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代無窮已：牛津高富帥專業養成記

牛津大學PPE專業在學術上的局限是有意而為之，意在鞏固和提升英國權力深層結構的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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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y Beckett

譯者：張瑤

校對、編輯：屐鬆鬆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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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是英國現代政治史上意義深遠的一天。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發表了競選宣言，宣言的起草者是同屬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政治新聞編輯尼克?羅賓遜（Nick Robinson）和經濟新聞編輯羅伯特?皮斯頓（Robert Peston），另外還有財政研究學會會長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上述四位均畢業於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開設的哲學、政治與經濟學三合一專業，簡稱牛津PPE（Philosophy, Politics & Economics）專業。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對工黨競選宣言提出質疑，工黨影子大臣博雅文（Ed Balls）出面為宣言辯護，而這兩位也皆為牛津PPE專業科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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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PPE官網地址為https://www.ppe.ox.ac.uk，圖片來源：PPE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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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選將在三周後舉行。在另一邊，同為牛津PPE專業的畢業生丹尼?亞歷山大（Danny Alexander）——自由民主黨的英國財政部首席秘書，正準備訪問金斯頓（Kingston）和瑟比頓（Surbiton）。那裡是易受攻擊的英國國會選區，且由牛津同門的自民黨（自由民主黨）部長埃德?戴維（Ed Davey）控制。在肯特州（Kent），英國獨立黨的兩位議員之一馬克?瑞克拉斯（Mark Reckless）正在他所屬的羅切斯特和斯特羅德選區舉辦競選活動。當天的時事評論由「第四新聞頻道」的政治新聞記者邁克爾?克里克（Michael Crick）在線發布。這兩人也都畢業於牛津大學PPE專業。

在英國廣播公司第四電台網站上，《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統計學專家（PPE畢業生）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的第一個大選播客上線；同樣是該專業的畢業生埃文?戴維斯（Evan Davies），作為BBC第一頻道的新聞晚報主持人，他的政黨領袖專訪系列節目也已開播。在紙媒領域，《經濟學人》發行了大選特刊，由貝德絲（Zanny Minton-Beddoes）作為編輯；政黨雜誌《前景》（Prospect）刊登了一組大選相關文章，編輯是馬克多斯（Bronwen Maddox）；《衛報》（the Guardian）上也開闢了大選專欄，詹金斯（Simon Jenkins）擔任編輯工作。上述的三位編輯同樣畢業於牛津大學PPE專業。此外，《泰晤士報》和《太陽報》也有大量版面涉及選舉方面，兩張報紙的老闆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也曾在牛津大學PPE專業就讀。

共享的面孔：我的名字是PPE

牛津大學PPE專業的畢業生遍布英國政壇，沒有任何一所大學的任何專業，或者任何一所備受尊敬或憎惡的私立學校能夠與之相比，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沒有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會出現可與之相提並論的情況。從右翼到左翼，從政治中心到邊緣地帶，從分析師到主要人物，從共識追求者到革命活動家，從環保主義者到超級資本家，從國家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從精英到平民，從官僚到幕僚，從大惡人到萬人迷。自該專業成立97個年頭以來，PPE人的網路交織遍及英國政壇的各個層面，不管是業績突出的，還是相對默默無聞的。

「精英領袖輩出，在這一點上牛津占絕對優勢」，傑出的英國政治傳記作家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在他2014年的研究中如此寫道。他曾對戰後工黨改革人兼英國社會民主黨（SDP）聯合創始人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進行研究，而詹金斯正是上世紀30年代牛津大學PPE專業的畢業生。當時PPE專業三年制的本科課程，開設還不到二十年，卻「已經是有志政治家的選擇」了：他們中包括後來的工黨領袖邁克爾?富特（Michael Foot）和休?蓋茨克（Hugh Gaitskell），還有之後的總理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和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

但是PPE專業不僅僅只是一間工廠，專門打造政治人物和以評判政治人物為生之人。從這裡畢業的名流們更擁有了共同擁有的面貌：自信、國際主義者、思維靈活，以及最重要的是，成為一小批受過良好教育的理性人士，有能力並且應該讓英國甚至世界變得更美好。許多外國領導人在啟蒙時期也曾修讀牛津PPE專業課程，其中包括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貝納比爾?布托（Benazir Bhutto）、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Malcolm Fraser）和鮑勃?霍克（Bob Hawke）。牛津的PPE專業學歷已成為全球（頂級）學術成就和處事能力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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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依次為：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娜齊爾?布托、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季、傳媒大亨魯伯特?默多克，皆畢業於牛津大學PPE專業。圖片來源：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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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劍橋現代史專業的英國工黨成員、思想家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說：「牛津大學PPE專業既提供了精英大學的學位——能就讀PPE專業證明你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異；同時也包含了職業訓練，這對內閣成員來說是再好不過了，使他們全面地了解生活。因此，這是一種非常深入的文化形式。」

