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星:死成網紅後,我的事情終於有人管了!

大學生的命,正變得越來越不值錢!

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在收容所被毆致死,此後已經實行了20年的收容制度被廢除,暫住證制度改革。

2016年4月,大學生魏則西因被虛假醫療廣告誤導死於莆田系醫院之手,此後國家網信辦會同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衛生計生委成立聯合調查組進駐百度,最終百度裁撤醫療事業部。

2016年8月,大學生徐玉玉因被電信詐騙9000元內疚而死,此後國家有關部門加強了對電信的實名制督查檢查。

不出事就沒人關注,不死人就不能解決問題!這無疑是一種對社會缺乏科學管理現狀的描述,但至少還存在一條底線即:出了事還有有人看,死人了人還能解決問題。

但現在,這個似乎連這個底線都要守不住了。

今年23歲的李文星出生於山東德州的一個農村家庭,去年剛從東北大學的資源勘查工程專業畢業。

2017年5月15日,李文星通過BOSS直聘APP與「北京科藍」公司人事部薛婷婷取得聯繫。5天後,他離開北京住所,前往位於天津的公司報到,逐漸和家人、朋友減少聯繫。

2017年7月14日,李文星的遺體,在天津市靜海區一處水坑內被發現。7月22日,警方送檢後的屍體火化,李文星叔叔「用雙肩包把孩子骨灰背回山東德州」。

李文星家人在社交網路上留下悲憤欲絕的三句話:孩子沒了,虛假招聘,無人援手。

如果不是教育類媒體芥末堆從社交網站上發現了他的家人,發現了他的故事,燃成了今天的星火燎原,那麼他今天的死亡就將無足輕重,彷彿只是一粒塵埃被從地球上抹去了。

李文星,一個即將步入社會的大學生,一個家庭中唯一的大學生,全家人的希望與驕傲……如今卻死的如此卑微,難怪六神磊磊不禁感嘆到:死都不行,還要死成網紅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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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是成了網紅,就一定能解決問題呢?認真看了看,發現情況未必如此:

有人說,李文星事件,問題出在Boss直聘身上,是平台疏忽了監管,將招聘者的身份審核不嚴,導致了這場悲劇。

Boss直聘說:這不怪我啊,我只是個信息中介平台,要怪萬惡的傳銷;我已經修改了平台的認證規則以後不會再犯了。

又有人說,李文星事件,問題出在萬惡的傳銷組織身上,是他們為了牟利限制人生自由,為迫害錢財,最終導致了這場悲劇。

傳銷組織說:我也不想啊,能做好人誰願意做壞人啊,我們只是想生活的好一點,要怪就怪社會讓我們沒有正當的辦法賺錢,只要這個社會還有這麼多生活與底層的人又無路可走的人,傳銷就不會滅絕。

還有人說,李文星事件,問題出在媒體無能與政府缺位上了,是他們縱容了傳銷組織的存在,沒能維護社會的秩序,最終導致了這場悲劇。

媒體及政府說:呵呵,怪我咯?

但這麼轉了一圈之後,你發現每一個人都不是全部責任的載體,你也很難說清楚:具體哪個機構里的哪個人應該為大學生李文星之死負上全部責任。

進而你也不知道,我們究竟有什麼辦法可以真正防治下一個李文星的出現:

平台改進監管制度?Boss直聘剛上線企業認證制度,就有人上淘寶53塊錢買來一個企業賬號,輕鬆繞過所有監管;

傳銷組織棄惡從良?呵呵,這裡不是小說頻道;

媒體呼籲?事件出來了以後,已經出了那麼多的10w+和404,還要如何呼籲?

政府整改?整誰?招聘平台嗎?改誰?傳銷團伙嗎?哪一個又能是一年半載能處理好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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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事就沒人關注,不死人就不能解決問題!

