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與印度尼西亞的伊斯蘭復興——宗教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這兩天的一個熱門新聞，是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特區首長鍾萬學，因為褻瀆罪被判入獄兩年。當地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有個明顯的加速點，就是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Daniel Chen[1]2010年發表的研究告訴我們：一方面，宗教能在危機發生之後，為大家提供保險。因此，金融危機增加了人們參加宗教活動的頻率；另一方面，政府或者市場提供的金融服務，可以替代宗教的部分職能，緩解危機帶來的衝擊。

金融危機來臨，對普通人生活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一是貨幣貶值。1997年的時候，1美元只能換2400印尼盧比；到1998年，最多時1美元可以換16000盧比，盧比的價值縮水得非常厲害。二是食品價格飛漲。以100為基點，食品類商品的CPI最高漲到了260。大米這些必需品漲價，給居民生活帶來很大的困擾。1997-99年，印尼政府搞了四次「百村調查（the Hundred Villiages Survey）」，涵蓋了印尼各地村民的詳細情況。作者用的就是這個調查的數據。

圖1 1997年3月至1999年10月的美元對印尼盧比匯率（實線）、總體CPI（三角虛線）、食品CPI（正方形虛線）。五條豎線標明了不同的調查時間點。

怎麼去衡量當地宗教活動的強度？作者用了以下兩個指標。一個是當地有多少家庭，在過去3個月之內參加過伊斯蘭教的集體學習（pengajian）。集體學習一般是幾十人的規模，有人講經，然後其他人跟著學習討論。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不清楚怎麼做才符合教義，也可以在學習會上請教。作者在實地調研中發現：危機來臨之後，集體學習除了講解講義，還倡導民眾互助。大家之間既會相互幫忙找工作，也會捐款，或者幫扶困窘的家庭。

第二個指標是把小孩送到宗教學校的比例。印尼的教育系統既有世俗學校也有宗教學校，比例在當時是七三開。宗教學校也有對應的分級，ibtidaiyah、tsanawiyah和aliyah大致對應世俗的小學、初中和高中。不同宗教學校，宗教色彩深淺也有區別。比如說pesantren，教學重點就是《古蘭經》、沙里亞法、阿拉伯語等。危機來臨之後，選擇宗教學校的家長數量增加，導致學費上漲了近60%。部分宗教學校也在危機來臨後，為貧困家庭的學生提供獎助學金。

家庭每月在食品之外商品上的消費開支（以下簡稱消費）的變化，可以反映家庭遭受金融危機衝擊的嚴重程度。之所以排除食品開支，是因為百村調查中大部分家庭自己都有地，自己種稻米食用，食品消費中很大一部分來源不經過市場，也不需要支付市場價格。為了檢驗這些指標是否真能反映實際情況，作者做了一些檢驗。比方說，將集體學習和宗教學校兩個指標，和當地人對清真寺的捐贈、以及對墮胎的態度等做相關性分析，發現是高度相關的。

為了準確識別危機衝擊和宗教活動的關係，作者找到了這麼兩個工具變數：家裡有沒有濕地（wetland），以及家裡有沒有公務員。這裡的濕地，指的是用來種稻米的地，其它地都叫乾地（dryland）。惡性通貨膨脹面前，這兩類家庭的境遇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自己種米吃的家庭，不需要到市場上買貴了幾倍的米，負面影響小很多。如果有餘米可以出售，說不定還能獲利。公務員名義上拿的是死工資，短期很難調整。錢不值錢，生活就變糟了。作者檢驗數據，發現公務員家庭消費開支平均下降了15%。

作者發現：危機期間，家裡每多一畝濕地，參加集體學習的概率就下降2%；公務員家庭，參加集體學習的概率上升6%。消費層面看，消費開支每下降1美元，家庭參加集體學習的概率上升2%。平均來說，家庭消費開支下降了4.7美元，這意味著這麼一個家庭，參加集體學習的概率會上升9.4%。宗教學校指標的工具變數回歸得到了類似結果：家庭平均開支下降4.7美元，家庭把小孩從世俗學校轉到宗教學校的概率會上升5%。以上結果都顯著，兩個工具變數得到的結果也類似。

