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裂的中國：一列貧富分化的高速快車
（一）貧富差距的「趕英超美」
還記得我們之前的文章《瘋狂的資本》么，文中隆重介紹的《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剛剛在四月份發布了中國貧富差距、分配不公問題的論文。壯哉老皮，這次真的是給力了，我們來看一下當今世界研究貧富分化、資本積累、財富分配規律最權威的團隊，是怎樣看待中國問題的：
（論文地址：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詳細論文可以在上面地址里下載（英文版的），數據的選擇、分析的方法、論證的過程可以去看原文，我這裡只撿著重要的說。
1978-2015年，中國公有財產比重從70%下降到30%，私有財產比重從30%上升到70%。
上圖比較有意思，藍色的線是官方數據中top1%收入佔全體收入比（注意，上表中是財產，這裡是2015年的收入，不要搞混），紅色的線是皮凱蒂團隊根據各種相關數據修正分析後的top1%階層收入（具體怎麼修正的官方收入可以去看原文）。可見，經過作者團隊修正過的收入不平等數據要遠遠高於官方統計數據，可以說中國財富分配不平等現象被嚴重低估。
上圖比較了1978——2015年中國、美國和法國各階層人群收入的增長率。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最富1%收入年均增長8.4%，底層50%收入年均增長4.5%；美國的兩組數據分別為3%和0。可以看到，1978年的中國比美國和法國都要平等，而當今中國的不平等程度已經超過了法國，接近美國。
看完了收入再看財產，上圖顯示中國最富10%人群的財富同樣完成了「趕英超美」——在2005年前後不平等程度超過法國，並飛速接近美國。
（二）何不食肉糜：割裂的社會階層
某視頻自媒體的一番言論，在近日引發了廣泛熱議：
我想說的是，做這類自媒體節目，重要的是抓住自己的粉絲，不是什麼正確說什麼，而是什麼吸引眼球、什麼能引起粉絲共鳴說什麼。所以說看到「辦公室白領是社會底層」這種專門戳人痛點引發傳播的言論，也就見怪不怪了。不過我想說的是，根據2016年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我國網民7.31億 互聯網普及率53.2%。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的數據，我國當前中國智能手機普及率58%。這些人拿著智能手機、上著網，聽著自媒體節目，恐怕還談不上「社會最底層」吧。
那麼真正的民工是什麼樣的，是不是真的「隨隨便便」就獲得了優於城市白領的生活，引用騰訊「活著」欄目 第五十二期的報道《農民工老了》（攝影/吳家翔 編輯/王崴）：
黃昏時分，北京五環外的一處建築工地旁，55歲的老范坐在馬路牙子上吃著他的晚飯。三個饅頭、一袋混合著豆腐乾、花生米和零星肉食的小菜，共價值5元。路邊熙來攘往的車輛揚起的灰土，被他就著饅頭咽進了肚子里。像老范這樣的老齡農民工並不在少數，中國人最憂心的「未富先老」的挑戰已經搶先一步在農民工群體中顯現。
晚上下班後，老馮回到宿舍吃飯。他的晚飯是5個包子，一個1塊錢。宿舍里太熱，人又多，老馮一邊吃飯一邊拿毛巾擦汗，屋裡瀰漫著濃重的汗味。
河北人老辛今年59歲，四年來一直在工地上給人做水暖工程，來北京之後他最奢侈的就是花八十多塊錢給自己買了件衣服
……
五塊錢的晚餐、遍布蚊蠅的集體宿舍、一輩子最奢侈的衣服八十塊，城市白領可以自行比較一下自己的生活質量。這其實反映了一個社會問題，這些城市小白領、在網上發聲的年輕人，他們不是看不起農民、農民工等底層勞動者，他們是看不見這些人。這種類似「何不食肉糜」的無病呻吟恰恰反映了社會的割裂。我有一位在法國生活了十年的朋友跟我說，歐洲社會上層、中層、下層分界非常明顯，這些人們的生活幾乎一輩子沒有交集，而且幾乎沒有階級晉陞的社會流動。比如一位上層精英，平時出入高級商場，住在市郊高級社區，開車出入核心CBD，生活中完全可以跟下層社會絕緣的，更不用提工作交集了。各個階層的生產生活、經濟運作，已經類似平行狀態、完全絕緣，帶來的除了是階級晉陞的困難、人民對於自身命運的悲觀，更有各階級之間的陌生、不理解乃至是歧視、敵意。
引用一篇知乎用戶-貓薄荷先生的回答，「如何評價《北京摺疊》獲得雨果獎？」：
我是北京的環衛工。科幻嗎？我覺得蠻寫實的啊。現在就是，不用到未來。垃圾清掃，轉運，焚燒，填埋，堆肥，這一切都發生在大家假裝看不到的地方，而做這些的人們生活在城市的夾縫中。你們知道在四環內哪裡賣一塊錢一大串的肉串嗎？六塊錢大份炒麵呢？十塊的理髮館呢？
