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之死：一種永恆精神的復歸

一個行動中的哲學家

——蘇格拉底之死

作者何懷宏｜來自何懷宏教授在北大演講記錄稿，收錄在《獨立知識分子》一書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在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一個雅典人在監獄裡面喝下了一杯毒酒，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個人就是蘇格拉底，他為什麼會被處死，他有沒有可能不死？我們今天的話題就是通過探討這些問題，從他的死去透視生命。

在執行死刑的那一天，傍晚時候，看守端來一碗用毒芹草熬制的毒酒，蘇格拉底想灑點酒到地上祭奠神靈，但看守說這酒剛剛夠致死的量，於是蘇格拉底就平靜地喝下了這杯酒。

看守讓他四處走動，以使藥性慢慢發作。當他腰部以下已經沒有知覺的時候，他對一旁的朋友克里同說：「我們應該還給阿斯庇俄斯（醫療之神）一隻公雞，記住這件事，千萬別忘了！」

克里同答應了，當問到他還有什麼事的時候，他不再回答了，而此時他的身體已經冰涼了。蘇格拉底就這樣平靜而安詳地去了。

這一處死甚至可以說是人道的——如果說對死刑也可以說人道的話。在這個過程中他被允許見到朋友和親人，執行死刑的人非常客氣，他沒有受到任何侮辱，反而得到相當的尊重——法是法，人是人。

也就是說，在他的死亡過程中，沒有看到任何痛苦的掙扎、侮辱，以及任何讓身體蒙羞的東西，他的死是很平靜的。他是70歲的老人，已經接近其天年了。

他的處死——從訴訟、審判到執行——這一切都符合法律的程序。而且我們知道人必有一死，學過邏輯的同學都知道有個著名的三段論：

人皆有死，

蘇格拉底是人，

所以蘇格拉底必然會死。

即使不被審判，不被處死，他自然而然也會死，但他的死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為中斷的，哪怕只是比他的天年稍早一點。

死亡是生命題中應有之義，處在生命的終點，但它不是在終點之外而是在終點之內，在此岸而非彼岸。「死亡」是屬於人的現象，屬於生命的現象，是生命的一個事件。

我們說死亡是生命的一個事件，還有這樣一個意思：不用等最後一刻來臨，死亡早就在我們的生命中存在，每一天，我們既在生活又在死亡，我們的身體在不斷吐故納新。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觀念的死亡意識活躍地在生活中起作用。而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都是在向死而生，不僅個體如此，群體亦然。動物雖然也是向死而生，但它沒有這個意識，正像帕斯卡爾所說的，人唯一高於其它動物的地方就在於他知道自己有一死。

對死亡的意識還可以使我們警覺到生命、珍視生命，使我們具有一種反省精神，把一生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謀劃。所以我們說死亡是一個生命的事件。

對某些人來說，死亡還是一次政治事件，法律事件，歷史事件。大多數人的死都是默默無聞的，只有少數人的死進入了歷史。最後還有一種死，是極其罕見的，它是一種趨向於永恆的精神事件，那麼蘇格拉底的死是不是這樣的一次精神事件呢？

蘇格拉底死了，雅典人繼續走他們的路，繼續照常地生活。有個學者曾經說，整個蘇格拉底的死最可怕的就是雅典繼續走它的路，彷彿什麼也沒發生。

我們現在可能覺得這是個很大的事件，成為一個兩千多年來的話題，但是當時的雅典人可能只是覺得一個愛在街頭嘮叨的老頭死去了。

況且他們已經目睹了太多人的死亡，當時正值長達近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之後，瘟疫、遠征使大量的人死去，尤其是年富力強的人，加上戰爭之後又有內亂，以至於雅典人對死亡已經習以為常了，所以的確不太會為一個只在街頭饒舌的老人的死亡感到悲哀。

因此，幾百年之後，第歐根尼?拉爾修在《名哲言行錄》中說道，雅典人後來感到後悔了，為蘇格拉底修建了紀念碑，並懲罰了起訴他的人。這恐怕是無法證實的，可能只是柏拉圖「學園」中的學者一廂情願的傳言。

在蘇格拉底死後四百多年，又有一個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這就是耶穌。人們到很晚才看到這是兩個震動世界的死，也許正因為其影響深遠，所以這種震動要很久才能被人感到。

