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西班牙革命的日常討論

關於西班牙革命的日常討論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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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25日——193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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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者按：本文原是《西班牙革命與威脅它的險情》一文的附錄，但由於篇幅過長，故單獨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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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說過，左翼反對派不得不在私人信件中討論西班牙革命的日常問題。現將部分信件的摘錄公開發表，以補充上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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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現在的危機事變，正以顯著的條理性繼續發展，這給無產階級先鋒隊提供了一段準備時間……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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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自覺地、頑固地迴避由資產階級社會的危機而催生的各種任務；而無產階級尚未做好解決這些任務的準備；在這種時候，政治舞台往往會被大學生佔據……大學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的活動，表明資產階級社會正在經歷深刻危機……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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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工人支持了學生的示威遊行，顯示出了完全正確的革命本能。工人階級應該在本階級的組織領導下支持學生，並打出自己的旗幟。西班牙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承擔起這個責任，為此它需要正確的政策。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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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者應該堅決、勇敢而積極地提出民主口號，不了解這一點，就會犯下最嚴重的宗派主義錯誤……目前的革命危機如果能演變為革命，就一定會突破資產階級革命的藩籬；它一旦勝利，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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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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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文章[1]里，我非常謹慎地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經過了數年的獨裁、資產階級反對派的運動、共和派所有膚淺的喧囂和學生的遊行之後，工人運動勢必高漲；更重要的是，革命黨到時可能會被工運的高漲弄得措手不及。假如我沒弄錯的話，一些西班牙同志認為我高估了學生遊行的象徵意義，誇大了工人革命運動的前途。然而，從那時起，西班牙出現了規模巨大的罷工鬥爭。根本弄不清是誰在領導這些罷工。西班牙有可能重蹈義大利在1918—1919年的覆轍（饑荒、罷工、總罷工、佔領工廠、缺乏政治領導、運動衰落、法西斯主義興起，最後是反革命獨裁），你們不這麼認為么？普里莫?德?里維拉政權不是法西斯獨裁，因為它並不以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反動為其基礎。目前西班牙革命正在高漲，這是毫無疑問的，但要是無產階級先鋒黨依然像過去一樣消極無為和自相矛盾的話，就有可能導致西班牙出現真正的法西斯主義，你們不這麼認為么？在這種局面下，浪費時間是最大的危險。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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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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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如何呢？……從你們上一封信來看，現在所有組織和團體都在隨波逐流，他們參加了運動，但只是讓運動拖著他們走。沒有一個組織能拿出革命的行動綱領，也沒有一個組織能擁有深思熟慮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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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在整體形勢的要求下，蘇維埃口號已呼之欲出——我說的「蘇維埃」，是指在俄國遍地開花的那種工人代表會：它們起初是強大的罷工委員會，初期的蘇維埃代表都沒想到它們會成為未來的政權機關……當然，蘇維埃不能生造出來。但是，每當發生牽涉多數行業、並呈現出政治性質的局部罷工時，都必須在罷工過程中提倡成立蘇維埃。在當前形勢下，只有蘇維埃這種組織形式，能夠勝任運動的領導，並賦予運動以革命紀律。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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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說，我很擔心未來的歷史學家會批評西班牙革命派錯過了極為有利的革命形勢。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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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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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是否會於3月1日如期舉行？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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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形勢下，利用積極的抵制策略，似乎很有可能搞垮貝倫蓋爾操縱的選舉；我們在1905年正是這樣搞垮了那個僅具諮詢性的半吊子杜馬。