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07? 煙塵起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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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明帝初年，一個身材高大的年輕郎官曾多次上書，建議一勞永逸地解決北匈奴威脅，那樣，北方邊境上不再需要重兵駐防，可以節省很多開支。

明帝劉庄對這個年輕人很熟悉，他叫耿秉，出自劉秀麾下很重要的耿氏功臣家族。

在王莽末年，耿秉的祖父耿況擔任上谷郡太守，他把兒子們也帶到了任上。上谷郡（今北京北部、張家口南部地區）緊鄰匈奴，是邊防重地，駐軍很多，特別是專門用來對付匈奴的「突騎」騎兵，有些騎兵從鮮卑、烏桓部落里招募，有些是自備戰馬的漢人「良家子」——在漢朝的北方邊境上，很多漢人農戶都兼營畜牧業，他們是朝廷騎兵的重要來源，最有名的莫過於當年的「飛將軍」李廣。在劉秀剛剛開始發展自己的勢力時，上谷郡為劉秀提供了兩千名「突騎」，由耿秉的伯父耿弇（音演）指揮，立下了赫赫戰功。

因為這個家世背景，耿秉對北邊防務、匈奴動向很熟悉。明帝對耿秉的意見頗有興趣，進行了一次召見長談，讓耿秉把幾次上書里沒能說透的問題都講了出來——朝廷上書有字數限制，而且不能出現太多尚未成為現實的猜想，這些只能面談。

兩人的想法越來越一致，但明帝還不能貿然改變先帝的國策，他先安排耿秉承擔「謁者」工作，專門負責宮外人士覲見皇帝時的禮儀和安保，只選擇高大、英武的年輕郎官擔任。明帝給耿秉的任務是：迎、送每年來擔任質子的單于家族成員。其實接待藩臣另有專職部門，就是「九卿」之一的大鴻臚寺，皇帝特派員身份的耿恭在鴻臚寺序列之外，借著出使南匈奴的機會，他悄悄搜集了北匈奴和其他游牧族的諸多動態。

南匈奴君臣也明白這位特使的重要性，給他贈送了大量禮物：好馬，成捆的毛氈和毯子，價值數百萬錢。耿恭向皇帝呈報，明帝讓他自己支配，作為在外面活動的開支。[1]

匈奴人當年給西漢的壓力太大，這種恐懼不安已經深深烙在了漢人的大腦里，打垮匈奴才是安全和功業，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式。不過耿恭的初步計劃里，還沒奢望能徹底消滅北匈奴，而是通過戰爭削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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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這個名字，曾讓漢朝上下為之膽寒。它幾乎與西漢王朝同時崛起，是第一個統一了北方大草原的游牧帝國。不過，它與漢朝的關係曾發生過很大變化。西漢一朝二百餘年時間，大致可以平均分為三個時期：

前期，漢朝向匈奴屈服。從劉邦到惠帝、文帝、景帝，只能靠每年繳納貢物維持相對的和平，還要在長城邊界上駐紮重兵；

中期，從漢武帝開始，對匈奴開始了大規模攻勢，使匈奴大為衰弱；或者說，漢和匈奴都受到了嚴重損失，但漢朝人力、物力總量遠高於匈奴，所以相對衰弱的是匈奴一方；

後期，匈奴向漢朝屈服。因為天災和內亂，匈奴呼韓邪單于向漢朝稱臣，親自到長安朝見漢宣帝，宣帝特命呼韓邪單于不用叩頭下拜，算是對這個上百年的老對手保留了一點尊重（公元前51年，漢宣帝甘露三年）。唐人詩「單于渭橋今已拜」，其實不符合史實。

此後，匈奴一直是漢朝的恭順藩臣，單于的兒子們輪流到長安擔任質子，直到漢朝被王莽的新朝取代。王莽推行了很多異想天開的舉措，導致多數藩屬離心，與中國反目成仇，匈奴也不例外。

東漢建立之後，北方仍受到匈奴人的威脅，劉秀感到無力對抗匈奴，下令北邊八郡（從今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三省的北半部）居民，一律遷徙到內地避難，這也是放棄了長城邊防線。