然而在新民粹主義時代下，反感精英和「職業政客」盛行，PPE人進入公眾視線不再像從前那麼順利。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緩慢、主流政客顯得愈發笨拙，再加上大部分傳統媒體似乎對眼前的劇變手足無措，牛津大學PPE專業這個可能為政治、經濟和哲學三大領域提供頂尖人才的供應者，已經失去了它不容置疑的權威。不僅如此，更加令人懷疑的是：區區一個大學課程和它的畢業生，是否該有這樣大的影響力？繼而廣泛的批評是：PPE解決不了英國的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問題產生的原因。

（此處有刪減）

PPE專業的前世今生

開設牛津大學PPE專業是史無前例的。俄國革命和一戰結束後的1920年，高校正處於改革階段。通常情況下，高校改革的推進極其緩慢。根據牛津官方史的描述，牛津大學變得「對歐洲和亞洲的政治動亂所帶來的問題，以及英國高失業率，頗有感興趣」。

一個想法在牛津慢慢醞釀：開設一個關注當代世界的學位專業，有別於牛津通常的中世紀等古典世界相關的專業。該專業由經濟學和哲學教師授課，旨在使畢業生更好地服務於英國及其它英聯邦國家。一旦牛津大學不再設限要求所有申請人都懂希臘語且畢業於私立學校，那麼公立學校的畢業生也將可以申請該專業。

在牛津大學，和現在一樣，經典著作被虔誠地奉為「偉大」（Greats）；PPE專業的倡導者據此提出了「非希臘語的偉大」（Greats without Greek）這一新理念，進而推出了「當代的偉大」（Modern Greats）。經濟學家安德魯?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於20世紀60年代就讀於PPE專業，到1997年成為那裡的教師，他一直是PPE專業傑出的倡導者，他提出：「在牛津幾乎一直是這樣，越能讓你的提議看起來從始至終暗含在牛津的生活中，就越可以做得激進。」

起初，改革者們希望這門專業囊括大部分學科——這也正是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和目前其他的PPE專業懷疑論者，所認為該課程嚴重不足的地方——後來該提議被證明並不可取。然而，1920年11月，牛津大學通過了開設PPE專業的決議，世界上第一個這樣的專業誕生了。校刊《牛津學報》以及很多教師都對PPE專業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該專業的學習過於粗淺且毫無邏輯可言。儘管如此，第一屆新生依舊在當年秋季入學了。

接下來的三年中，該專業的學生一直在做三件事：瘋狂地撰寫論文以備參加每周無數的輔導課，應付頻繁的考試，並且嘗試讀懂《1760年以來英國憲法與政治史》、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1970年，PPE教學大綱終於略有放鬆：允許學生在第一學年結束時放棄一個科目。大多數學生照做但極少數拔尖的學生則沒有。對所有學生來說，PPE堅持一種擴散的特質，「關於這個問題我問過一位教師。他說，你想要鑽孔深入廣袤的土地，我們教你如何鑽孔，但怎樣將鑽孔連接起來則是由你決定的。」於1996年到1999年求學於PPE專業的肯?帕特爾（Ricken Patel）如是說，他後來聯合創辦了全球在線活動家網站Ava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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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的期末考試考場，要求相當嚴苛。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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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對於一些雄心勃勃的學生，在PPE就讀不僅是專業課程的學習，更是一種政治探險。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1924年抵達牛津，當時的他還是個未形成牢固意識形態觀的男孩，但在牛津他深受喬治科爾（George D. H. Cole）影響。喬治科爾是一位年輕的經濟學教師，也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蓋茨克爾後來興奮地寫道「許多牛津PPE專業的教師被人議論『可能領導了英國革命』，而人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喬治科爾。」1926年的大罷工爆發時，蓋茨克爾成了喬治科爾的司機，負責科爾和倫敦工會領導人之間的緊急通信，來來回回奔走在扭曲的鄉村道路上，每天晚上還要在大門關閉之前趕回學校。