當地的共產主義者對此採取了什麼政策？他們有沒有針對這個問題散發傳單、發表宣言和公告？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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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抵制國會，該用什麼名義？用蘇維埃的名義嗎？這樣做恐怕不妥。目前只有用民主口號才能團結城鄉群眾。民主口號包括「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礎上舉行立憲國會選舉」。我認為，在目前形勢下，你們不可能拋開這個口號。蘇維埃暫時還不存在。西班牙工人還不了解蘇維埃——至少沒有親身體驗過——農民就更不用說了。但在下一階段，圍繞國會的鬥爭，將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在這種情況下，用「蘇維埃」口號來反對國會的口號，並不是正確的做法。顯然，只有通過民主口號發動群眾，才能在近期內建立蘇維埃。這就是說：為了阻止王室拼湊出一個虛假的、保守的國會，為了保證民主的立憲國會的召開，為了讓這個國會進行土改，必須建立工農兵蘇維埃，鞏固勞動群眾的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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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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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階段，隨著共產主義的影響日漸增長，「實現共運團結」的口號，一定會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群眾——甚至是先進的群眾——只會接受他們親身體驗的分裂。正因為如此，（與無政府主義工人和社會黨工人）「建立工人統一戰線」的口號，必須輔以（以一定的綱領為前提）「實現共運團結「的口號。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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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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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說，你們現在幾乎不可能拋開「革命的立憲國會」的口號。七成以上的西班牙人口是農民。他們會怎樣理解「工人共和國」這個口號呢？社會黨、共和派還有神父都會向農民挑撥是非：「工人要騎到你們頭上，肆意使喚你們！」到時候你們該怎麼回答？在這種情形下，我只知道一種回答：我們工人要和農民一起趕走上面任命的大小官吏，還要趕走一切壓迫者和他們的打手，在普選的基礎上表達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奪取土地和其它利益的鬥爭，我們能引導農民走上工人共和國（即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但千萬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當作一個臆斷的公式，強加給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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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沒有帶頭抵制選舉，這顯然是一大錯誤。只有領導著革命工人的共產主義者，才能使抵制運動富有勇氣與戰鬥性。儘管如此，抵制選舉的情緒，在各反對黨中頗為流行，這也是人民內心深處的激昂情緒的反映。最新的報道似乎表明共和派與社會黨已經決定抵制選舉。假如共產黨能及時抨擊共和派與社會黨，後者就會更難回絕抵制。同時，貝倫蓋爾及其政府已經把自己的命運同3月1日的選舉綁在了一起。假如抵制運動能迫使貝倫蓋爾做出某種讓步——特別是在共產主義者是抵制運動的領導的情況下——群眾的革命覺悟將會大為提高。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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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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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都不應放棄「工人共和國」的口號。但在目前，這個口號的宣傳性大過鼓動性。我們必須向先進工人解釋：我們的目標是工人共和國，但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引導農民走上這條道路。除了通過各種過渡性的「試驗」（包括議會試驗在內），幾乎不可能找到能夠引導農民支持工人共和國（其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農民只有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會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在西班牙，各種道路都已嘗試過了，每一條路都走不通。但還剩一條出路：通過革命實現「徹底的」、「充分的」民主，也就是立憲國會。我們當然不會迷戀這個口號。如果事態能發展得更快一些的話，時機一到，我們就該把它換成別的口號。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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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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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在信中跟你們談過一個「假想」：假如抵制運動能夠迫使王室屈服或至少是部分讓步，那就好了。如今這個假想已經成為現實。貝倫蓋爾的辭職，在政治上不會造成太大的直接影響，卻具有巨大的象徵意義。王室的衰落；統治集團的瓦解；上層失去了自信，畏懼、恐慌、害怕人民、害怕革命、害怕明天；為了避免最可怕的結果，他們不惜做出巨大的讓步——這就是貝倫蓋爾的辭職與國王的有條件投降的深層含義。漂亮！太精彩了！誰也編不出這樣的好戲！這一切將會無情地驅除群眾心中對權力的盲從。一股自信、堅定與勇猛的浪潮將會席捲千百萬人的心靈，溫暖他們、鼓舞他們、推動他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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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革命的總體形勢十分有利，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有所作為。然而黨自身的弱點卻拖了後腿。不幸的是，共產黨並不是抵制運動的主角。過去兩三個月的抵制運動沒給他們帶去太多收穫。在暴風驟雨的革命時期，如果黨在緊要關頭、在新的階段能夠立即提出必要的口號，而這些口號的正確性又很快就被事態的發展所證明，黨的威信就會急劇而迅速地提高……但是，西班牙共產主義運動在前幾個星期乃至前幾個月里錯失了不少機會。追悔過去於事無補，必須向前看。革命才剛剛開始。