你們知道在垃圾場干一天活身上的味道是洗不掉嗎？小白領們抱怨的環境差擁擠喧鬧的在第二層的地鐵，身上有味道的沉默卑微的人是不敢上去的。《北京摺疊》的作者還是太年輕啊！不需要鐵閘，別人的目光和一聲聲的外地逼和捂住口鼻的濕紙巾就足夠了隔離第三層的民工了。
我們遵循最嚴苛的標準把你們的北京打掃地乾乾淨淨，然後把自己努力影藏在陰影中不打擾北京人，如果偶爾發現不小心走入陽光下身上有異味驚恐的我們，生而為外人，真的很抱歉。（地址：如何看待郝景芳的《北京摺疊》獲得第 74 屆世界科幻大會上頒發的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
我這篇文章周五發表在自己的公眾號上，已經被刪除，其中一條熱評是這樣寫的：
@雪夜： 今天在坐地鐵的路上，我看見大概是七個工人躺在地上，枕著自帶的水壺睡覺。風颳得很大，他們安詳的睡著。那個時候我的內心是超級難過的。真的很心疼他們。 我爸媽在北京這邊收破爛，當我爸媽接觸收破爛時，已經是2008年，當時市場快要飽和了吧。我爸媽在這幾年裡，蒼老了好多，身上的病也越來越多。他們掙得的錢是巨大付出得來的，我愛他們。 羅振宇他了解大夏天在露天廠子里割鐵，壓鐵塊的感受嗎？他了解一天一夜不眠不休，一直幹活的感受嗎？當初我媽媽撕書（收的廢書要撕開後再賣），一天一夜，累的哭了，哭完後繼續撕。[大哭][大哭][大哭]他們是真的很辛勤。 半個月前，我爸爸來北京西站接我（搬家了，在這八年中，搬了近15次，每次都是從這個地方攆到別的地方），當時他穿著一套西服和一雙皮鞋，頭髮發白。我心裡很難過的。我爸爸是個愛好的人，他想體體面面的出去，把自己收拾到最好的狀態。 我現在也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實習，我想提升自己。我想給父母減輕負擔。我愛他們。
（三）絕望的底層：努力並不能脫貧
對底層社會的污名化、歧視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是貧富分化愈演愈烈註定帶來的副作用，同樣也有深層次的心理原因。人們希望相信自己生活在一個公正的世界裡，而善人遭惡報，惡人有善報，這樣一個不公正的世界，顯然不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一旦「公正世界」的信念受到威脅，人們在面對這個世界時會缺乏自信，喪失對世界的控制感，這也不是我們所願意接受的。因此，人們更傾向於認同世界是公正的，雖然這種信念的內容並非真實的。而在一個公正的世界裡，只有壞人才會得到懲罰，所以被持續懲罰的「受害者」就必須是一個壞人。因此，人們更傾向於責備受害者，認為他們是罪有應得，來滿足自己內心脆弱的的「公正世界信念」——這便是著名的「公正世界信念」謬誤。
基於此，人們傾向於認為，底層人民的貧困是咎由自取，是懶惰、是愚昧導致他們活該受困於現在的貧窮。但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一點，懶惰、愚昧、低素質，有時候往往是貧窮的副產品。但是人們更願意顛倒一下因果關係，以至於讓自己的心裡好受一些。
更何況，「努力」真的能讓人擺脫貧困嗎？根據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報告，我國2.77億農民工月平均工作25.2天，平均每天工作8.7小時，合計平均每月工作219.2小時。而我國勞動法規定的每月勞動時間為166.6小時，加班不得超過36小時。可見，我國農民工平均每月超時勞動16.6小時。在富士康等企業，工人們在生產旺季的平均加班時間能達到80小時一個月，有些工人甚至加班160小時[ 「新生代」ilabour課題組，關於富士康公司工資、工時與工會調研，中國工人，2015(8)]，這達到了19世紀歐洲的工時水平。在相當多的企業，工人們還會被要求「義務」加班而沒有加班費。除此之外，企業不給外來務工人員交社保、工傷不賠償、拖欠薪水等現象非常普遍。然而窮人為什麼不抗爭呢，不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呢？因為這樣做之後，你連工作都沒了，為了養活自己，必須服從於這種不平等。你能去恣意指責，這些底層勞動者「不努力」嗎？然而辛勤的勞動依然無法使他們擺脫貧困，一句話——窮人，是永遠受資本支配的奴隸。
