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為了被斬首而生長的頭顱—《鋼琴家》

漢娜·阿倫特曾經對極權主義有過精準評價：「它意味著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攝在一個囊括一切的統治過程之內。」現代技術的發展支撐了極權主義的飛速膨脹，沒有現代的技術爆炸，極權不可能延伸到每一個個人和角落，而且還是由現代政治特有的意識形態嗜好而產生並且將其合法化的。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里,對人的非政治生活進行政治統治，社會秩序完全由政治權利來達成，個人無任何私人空間和隱私可言。

這種嗜好在法國大革命初期已經露面，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是一種更明顯的體現。

歷史上的波蘭曾經是強國。領土面積從俄羅斯的斯摩棱斯克一直到達德國中部，但隨後衰落了，被俄普奧三國瓜分。一戰之後復國，國內百廢待興，但波蘭政府選擇了擴張，1920年，波蘭政府主動挑起了和蘇聯的戰爭，攻打蘇聯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地區，甚至一度佔領了基輔。兩方僵持不下，最終在英國的斡旋下停戰，蘇聯簽訂了「里加條約」。

波蘭政府在國內的反猶太，反共產黨的態度與法西斯基本無異。1924年，波蘭與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條約，但1933又在德國的利誘之下籤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這一行為無異傷害了同英法，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推動了「綏靖政策」的實行。

二戰初期，蘇聯曾與德國一起進攻波蘭，蘇聯當時已經料想到二戰不可避免，且終有一天俄國要進攻蘇聯，意圖在波蘭謀取一處戰略縱深緩衝區，從而在二戰時能夠拖延德軍的進攻。

二戰期間，希特勒本無意吞併波蘭，提出了「但澤走廊」計劃，並答應在戰後將用烏克蘭來換取這片土地，波蘭拒絕了希特勒的計劃，試圖回歸到英法同盟，簽訂了一系列同盟條約。

此舉動不但沒有消除英法對於波蘭的戒心，而且徹底激怒了納粹德國。

1939年，德國對蘇聯發動了閃電戰。

1940年秋天，法西斯在華沙建立猶太人居住區，驅趕猶太人前往居住區內，強制勞動，以允許隨意走動，只提供勉強維持生存的食物，到1941年，共有163623名猶太人生活在3.8平方公里的區域內。

電影中有一幕，席皮爾曼全家人圍在收音機旁，廣播里說英法將對德宣戰，波蘭不再是孤軍奮鬥了，他們激動地擁抱在一起，以為將被拯救。

之後的屠殺比電影里演出的更讓人齒寒。二戰之前波蘭是世界上猶太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區，達到300萬以上，占波蘭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在猶太大屠殺期間，只有十二分之一的人逃過此劫，席皮爾曼不能不說是極幸運者。

二戰電影一直都自成熱點，且總是能夠包攬學院派獎項，像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名單》，拿到了1994年奧斯卡的12項提名，《拯救大兵瑞恩》拿到了1999年奧斯卡11項提名，2008年《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圍繞奧斯維辛集中營展開故事，直達去年，梅爾·吉布森導演的《血戰鋼鋸嶺》受到電影業內業外一致好評。

電影中的席皮爾曼始終讓人有一種清醒的剋制感，或許是因為波蘭斯基一貫的拍攝風格，以及阿德里安的極佳演技，整部電影一直保持著緊繃但不造作的質感。雖然充斥著大量的飢餓、死亡和睏倦，導演和演員都不曾刻意放大情節。這並非易事，導演波蘭斯基曾經作為猶太人備受二戰的苦難，電影中一些片段直接借鑒了導演的經歷。沒有對於極權主義的強烈批判，沒有個人英雄主義，席皮爾曼只能接受德國軍官的幫助才能生存，沒有批判意識形態和民族劣根性，波蘭斯基的經歷僅作為材料增加了電影的深度。電影的配樂由音樂家沃伊切赫·基拉爾執導，電影《驚情四百年》、《楚門的世界》、《國王與小鳥》，管弦樂《出埃及記》都出自其手。