以前的錯漏，還可以得到百倍的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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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議會問題已經成為主流政治生活的中心。我們不能對此視而不見。依我看，現在必須大力提倡「革命的立憲國會」口號。我們不能「嫌棄」各種具體的民主公式，比方說，讓所有年滿十八歲的男女均享有普選權。對於西班牙這個南歐國家來說，把普選的門檻定為十八歲，可能還是高了一點。我們必須全力爭取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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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共產主義各派（含主流派西共在內）的統一戰線，必將成為刻不容緩的重大問題。在接下來的數周、數月內，群眾將會迫切需要一個統一的、嚴肅的革命領導層。群眾會對共產主義者內部的爭吵感到不耐煩。他們將迫使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直到新的事件再次讓各派分道揚鑣。但我認為，在下一階段，共運各派完全有可能相互靠攏。與抵制選舉問題和其它現實政治問題相仿，主動提倡共運團結的派別將贏得勝利。共產主義左派自己必須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以便能夠發揮帶頭作用。左翼反對派必須按照正確的組織原則，立刻建立一個派別組織，即使一開始人數很少也沒關係，並出版自己的公報和理論刊物。當然，健全自身並不等於拒絕參加群眾組織——組織的健全，就意味著與群眾結合；自身組織的健全，又是與群眾結合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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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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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士兵代表會，我想寫幾句。你們是否願意看見獨立的士兵代表會的出現？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必須從一開始就定下明確的行動原則，當然，要留有餘地，以便根據實踐經驗加以修訂。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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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年俄國革命中，沒有出現士兵蘇維埃。只有個別的士兵代表參加了工人蘇維埃。而在1917年革命中，士兵蘇維埃發揮了重大作用。在彼得格勒，士兵蘇維埃一開始就同工人蘇維埃合併了，士兵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內佔了上風。在莫斯科，工人蘇維埃與農民蘇維埃相互獨立存在。但這主要是出於組織上的技術原因。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那支人數高達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的大軍，是由農民組成的。而西班牙有一支和平時期的軍隊，同總人口相比，甚至是同無產階級的人數相比，這支軍隊的兵力都是微不足道的。在這種情況下，獨立的士兵蘇維埃是否一定會出現？從無產階級政策出發，只要出現了工人代表會，我們就願意吸收士兵代表參加。純粹的士兵代表會或許只會出現在革命高潮或革命勝利後的階段。以罷工、抵制議會以及參加選舉為基礎，工人代表會可能（而且應該！）比士兵代表會更早出現。所以，在純粹的士兵代表會出現之前，工人代表會早已吸收了士兵代表。但我還要繼續推論：如果我們能夠及時倡議成立工人代表會，並通過工人代表會對軍隊施加影響，也許就能避免成立獨立的士兵代表會，避免了士兵代表會被軍官野心家而不是革命工人掌握的危險。西班牙軍隊的小規模和重要性，表明這種前途有可能實現。但在另一方面，這支小規模的軍隊又擁有自己的獨立的革命政治傳統——這與其它國家大相徑庭。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傳統會妨礙士兵代表參加工人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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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瞧，在這個問題上，我並沒有把話說死；比較了解內情的同志，恐怕也不會斷然宣稱要走什麼樣的路。我寧願讓大家來思考這個具體問題。這些重大問題越早得到廣大的先進工人群體的討論，解決起來也就越容易。無論如何，都應該推動士兵代表參加工人代表會。即使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也是極好的。為此必須及時而細緻地研究全軍及各軍兵種、各部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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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們能夠通力合作，製作一份「全國政情圖」，用以更準確地判斷各地區的階級力量對比，以及各地區之間的關係，將是大功一件。它應當標出工人區、革命中心、工會與政黨組織、農民運動的區域，駐軍，並指明軍中的「紅白」力量對比。左翼反對派的人數再少，都應該在各地倡議研究這類問題，以便吸引其它工人組織的最優秀分子參加。這樣一來，就能建立起革命的總參謀部的雛形。中央支部必須把這項工作引向落實共運團結的道路。這項準備工作看似「學術化」，但它今後將會產生巨大的——甚至是關鍵的——意義。西班牙正在經歷雷霆萬鈞的時代，浪費時間便是最大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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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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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你們提供台爾曼[2]關於「人民革命」的言論，我先前沒有注意到這些材料。簡直無法想像還有什麼立場會比它更荒謬、更可惡！這些蠢材居然還引用列寧語錄，大喊「人民革命」的口號。要知道，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3]的報紙，每一期都在高呼用人民革命的口號來對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的口號。誠然，每一場偉大的革命都是人民革命或民族革命，它使民族的一切生機勃勃的、富有創造力的力量，團結在革命階級身邊，圍繞新的核心重建民族。「人民革命」不是口號，而是社會學描述，並需要準確具體的注釋。然而，作為一個口號，它是瘋狂的，是輕浮的，是與法西斯主義比賤，其代價是攪亂工人的思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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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的口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自從共產國際三大以來，「階級對階級」就成了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政策的通俗說法。這個口號非常正確：工人都該團結一心，共同對抗資產階級。