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頭疼醫頭,腳痛醫腳,每一件事都要積壓到非處理不可時才來處理,結局只會是這樣的事情越來越多,最後慢慢真疼也不管用了。

以BOSS直聘為例,它的這個平台監管漏洞從它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2015年它沒有造成什麼影響,2016年引發了幾次詐騙,但沒有引發關注;到2017年年中,一個生命消失了。

Boss直聘,從出身到出事只用了3年,所有可能出現問題的風險都被以保增長的名義所忽略了,在一個又一個偏向增長而非安全的選項之後,安全問題終於陡然爆炸!

李文星事件的發生,對BOSS直聘帶來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但在這個時候,即使創始人想要重新選擇已經沒有回頭的可能了。

在《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知的未來》一書中,作者湯姆·彼得斯討論過一個問題,假如 FAA 提前要求民航飛機都安裝防暴艙門,是否能夠防止 911 事件的發生?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個提案並不會得到支持,反而會受到來自航空公司的阻力,考慮到成本、載重等等因素。

在911的問題上,美國人和我們面對了同樣的處境,也做了相似的選擇:面對必然的增長,和偶然的風險,選擇增長是更普遍的選擇——於是,有了911.

但在911以後,痛定思痛的美國人已經懂得如何重新做這道選題了,而李文星事件是否有機會成為中國網路招聘界的911呢?我們目前不得而知。

相比於無限的探討這個社會有多麼黑暗,傳銷組織有多麼邪惡,倪叔認為:重新關注當下那些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問題,或許更為重要!

想想看現在的大學生面臨的是多麼嚴峻的生存環境:入學前有電信詐騙,入學後還有醫療廣告,裸條,高利貸,畢業後有傳銷,現在針對大學生的互聯網犯罪,真是從搖籃到墳墓,全覆蓋無死角。

每一大學生,能好好活到現在,真是都要感謝胡建人的不殺之恩!

隨著我們生活日益的被互聯網化,今天我們在使用的很多新互聯網服務,無論是一對一招聘,打車還是外賣都距離人們的生活更近,也比早年的網上購物,看新聞,看視頻更容易造成不可逆的社會傷害。

如果我們會做的依然只是:出了事情才來關注,死了人才來解決的話,那麼下一個大學生之死的發生就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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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倪叔短暫的30年生命里,在有印象的記憶中,這已經是第5次遇上標杆性的「大學生之死」事件了。

每次的大學生之死都關聯著藏著複雜的社會問題與焦灼的社會情緒,但往往我們的討論與我們的處理方式一樣,都只圍繞於事件最表層的衝突與矛盾。

在這次的李文星事件當中,好奇心日報的一篇《李文星的悲劇,是互聯網公司增長模式出了問題 》雖然話題並不討喜,但竊以為是反思程度頗高的一篇作品。

或許會有人問:好奇心日報你為什麼揪著Boss直聘不放,揪著互聯網不放,為何不聲討萬惡的傳銷組織,為何不聲討無能的媒體與缺位的政府。

倪叔竊以為:追問的意義在於在接受現狀的情況下,找尋改進的方法,面對共同的困境,有一種態度是別人改進了,我才改進;而另一種態度是:看到了問題,我先改進這樣才能帶動他人改進。

在中國過去20年發展的過程中,互聯網是高度獲取社會關注及資金支持的高增長行業,好奇心日報向互聯網同仁喊話的意義也在於:如果連要依靠良好的網路環境來經營我們事業的互聯網人都不願意做向前一步的人,那麼我們這個社會指望誰能成為那個主動改進的人呢?是利益熏心的傳銷頭目還是永遠要為所有事情負責的政府呢?

倪叔知道這些話聽並不好聽,也沒有多少人愛聽,微信朋友圈沒有情緒共鳴就沒有轉發,但倪叔只是希望簡簡單單把事情說清,畢竟以一個人的死亡為契機來獲取流量與粉絲,這樣的人血饅頭不沾也罷。

在我看來對這個世界最冷漠的做法就是:等他死了,我們寫成10萬+,讓你們在朋友圈裡轉發,然後一起把這件事徹底忘掉,彷彿從來不曾發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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