三十四年後，當蓋茨克爾成為英國工黨領袖時，他發表了一篇回憶錄，描述了當年就讀於牛津PPE專業時的光輝歲月。其時還是一名女學生的左派作家希拉里?溫賴特（Hilary Wainwright）偶然讀到這篇回憶錄。「我變得激進了，」溫賴特說，「我當時想，『是的！我想去那裡！』」，後來在1967年溫賴特進入該專業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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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蓋茨克爾和他的老師喬治科爾。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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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E很快成為牛津大學發展最快的專業，學生數量僅次於歷史系。後來的英國工黨和社會民族黨政治家雪莉?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在1940年代後期，完成了PPE的學業，她說「這個專業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這是牛津創立的新專業，教師也並非傳統型的。隨著英國經濟陷入困境，經濟學正在成為政治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在戰後的幾年中，PPE逐漸失去了激進的部分。牛津大學並不是一所自上而下做決策的大學，這是它的優勢也是劣勢之一：在牛津授課的內容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師的意願。威廉姆斯說，PPE專業的教師習慣了這一點，教學大綱也「停止更新」。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儘管十年的政治抗議在全球範圍爆發，PPE卻仍然只關注傳統，有時是孤立的問題。溫賴特回憶說：「經濟學被認為是非政治的。不平等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政治學無休止的討論課主題似乎與當時發生的危機沒有關係，這個專業已然成為教授管理的技術課。」

不巧的是，當時PPE專業成為傑出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後代們的最愛。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的女兒瑪格麗特?傑伊（Margaret Jay）在1958年至1961年就讀於此，她回憶說，「牛津PPE專業與我同期的有六名學生，其中一位是蓋茨克爾的女兒。還有兩位分別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工黨顧問）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和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的女兒。」較新從牛津PPE專業畢業的人員包括：前工黨幕僚阿拉斯泰爾?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的兒子羅里?坎貝爾（Rory Campbell），以及前工黨外交秘書傑克?斯特勞（Jack Straw）的兒子威爾?斯特勞（Will Straw）。隨著PPE成為一道風景線，並被牛津對傳統的無限渴望而主導，該專業轉變了最初精英管理者的培養方式，開始向培養王朝統治者傾斜。

反PPE沒那麼容易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針對該專業開始出現反對者，他們被今天的反PPE者所遺忘，但卻是思想更為深刻的先驅者。麻煩專業戶左翼作家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就是其中之一，他堅持上完了1963年至1966年的課程之後，和一個朋友打賭要在所有期末試卷中提及越南戰爭。阿里記起，「經濟學考試有一個題目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補貼運輸方式是什麼？」我的回答是「美國直升機從西貢（編輯註：越南胡志明市舊稱）飛入叢林，完全是免費的。唯一的問題是偶爾有去無回！」

他希望考官然讓他不及格，從而暴露整個專業課程的保守。但是老師們太精明了，或者說太慷慨了。最後他被授予了三等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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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克?阿里（圖中間）參加反越戰遊行示威活動。圖片來源：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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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更多的PPE學生各自為政。溫賴特回憶道：「學生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照例要做政治家的人，比如後來的托利黨首相艾維娜?嘉里（Edwina Currie）和工黨同盟大衛?利普西（David Lipsey）。這些人會出現在工黨或保守黨俱樂部，抑或是學生社團（辯論社會議題）；另一類則是政治活動家和PPE批評家。」溫賴特加入了後者，「我們開始組織起來批評整個專業。我們想要更政治化，研究現狀背後的深意。」

對牛津PPE專業的批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其中影響力最大的，除了引發了對英國大學更多專業的質疑之外，還促成了一部一直備受爭議的著作《PPE專業的衰落》。該書出版於偉大的革命年——1968年。標題引自卡爾?馬克思的著作，而馬克思同樣認為PPE存在不足。最後的文本由特雷弗?佩特曼（Trevor Pateman）撰寫，其時他剛剛以優秀一等的身份畢業，是一位內斂的的左派。文中寫道：「牛津PPE專業並沒有教授學術知識，有的只是錘鍊完美的技巧去寫作膚淺短文：以此作為對社會工程師理想的培養方式。」

許多當今的批評家都一再重複佩特曼對PPE的指責。但他認為，這一專業在學術上的局限是有意而為之，意在鞏固和提升英國權力深層結構的威嚴。正因為這些基本的觀點，所以他強烈要求改變幾乎不提平民主義或親小報派的PPE專業課程。他希望加入社會學、人類學和藝術專業，使課程「更流暢且真實地顛覆傳統」，並且「為校園之外激進的、變化的政治觀點助力。」