後來，當權派把這個政策的內涵偷換成了勾結改良主義官僚糊弄工人（1926年英國大罷工的教訓）。再後來，當權派又跳到另一極端，徹底拒絕同改良主義者達成任何妥協，「階級對階級」的口號，本來可以用於吸引社民黨工人向共產黨工人靠攏，而「第三時期」理論卻把社民黨工人給打成了階級敵人。現在當權派又跳了回來，用人民革命取代了無產階級革命。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宣稱：95%的人民願意幹革命，所以它不是階級革命，而是人民革命。台爾曼便隨聲附和。其實，共產黨工人應該這樣告訴法西斯工人：95%的人民——如果不是98%的話——受著金融資本的剝削。但剝削者也是分層次的：有大剝削者，有小剝削者，還有小小剝削者。超級剝削者通過這個等級體制，控制著民族的多數。想讓民族圍繞新的階級核心重塑自身，後者必須在思想上實現革新，為此，無產階級絕不能將自身消解於「人民」或「民族」之中，而必須高舉無產階級革命的綱領，迫使小資產階級在兩種制度當中做出選擇，只有這樣才能再造民族。「人民革命」口號只會麻痹小資產階級和廣大工人群眾，使他們向「人民」內部的資產階級等級體制妥協，推遲他們的解放。在德國當前的形勢下，「人民革命」口號徹底抹消了馬克思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邊界，使部分工人和小資產階級向法西斯主義思想投降，讓他們誤以為，既然雙方的目標都是「人民革命」，選擇哪一方還不都是一樣？這些可悲的「革命者」一遇到嚴肅的敵人，第一個念頭就是模仿敵人，把自己打扮得跟敵人一樣，用陰謀詭計而不是革命鬥爭來爭取群眾。何等可恥！力量薄弱的西班牙共產主義者要是學了他們的樣，就會重演「國共合作」的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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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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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政治體制，與當前的西班牙共和制度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深刻的區別：（1）西班牙沒有戰爭，你們也就沒有爭取和平的銳利口號；（2）沒有工人代表會，更不用說士兵代表會，從主流媒體的報道來看，甚至看不出這個口號已向工人傳播的跡象；（3）共和政府剛一成立，就開始大肆鎮壓無產階級左翼，而在二月革命後，由於工兵蘇維埃——而不是自由派政府——掌握著槍杆子，並沒有出現這種現象。最後一點對我們的鼓動具有重大意義。二月革命後，俄國在政治領域立即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全面民主。只是由於工兵群眾的輕信，資產階級才能撐上幾個月。西班牙資產階級不僅擁有群眾的輕信，還從舊制度那裡繼承了有組織的國家暴力。你們並沒有徹底的、無條件的集會、言論和出版自由。新的市政機關的選舉遠遠談不上民主。同時，革命時期的群眾對各種不平等、對警察的橫暴非常敏感。必須充分利用這種情緒。也就是說，共產主義者應當以最徹底、最堅決、最頑強的民主戰士的身份亮相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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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必須立即著手建立工人代表會。民主鬥爭是建設工人代表會的絕佳機會。資產階級有他們的市政府，我們工人也要有自己的市代表會，以便捍衛自己的權利與利益。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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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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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羅尼亞聯盟[4]應當爭取參加全國性共產主義組織。加泰羅尼亞工農是西班牙革命的先鋒，但是，如果它不與全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一同前進，當地的革命運動頂多只能再造一個巴黎公社。加泰羅尼亞的特殊地位，給這種假設增添了分量。民族衝突可能會激化群眾情緒，沒等新的革命形勢在全國成熟，加泰羅尼亞可能就已經發生了社會爆炸。假如加泰羅尼亞無產階級在全國性的激昂情緒推動下，不等全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就投入決戰，那將是極大的不幸。無論是在巴塞羅那還是馬德里，從歷史高度來揭示全局，能夠——也應該——賦予左翼反對派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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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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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寄往巴塞羅那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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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談加泰羅尼亞聯盟所謂的「民族主義」。這個問題非常重要、非常尖銳，在這個問題上犯的任何錯誤，都有可能導致致命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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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革命使包括民族問題在內的一切問題重新激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各種民族傾向與幻想的主要載體，他們竭力拉攏農民，想以農民為依託，對抗大資本和國家官僚的去民族化作用。在現階段，小資產階級領導著民族解放運動乃至整個革命民主運動，這必然會給運動帶來多種多樣的偏見。他們的民族主義幻想，也會向工人滲透。總的來說，這很可能就是加泰羅尼亞目前的總體形勢，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是加泰羅尼亞聯盟內部的形勢。但是，加泰羅尼亞反對大國壓迫、反對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和官僚集中制的民族鬥爭，具有進步的革命民主性質，以上判斷絲毫不會減少這種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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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時刻牢記這個事實：無論是整個西班牙，還是加泰羅尼亞一地，當地的統治者仍是本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地主、舊官僚，並得到愛國左派[5]的支持。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民主派還沒有掌權。目前的統治集團既想維持對殖民地的奴役，又想在國內實行最大限度的官僚集中化——即支持西班牙資產階級對加泰羅尼亞人、巴斯克人等少數民族的鎮壓。