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疾病接觸與職業地位:19世紀黃熱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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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包括健康、教育水平、工作經驗)是人們創造收入的重要基礎,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其中,健康又尤為重要。因此,很多經濟學家研究疾病對健康和其它人力資本的影響。
這些研究中,有一批文獻關注嬰幼兒時期受到傳染病的影響是否會對他們成年之後的職業發展產生負面影響。Martin Saavedra 發表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上的「Early-life disease exposure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The impact of yellow fever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一文是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19世紀美國南部港口城市黃熱病的傳播流行為切入點,探討嬰幼兒時期健康環境與疾病接觸對成年後職業地位的影響。
文章指出:移民母親在黃熱病爆發期生育的白人男性更可能成為非熟練工,而不是成為專業人士,但美國本土母親生育的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受到的影響卻較為微弱。此外,作者發現:2歲以內感染黃熱病對成年後職業地位帶來的負面影響最大。而3-4歲時的疾病接觸與成年後的職業地位無甚關聯。
黃熱病是一種通過蚊子傳播的急性病毒感染,多發於6月初至10月末,癥狀包括發熱、頭痛、嘔吐等,嚴重時引發黃疸病、嘔吐出血、乃至死亡;患者的身體狀況在一周內可以得到改善,而重症患者痊癒則需兩周以上。黃熱病患者康復後可終身免疫。兒童感染黃熱病多為輕微感染,黃金育齡的成年人(20-30歲)則是黃熱病感染的高危人群。
一般而言,正在經歷經濟飛速增長、貿易活躍、移民頻繁的港口城市,更易受到黃熱病疫情的衝擊。1693年黃熱病在波士頓首次爆發,至19世紀早期許多大西洋沿岸港口城市,如紐約、費城也陸續受到黃熱病的影響,導致成百上千的居民感染死亡。
1835年後,隨著貿易船舶停靠港向南部轉移,新奧爾良、莫比爾、查爾斯頓、諾福克等南部港口逐漸成為黃熱病的高發區。同時,相比於土著白人和黑人,白人移民感染黃熱病的風險更高,且重度感染和致死率也更高。整個19世紀,黃熱病流行導致的死亡率在15%至50%之間,並造成了約8%的城市人口死亡。
文章採用Toner(時任美國醫學會AMA會長)1873年記錄整理的數據,該數據包含黃熱病流行期間城市死亡人口數和1880年人口普查數據。作者選取墨西哥灣、主要河流和通向大西洋的海灣沿岸,全美城市規模排名前50,且每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逾百的9個城市(巴爾的摩、查爾斯頓、莫比爾、新奧爾良、諾福克、費城、里士滿、薩凡納和華盛頓),得到24804個1835年後出生的男性樣本,並根據人口普查時間和居民報告的出生時間進行調整,以判別這些男性出生時居住的城市是否發生了黃熱病。
作者根據人口普查結果將職業地位劃分為四個等級(未知、非熟練工、熟練工、專業人士),量化分析嬰兒時期黃熱病接觸對不同人群成年後職業選擇的影響。
統計分析顯示:出生年份經歷過黃熱病流行的男嬰,成年後成為專業人士的可能性與未經歷過黃熱病流行的男嬰之間並無顯著差別;但移民母親生育的白人男性進入專業人士階層的可能性顯著更低。僅對白人移民樣本的統計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的結果。
同時,移民母親生育的白人男性成為專業人士和熟練工的概率隨黃熱病嚴重程度提高而降低,成為非熟練工或職業未知的概率則呈相反趨勢;本土母親生育的白人男性進入各職業階層的可能性卻不隨黃熱病嚴重程度發生變化。以1900年不同職業階層的職業收入評分為被解釋變數,作者得到了相似的結果;而以1900年失業率為被解釋變數的統計分析則表明,嬰兒時期的黃熱病疫情接觸,不會導致其成年後進入失業風險更大的行業。
此外,作者還對嬰幼兒時期不同年齡的黃熱病疫情接觸對成年後職業地位的影響展開分析。結果表明,任何年齡的黃熱病疫情接觸均未對本土母親生育的白人男性產生影響,只有移民母親生育的白人男性受到了疫情的負向衝擊,並且這種衝擊在長期中得以延續。
分年齡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嬰幼兒在新生兒、一周歲和兩周歲時有過黃熱病接觸將顯著的降低其成年後進入專業人士階層的概率,而出生3-4年時的疫情接觸則不存在顯著影響。這一結果再次表明,新生兒時期和產後不利於健康的環境對人力資本存在長期負面影響,也印證了疾病環境對兩周歲以內嬰兒認知發展影響最為顯著的醫學發現。
作者指出黃熱病接觸可能的作用渠道較為多樣,包括孕期和哺乳期嬰兒直接的黃熱病接觸,疾病傳播和由此導致的家人死亡使得母親孕期精神緊張,疫情流行使得父母無暇照顧嬰兒等。為了檢驗上述發現的可靠性,作者從當地貿易程度、人們逃離疫區的行為、控制組城市選擇三個方面進行了補充分析,發現上述結果依然成立。儘管文章的分析還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但研究表明黃熱病疫情對其流行期出生的一代人的人力資本發展和成年後的職業分布存在深遠的負面影響。因而,控制和消除流行病的實際經濟績效相當大。
文章來源:Martin Saavedra, Early-life disease exposure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The impact of yellow fever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64, April 2017, 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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