不久，匈奴內部又發生紛爭，一位爭奪單于之位失敗的王族，帶著部屬們投奔了東漢，被劉秀朝廷安置在并州北部（今山西、陝西的北部地區），處在東漢保護之下。漢朝藉此重建了長城防線，並讓原來內遷的居民都返回原籍，由於遠程搬家開支很大，政府補貼每戶數萬銅錢。

從此，匈奴分成了兩個單于統治下的兩部分：漢朝保護之下的南匈奴，和仍舊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北匈奴。

北匈奴勢力強大，大約有四十萬戶（帳）、一百多萬人；南匈奴只有數萬人，人少勢弱，經常遭受北匈奴攻擊，靠著長城線和漢邊防軍的保護，能勉強維持。漢朝每年都提供糧食、布匹等物資援助，南單于的兒子們每年輪流到洛陽擔任質子，這是向朝廷表示忠心的方式，也是匈奴上層熏染漢文化的直接途徑。

漢朝設立了一個「匈奴中郎將」，帶著幾十名士兵，監督南單于和南匈奴的部落事務；還設立了一個規模不大的軍營，由「度遼將軍」指揮，這個名字並不貼切，因為軍營在今山西北部，離遼河流域還很遠。

曾有兩位老將向劉秀建議：趁著匈奴分裂的機會，應該發動進攻，徹底消滅北匈奴。劉秀回答：「漢朝自己的事情還沒處理好，哪裡有力量顧及北方？你們說北匈奴衰弱了，這種消息，都是邊界上無知的戍卒輾轉傳進來的，有幾成可信？如果真能徹底消滅掉北匈奴，哪怕花掉漢朝總收入的一半，我也很樂意，但時機未到，還是讓百姓先休息一下吧！」

從此之後，沒人敢再提議對匈奴動兵。到明帝劉庄在位第十五年，他終於決心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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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現代人對「皇權專治」的流俗觀念不同，對於重大朝廷決策，皇帝其實很少直接作出命令。更通行的做法是：皇帝命令高官們對某個事項進行專題會議，所謂「廷議」，討論的結果報送皇帝批准、執行；有時高官們難以達成一致意見，可能兩種相反的方案同時上報，由皇帝選擇一種，但這種情況並不多。

近代君主立憲制度之下，常給這種討論叫「御前會議」，意思是在君王面前的會議，而在中國古代，皇帝本人一般不出現在會場。在兩千多年中國皇權時代，這是最通行的決策方式，它第一次被完整載入史書，是秦王嬴政剛剛滅六國、統一天下之後，讓大臣們討論一個全新的至尊頭銜，結果就是「皇帝」。

有些不諳世務的史學家以為，這就是中國古代的「民主議事」。其實完全相反：正式提出這套方案的人是韓非子——當然，這不是韓非子發明的，而是戰國時列國朝廷自己摸索出來的，但韓非子首次論證了這種制度的合理性和好處：如果決策成功，一切榮耀都歸於君王，大臣受到嘉獎賞賜；如果失敗，提議的大臣就要承擔一切責任。君王是超然的裁決者，只選擇方案、做出賞罰。秦始皇是韓非子理論的忠實信徒，所以他才能把這種決策形式發揚光大。

韓非子甚至認為，君王不能顯露出任何好惡和欲求，一切建議都應該讓臣子們來提出，君王只需將自己感興趣的提案發給廷議。這是為了防止臣子們揣摩逢迎往，也為了讓君王不承擔決策失敗的任何後果。這就有點勉為其難了，幾乎沒有任何君王能做到這種機器一樣的冷漠、不露聲色。

漢明帝對匈奴戰事的決策，要走正常的「廷議」程序，但他還有自己的考慮：不適合讓所有的高官都參與此事，一是避免走漏風聲，二是多數朝廷高官、三公九卿都是一直當文官，並不熟悉匈奴和戰爭事務，而且出於儒家文人的本能反對戰爭。所以在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小範圍指定了一些臣僚研討此事，史書中記載的有六人，實際數量應該更多一些：

除了創意的耿秉，還有他的一個堂兄弟，耿恭；已故老將馬援的兒子馬廖，他的妹妹是當今皇后；竇融的侄子竇固。這四人都是將門二代，此時年齡在三四十歲之間，都沒有打過仗，但受父輩影響，對軍事和邊政比較熟悉。竇固、耿恭兩人有傳自父輩的侯爵，馬廖本來也有這機會，但因為馬援死於一場不成功的南蠻戰事，被吊銷了侯爵，也就無法傳給馬廖。此外還有劉秀長兄劉縯的侄孫，下博侯劉張，情況與以上四人相似。