這個結果可能有其它解釋。比方說，會不會是因為危機期間大家失業，時間更多，所以更經常參加集體學習呢？作者發現危機期間，印尼人的工作時間不但沒有縮短，反而稍稍延長。同時，其它閑暇活動的時間也沒有明顯的變化。這就排除了這點懷疑。作者還做了安慰劑檢驗：用乾地替代濕地（其它作物通貨膨脹沒有大米嚴重），用服務業代替公務員（同樣是教育程度較高，但工資調整靈活一些），發現估計出來的影響確實要小一些。

識別因果關係之後，另外一個重要的任務是找出危機導致宗教復興的渠道：為什麼人們在困厄時期要求助於宗教呢？一方面，宗教機構可以資助陷入困境的家庭。作者比較了1998年5月和9月的兩次調查，結果發現：4個月內，參與集體學習次數增加的家庭，需要尋求救濟的比率下降了49%。參與次數不變或參與次數減少的家庭，這個數字分別是23%和21%。從來不參與集體學習的家庭，4個月內，需要尋求救濟的比率只下降了4%，大部分未能脫離困境。

另一方面，宗教有利於家庭平滑自己的消費。一般來說，家庭都要設法規避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讓自己的消費不要在年景不好時下降太多。首先，以土地基尼係數作工具變數，作者發現：當村裡有清真寺等宗教建築時，危機時家庭消費的波動程度（用月消費開支的標準差衡量）顯著更低。以家庭成員中是否有人曾畢業於宗教學校或曾到麥加朝覲（Haj）為標準，作者把危機前的家庭劃分為宗教家庭和非宗教家庭兩類，結果發現：宗教建築對兩類家庭平滑消費都有幫助。後一類家庭中，許多都選擇在危機時參加集體學習。這起到了避險的作用。

無論是在困境時伸出援手，還是幫助平滑消費，參與宗教活動，起到的都是類似保險的作用。那麼，如果當地已經有了其它運作良好的保險渠道，金融危機對宗教復興的效應是不是會減弱呢？作者發現正是如此。無論是當地居民有比較多的存款，還是當地有政府主持的小額貸款項目，都會顯著降低1998年危機期間，當地參加集體學習的新增人數。

總之，宗教能幫助家庭應對負面風險的衝擊。因此，我們也不會為宗教在危機來臨時復興感到奇怪了。作者在原文最後還討論了許多其它可能的解釋，此處無法贅述，具體請見原文。這一研究有兩個很有意思的點，可以進一步思考：首先，政府系統的公職人員在危機面前尤其脆弱，參加宗教活動的人數增加了很多。即使危機結束，這些習慣也可能保留下來，是不是會在中長期內加速伊斯蘭化的過程？其次，政府的福利系統、銀行的借貸服務，還有宗教提供的避險，在危機時三者會相互競爭。何種平衡，才是最優的呢？期待知友的看法。

最後補充一點：Chen的研究不是孤例。宗教起起伏伏，常與經濟有密切關係。這裡舉三個相關研究，有時間詳細介紹：一是Scheve和Stasavage發現，宗教與國家福利相互替代。信教民眾青睞更少的社保（2006）；二是Buyandelgeriyn發現，休克療法導致蒙古國Bayan-Uul地區的經濟衰敗後，薩滿崇拜在當地重新興起（2007；2013）；三是Calvalho發現：穆巴拉克上台後大學生就業政策的改變，與埃及70年代的伊斯蘭化有密切聯繫（即將刊出）。

[1] Daniel Chen堪稱奇人。他同時持有麻省理工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和哈佛的法學博士學位，目前在圖盧茲任教，研究領域涉及法學（包括憲法、程序法、稅法、勞動法等多個門類）、機器學習、理論計量、宗教經濟學、法律經濟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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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Binzel C, Carvalho J P. Education, Social Mobility, and Religious Movements: The Islamic Revival in Egypt[J]. Forthcom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Buyandelgeriyn M. Dealing with uncertainty: shamans, marginal capit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history in postsocialist Mongolia[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7, 34(1): 127-147.

Buyandelgeryin M. Tragic Spirits: Shamanism, Gender and Memory in Contemporary Mongolia[J].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Chen D L. Club goods and group identity: Evidence from Islamic resurgence during the Indonesian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118(2): 300-354.

Chen D L. Islamic Resurgence and Social Violence during the Indonesian Financial Crisis[J]. Institutions and Norm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6: 179.

Scheve K, Stasavage D. Religion and preferences for social insurance[J].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6, 1(3): 25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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