席皮爾曼為了家人能購買食物，賤賣掉自己的鋼琴，也只是淺談的說一句：「你拖走吧。」被猶太警察拖出前往集中營的隊伍，與家人分離，被朋友藏進牆壁里，在公寓里高燒著發抖，踉蹌著抱起一罐罐頭，席皮爾曼狼狽骯髒，所有的體面都被兌換了活下去的籌碼，但他未喪失尊嚴。席皮爾曼勇於承認自己是猶太人，就像勇於承認自己是鋼琴家。

他被朋友和陌生人幫助，再次遇見自己心愛的女子時，對方已經懷孕，生活說不上富足但安定，席皮爾曼開口說話，也只是感謝對方的好意，然後請求一片麵包。他睡在她的沙發上，第二天聽見她拉大提琴的聲音，他走到房間門口看著她穿著睡衣，自然而然的拉琴。

回想在那所公寓里的空彈，他手指懸空，眼睛裡已經不是之前的清澈。再到德國軍官面前的哪次彈琴，席皮爾曼顫抖著，因為飢餓，或許是別的類似於那首曲子般的情感。

在那些時候猶太人會想什麼，女人捂死了自己的嬰兒也未能躲過搜查，在輪椅上的老人被從窗檯扔向地面，納粹軍官隨意點出幾人趴在地上射殺，他們會想些什麼，電影中有一個老人對席皮爾曼說：「我不再相信上帝了。」

在那些空房子，席皮爾曼會想些什麼，他沒有人可以交流，沒有消遣，沒有食物，沒有鋼琴，窗外那些人都想要殺死彼此。他要怎麼消磨掉一天中大段大段的寒冷和空白。戰爭結束之後，席皮爾曼出版了自傳體回憶錄《城市之死》，每個人都驚嘆於此人的記憶力之精準，但我以為，那些片段和人名，已經在那些空白里被他打磨得不可逼視。

當他毛髮髒亂躲藏在閣樓的門後時，恍若受難的耶穌。

蘇聯政府於1945年9 月17 日向波蘭駐莫斯科大使遞交了一份照會。照會指出，鑒於既成局面，蘇聯政府已向部隊下達了越過邊境前往保護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命令。同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發表廣播演說：「波蘭領土被占，政府瓦解，實足以危及蘇聯政府。鑒於比種混亂情況，東部之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少數民族勢亦將被危及，因此紅軍業已奉到命令，開入波蘭，保護上述少數民族。」9月下旬，蘇、德兩國政府經過磋商達成協議，雙方佔領的範圍，大約劃定以那累夫河——維斯瓦河——桑河一線為界。

但波蘭斯基的冷峻並沒有在此處結束，電影最後寫著：「那位幫助過席皮爾曼的軍官名叫威廉·霍森菲爾 ，僅知他於1952年死於俄國的戰俘營」。

歷史的冷峻也並沒有。

阿摩司·奧茲曾在一次訪問中提到，猶太民族天生沒有安全感，那種無依無靠獨一無二，沒有自己的國家，流散，整個民族都在流散，不斷地被上一處驅逐，再不斷地前往下一處，輪迴不盡，任何民族都無法體會這種感情。

從理性上來說，猶太人的漂泊感和鄉愁中的「鄉」已經不存在了，就算建立起猶太國家，他們也不屬於那裡。種族已經接受歷史重塑，國家也是，一切都改變了，不可能兩次跨進同一條河流，這是基本的概念。但說到猶太民族的感情和文化出走，是他們自己在變，逝去的不可挽回。只能從內生出一種依附感，即便沒有實際的參照，只是一種情感，別的什麼都不是。

「戰爭結束之後你要做什麼？」

「我會再繼續彈鋼琴。」

「告訴我你的名字，我會聽你演奏的。」

「席皮爾曼。」

「席皮爾曼。這對鋼琴家來說是個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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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公眾號南水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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