還有一位年齡稍大的祭肜（音容），其堂兄祭遵是隨劉秀打天下的功臣之一，祭肜在遼東郡當過近三十年太守，經常和叛亂的鮮卑、烏桓部落作戰，是廷議六人中唯一有實戰經驗的。三年前，他剛調任太僕——九卿之一，主管皇室車馬和國有馬場。

這幾個人都理解皇帝的意圖，所以無需懷疑戰爭的必要性，關鍵是拿出一套具體操作方案。在西漢朝，已經進行過二十次左右對匈奴的大規模進攻戰役，積累的經驗和教訓都足夠多：

首先，要用騎兵部隊進攻。漠北大草原過於遼遠空曠，匈奴人慣於遷徙游牧，機動性強，步兵根本無法追上他們。遠征騎兵進入草原太深太快，不能指望來自後方的補給，只能自帶軍糧，能夠維持的遠征時間不超過三個月（當然，也可能搶到一些匈奴人的牛羊，但這屬於不可控因素）。所以，進攻必須是一百天之內的騎兵遠征。

第二，進攻時間應該在冬末春初。因為大草原的冬天寒冷而漫長，經歷過嚴冬之後，匈奴人的戰馬處於一年中最瘦弱的時節，這會大大降低匈奴騎兵的戰鬥力。當然，漢軍的戰馬也剛經歷了冬天，但這對農業王朝不是問題，可以用糧食喂馬補膘，漢代文書稱為「粟馬」。

另外，冬末春初是各種牲畜生育的季節，此時或者幼畜剛剛降生，或者母畜還在懷孕臨產，如果倉皇逃難，會造成母畜墮胎、幼畜大量死亡。這是游牧族最脆弱的時節。

第三，進攻部隊要分成幾路，相隔數百里齊頭並進，爬梳過上千里寬的草原。因為游牧族的分布過於分散，無法預知單于或下屬諸王的主力在何處，只能用這種方式撞運氣。各路遠征軍應保持定期聯絡，某路發現匈奴主力之後，應當通知相鄰的友軍匯合殲敵——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一點很難做到，各部隊能互相通知大體的方位和進度就已經很不錯了，騎兵往返傳信需要數日時間，而發現敵主力、完成決戰的時機，往往只在一天之內。

關於此次進攻的目標，根據一些不太精確的信息，北匈奴的主要部落活動在涿邪山脈以北、燕然山脈以南的草原上，北單于和一些重要的王應該也在那裡。

但耿秉補充了一點：現在西域還在北匈奴掌控之下，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和蒲類海（今巴里坤湖）地區，是聯結西域和匈奴草原的要地，那裡的白山（天山山脈最東端）北麓有較好的草場，有一支匈奴人駐紮，距離漢朝最西端的敦煌城也不遠，只有七八百里的平坦戈壁，騎兵部隊在數日之內可以完成這段行軍。所以，進佔伊吾、掐斷匈奴和西域的交通，應該也是進攻的目標之一。

73年初，各路漢軍陸續部署到位：

最東路，主帥騎都尉來苗，副將護烏桓校尉文穆，率并州東部、幽州（今山西和河北北部）集結的部隊，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出長城，指向北匈奴最東翼；鮮卑、烏桓部落騎兵參與了這一路。

次東路，主帥祭肜，副將度遼將軍吳棠，率并州西部、涼州東部的部隊，及南匈奴能夠提供的所有騎兵，在高闕（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黃河大拐彎的西北角）出長城，指向西北方的涿邪山。

次西路，主帥耿秉，副將秦彭，率涼州軍出居延（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長城，也指向涿邪山，涼州羌、小月氏騎兵參加了這一路。