窮，和懶從來沒有必然聯繫，貧困問題有著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自奴隸社會起，就存在了「辛苦的窮人」，奴隸的一切都是屬於奴隸主的；農民要將大部分的糧食作為地租；工人剩餘價值被剝削後僅能維持自己的生活……2012年中國城市人均GDP排名前十分別是：澳門、香港、克拉瑪依、阿拉善、鄂爾多斯、東營、大慶、包頭、無錫和海西，大多是靠石油、煤炭等自然資源起家；而同年中國城市日均工作時長排名前十的是：廣州、杭州、上海、深圳、鄭州、青島、北京、武漢、南京和天津，兩者無一對應。
學者姚建平根據統計《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得出中國住宿餐飲業、建築業、批發和零售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製造業等七大行業的勞動報酬低於社會平均勞動報酬，其就業人員的平均勞動報酬都沒有超過社會平均勞動報酬的60%。鑒於如何衡量貧困在中國還沒有統一的標準，以國際貧困線（通常是該國家或地區社會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標準，這七大行業工作的勞動者絕大部分都是工作貧困者。
而這些行業恰恰加班嚴重、工時超長，《2014中國勞動力市場報告》顯示，住宿和餐飲業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長達51.4小時，排名所有行業平均周工時第一；建築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分列二至四位，且以上四個行業均已超過法律規定的「特殊行業」周工時49小時界限……依照《勞動法》規定的日8小時標準，這些行業的工作者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
最近，「喪文化」在年輕人中非常流行，《光明日報》還專門發表了一篇文章《引導青年人遠離「喪文化」侵蝕》：
「我差不多是個廢人了」「其實並不是很想活」「漫無目的的頹廢」「什麼都不想干」「頹廢到憂傷」，這些散發著絕望特質的話語，配上生動的「葛優癱」「懶貓癱」等表情包，成了新聊天形式的流行內容。從這些話里，我們明顯地感受到了某種情緒——什麼都不想干、只想蹉跎歲月、找一個最省事省力的方式活著的消極情緒。這與大家對青年朝氣蓬勃的一貫印象格格不入，令人費解，也令人擔憂。
官方的媒體看問題倒是看到了，然而看到了能說明什麼問題呢？單靠喊幾個口號，進行幾輪思想教育，強迫學生背點正能量價值觀，年輕人就能不「喪文化」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永遠堅持唯物史觀的立場，永遠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關係分析問題，年輕人為什麼「喪」，簡單得很，工作壓力過大，上升渠道渺茫，別說事業有成開創未來什麼的，就連房子都買不起。人又不傻，你能看到的未來預期就這麼點，努不努力差別不大，那肯定就「喪」起來了。日本的現在就是我們的一面鏡子。還是那句話，當你發現努力、奮鬥都改變不了什麼的時候，那還奮鬥做什麼呢？
所以說，當看到一些用得起智能手機、上的起網剛剛擺脫「社會最底層」的年輕人，意氣昂揚地在朋友圈裡刷著《我拉黑了朋友圈裡所有的窮人》《致賤人，我為什麼幫你》的時候，當看到越來越多的把貧窮原因歸咎於到的原罪的時候，我不禁想問一句，當你認為貧窮是咎由自取、是「不努力」的時候，你能通過「自身努力」實現階級晉陞嗎？
（四）驅離的世界：分化的高速列車
如何準確定義我們這個世界，不平等？固化？不不，這還遠遠不夠，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莎士奇亞·薩森，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我們當前的世界——Expulsions，驅離。
在其著作《大驅離》中，薩森指出，就像環境的破壞從污染土壤、水源開始，進而破壞整個生態圈，驅逐這個區域內所有的生物，經濟運行的邏輯也是如此。當今的經濟體制會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不單單是個固化的趨勢，還會有一個動力在後面推著那些被「驅離」的人——中產階層可以一夜間淪為新貧，而窮人被排除整個主流社會，永無翻身之日，處境還會每況愈下。薩森這樣解釋「驅離」效應，起初你只是貧窮，然而你會面對各種疾病、天災、暴力、法律缺失的處境，慢慢你會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處境更加糟糕，最終被世界所拋棄。再比如窮人們連網路、智能手機都使用不到，對比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這就是「驅離」的力量。