在現階段，依據現有的階級力量對比，可以認為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是進步的革命因素，西班牙民族主義則是反動的帝國主義因素。西班牙共產主義者如果不能正確理解兩者的差異，並忽視這種差異；如果不突出強調卻掩蓋這種差異，就有可能淪為西班牙資產階級不自覺的代理人，失去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而鬥爭的資格。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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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幻想有哪些危險？這種幻想會利用民族特徵分化西班牙無產階級，這是非常嚴重的威脅。西班牙共產主義者要想擊敗它，只有一種辦法：無情揭露壓迫民族資產階級的暴力，贏得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的信任。任何其它政策，都等於支持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幫助它壓迫被統治民族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帶有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性質）。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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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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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寄往馬德里的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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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提到了《人道報》[6]的報道在加泰羅尼亞引發的憤怒。這並不難想像。但是，光有憤怒還不夠。左翼反對派的報刊必須系統地報道當地動態。這項工作極為重要。必須利用西班牙革命的鮮活經驗來重新教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幹部。系統地報道巴塞羅那和馬德里的動向，這絕不是單純的「通訊」，而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文件。如果我們不能有力地澄清事實，斯大林派就會給加泰羅尼亞聯盟製造隔膜與敵對的氛圍，把加泰羅尼亞先進工人推上冒險與覆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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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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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譯自《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第46—62頁，根據莫里斯·盧伊特的英譯文轉譯，並參考了李星同志的譯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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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托洛茨基同志寫於1930年5月25日的《西班牙共產主義者的任務》一文，也就是上面引用的那封信。該信的全文將另行譯出。——中譯者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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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恩斯特·台爾曼（ErnstnTh?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於小販家庭，1903年參加社民黨，在黨內屬於左翼，反對工會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強征入伍，1918年參加獨立社民黨，成為漢堡的獨立社民黨左派領袖。1920年參加統一共產黨，1921年3月發動失業者罷工。在共產國際三大上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為進攻理論辯護。後當選為德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成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漢堡起義中承擔重要工作。1924年入選中央政治局，在費舍和馬斯洛夫被開除後擔任黨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遇害。——中譯者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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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格雷戈爾·施特拉塞（GregornStrasser，1892年5月31日——1934年6月30日），生於上巴伐利亞蓋森菲爾德（Geisenfeld）一個法官家庭。曾當過藥劑師學徒。一戰爆發後，他中斷了在慕尼黑大學的學業，自願參軍。1918年退役後復學。1919年獲得國家藥劑師資格，1920年開始擔任藥劑師。1919年參加自由軍團，鎮壓了巴伐利亞革命。1920年開始參迦納粹黨的活動，1922年秋季正式參迦納粹黨。1923年11月參加啤酒館暴動，事敗後被判處15個月監禁。幾周後獲釋，並於1924年5月當選為巴伐利亞邦議員，同年12月當選國會議員。1925年2月至1926年9月擔任納粹黨下巴伐利亞領袖，1926年9月至1927年12月負責納粹黨的全國宣傳工作，1928年1月起負責納粹黨全國的組織工作。1932年12月8日，因與希特勒發生衝突，而辭去黨內職務。1934年在「長刀之夜」中被暗殺。——中譯者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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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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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文版此處為「民族——社會黨」（national-socialists），為了便於理解，這裡參照李星同志的譯文，改為「愛國左派」。——中譯者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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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道報》（L』Humanité）是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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