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身的政治

隨著醫學和生命科學的發展，21世紀的我們是誰？我們生存其中的社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生命本身的政治》一書拋出了這一發問。作者尼古拉斯·羅斯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他從生物醫學的發展出發，討論了人類生命與生物技術普遍政治化的狀況。

• 何謂生命政治？

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提出了一種雙重的圖解，以說明「生命權力」：一方面是致力於人體的身體解剖學，試圖充分利用個體的力量，使其融入高效的體系之中；另一方面是集中於人口的生命政治學，試圖充分發揮一個族群的力量，從出生、發病、死亡率、壽命等方面進行監管和控制。在福柯的意義上，生命政治實質上是要以最少的經濟、政治成本，獲得最大的治理效果，遵循的是效率最大化的功利主義邏輯。具體地說，生命政治，就是調節和管理生命的積極權力，微觀層面上保障公民個體生命的安全、勞動力的充足，宏觀層面上則是促進和優化社會與人口再生產的機制。

生命權力不僅僅考慮細節層面上的個體，而且要通過宏觀的機制來調節作為總體的人口。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安全、領土與人口》中，福柯將「人口」置於治理術的範疇中進行討論，認為新的治理藝術不再確保對於領土的治理，而是改變為對人口的治理，最終的治理目標就是人口的福利——提高健康質量、延長平均壽命等等。「人口不再僅僅是表明統治者力量的標誌，而且是國家和統治者力量的源泉」（注一），對人口治理的有效與否，將直接決定國家的統治是否鞏固、國家的綜合實力與地位是否提高。

• 21世紀的醫學變化

福柯在《臨床醫學的誕生》（1973）中分析了疾病和醫學如何在個體身體上佔據一席之地，讓我們了解到19世紀初對醫學知識的認識論與技術重構，是通過眾多與醫學相距甚遠的方面相互交織而產生的，例如援助法律與援助實踐的變化、針對發病率與死亡率的新型數據統計、屍體解剖等等。不過援引福柯的重點在於，一直到20世紀前半期，臨床醫學凝視的對象依舊是「身體本身」。到了21世紀，不斷提高的生物醫學技術——遺傳篩查、基因工程、器官移植、精神藥物等——都將引發關於「生命」的嶄新可能性，而潛在的新興生命形式也必定產生不同於以往的一系列變化。

在《生命本身的政治》一書作者尼古拉斯·羅斯看來，當代人類對生命的認識已經經歷了一種階躍變化，我們操縱自己的生命力、發育、新陳代謝、器官和大腦的能力出現了質的增強。傳統認識中，我們認知自己身體的方式，往往聯繫到肢體、器官、組織、血液這些「克分子」的層面上——正如臨床醫學在19世紀作為焦點的、可被凝視的被解剖的軀體。然而，在醫學的可視化技術發展之後（如X射線、腦電圖、核磁共振成像掃描、DNA序列基因被視覺化等等），我們的身體已經可以在「分子」層面上被凝視，人類生命也被認為是一系列可理解的分子實體之間的生命機制。基於「分子」的醫學研究，已經在以下幾個領域超越了傳統醫學的「治療」：第一，優生——如產前診斷、胚胎選擇、藥物矯正；第二，運動能力；第三，抗衰老；第四，改善情緒——改善記憶、藥物抗抑鬱等。最重要的兩個嶄新的醫學觀念是「易感性」和「增強」，前者旨在預防，介入尚未有明顯癥狀的現有狀態以預防疾病風險；後者旨在增強我們的身心機能，尤其是情緒增強和認知增強。「易感性」和「增強」聽上去似乎與傳統養生學類似，但已不再是經驗的而是經過生物醫學技術實證的，不再是克分子的而是分子式的醫學治療目標。

