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地震有關的事兒

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生活的北方小城第一次經歷地震。雖然只有5.4級，但從大人到小孩，每個人都慌了神。我姥爺是家裡最年長的人，當時已經六十多歲，大家驚奇地發現，在地震這件事的應對上，連他的人生經驗都是零，也就更別說我的父母和叔叔阿姨們了。換而言之，面對地震這個「新生事物」，當年我們所有人的認知都和小學二年級的我一樣，在同一起跑線上。

再誇張一點，可能當年那座城市裡的所有人，也差不多都是如此。

地震發生之後，人最先失去的是對房子的信任，哪怕這是自己一磚一瓦蓋起來的。亦或者，正是因為是自己一磚一瓦蓋起來的，所以才不值得信任。床當然是不能再睡了，我們一家在我姥爺的率領下，在大鐵床的下面鋪起了被褥，一住就是大半年。這用意再明顯不過：如果房子塌了，大鐵床還能擋一下子。我現在也不明白，為什麼連自己的房子都不信任的我們，卻如此信任一張大鐵床。

面對未知，人人都展開奇思妙想。一位鄰居從街道領了一個地震棚，搭在了土坯房的房頂上。如果說我們家走的是「蜷縮路線」，那麼他走的應該叫「昂揚路線」，這個行為在今天看，是可以和「葛宇路」事件一樣列入年度行為藝術的。仔細回味他的行為，乍看上去是不信任房子，所以搬到房子外面，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似乎又證明他非常信任自己的房子，所以住到房子的頂上。情感衝突激烈，藝術張力爆棚。

對於這一藝術行為，他自己的解釋有兩種，第一種是「登高望遠」，地震來了能瞧得見，但他並沒有說瞧見了又能怎樣的問題；第二種解釋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如果廣播電台播報了關於地震的消息，他能比在地面上的我們先收到。

和預料中一樣，他的行為受到了所有人的嘲笑，人們都盼著等地震來了，看他坐一回「土飛機」。我卻覺得，他可能真的是個人才，也許他仔細評估過被房子埋在下面和從房頂掉下來哪一個結果更容易承受，最終，扛摔的屁股戰勝了脆弱的腦門。

可是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機會檢測是「蜷縮路線」正確，還是「昂揚路線」正確，地震再也沒有光顧過，大家都白忙活一場。差不多過了半年，我們一家從大鐵床底下鑽出來，結束了短暫的穴居生活，住在房頂的鄰居也搬回了家。等我再次經歷像模像樣的地震，已是2008年到成都以後了。

我到成都的時候，汶川地震剛剛過去三個月，雖然許多房屋看上去偶有裂痕，但除此之外，已無法從人們的表情中判斷出他們剛剛經歷過怎樣一場災難。麻將照打，火鍋照吃，這座城市展現出極強的自愈能力。

《舌尖上的中國》的導演陳曉卿幾天前在節目中提到一個故事：在汶川地震剛發生的時候，他的一位朋友知道他也在成都，於是給他打電話，請陳曉卿帶他出去吃點東西，因為在高層酒店住著實在太害怕。陳曉卿說，這恐怕不太好，此刻正是舉國悲痛的時候，出去享用美食，怕是有點政治不正確。最後，陳曉卿決定從郊區趕到朋友在市中心的酒店陪他，結果沒想到在路過「老媽蹄花總店」的時候，看到那裡滿滿當當都是吃夜宵的人。

「他們太熱愛生活了。」陳曉卿說。

等我有機會親自見識成都人的自愈能力，是2013年雅安地震的時候。雅安地震是早上八點，被晃醒之後我便急忙出門，剛走出小區，就看到廣場上的大媽搖著扇子，秩序井然地在跳舞，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此時，距離地震過去不到20分鐘，我尚在驚懼之下，她們卻早已閑庭信步了。

其實，剛剛提到的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地震的非受難者。地震於我們而言，只是大地的一哆嗦，沒有人有財產損失，更沒有人受傷甚至失去親人。真正的受難者所遭遇的不可名狀的悲苦，是以上故事中的滑稽或輕鬆無法平復的。可從整體數量上看，受難者是少數，非受難者是多數，大地震對非受難者來說，也是一面鏡子。

村上春樹曾經寫過一本小書，名字叫《神的孩子全跳舞》，就是把視野投向了神戶大地震之後的非受難者們。神戶大地震發生在人口極度稠密的神戶市區，時間是清晨5點46分，震級7.2級。瞬息之間，三十萬人無家可歸，超過6400人死亡，日本媒體評價：狀況與剛剛戰敗時無異。

在村上筆下，非受難者雖然在大地震中沒有遭受損失，但大地震卻為他們的生活投下了巨大陰影，甚至改變著他們的命運走向。全書一共六篇短篇小說，基本都是發生在1995年2月，也就是神戶大地震之後一個月的事情。《UFO飛落釧路》中，妻子不吃不喝看了五天大地震的相關報道之後，突然給丈夫留下一張「再也不想回這裡」的字條消失不見；《有熨斗的風景》中，男主人公三宅遠離家庭來到海邊小鎮，哪怕有妻子和兩個孩子在神戶也表示與自己無關，在海邊篝火旁，三宅與同樣認為自己是一個「空殼」的年輕女孩順子在意念中相依而亡。

顯然，村上春樹認為，神戶大地震對日本民眾的精神摧毀是空前的。他自己也曾說，「1995年初發生的兩起事件，是改變戰後日本歷史流程（或強有力表明其流向）的事件。這兩起事件顯示我們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堅固和安全的了。」其中，第一件事指的就是神戶大地震，第二件事，指的奧姆真理教策劃的地鐵沙林毒氣事件。

把前文所有的事件聯繫起來，我小時候的地震、成都的地震和日本神戶的地震，對我們這些非受難者的影響好像截然不同。小時候，周圍人在混亂中表現出的是一種本能的求生意志，而到了成都，人們選擇用插科打諢快速遺忘，唯獨在日本神戶，人們陷入了對死亡突然降臨後的空虛和無力中，久久不能走出。

決定人們反應的，恰恰是許多人不屑一顧的文化問題。

小時候生活的北方小城，雖然是城市，但城市化程度很低，普遍流行的還是農村文化。農村文化的特點簡單直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禾苗幹了就澆水，禾苗生病了就施肥，禾苗瀕死就一定要試試搶救，這種莊稼理論某種程度也延續到人的生活中，我們在地震面前的表現，就是拿自己當了遭遇危機的禾苗。

成都是文化名城，雖然這裡有杜甫草堂，但從精神氣質上，成都人更像「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李白。只要人還在，就要及時行樂，不可被愁緒綁縛，是大多數成都人的精神寫照。若說中國有喜感文化，那麼成都是繞不過去的一座代表城市。

至於日本，我印象中的日本人，普遍有極強的危機感。在生活中，他們謹小慎微，在民族上，就會不免擔心小國的生存問題。一個本就有些愁雲密布的民族當遭遇強大到無法抗衡的毀滅性力量時，走向絕望幾乎就是順水推舟。「再如何奮鬥，能抵得過核彈嗎？」「抵得過核彈，抵得過大地震嗎？」對日本人來說，這恐怕都是無解題。

人在自然力量面前，無論什麼地區民族，抵抗力都相差無幾，我們的血肉之軀只能承受一點點自然神威。但是，從災難生還之後如何自處，人和人之間卻可以表現出大差異。

本文寫就時，九寨溝地震剛剛過去三十小時，願每個人都能妥洽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