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最後的搖滾老炮兒

文/周立

2016年9月30日晚，「滾動三十」的紀念演唱會，崔健站在工人體育場設計豪華的舞台上，帶著他的朋友們，從《永不回頭》唱回《一無所有》。

觀眾席上，不乏年過40、50的中年觀眾，他們隨崔健唱起那些熟悉的老歌。

30年前，1986年5月9日，就在體育場旁邊的工人體育館裡，崔健背著一把電吉他，身著長褂，褲腳一高一低，帶著他的樂隊站上了布置簡單的「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舞台。

搖滾樂在中國經歷萌芽之後，自此，以《一無所有》初次登上官方舉辦的晚會舞台為標誌，正式擁有自己的歷史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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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同他的紅星棒球帽一起，成為了那個啟蒙時代的標誌。在中國搖滾的黃金時代，玩搖滾成為年輕人中最前衛的生活方式，比崔健成名稍晚的搖滾歌手和樂隊，竇唯、何勇、唐朝樂隊等，都曾先後引領風潮。又逐漸在新的時代中離開主流視野。

30年後，只剩下了崔健，代表著一代搖滾人孤獨地站在舞台上，繼續著啟蒙者的姿態，抗議這個時代。只是，當他投入又動情地演唱他的新歌時，台下聽不清歌詞的歌迷覺得既陌生又尷尬。

《死不回頭》

我站在浪尖風口/南牆碰了我的頭我挺著身體背著手/風你可以斬我的首

廢話穿透了耳朵/恐懼壓歌喉/土地鬆軟沉默/骨頭變成了肉

這30年來，崔健好像被憋壞了。

9·30演唱會海報上，寫著「獻給一無所有的一代人」。但在演唱會現場，崔健說，「我考慮了很久，到底該唱歌迷想聽的歌，還是選擇自己想唱的歌。」最終，他選擇了後者。

於是，這場預想中三萬粉絲在《一無所有》《花房姑娘》的大合唱中追憶青春的搖滾老炮演唱會，成為了「一個人的狂歡」。

近3個小時的演唱會，除了《一塊紅布》《花房姑娘》《一無所有》《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假行僧》這五首「不得不唱」的老歌之外，剩下的17首歌，崔健都非常任性地選擇了自己鍾愛的「新歌」，尤其以歌詞複雜的rap為主。

崔健的音樂，總是被歌迷簡單粗暴地劃分為老歌和新歌——以前的歌和現在的歌，老歌包括1989年到1994年之間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解決》和《紅旗下的蛋》這三張專輯，此後22年間，他又陸續發表了三張專輯，但歌迷已經「聽不太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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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里有太多的思想和觀點，崔健希望通過這些歌詞表達他對這個時代的思考。演唱會上，不唱歌的時候，他也在不停地說話，試圖和歌迷溝通，解釋他的歌，生怕歌迷聽不懂他在唱什麼。

「時間可以被壓縮，但終究會釋放」這句話他反覆說了三次。

「很多人都說崔健你變了，我聽了很難過，我覺得我一直都沒有變。」在工體的舞台上，崔健如此評價自己。他繼續抵抗，死不回頭。可是連他自己也說不清，到底在抵抗什麼。好像只要他依舊保持「憤怒」和「批判」，就在這個慌亂的時代堅守住了自己。

3萬個售票座位，近1/3的位置空著，只有內場是滿的。但這並未影響崔健的心情。這場與他首次亮相相隔30年的演唱會，像是一場大party，他既是導演又是主角，把自己認為最珍貴的東西拿出來強行和來賓分享，卻不清楚台下的觀眾是否能接受。

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會的主辦方之一，東方歌舞團錄音公司的經理王彥軍曾回憶，當年因為時間緊迫，以至於最後演唱會開始時連舞台都沒有，只是在體育館的地板上鋪了一塊地毯，周圍放了幾盆花，一無所有的搖滾青年崔健，在那個樸素的舞台上用直白的歌詞和旋律擊中了聽眾的神經。

但30年後，搖滾「教父」崔健在著名建築師馬岩松設計的造價近200萬的豪華舞台上，卻很難再用新歌掀起高潮。

每次只有在歌迷熟悉的老歌前奏響起，觀眾席便騷動起來。可全民大合唱一結束，粉絲熱淚還未盈眶，崔健又背著電吉他哼起了RAP，吐字模糊，且大屏幕不顯示歌詞，那滴眼淚，終究沒能流下來。

當終曲《一無所有》響起的時候，現場一兩萬名觀眾終於一起吶喊，進行最後宣洩。

台灣樂評人張鐵志曾評價，漫長的30年里，崔健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被供奉在神壇上的教父，可是神壇到底接不接地氣，這成了他無法擺脫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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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所有》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中國第一代搖滾人侯牧人曾描述過80年代後期中國的文化氛圍，和那個時候人民群眾對一種激情表達的渴望，「80年代末，我到工體去看足球，中國隊先0∶2落後，然後4∶2贏了，群情激昂，大家都衝到天安門廣場，所有的人都互相擁抱，他們唱歌，他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們唱《東方紅》，沒有了。中國作曲家都死絕了嗎？我要找一種音樂，在廣場里，在這種時候能唱。」