而與耶穌同時被處死的兩個小偷，就連他們都看不起耶穌，不願跟他說話，而他的死在當時的人看來也不過是個小的宗教派別的領袖死去了，似乎很快也會一筆勾銷。

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以一種雷霆萬鈞之勢裹挾全球，把整個世界納入全球化體系之後，我們才看到西方文化的源頭主要有兩個，以城市來說，一個是雅典一個是耶路撒冷，或者說，有兩個人處在開端，一個是蘇格拉底，一個是耶穌。

也就是說，古希臘的理性主義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啟示的文化，這兩者的合流構成了現在的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

對於蘇格拉底之死和耶穌之死的比較，相關文獻非常之多，擇要來說，這兩者之間的共同點有，比如都是開創了一個歷史系列，都是依法處死，但與其說是死於法律不如說是死於法律背後的東西，比如民眾的力量、輿論的力量等等。

至於不同點，蘇格拉底畢竟是在朋友的簇擁下死去的，在死的過程中也沒有很多痛苦，而耶穌是在屈辱中被釘在十字架上死去的等等。我們現在暫且不談這兩種死亡的比較以及蘇格拉底之死的意義和影響，而是想談他死的原因。

其中主要有三個問題：第一，蘇格拉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第二，他遇到什麼樣的麻煩而遭到處死，這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衝突？第三，他有沒有可能不死？

首先，蘇格拉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古希臘是個推崇德性而且是複數的德性的時期，用西方倫理學家麥金泰爾的話來說，這裡所說的德性，不是狹義的、僅僅是倫理的、道德的德性，而是一種多方面的卓越、優越、優秀，或者說出眾。我們現在就從人格、德性這個角度來談談蘇格拉底是個怎樣的人。

古希臘有「四主德」，即節制、勇敢、公正和智慧。首先來說節制，這裡所說的節制主要是指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德性，包括衣食住行這些方面，比如說蘇格拉底沒有襯衫，也不穿鞋襪，總是一件同樣的外衣，其實就是一塊大氅一樣的布，白天穿著，晚上一攤開既是毯子又是床墊。

他的飲食也很簡單，亞西比德在《會飲篇》里回憶說，沒有哪個人能像他那樣忍飢挨餓，但有時候在菜肴豐富的宴會上，也沒有哪個人能像他那樣狼吞虎咽。

他也不怎麼喝酒，但如果讓他喝，怎麼也不會醉。至於住，也是很簡陋的，亞西比德是個富裕的美少年，有一次，他想送給蘇格拉底一大塊地來蓋房子，但蘇格拉底不肯接受，他說，假如我需要一雙鞋子，你卻提供給我一張獸皮，這不是很可笑嗎？

有時候，他在集市上看到琳琅滿目的商品，便會對自己說，沒有這些東西我照樣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很有規律，所以他逃過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的兩次瘟疫。

他也極少睡眠，在《會飲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喝了一夜酒，當別人都睡得東倒西歪的時候，他起身去河裡洗了個澡就又去找人聊天了。也就是說，他有一種獨特而簡單的生活方式。

當然，應該說絕大多數雅典人的生活和現代人比較起來都是很簡單的，他們花在衣食住行上的時間是很少的，所以他們也才有閑暇來從事政治、藝術、戲劇等種種活動。

而蘇格拉底比別人又尤其簡單，以至於一個智者派的哲學家安提封說，一個奴隸要是像他那樣生活也會受不了，甚至會逃跑的。他這樣是為了保證自己的獨立，他把自己磨練得十分清心寡欲，使他貧乏的財力就能滿足物質上的需求。

但寡慾並非是因為他瘦弱不堪，有人說他長的看起來簡直就是「慾望之神」——眼睛突出，扁鼻子，大嘴，矮胖，他自己也說，如果不是獻身哲學的話，他的相貌就暴露了這些慾望的特徵。

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節制。當時希臘盛行「男風」，像亞西比德就非常俊美，人們經常開玩笑說他就是蘇格拉底的愛人，而亞西比德自己也動了心，有一天晚上就故意和蘇格拉底待在一間屋子裡，但結果什麼也沒發生，就像父子一樣。

有人問蘇格拉底應該結婚還是不結婚，他說無論你選擇哪一個都會後悔。他安於貧困，但並不虛飾矯情，既知道如何安守清貧，又知道如何過富裕的生活。他對那些展示衣服上的破洞的「犬儒派」哲學家說：「我透過你衣服上的破洞看見了你的虛榮。」