同時，醫學管轄的範圍持續擴張——逐漸延伸到了傳統的病害之外，控制慢性病、管理生殖、評控風險、改善健康，從營養品銷售到高端精密醫療器械，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都訴諸醫學權威的建議。尼古拉斯·羅斯認為，醫生和藥物治療的不再僅僅是疾病，而是幾乎可以被無限擴大和塑造的風險帝國。儘管公共健康醫學一直以來都致力於預防疾病和促進健康，但是這些以「治療風險」為名針對個體的醫藥實踐，以及對身體變化進行預防性的長期介入，已經成為21世紀生命政治的最為重要的方面之一。

而一種建立在跨國資本基礎上的，侵略性的生物醫藥資本主義，也在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影響著與醫藥無關的道德和政治領域。在20世紀末，醫學研究中有一種「10/90差距」的現象：全世界只有10%的經費（約3億美元）被用於90%的世界健康問題。而到了21世紀初，根據《無國界醫生》的統計，這一資源分配的佔比已經下降到了不到4%（約35億美元），而剩餘96%的經費（約1000億美元）被用於10%的世界健康問題，如抑鬱症或中樞神經系統紊亂等。這是因為，治療這10%健康問題的藥物進入市場的機會比其餘藥物要高出13倍。

• 幾個疑問：主體性、身份與權力

女性主義者宣告「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自我」時，將身體作為了政治行動中的重要一環，必須將自然有機體式的身體從異化狀態中贖救，由自己來維護自己的身體。正如唐娜·哈拉維所預示的賽博格式女性主義一樣（注二），21世紀生物醫學技術的新語境產生了新興的生命形式，我們的個體與集體身份，我們的責任與義務，我們與世界的關係等問題，也許可以從下述幾個方面重新思考和回答。

第一，生物資本的「健康」營銷。生物學或醫學想要在分子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必然需要巨額投資，大量的投資如今不再來源於政府公共支出，而是來自私企的風險投資；生物醫學技術也在某種意義上符合資本化的需要和商業利益：生物經濟的交換循環，以獲得生物過程中的潛在價值為其組織原則，這種潛在價值同時還是人類健康和經濟增長的價值。「生物資本」這一術語，變得日益常規化，與生物技術產業革命相聯繫，與跨國資本主義環路相融合，以便調動和聯合多樣的資源。

以前，推行生命政治策略往往是通過改變生活方式、運用醫學介入治癒病變，而現在人們往往是以消費者的身份，通過各種市場和消費文化產生的慾望來介入治療和改變自己的身體。這一轉變可以簡稱為「從標準化醫療到定製健康」。前者的時代可以被稱作優生學時代，那時生命的異常狀態是對國家經濟的一種消耗，因為公共財政必須資助非健康的生命；但人人都願意「定製健康」的今天，生命病變卻是創造私人利潤和讓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潛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生物醫學技術「發明」了一系列疾病。在全民追求的「健康」之中，控制心靈的精神治療技術和製藥技術促使個體不斷地評估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狀態，促使個體以醫學保健的方式理解自己、求助於市場上的藥物，來恢復和塑造那個「想像的」自我。

第二，生物醫學在身份實踐中越來越重要，新技術從各個層面介入人體（外表層面的整容到分子層面的基因療法），但並非所有人都擁有平等的生物公民身份。

在19和20世紀，公民身份除了文化與語言的構成因素，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從生物學角度理解「民族性」概念的：在德國，1913年的公民身份法就是依據血統對民族性和公民身份進行法律界定；同期的墨西哥也如此定義種族特徵。21世紀，民族遺傳的獨特性已經成為了生物醫學和醫藥商業開發的主要資源，針對芬蘭的遺傳學研究聲稱發現了許多與精神疾病有關的基因，這些疾病成為了潛在的寶貴資源，而不再是國家醫療的負擔。

許多生物社會團體會圍繞著某種共同的身體或遺傳狀態組織起來，採取一系列行動：反對醫學知識的權力、爭取更好的治療待遇、要求賠償與尊重等等，如艾滋病行動主義者的「社群」——這些生物公民團體主動且負責地與身份政治連接起來，而利用資金利潤和股東價值來衡量生物醫學的公司，也積極地參與生物公民身份的構建，將生物教育與品牌營銷緊密結合。

