張國榮還提醒燈光師：「給丹尼仔（陳百強的綽號）打個燈，別讓他摔跤了。」

5.

有人說張國榮和19世紀的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有太多相似之處，都出生在家世卓越的家庭，都有同性傾向，都在壯年去世，而且去世年齡都是46歲。更重要的是他們身上散發出無與倫比的唯美傾向，猶如從古希臘油畫中走出來的美少年。

張國榮的祖父是廣府大地主，其父親張活海來香港中環做洋服生意，被稱為「洋服大王」，生意紅火時一度門店擴展到一條街。希區·柯克、馬龍·白蘭度等國際名流都曾光顧過張活海的門店。 後來吊牌西服的推廣導致定製西服衰落，張活海的店被各類西服品牌店擠壓得只有一間。但是其「洋服大王」的稱號儼然成了老香港的一個文化標誌。童年時的張國榮經常幫爸爸給客戶送貨，在與這些西裝革履的典雅紳士的互動之中不知不覺得到了氣質熏陶。

見過張國榮的人總儘力去形容他的矜貴。編劇林奕華回憶起第一次見到張國榮的情形：「第一次看見張國榮是身穿某佛教中學校服的他……那時距離Leslie時代的來臨尚有一段日子但他早已是那習慣被看見的「張國榮」——我是說那大約只有十五歲的上學時，會把手臂搭在女同學膊上的一打籃球便會吸引大家走到走廊上，憑著圍欄，目不轉睛地看著和幻想著的「張國榮」。 」

編劇寧財神回憶起在KTV跟他的一面之交：「……他似乎早已習慣在那種場合（KTV）聽別人唱著他的歌，臉上始終是捉摸不透的微笑。一曲唱罷，他也跟著鼓掌，不發一言，只是微笑。後來我想，那種笑容，應該是塊盾牌，把所有人都擋在他的世界之外。他的快樂與憂傷，似乎與外面的世界毫無干係…… 「

但是張國榮還有率性可愛的一面，沖淡了他唯美傾向中的冷若冰霜。他和陳百強一樣始終像個孩子，渴望愛和認可。他喜歡在舞台上觀眾聊天，喜歡開玩笑挑逗歌迷，喜歡唱到一半突然停下來聽觀眾們激動的呼喚，一旦觀眾們跟著他歌聲互動得越激烈，他就越開心，一臉頓時綻放出毫無掩飾的笑容，20多歲是這樣，40多歲還是這樣。

電影和音樂都屬於藝術，而藝術活動需要創作者充分釋放蘊藏在現實層面之下的本我。所以優秀的演員或者歌手並不是拘謹地嚴守「模仿論」，而是在電影和音樂中以超驗的「我」體驗角色並進行抒情。這個角度上講，越是率真隨性的人越能夠成為優秀的演員和歌手。

在電影表演上，張國榮以一種審美化的姿態闡釋著其超現實特質，因其大膽、坦誠的演繹，使得他並沒有淪為導演的一枚棋子，而是在整個表演生涯中逐漸構築其表演體系。從《烈火青春》、《阿飛正傳》、到《東邪西毒》、《春光乍泄》，這些影片以各自的語態敘述著「放逐」和「迷失」，成為了他表演體系中的「浪子路線」。而從《金枝玉葉》中假借恐同身份敘述出櫃慾望，再到《霸王別姬》在戲中戲寄託男男虐戀、再到《色情男女》以短髮戀人暗示同性化傾向、最後在《春光乍泄》則徹底直接以同志浪子身份抒發情慾，這些構成了他表演生涯中的「酷兒路線」。

在音樂上，無論是80年代的「不羈情人」的偶像包裝，還是90年代的顛覆審美的異質表演，都在音樂領域中和電影表演的「浪子路線」、「酷兒路線」相互呼應。正如著名的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所言：「香港大部分歌手，唱歌都在唱別人寫給他的東西，但是張國榮唱的歌，你會覺得那真的是他在唱給你聽。是他在唱，是他的話。其實張國榮無論唱歌演戲，之所以打動人，不僅在歌詞或者角色本身，更是因為你能感覺到他在其中投注了異常真實的感情。我們為什麼懷念張國榮，是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演員，或者歌手向他那樣義無反顧地將演戲和唱歌視作一個發現自我，甚至自我救贖的媒介，並毫不掩飾地將那個自我展現在眾人面前。而我們聽著他的歌看著他的戲長大的人，也順理成章地在他的歌與戲裡，尋找自己，發現自己。」

率真可愛的性格不僅給予了他在演藝事業上充分開發超我的源動力和催化劑，也融入到他的生活中，成了一種待人以誠的品行。

王傑、趙文卓先後透露，自己作為新人在舞台上謝幕被其他藝人擠到後面去時，一旦張國榮在現場，就會把他們拉到台中心，為的是給新人們露面的機會。王傑說得更直接：「一旦別人欺負我的時候，他都會幫我說話，說『你怎麼能這樣，人家再怎麼講也是個歌手』他知道我很害羞，不好意思在人家面前講這個，他就主動打電話問我……」

張國榮1988年偷偷去聯合醫院探訪患絕症的粉絲聲仔，並長期和聲仔保持聯繫，直到聲仔去世的事，到2009年才被當年照顧聲仔的護士李妙蘭在醫院出版的紀念特輯《一起走過的35年》中透露出來，連院方都不知道這件事。