他很欣賞伯利克里的情人阿斯帕西婭——美貌而富有才華，但止於欣賞而已。他始終不像有些智者那樣收錢來教授知識，他曾經富裕過，還自己裝備了盔甲，充當「重裝步兵」，但是到了晚年，他一貧如洗，有時僅靠富裕的門徒，如克里同的接濟來維持生活，因為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一種哲學的使命上。這是第一個德性：節制。

第二個德性是勇敢。在失敗中比在勝利中更見勇敢。這時他極其從容和鎮定，尤其是撤退的時候，他救過亞西比德，還救過色諾芬，在追兵面前絲毫不慌亂。

談到智慧的德性，德爾菲神廟裡曾經有一道神喻說蘇格拉底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但他自己並不這麼認為，反而覺得自己是最無知的——自知其無知本身就是一種智慧，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很高的智慧。他四處探訪，努力想找到比自己更聰明的人，他熱愛談話，但目的並不是要改變對方的意見而是要尋求真理。

另外有兩件與智慧有關的奇特的事情。一是據說他有時候會因為突然想到了什麼事情而停下來不走，有一次甚至站在那兒想了24個小時；第二件奇特的事情是，他老覺得心裡有個聲音，或者說靈異，告訴他應該做什麼，而尤其是不應該做什麼。

第四種德性就是公正。公正可以作為德性的總名，但這裡主要指政治生活里的一種德性。我們可以舉出兩個例子說明這一點。

一是公元前406年，雅典海軍打了一次勝仗，但是由於將軍們在戰鬥中沒有派人及時打撈死難士兵的屍體，從而激起了民憤，要求一次審判這些將軍，統一定罪，但這是違反雅典法律的（根據當時的法律，應該分清每個人的責任，逐一定罪），當時議事會的其他成員都很難頂住民眾的壓力了，只有蘇格拉底——他正巧擔任議事會常委會的主席——堅持認為這是不公正的。

還有一次，公元前403年，當時雅典戰敗，成立了一個三十人的委員會，史稱「三十僭主」，他們要求蘇格拉底和另外四個人去逮捕一個支持民主的富有公民萊翁，其他人都不敢違抗，只有蘇格拉底拒不執行，回家去了。

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制很快垮台，他很可能在那時就喪命了。可見，無論是民主統治還是僭主統治，只要是出現了不公正的事情，他都認為應該去抵制。

最後再講講他的幽默、大度和自制能力，以及忍耐力、包括化解矛盾和衝突的能力。他並非一個心胸狹隘、氣量窄小的人，比如，阿里士多芬寫了《雲》這個劇本來諷刺他，以至於在一次集會上，很多人都指指點點地議論他，可他並不氣惱，反而站出來讓大家看，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另外我們從《會飲篇》中也看到，他與阿里士多芬的私交還是挺好的。

據說他的妻子脾氣不好，經常辱罵他，有一次用一盆髒水把他淋得透濕，結果他說：「這很正常啊，雷霆之後必有暴雨！」有時候，一些辯論不過他的人會氣急敗壞地打他一耳光，而他會充滿同情的說：「他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還有人會踢他一腳，別人讓他去報復，可他卻說：「如果驢子踢了你一腳，你會去報復嗎？」，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個幽默大度的人，這些德性本來可以使他不得罪人的，而最後他卻被處死，這說明他還有些不利的因素，這些因素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阿里士多芬的《雲》里，蘇格拉底被描寫為一個胡說八道的、別出心裁的、教兒子反對父親的、詭辯的人。又比如用亞西比德的話來說，世俗所艷羨的東西都不在他的眼裡。

他瞧不起財富、權力，他一生都在譏嘲世界。他的學問是很謙卑的，可內心卻是驕傲的。另外他為了驗證那條神喻不斷找人談話，其間得罪了許多人，而且主要是那些當時公認的有權力有智慧的人。

在當時的雅典，他怎麼也算不上一個成功者，人們嘲笑他整天在外談話，卻不知道自己的下頓飯從哪裡來。這些都是對他不利的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圍繞著他已經有許多非議了。

我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是他究竟遇到了什麼樣的麻煩以至被處死，也就是說，他究竟死於什麼？是民主，還是法制，抑或是他自己？這裡面到底存在一種什麼樣的衝突？

一種意見認為這是一種民主和自由的衝突，或者說是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現代自由與古代自由之間的衝突。現代自由主要是良心、信仰、言論、人身財產這方面的自由，古代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也就是說他的良心、信念和城邦的法律、社會的習俗發生了衝突；