今年剛剛離世的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在其著作《工作，消費，新窮人》中，鮑曼指出，當今社會（無論是國內還是發達國家）一個很明顯的現象，那就是對底層、對窮人持續的污名化過程。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意味的窮富對立，"下層階級"（lower-class）指向的潛在社會流動，"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的出現並風行，成功建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窮人形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雇。這個辭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
在美國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決書中，「底層社會」這個詞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很長的相關列舉——少年犯、輟學這、癮君子、單身母親、搶劫犯、縱火犯、未婚媽媽、皮條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詞語讓所有體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伴隨於此，兩個相關的概念也開始同時被販賣：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議題，而只關乎個人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用鮑曼的話說就是：「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有沒有很眼熟，我們的朋友圈熱文是不是就習慣用這種「道德譴責」來弱化貧窮問題的社會屬性。
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窮人和富人們地位雖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現今窮人們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併產生了恥辱感、內疚感。鮑曼指出，並不能將"貧窮"簡單折價為物質匱乏乃至身體痛苦，它同時亦是一種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
在書中鮑曼絕望地寫道：「今天的窮人，比任何傳統意義上的窮人，比任何過往時代的窮人，都更為無望，更為痛楚。」他們不再是宗教意義上的救贖對象，也不再充當生產社會裡穩定的勞動後備軍，幫助窮人已經喪失了任何經濟利益，他們被徹底逐出了道德義務的世界。那麼窮人的出路在哪裡，鮑曼也很悲觀，無論在書中還是知道他生命結束，都沒有給出一個關於未來的分析預測。
不過在我看來，要把人類社會當成一個動態的發展歷程來看，我們處在的這個時代太過短暫太過微不足道，未來的世界還是充滿了變革的動力。新時代底層年輕人身上的政治潛力是一個有待探索的領域：他們是不滿的源泉，卻未能展開新的政治想像；他們在階級固化中幻滅，卻不斷地再生產著與消費社會相互匹配的行動邏輯；他們關心社會的變革，播散著從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民族主義到全球化等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價值，卻甚少將他們對自身命運的思考與「被剝削的階級」這一概念及其未來聯繫起來。這一切，都是留給未來可以想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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