最西路，主帥竇固，副將耿忠，率領涼州西部軍和羌人騎兵，出敦煌長城，指向西北的伊吾。

四路軍隊的規模，都是一萬餘人；居中的祭肜、耿秉兩路，負責尋找並殲滅北匈奴主力。東、西兩路起配合作用。

和唐代不一樣，漢代還沒有出現軍事和民政完全分離的兩套系統。最基本的軍事力量，都掌握在各郡太守手裡。內地郡的部隊很少，沿邊各郡的軍隊較多，此外，邊疆上還有少數幾位管理異族事務的軍官，比如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匈奴中郎將，他們各有主管的部族，有少量內地充軍犯人組成的衛隊，還可以徵調部落民兵——多數是騎兵。

朝廷進行對外戰爭，就要集結這些郡和部族武裝，將其劃歸某一位臨時任命的方面軍統帥。軍隊調動、集結有非常嚴格的程序：皇帝會給涉及到每一位太守、校尉或將軍發送一份絕密詔令，寫在一片20多厘米長的木牘上，有皇帝和尚書令的親筆簽名（有時還有三公的簽名）。木牘裝在一個綠色表面、白色里子的小錦袋中，這個錦袋是皇宮裡的織造部門特製的，底部和兩邊都沒有縫合線，渾然一體，以防有人拆開縫線竊密；唯一的開口用細繩縫合、扎牢，繩結上貼一坨紫紅色細泥（武都地區特產的泥土），上面加蓋皇帝和尚書令的印章。此外，還有調兵專用的虎符，長十餘厘米，是青銅鑄成的半隻老虎。在皇宮裡，一名機要官員「符節令」專職保管這些印章和虎符。

虎符和詔書由一名特使送達太守或將軍，他往往是皇宮裡的一位郎官，另有專門的文件證明他的身份、使命，以及使用傳舍車馬的權力——漢代還不用「驛站」的說法，而稱為「傳」，驛站就是傳舍，驛車就是傳車。如果過於緊急，皇帝還會給他一支象徵皇帝本人的竹杖，「節」，但這種情況極少。

太守或將軍看過詔書後，將使者帶來的虎符與自己保存的半個拼合，如果嚴絲合縫，銅虎身上的錯金文字也完全吻合，就立即按詔書要求調發軍隊、裝備、糧草，讓他們前往指定地點集合，向朝廷任命的方面軍統帥報到。

如果有任何官員拖延、抗命，方面軍統帥有權將其逮捕處死，這叫「專征之權」，有專門的《軍興法》（軍事動員法）授權，無需遵照和平時代的司法程序。

竇固並非此次遠征北匈奴的創意人，但他已經遠離權力中樞很多年，終於迎來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在光武帝劉秀一朝，竇氏家族位極人臣，竇固和堂兄竇穆都娶了劉秀的女兒，青年竇固也一直在朝廷任職。在明帝初年，竇固是指揮羽林軍的中郎將（比二千石）。羽林是皇帝的近衛騎兵，從京師可以自備戰馬的民戶中選拔，多數是朝貴子弟，共有七百人；而且和一般的義務徵召士兵不同，他們屬於朝廷侍衛的郎官序列，有「比三百石」年俸，服役若干年之後，可以調任外縣擔任三百石縣丞或縣尉。

如果是漢武帝那種戰爭頻繁的時代，羽林官兵都會很快升遷。但偃武修文的東漢初年就完全不同了。而且，新即位的明帝對於煊赫的竇氏家族頗為忌憚，要求竇氏成員全部離開京城，回關中的扶風郡故鄉生活。竇穆因為向地方小官行賄事發，和兩個兒子都死於獄中。竇固也因此在家中投閑置散十餘年，幾乎生活在地方長官的軟禁之中。

到明帝準備對北匈奴開戰時，才想起了這個妹夫。竇氏長期任職涼州，竇固顯然適合擔任最西路軍統帥。

在戰役部署里，指向涿邪山的中央兩路遠征軍才是主攻方向，負責尋找和殲滅單于主力，耿秉是伐匈奴的創意人，也理應擔任主攻統帥之一。

明帝的這次作戰計劃，其實是西漢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遠征匈奴計劃的翻版：那是西漢最後一次對匈奴大規模作戰，共有五路遠征軍，每路都是三萬多騎兵，最西路也是指向蒲類海，負責和從伊犁方向趕來的烏孫軍隊會師，一起對匈奴作戰。但開戰之後，烏孫騎兵進展神速，迅速攻入匈奴腹地，斬首四萬，搶到各種牲畜七十多萬頭，當漢軍趕到匯合地點時，匈奴人早已經逃跑一空了。