還有人認為他主要死於法制，這並非民主之罪，而是雅典的公民法庭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事實上，雅典的法制、公民法庭都是民主制度的集中表現。雅典的民主一方面體現在公民大會上，另一方面就體現在大小不等的公民法庭上，那麼這就不僅僅是法制的問題，還是民主的問題。

也有一種意見認為，這是哲學和政治的衝突，比如列奧?斯特勞斯就持這種觀點：蘇格拉底用死來為哲學辯護，他做了最高尚的選擇。還有人認為這是個人與城邦的衝突，是一種正在蘇醒的個人意志和個人信念與小範圍的城邦的直接民主和法律之間的衝突，這是從主體上來說的。

至於對錯褒貶的問題，比如斯通在《蘇格拉底的審判》一書中，更多地批評了蘇格拉底，但他也反對雅典處死蘇格拉底，尤其是以言論罪處死他。

另外一個叫梅里亞的學者說，整個共和國或者說整個城邦對一個人展開了自衛，也就是說處死他是一個正當的行動，是正當的防衛；再比如法國的社會學家塗爾干也認為蘇格拉底犯了個人主義甚至是反社會罪，這些是批評蘇格拉底的觀點。

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悲劇，是兩種都是正確的東西的衝突——一種是個體的自我確信、主觀反思、內在性的精神，另一種是人民的精神，兩者都是有價值的，但卻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例如黑格爾就如此認為。

在此，我還是想通過哲學與政治的關係來談這個問題，因為這比較直接明顯——蘇格拉底是個哲學家，但在政治上卻被判處死刑。

但我想更直接、更明確的是通過我以前所說的兩種人類迄今尚未逾越的奇蹟來解釋——一個是民主的直接性和徹底性的奇蹟，另一個就是哲學，從阿那克薩哥拉把哲學帶入雅典到最後亞里士多德離開雅典這一百多年間，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大師和諸多的哲學流派，這樣一種短時間裡出現的哲學的奇蹟到現在也沒被有逾越。

然而，恰恰就在這兩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奇蹟之間發生了衝突，蘇格拉底之死正是這種衝突的象徵。

我們首先說蘇格拉底的哲學的研究，或者換一個角度回到剛才的問題：蘇格拉底遇到了什麼樣的麻煩而被處死，他因為什麼樣的品質、德性而被處死？會因為勇敢而被處死嗎？

不會，因為勇敢是捍衛城邦的；會因為節制而被處死嗎？也不會；更不會因為幽默、大度而被處死，那麼只可能是由於智慧，以及智慧在政治上的表現而被處死，而智慧恰恰也被古希臘人認為是最高的德性，那麼這就意味著只要智慧的方向、性質不一樣，其它方面的德性水平越高反而越有罪。

而蘇格拉底的智慧是一種哲學的智慧，或者說是一種反省的智慧，蘇格拉底在哲學方面的探索也是開始於對自然的探索。

阿拉克薩哥拉把哲學帶到了雅典，他是個自然哲學家，主要對天上的事情感興趣，而且和伯利克里是好朋友，但儘管如此，他還是觸犯了一些人，被指控不敬神，最後被驅逐出境，而蘇格拉底跟他或其弟子學過哲學，但後來逐漸對自然哲學不太感興趣了，人間的問題更多地觸發了他的思考，用西塞羅的話來說就是「他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了人間」，他不喜遠遊，甚至也不是自然之友，他喜歡在城裡、在集市上、在廊下與人談天，從中他發展出一套卓越的辯證的技巧，一種探究真理的技巧，如著名的「助產術」等等。

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參加戰爭，他一般來說是個比較消極的公民，因為他更關心哲學而不是政治，更關心真理而不是各種政治上的意見；他不介入黨派之爭，這樣也往往為雙方所排斥。

但他後來對民主制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批評，雅典的民主興起於公元前6世紀，鼎盛於公元前5世紀，而衰落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即公元前5世紀的末葉，而蘇格拉底本人的一生恰恰經歷了民主制度由盛轉衰的過程，所以有人說他並不是對民主知道的太少而是太多。

