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前的政治經濟學的哲學觀點

當我們關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生成和變化過程時，我們常常注意到，馬克思之前的早期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對馬克思產生的重大影響。除開經濟學理論的具體影響外，我們也不應該忽略早期政治經濟學理論背後的哲學背景，畢竟，馬克思對這些古典經濟學家的臧否中深入到了研究背後的哲學假設和方法論的層面，而這些思想中的一部分，對於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過程中進行的哲學革命也有很大影響。

我們首先來關注威廉·配第。威廉·配第不僅是一位政治經濟學家,也是一位統計學家,他活躍於古典統計學的初期,運用算術方法研究社會經濟問題,廣泛地應用統計數字來分析社會經濟現象。配第開創了政治算術學派，其多採用統計學方法的研究方式和多用文字描述的國勢學派有著明顯的不同。這種研究的方法論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關於自然世界的實證調查，用配第的話說，就是研究「數，重量和數量」。在演繹和對數學的青睞上，配第又極大地受到霍布斯的影響。我們可以確信的是，在以配第為代表的當時一批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在哲學上確以英國的經驗論的唯物主義為前提。

但同時是，根據謝爾本總結的《政治算術》的研究對象中，既有「土地、人口、建築物的數量的數量和價值」等直觀自然對象，也有農業，手工業，貿易相關數值等社會生活中的直觀感性實體，還有人口的價值，國家的財富等社會經濟現象中包含一些主觀因素的部分。由於政治算術的目的使國家富強，這就使得配第不得不從可見的直觀出發去抽象出看不見的社會關係。在於而英國的經濟學家麥克庫洛赫在這點上也有相似之處，他把文化，法律，人的本質之類等無形的內容也放入觀察對象之中。這個意義上講，早期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中可能蘊含著比英國的經驗論內涵更多的東西。

之後，我們把目光轉向亞當斯密。斯密在國富論的研究的方法論中，展現出了雙重邏輯。一方面，亞當斯密採取抽象法總體上把握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他從價值概念出發，探究分工、利潤、地租等概念的本質。另一方面，他使用現象描述法描摹資本主義經濟的外部形象和變化。

有趣的是，在斯密研究過程中，有著兩種方法論意義上的思維特質。其一是歷史性維度。總體上說，斯密的研究是靜態的，但在研究市民社會的起源和發展等問題上，確實採取了一種歷史性維度的思維範式。在這種思想下，斯密開展了對經濟因素和政治、道德因素的關係的研究。這種歷史性的思考，某種程度上和斯密的其他理論顯得有點格格不入，它也許隱性的成為了未來理論的前奏。

其二則是社會性維度。斯密對於倫理學非常的重視，這點從他自己相比《國富論》，更看重《道德情操論》可見一斑。這樣一來，「社會」，作為亞當斯密的研究對象，不是直觀的社會現象簡單的總和，而是由人與人的倫理關係構成的有機體。由此，在《國富論》中斯密就從人與人的關係層面思考經濟問題。比如，國富論一開篇，斯密指出分工是勞動生產力提升的最重要因素，並進一步討論分工產生的影響，和交換的意義。可見，斯密確實是以分工和交換構成的社會性思維範式來研究經濟問題的，雖然這種認識還很有局限性，更多著眼於人與人之間直接的勞動交換關係。

此外，亞當斯密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說法，「看不見的手」，這個立論按照張一兵的說法是「第一次在現代社會經濟過程中確立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經濟結構和客觀規律」。

如果說斯密是在「以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的眼光看待事物」為主調的方法論下，不自覺的隱含著探究深入資產階級經濟制度內在聯繫的抽象邏輯的話，那麼李嘉圖則是基於後一種邏輯發展出了真正的科學抽象的方法。李嘉圖非常清晰的把現象和本質分開，並且把本質視為不變的，以一種量化的形式去尋求他。由此，李嘉圖把握住了大工業時代現代生活的本質——物化和客觀化的生產關係。這一過程完成了由人到生產關係的轉化，並且把生產力的發展作為第一尺度。

我們看到，在李嘉圖這裡，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已經成熟，而他也真正意義上察覺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邏輯終於在李嘉圖這裡達到頂峰。在這種情況下，李嘉圖之前的政治經濟學家們的階級局限性，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為人類社會生產的永恆的天然形式所產生出的種種弊病，也前所未有的清晰暴露了出來。這將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起點。

總的來看，自配第始，到李嘉圖到達高峰，早期政治經濟學確實埋藏著社會唯物主義的暗線。首先，早期的政治經濟學確立了某種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經濟決定論。同時社會生產逐漸被當作社會生活的基礎，而這使得政治經濟學中開始逐漸出現了一部分具有歷史性和具體性的研究。這正是社會唯物主義作為早期政治經濟學學發展的隱性哲學邏輯的發展。而在它的末端，全面進入李嘉圖經濟視域的馬克思終於開始反思原有的哲學思路，這是馬克思哲學革命的一個重要開端，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啟航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