可嘆的是，張國榮的好人好事多是他去世後才被當事人或旁觀者講出來，這時候人們才知道這個舞台上的桀驁狂人，生活中居然如此善良動人。

中環三太子，某種程度上，張國榮是最開始混得最難堪，最不被看好的一個，卻到頭來走得最遠，爬得最高，活得最久。香港憑著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歷史身份也給了他一個充分表演的舞台，讓他用藝術挑戰權威。他一面享受著全香港人的寵愛，獲得至上的讚譽，卻又另一面被妖魔化，被人菲薄，到死後也不安寧。

在他生前最後一場演唱會上，流著淚說了很多肺腑之言，指責港媒傷害藝人，阻礙香港發展；呼籲世人學會愛惜自我；他還透露董幕節曾給了自己觸目驚心的八個字，他說這八個字是自己的命數：「待人以誠，人反相侮」，他接著說道：「永遠永遠用一個善的心，去對待所有的事，雖然未必會有回報。在這個娛樂圈裡待了這麼久，我已經看習慣了。And I don』t bloody care!我始終做回『我』！」

生前最後一次演唱會說了這麼多肺腑之言又流了那麼多淚，彷彿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一個不服輸的人，卻還是被命運給打敗了。

五、

2003年4月1，張國榮跳樓自殺的消息傳來，昔日銀屏搭檔翁靜晶驚詫不已。她在文中寫道：「似是玄之又玄，卻對張國榮歷年來的起起跌跌，不期然有這樣的嘆謂。當他尚是幼苗之時，他曾是多麼的堅忍、剛毅；當他成為參天大樹，竟然又是如此不堪一擊……」她不僅懷疑，生命到底是頑強還是脆弱，最後她感慨道：「生命是又頑強又脆弱！」

2012年張國榮大姐接受採訪時談及弟弟得抑鬱症的原因：在弟弟抑鬱症失控自殺後，一個叫Anderson的醫生給她寫了一封四頁長的信，告訴她張國榮的抑鬱症不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而是一種生理方面的抑鬱症（即內源性抑鬱症），是由大腦內部物質病變導致的。準確來講是多巴胺無法分泌，導致情緒低下。內源性抑鬱症靠吃藥治療，在情緒失控的同時，還伴隨著一系列生理病痛。陳淑芬曾形容張國榮：「他身心受盡煎熬。手抖、睡不著、流冷汗，病情發作起來時所有的筋痛得好像要把他的肉都撕開一樣……」

其實在醫學飛速發展的今天，抑鬱症的產生本質原因還有諸多未解之謎。在現時有限的醫學理論下，很難徹底說清張國榮患上抑鬱症最本質的原因是什麼，但是一個事實是，他最後的選擇並不能真正意義上算是他自己的選擇。

不僅張國榮的自殺不可武斷地定義為「自我選擇」，如今的我們從殘存的資料中以間接方式再看陳百強到鍾保羅，又怎能全然武斷地將他們的死因定義為「自作孽」？一個人的先天體質、童年創傷、以及外在的社會輿論和壓力都在無形中對他的人格形成和人生選擇有著重要影響。

但是中環三太子的故事，像一個清新治癒外衣下的荒誕劇，三個不同性格的被明星公司統一包裝成青春偶像的少年，都有著常人難以擁有的風光 ，他們身上包含著明星工業的造夢的機制。同樣《失業生》作為一部青春片，和大部分青春片的主題一樣，都包含著對青春無悔的禮讚，進而去抵抗和沖淡現實社會的物慾橫流。但是以年輕人為消費對象的「青春偶像+青春片」產品，其內核卻是物慾橫流的資本主義工業體系的一部分。然而另一方面，三個男孩們的率真樸素的性格，以及影片中對純愛和夢想的描寫，又使其超脫於虛偽造作的娛樂工業之外。

流轉於戲里戲外，以宏觀角度審視中環三太子們整個人生，像一種歷史和非歷史、似夢非夢的互文方式，闡述了人生的黑色幽默。現實生活中的他們因不同的性格，各自走了三種不同的人生道路，最後卻無一例外地走上絕路，彷彿一首首「一生不可自決」的悲歌。

翻閱80年代的報紙，看到一則1982年的舊聞，標題為「張國榮有意演而優則導」，文中記錄道：「張國榮演而優則導，有心在將來當一個導演，並邀請賈思樂、露雲娜、陳百強、鍾保羅出演，其中要讓鍾保羅當主角。鍾保羅為此大讚張大導演聰明，並表示對他絕對看好。」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不知道陳、鍾二人作別這個世界之前，有無念起昔日參演老友影片的約定，但是這位做了二十餘年導演夢的老友，去世前做的最後一項大型工作就是籌備導演處女作，卻屢屢碰壁，後來抑鬱病來如山倒，身心徹底崩潰，終成遺憾。鍾保羅的葬禮上，陳百強、張國榮為他送行；陳百強的葬禮上，張國榮為陳百強送行；張國榮的葬禮上，陳百強的粉絲代偶像給故交送行。在這場一輪輪的送別故人的儀式中，那箇舊時代看似漸行漸遠。可是他們的故事在今人們一代接著一代的流傳敘述中，又「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地似乎還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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