簡單的說，這個民主是直接的民主，最高權力屬於公民大會和公民法庭，所有的官員都不是終身制，甚至不是選舉產生而是抽籤產生，也就是說所有的公民都可能擔任各種官員，只要年齡足夠大，可能擔任一次甚至兩次國家元首，只有將軍或者某些財務官員等需要專門知識的職位才由選舉產生，而且可以連任。這種制度就保證了幾乎所有人都可以參與政治。

但是，民主的問題出在哪裡？第一，民主防止不了擴張，甚至有時候內部的民主越發達，在外部反而更表現出一種擴張的趨勢，雅典就是如此。另外，在失去一個有智慧的領袖之後，民主防止不了任意。雅典民主最輝煌的時期恰恰是它有一個富有遠見的領袖——伯里克利的時期，他能夠用他的經驗、見識和智慧勸導民眾。

但是當領袖變得很糟糕的時候，它就會變成一個煽動家、蠱惑家的舞台，而民眾則像羊群一樣隨之而去。尤其讓蘇格拉底耿耿於懷的是，民主的統治並不是一個完全智慧的統治，而是多數的統治，但多數並不真正擁有智慧，而只是擁有意見，蘇格拉底對流行的意見往往是看不起的，而他的很多談話正是要對此作出反省和質疑，所以他從「知識即德性」的命題出發，希望在最重要的公共事務上，即政治事務上實行一種知識的統治和智慧的統治。

基本的一個前提信念是：既然舵手、鞋匠等等都需要專門的知識，那為什麼恰恰在最重要的事務上——政治事務上卻不需要一種專門知識呢？這是他批評民主的一個內在理由。

這樣，哲學，確切的說是蘇格拉底反省的哲學就與雅典的民主制度發生了衝突，這種衝突也意味著哲學與行動，徹底與妥協，完善與缺陷這樣一系列的衝突。

哲學要反省，就意味著它對任何東西都要檢查，「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同樣，未經反省的政治也不是有價值的政治。政治往往需要一些緊急的行動以解決一些迫切的問題，哲學往往要求徹底和單純，而政治卻往往要求妥協和混合，哲學通常渴望「至善」，而政治通常滿足於「不壞」，哲學總是要求完美，而政治總是包含缺陷。

這也許是因為哲學是個人的事，而政治是眾人的事，所謂眾口難調，它就必須要有妥協，必然存在缺陷，尤其是一種小城邦的、沒有什麼距離的、直接的民主政治就更不容有多少個人的反省的空間。

哲學作為一種智慧可能是人類最好的創造，而這種「最好的創造」卻可能成為「好的創造」——政治的創造的敵人。再好的社會，再好的政治比起個人來可能還是不夠好，達不到極其優秀的個人所能達到的高度。正如我們說一支艦隊的速度就是最慢的那隻艦船的速度。

剛才我說到的兩個奇蹟，兩個迄今沒有逾越的奇蹟，即民主的奇蹟和哲學的奇蹟，這可能是雅典提供給人類最好的東西，但恰恰是在這兩個最好的東西之間發生了衝突，而蘇格拉底就死於這場衝突，所以這不是一個單純的褒貶問題，而是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個在最高的層次上發生的悲劇，並幫助我們認識兩者的性質。

即使是在它們各自最好的形態中，可能還是會發生衝突，除此以外，我還想說，這種衝突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根深蒂固，它深深地植根於人性之中，一方面人不可能不結成共同體生活，不能不建立某種政治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有一些天賦的差別，尤其是志趣和追求的差別。

我們拿古希臘作個比方，大多數人都從事手藝、商業，還有一部分是比較出眾的人，一是政治家，像伯利克里，一是藝術家，比如劇作家和詩人，還有一種就是哲學家，那麼這幾種人的關係如何？

其中包含幾種關係，一個是少數和多數的關係，也就是大眾和精英的關係，還有就是少數之間的關係，少數又可以分成兩個方面，即「行動的精英」和「思想的精英」，前者主要是宗教領袖和政治領袖，後者可能就是哲學家和藝術家。

在這場衝突中，可以說蘇格拉底幾乎是孤立無援的，我們只要看看控告他的三個代表人就可以看到——分別是詩人、修辭家、手藝人兼民主領袖。可能在現代社會中藝術家會和哲學家結盟來反對政治家，而在古代雅典，藝術家卻是站在政治家一邊反對哲學家的。

這也許因為那時的藝術家主要是劇作家，劇作家也是非常民主的，戲劇是所有藝術形式中最民主的，它要通過贏得觀眾來奪取桂冠，觀眾說好它便是好的，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它是民主的。