但和一百四十年前的宣帝朝不同，現在的東漢並未控制西域，也就不會有來自西方的盟軍。竇固方面軍的使命就是切斷北匈奴和西域的聯繫，使西域再次歸屬漢朝。其實漢朝幾百年里的向西擴張，從佔領河西走廊到西域，都是和匈奴人爭鬥的產物，從匈奴人手裡把西域搶下來，還要糾合西域列國一起對匈奴作戰。「斷匈奴右臂」——如果匈奴人的胳膊能伸到西域，就一定要把它砍斷（古人習慣坐北朝南，所以西為右，地圖也是上南下北）。

班超參加的，是竇固的最西路遠征軍。

班家和竇家素有淵源：王莽末天下大亂，在河西地區擔任地方官的竇融（竇固伯父），聯合周邊幾位郡太守保境安民，維持了一方平安；班超的父親班彪從長安逃難到河西，得到了竇融的幫助，在其府中擔任文牘工作。後來劉秀勢力崛起，竇融舉河西歸附劉秀（36年），加官封侯，富貴榮耀，但劉秀也暗中提防這種前地方實力派，竇融家族在東漢政界沒有太深的根基，也難以提攜班家人。到了近四十年之後，兩家的第二代人又在一起共事。

班超要安排好家事，動用積蓄甚至舉債購買一匹馬——這匹馬的健壯體面程度，可能決定他在軍隊里最初的職位，在戰事里則可能決定他的生死；妻子、姑嫂為他準備露宿的衣被，還要購買旅行用品，幾件最常用的兵器，如刀劍，匕首，弓箭。對於臨時入伍參戰的下級軍官，這些都是必要的投資。

然後，和其他新人（一般也是不得志的官員子弟）結伴從洛陽出發，穿過關中和河西走廊到敦煌，向竇固的軍府報到，登記註冊，領取一份人糧馬料。

傳統時代的識字率很低，那時遇到一個識字人的概率，和現代社會裡遇到不識字人差不多，像班超這種有文化的人，很容易在總部（幕府）里謀一個抄寫、文案工作，但他在洛陽已經干夠了，向竇固要求擔任一線軍職。

由於父輩的關係，這個要求很容易滿足。他得到了一個「假司馬」職務，司馬是武官，有很多等級（猶如今天的「主任」，可能是省部級，也可能是科級），班超擔任的只是最低一級，約三四百石，而且是「假」（代理）身份。

他被分配指揮一個騎兵小分隊，四十來名士兵，類似現代的排長。漢代這種作戰單位一般被稱為「屯」，因為在宿營時他們會形成一個單獨的小帳篷區；屯下面是三四個「伙」，就是做飯的鍋灶。和同樣的步兵作戰單位相比，騎兵的數量往往少一半以上，因為他們的成本更高，默認的戰鬥力也更強。

敦煌坐落在祁連山盡頭的一個小小綠洲里，冬季不是那麼酷寒。騎兵們主要來自敦煌、酒泉兩郡，他們熟悉這裡的地理和氣候，內地趕來的新兵和文官，聽這些老兵講起種種實用知識和傳說，但戈壁深處仍是未知的世界。據說經常有匈奴騎士出現在戈壁中，從一兩人到數百人不等，在長城上漢軍的弓弩射程外策馬飛馳而過，揚起滾滾黃塵。時而有漢人放牧在長城外的牲畜被劫掠。還偶有數騎人馬大膽走到長城下，對著漢軍呼喊聽不懂的話，似乎要貿易或者投誠；對峙中難免有人過於緊張，誤放弩箭造成傷亡，於是又招來小規模的報復戰爭。這是幾十年來雙方互相僅有的一點了解。

班超和新上級、屬下士兵們逐漸混熟，等待著開拔的命令。

[1] 《續漢志》補註「謁者」條引《漢官儀》：「擁節，屯中步南，設官府掾史。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賂弓馬氈罽他物百餘萬。謁者事訖，還具表付帑藏，詔書敕自受。」此文雖然沒有提及耿恭，但這並非謁者的正常分工，而是漢明帝給耿恭的特殊任務，所以此文字應該是記載耿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