PPE專業的管理層像英國的自由主義者一樣，在受到激進人士攻擊時，傾向於從批評聲中吸收有用的經驗，以對制度加以改進，同時卻保持基本制度不變。到1971年，該專業提供的政治類讀物列表中，加入了反主流文化者所喜愛的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和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作品，以及《越軌、異化與混亂》（Deviance, Alienation and Anomie）其中的一章。然而，《1865年以來的英國政治和憲法史》（British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since 1865）更長的章節得以保留。為符合該專業要求而特別打造的新版本至今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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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農（左）是近代最重要的黑人文化批評家之一，以黑人的角度探索黑色非洲，並使得非洲研究真正受到西方學界重視。德布雷是當代法國著名作家、思想家、媒介學家、記者，曾任法國總統國際事務顧問。作為上個世紀的世界傳奇人物切?格瓦拉的叢林戰友，德布雷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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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有刪減）

繼承者們層出不窮，PPE會被取代嗎？

某種程度上，PPE專業仍然在蓬勃發展。從2007年至2015年期間，該專業的申請量增長了28％。最近一位成功的申請人說：「我在參加綜合考試時，並不太了解PPE專業。但之後的申請過程中，你會了解這個專業的名聲有多麼響亮。曾經就讀PPE專業的人員名單里，全部都是家喻戶曉的名人。

「但當你聽課時，數百人在房間里座無虛席，你卻意識到這間屋子裡只有一小部分人會進入政界的一線。」也正因為如此，牛津PPE專業的影響力變得更加廣泛：許多有政治傾向的畢業生進入其他行業工作，比如慈善機構、援助機構、活動團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學生們自己也承認，該專業專門培養威斯敏斯特式精英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政治，不是你腦海中所定義的，也不是牛津PPE專業培養你去做的唯一職業。「在我的母校，投資銀行正把學生吸收過去。」一位在2000年至2009年期間就讀該專業的人說。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es）批評PPE在政治上謹言慎行，但他看到畢業生們對待該專業反對者的態度並不一致：「那些在城市中奔忙，想盡辦法賺錢的人——你再也聽不到他們的消息。他們已經變成了公眾無法理解的、真正的隱形精英。與此同時，有公眾精神的PPE人卻備受矚目。」

儘管如此，幾十年來，其他二十多所英國大學也已效仿牛津，開設了自己的PPE專業課程：金斯密斯學院（Goldsmiths）的版本更具政治冒險風格，威廉?戴維斯也參與其中。該課程側重社會學、人類學和文化研究，1968年牛津大學的激進分子曾試圖開設這樣的課程，但未能成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版本則以數學學科為重，倡導技術專家政治論且學製為四年。此外，PPE的理念也傳播到幾十所海外高校，如美國、南非和荷蘭。

然而最接近牛津PPE專業且資格較老的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該學院在1936年成立，那時它並不叫肯尼迪學院。另外一所是法國的國立行政管理學院，成立於1945年。就像牛津大學PPE一樣，兩個學院建立的目的都是為改善政府的執政能力，同時這兩個學院也都有不少反對者，因為他們早已對政府失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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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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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雷厄姆和其他牛津PPE校友擔心，過去十年中，外界忽視了牛津大學的一些「價值觀和原則」的削弱。與其他高校的經濟學教學相比，「牛津的經濟學課程變得越來越數學化，與其他PPE課程相距越來越大。教師們對PPE專業整體性研究興趣逐漸減弱，說服他們參與自己課題之外的研究變得越來越難。」

他認為牛津的PPE專業「可能還是會團結一致」。作為溫和政治家的生產線，PPE在1930年代的法西斯統治中得以倖存，經歷二戰、戰後中立共識的崩塌、大英帝國的消亡、因互聯網和後工業主義所帶來的社會瓦解。經歷這些後，其懂得變通且夠強大，得以在民粹主義一步步發展之下依舊維持影響力。

萬一PPE沒能倖免，牛津大學也早已想好了替代方案。七年前，烏克蘭裔美籍商人兼慈善家萊昂納多?布拉瓦特尼克（Leonard Blavatnik）向牛津捐贈了7500萬英鎊，為此學校開設了布拉瓦特尼克管理學院。該學院專享一整幢由旋轉玻璃外牆和金色石塊組成的新建築，且距離PPE學院窮酸的教學樓僅百碼之遙。布拉瓦特尼克學院為研究生提供公共政策課程，但將其使命寬泛地概括為「培養領袖」。在英國，和大多數歷史悠久的國家一樣，精英總期待著取代另一位精英成為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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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瓦特尼克管理學院（左）與PPE學院的外觀風格截然不同，其也被認為是培育未來世界領袖的新基地。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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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原文鏈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7/feb/23/ppe-oxford-university-degree-that-rules-britain?CMP=share_btn_fb

內容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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