因此蘇格拉底批評民主，劇作家也很反感，所以，藝術家、政治家、手藝人都構成蘇格拉底的對立面，可見他是很孤立的，而一個追求完善的人也註定是很孤立的。哲學家可以說是「少數中的少數」。這樣我們能看到一點蘇格拉底究竟遇到了什麼樣的麻煩而被處死。

第三個問題就是蘇格拉底有沒有可能不死？確切的說，他有沒有可能不通過那樣的方式為法律處死？換句話說，我們剛才提到的哲學與民主之間的衝突能否得到化解，至少是緩解，還是說二者總是會保持某種緊張狀態？哲學家的合適地位是否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像《理想國》所設想的那樣為王，要麼淪為階下囚？

在「為王」和「為囚」之外還有沒有第三條路，比如「為隱」——做一個隱士，探究哲學，以終天年？具體到蘇格拉底身上，就是他的死刑是否有可能避免？用斯通的話來說，「雅典已經等了他70年！」，還有人說，如果是在斯巴達，他早就被處死了。

他確實還是有可能不死的。從蘇格拉底這方面來說，第一，他可以放棄哲學家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可以思考但不要與人交談了，這樣他就不會死，甚至不會被起訴。三十僭主曾禁止他與30歲以下的人談話，而且非常厭煩他總是拿鞋匠、鐵匠的例子來說明政治上的道理，可蘇格拉底就是不放棄，因為談話恰恰就是他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

第二，他可以在被起訴之後放棄自己的觀點，甚至設法贏得人們的同情，這樣他可能也不會被處死；

第三個選擇就是在被判有罪之後作出某種妥協，但他拒絕這樣做，於是激怒了法庭上的很多人，結果使得一些本來認為他無罪的人轉而投了死刑票；而即使是被判死刑，他還有一個最後的選擇就是逃跑，當時克里同已經為他安排好了，而且雅典人本來也是心不在焉的——一個老人如果要逃跑就讓他逃跑好了。

那麼，是不是蘇格拉底自己想死？比如色諾芬就推測他是不是因為晚年的病痛而想一死了之，當然這比較膚淺一點，尼采則說：「蘇格拉底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他想要死亡。

在一次極好的機會中，他表現了他在何種程度上超越了恐懼與人類的弱點，表現了他神聖的死」。但我想情況好象並不完全是這樣，我們可以讀一下柏拉圖記述的蘇格拉底在最後的日子裡的四篇對話，第一篇是《游敘佛倫篇》，發生於他在被起訴之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憂慮、憂傷，甚至是惶恐不安；

第二篇是在法庭上，他多少表現得有些猶豫，比如同意交納一定的罰金，也就是說，如果有活的機會，他也不拒絕，雖然他可能已確實不在乎死，但並非一心一意要趨向死亡；

但是到了第三篇，即《克里同篇》時，他變得非常堅定，絕不同意逃跑；在最後一步，即《斐多篇》所記述的，他在臨死的那一天里，表現得非常寧靜坦然。這樣，由憂慮到猶疑，到堅定，到坦然，便構成一個四部曲。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他確實不在乎死，但不是要有意去死，那蘇格拉底為什麼不肯逃走呢？斯特勞斯在《什麼是政治哲學》中有一句話說，蘇格拉底寧願為了在雅典保護哲學犧牲生命，也不願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把哲學引進克里特（意指流亡）。

為什麼不逃走？逃走也可以研究哲學啊，甚至像阿那克薩哥拉一樣把哲學引進另外一個城邦，為什麼不呢？也許是因為他年事已高，也許是他認為如果一走了之會對雅典的哲學產生很大的威脅，也許是因為他認為只有以他的生命才能更有力的保衛哲學。

另外我們說他不逃離可以說是一種抗議，但也可以說是一種感激，因為這畢竟是政治領域中最好的制度，雖然它有著很嚴重的缺陷，這畢竟是他母邦的制度，它在那裡生活了70年，所以他不能不一方面在法律上服從，一方面在精神上反抗。甚至可以說這兩者是一致的，即必須通過在法律上忠誠才能進行精神上的反抗——他必須對法律說「是」，才能對政治說「不」。

就雅典人這方面來說，他們也並非一定要蘇格拉底死，問題在於雅典的民主自身遇到了危機，而反省的哲學卻在興起，也許，民主在它鼎盛輝煌的時候不會在意這一點，而當它岌岌可危的時候，它就會惶恐不安，甚至產生過度反應，這樣一個時機也很重要的。