然而，對不同種族的基因與遺傳的醫學研究，很有可能向種族化醫學實踐過渡，預示著曾經的「種族科學」再度覺醒。在21世紀，「種族」這一概念處於基因組、細胞的「分子」醫學和依據文化多樣性、自我認識的「克分子」要素之間，正如哈拉維所認為的，充滿矛盾的關於種族、健康和生命的分子生命政治正在形成。（注三）基因組醫學倘若以種族對生命進行區分，顯然有助於支持和掩蓋結構性不平等以及種族主義，譬如通過對不同族裔的生物醫學考察，發現特定族裔出現頻率更高的疾病種類，然後將群體間的這種健康差異進行過分強調，以便抹除背後的社會經濟與環境差異。在新的生物經濟學循環和生物科學的大規模資本化等方面，族群差異可能是重要的，在人們將「健康」作為自我倫理首要關注目標的今天，如何重新理解和塑造個體與集體的身份關係？

第三，可以說，腦科學與神經化學的研究已經超越了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心靈只是人類大腦的所作所為，這是對人類本體認識的一種轉變。新的精神病學研究正面對著一個至關重要的倫理問題，我們如何確認抗精神病藥物不會使我們成為《飛越瘋人院》中的邁克·墨菲？（注四）

從20世紀後半期開始，精神病治療成為了製藥業中一個巨大的盈利市場，許多大製藥公司都大量投資於研發和試驗精神病藥物，而人們抑鬱症、焦慮症等心理異常狀態的關注，更加促進了精神病藥理學的發展，製藥業再次成為了連接公共健康和股東價值的紐帶。吉爾·德勒茲曾經提出當代社會不再是福柯指出的規訓社會，而是控制社會，控制將會進入藥物產品、分子工程、基因操控等。面對這種反烏托邦的寓言，需要謹慎地對待新的精神病治療技術與製藥技術，迫使個體不斷地進行風險控制和情緒認知，從神經化學的角度理解「自我」。

第四，一種新的關於控制的分子生命政治正在形成。在美國的一些案例中，來自大腦掃描成像的證據已經被法庭採納，以便支持生理損傷辯護。雖然在課刑方面，生物學觀念並沒有取代道德責任，但是這極有可能產生一種不正常的權力——與福柯的規訓權力如出一轍——要求「預防性地監禁、管制」。這是一種控制策略，是一種新的「關於控制的分子生命政治」。生物犯罪學若被納入犯罪管理的公共健康政策，就將從神經學、腦科學角度致力於發現潛在的反社會個體，並對他們進行預防性干預：在兒童醫院、學校體檢中發現、預測和控制生理因素，從而在分子層面上消除潛在的暴力性威脅。面對這種新的控制策略，我們如何理解和看待其中的權力、知識、倫理準則與主體性之間的關係？

我們的生命已經向著經濟開發、獲取生物價值以及生命本身的政治開放了，我們正在見證新技術的誕生，也將承擔相應的責任、產生相應的憂慮。與韋伯指出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相似，屬於我們時代的，是一種「身體倫理與生物資本精神」。

注一：米歇爾·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錢翰、陳曉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頁。

注二：1985年，哈拉維發表了一篇題為「賽博格宣言：20世紀晚期的科學、技術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的文章，確立了「賽博格女性主義」的概念。

注三：唐娜·哈拉維劃分了三個時期：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上半期，種族以血統、身體、親屬關係、民族、語言文化等為依據；二戰結束後到千禧年之前，種族概念被淡化，通過遷移與婚姻與其他人口群互相影響和混合；從21世紀開始，種族重新回到了基因組的視野之中，以分子的、信息的、可操控的、可利用的形式存在於電子資料庫和實驗室中。

注四：《飛越瘋人院》中，為了治療「精神失常」的邁克·墨菲，醫生對他實施了額葉切除術，使他喪失了思維能力。發現了額葉切除術在治療精神病中具有價值的埃加斯·莫尼斯，曾獲1949年諾貝爾醫學獎。

（本文首發於香港01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