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以賽亞·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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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一本合格的教科書會介紹伯林的生平細節，因此我就不必贅述了，包括他和貢斯當與穆勒這些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

根據伯林： 伯林談論的自由是一種政治自由，其中

A「消極自由」被其表述為：主體(一個人或人的群體)在一個清晰可辨的疆域內被允許或必須被允許不受別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並且對消極自由的阻礙是政治自由的最大敵人。

B「積極自由」被其表述為：個體的社會目的（即他自己想過怎麼樣一種政治生活）能夠由他自己決定而不是人為干預。

我們可以對A消極自由細化如下：

1.伯林談論的政治自由是關於行動者的行動的，並且政治自由是行動者行動的基礎價值，即只要個體的行動為自身所掌握，他就獲得了伯林意義上的政治自由，即便是消極的。

2.在這種意義上的自由，作為一種被談論的價值，其主要來源於個人，即自由是個體行動的內在價值。

3.來自他人的蓄意干涉是促成政治自由缺失的唯一原因，這意味著個體有兩種可能完成不了行動，在同一客觀環境面前（1）他因為個體才質的缺乏完成不了行動。（2）他因為他人的阻礙完成不了行動，不論他個人的才質是否能讓他完成行動，伯林稱之為「專制」。而（2）才是伯林主要批評的。

我們可以對B積極自由細化如下：

1.個體能自主決定自身的社會目的，這意味著個體對自身的社會目的具有決定權，個體需要參與關於自身社會目的的政治決策。在這種意義上推而廣之，我們可以說，個體應平等地享有政治參與權。

2.個體能自主決定自身的社會目的，這意味著個體的才質能達到一個自主身份，即個體並不能為私人化的生物慾望所控，他能成為一個理性個體。

3.在這種意義上談論作為一種價值的自由，是個體需要政治生活這個途徑去得到的價值。

4.根據2，伯林認為，積極自由訴諸一種高階版的理性自我，而高階版的理性自我可能來自於他人或權威集團，至少在所有個體並不共享同等理性的情況下，這種選擇對個體自由是有害的。

重新考慮伯林的A消極自由並且可能的反駁可以有：

（1）根據伯林對A消極自由的描述，我們甚至不能正面地談論自由價值，因為在伯林看來自由似乎是一種珍貴，甚至他可能會用根本來形容的價值，我們只能談論自由的條件。例如：當伯林說曹操強迫許褚禁食使許褚失去了自由，伯林在這種意義上談論的自由只是許褚失去了自由意志條件。那麼假設許褚是一位癮君子，假設他毒癮發作時的行動免於他人控制，他也滿足了伯林談論的自由意志條件，但很難說這個事態體現了自由價值，除非伯林能進一步說明，這種只要滿足不為他人干涉的符合自由條件的行動內蘊著自由價值本身，並且自由價值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價值，即自由是好的（good）。

（2）重新考慮伯林對B積極自由的批判，如果確實如伯林所言，積極自由如其所望地先驗地塑造了一個理性權威。那麼根據伯林所談論的A消極自由，這種自由正如我們前文所述，是一種政治自由，依然可以看做一種去主體評判的自由，即去政治生活的自由，因為每個人行動先驗地必須符合A消極自由觀念，並且這種A觀念可以脫離社會生活，即在魯濱遜環境下A是絕對滿足的，甚至我們可以這麼轉述：許褚為了追求伯林所說的值得追求的消極自由，他應該傾向於去過魯濱遜式的生活，因為魯濱遜式的生活是承擔失去消極自由的風險最小的生活方式。並且我們知道在一個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干涉並不是一個如伯林所預期的一種顯性的行動方式，不論我們採取的是佩蒂特版本的解釋：間接干涉與潛在干涉，或是採納布爾迪厄的版本：實踐中時間感（這意味人們的社會行動之間的相互影響可以是非連貫的），或是福柯版本的微觀權力影響：有些干涉已經是身體化地作用於我們而我們卻不自知。為了應對這種紛繁複雜的干涉，許褚更應該只過魯濱遜式的生活。這意味著很可能許褚最後一點免於......的權利都沒有。

綜上：這既無法說明自由作為一種價值是好的（good），也先驗預設了一個去主體評判的對自由的闡述，並且鼓勵人們解構政治生活。儘管伯林對B積極自由有一系列的誤解，就算我們接受伯林對積極自由的闡述，那麼伯林的消極自由觀同樣會受到他批評積極自由觀一樣的批評。

（3）來自伯林的反駁可能是：伯林談論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種客觀的善（good）價值。如果是這個樣子，伯林進一步要說明的是：首先伯林需要列舉一系列客觀的善，並且還要說明為什麼自由是最根本的善，這兩個問題伯林不解決則我們可以原則不接受伯林將自由當做一種客觀的善的論述。如果伯林不能提供，那麼回到（2）伯林的消極自由不應該比積極自由承載更少的批評。如果伯林放棄將自由當做一種客觀的善，那麼個體性地對自由地理解就可以是這樣的：我們不必接受伯林給出的自由觀，因為我們對自由價值應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並且對各種價值的評判是行動者框架主義的，即自由很難在那麼多個體性框架下被看做根本價值，即自由價值沒有那麼大的競爭優勢，甚至未必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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