尤其像斯通所說的，雅典發生過三次政治上的「地震」——公元前411年，400人委員會統治了4個月；前403年，30僭主統治了8個月；前401年，30僭主的余部進行了反抗。在這三次「地震」中，死傷無數，讓雅典人心有餘悸。

有人說，在伯利克里時代，蘇格拉底決不會死。所以正是在民主衰落的時候，蘇格拉底對民主的批評和反省就被看成是莫大的威脅，但雅典人仍然不是非讓他死不可——畢竟，在他之前的阿那克薩哥拉沒有死，在他之後的亞里士多德也沒有死——只是想讓他閉嘴，而蘇格拉底寧死也不願停止言談，哲學對於他來說是神聖的事業、奉獻畢生的事業，所以矛盾無法化解。

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會裡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安全係數是不一樣的，甚至在同一個社會的不同時期「安全閥」和「警戒線」也是不一樣的。

但不管怎樣，蘇格拉底確實可以不死，但他畢竟死了，而他的死卻勝過了生所造成的影響，就像一粒麥子死了以後，掉進土裡，才生出許許多多的麥子來。他失敗了，但也成功了，他死去了，但精神是永遠存在的。

總之，蘇格拉底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個行動的哲學家，或者說是個話語的思想家，通過語言和對話來思考，而這樣一種「思想的行為藝術」的最高傑作就是他的審判和處死。

蘇格拉底死了，而雅典人還活著，時光又過去了兩千多年，一代代人死去了，現在我們還活著，那麼蘇格拉底之死告訴了我們什麼呢？

我想就是：通過死能夠傳遞許多生的訊息，死亡使我們知道生命應該是完整的，死亡使我們知道人的幸福、德性是要蓋棺方能論定的，甚至蓋棺還不能論定；第二，蘇格拉底之死可以幫助我們選擇人生的道路、職業的生涯，如果你決心成為一個政治家，你要知道政治的限制，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哲學家，或者說愛智者，就要對貧困、冷清甚至是迫害有所準備。

互動環節：

問：您剛才說到希臘的民主和哲學是迄今沒有逾越的奇蹟，有什麼根據嗎？

答：我所說的「希臘民主的奇蹟」是就民主的直接性、徹底性、全面性而言的，在這一點上，它的確是迄今沒有被逾越的，即便是現代瑞士的直接民主也沒有達到當時雅典的程度，這主要是指公民做主的程度，公民參與政治的程度；我所說的「希臘哲學的奇蹟」主要是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里士多德這「師生三人行」而言的，在這一百多間，這樣三位大師接連出現，的確是後世再未發生過的。除了德國古典哲學稍稍近之，但還是沒有超過。

問：雅典實行直接民主制，然而從理論上來說，這是一種相當費時費力的制度，那麼雅典如何來保證民主的效率呢？

答：雅典的民主還是頗有效率的，比如要進行戰爭，所有的人回家拿武器，一支軍隊就產生了，當然它還是會陷入一些很繁瑣的程序上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直接民主有個基本的限制，即規模的限制，在這個城邦內，大家彼此了解，至少精英人物之間互相熟悉，這樣也就不易產生政治上的陰謀，而召集議事相對來說也就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問：蘇格拉底的哲學屬於哪種哲學？

答：概括說來，蘇格拉底的哲學主要是種人生哲學，他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了人間，而這種人生哲學的核心又是政治哲學。

問：雅典這種大多數人參與的直接民主會不會導致多數人的暴政？

答：民主有很多形態，主要有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參與式民主和代議制民主，大國的民主和小國的民主等等。古代的民主主要是直接民主，比如雅典，我認為它與多數人的暴政沒有必然的關係，這涉及到我們對待民主的態度問題。蘇格拉底對民主當然有很多的批評，但經過一番比較之後，我們會發現，它仍然是種最不壞的制度，我們只是要警惕它的弊病，比如多數人暴政的傾向，平庸化的傾向等等。但批評和反省並不意味著簡單的否定。

死於非命的哲學家大有人在，思想與現實的割裂對哲學家在所難免，對待死亡的心態甚而塑造哲學態度。被判處死刑的哲學家亦不乏其人，哲學的睿智與進取往往冒犯宗教、政治等權威。但如蘇格拉底之死，對哲學產生如此深遠影響與深入思考，則絕無僅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