「我不知道這樣的音樂叫什麼，世界上肯定有。有一種東西在我心裡開始冒了，後來我知道，這種東西叫做搖滾。」

崔健的《一無所有》，正是在那個時候，開出了第一嗓，也令中國搖滾突然站在了時代的主旋律中。

1988年，江蘇鎮江青年張寶全被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錄取後，他隻身來到北京，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這在他前30年生活里從沒經歷過。

「滿大街都是崔健的歌。騎個自行車到西四去，沿途能聽到，都在放，一路聽到我們回來。」如今已是今典集團董事長、今日美術館創辦人的張寶全回憶上世紀80年代末搖滾樂在北京的流行程度。那時的他也不會想到，26年後，自己成為了崔健首部自編自導的電影《藍色骨頭》的投資人。

張寶全也在為電視劇寫插曲，他覺得這個又會吹小號，又作詞作曲的人，「跟神一樣」。更重要的是，「他的聲音和音樂，能把你靈魂深處的，或者心底最真實的情感和想法，給激發出來。你一下子開始有了自己真正的感情。」

那是一個熱血的時代，嶄新的一切撲面而來。搖滾樂就是其中之一。

搖滾樂不僅啟蒙了張寶全這一代知識青年的自我意識，也吶喊出那一代集體壓抑著的憤怒。張寶全回憶，那時的中國人，生活在一幅別人向自己描繪的美好圖景中，到了80年代初，視野突然被打開，發現生活不是這樣的。「改革開放後發現，真正貧窮或者一無所有的是我們。」《一無所有》正切中了時代的脈搏。

那個時候的北京已經有派對文化，有機會進入友誼賓館的派對的，多是玩搖滾音樂的年輕人。「玩的方法什麼這些模式和現在全一樣，只不過是環境和設備就不一樣了。」文博是當年的年輕人之一，1984年他組的樂隊「七合板」，是北京最早的樂隊之一。

文博那時是北京歌舞團民樂隊（現為北京民族樂團）的琵琶演奏員，早在1982年，受國外搖滾樂隊的啟發，他就想成立一支自己的樂隊。正在尋覓樂隊成員時，文博在西四的一家朝鮮冷麵館碰上了崔健，在這之前他已聽說，崔健在玩吉他彈唱，本身是吹小號的。正好那會兒歌舞團管弦樂隊招小號，文博向崔健建議，不如去考考。崔健順利考入北京歌舞團，成了小號演奏員。後來也成為了「七合板」最年輕的成員。樂隊的樂器，是文博向團里申請後，由歌舞團購買，主要以翻唱英文、日文歌曲為主。

隨著「七合板」在體育館、首都體育館和北京體育館參加了3場拼盤演出後，名聲漸漲，團里開始出現反對的聲音。

「有人甚至把它看成是很壞的一個事。壞，是它完全背離了我們文藝的內容。我們團的宗旨是什麼？民族、民間，那都得是中國的，而且都得是土，洋的那就不行。」說起那段經歷，文博覺得惋惜。

最開始是北京市委宣傳部找文博談話，不久，北京市文化局領導看了一場演出後找到文博，建議「七合板」樂隊編入「第三產業」，脫離團里的正規編製。文博沒有答應。但在1987年，崔健還是因為演唱了搖滾版的《南泥灣》被團里勸退，成為「個體戶」。「七合板」也解散了。

當時，為歌手錄製盒帶的方式剛剛流行。「七合板」也曾經錄製過一盤，文博至今保存著那盤磁帶，他把它裝在一個塑料封套里，已經斷裂的歌詞頁粘著透明膠。封面的照片中，7個樂隊成員穿西服，打領結，像搭積木一樣自上而下排列，23歲的崔健在右下角。後來因為電視選秀節目《中國之星》而被觀眾熟知的楊樂，以及日後一直是崔健樂隊成員的劉元，也都是7成員之一。

9·30演唱會上，30年老友再次同台，讓人感慨。

秋野也是9·30演唱會上的嘉賓之一。

1985年，秋野用做學徒工一個月的工資買了把星海牌的民謠吉他，21塊錢。那之後，他做過各種行業，但吉他一直沒有離開過他。1994年，秋野組建子曰樂隊，發表過兩張專輯。但一直到2015年被崔健推薦登上《中國之星》的舞台，秋野才被公眾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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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下的蛋》

紅旗還在飄揚/沒有固定方向/革命還在繼續/老頭兒更有力量

錢在空中飄蕩/我們沒有理想/雖然空氣新鮮/可看不見更遠地方

雖然機會到了/可膽量還是太小/我們的個性都是圓的/象紅旗下的蛋

從1992年到2005年，崔健經歷過漫長的沉寂的歲月。雖然沒有任何官方封殺崔健的正式文件，但那十多年裡，崔健始終無法拿到在北京進行大型演出的批文，也不被允許出現在電視上。樂評人張曉舟認為，這一漫長的冷凍期限制了其作品的傳播，但也加倍賦予他反抗者的形象。

那段時間，除了偶爾去外地開唱，崔健只能在北京做一些地下演出。關於這段時間崔健的生活狀態，很少為外界所知。熟悉他的朋友回憶說，「那時候崔健經常去CD CAFE，那曾是北京最著名的爵士樂基地。他沒有演出，但是一直在音樂的狀態裡頭。」

秋野的第一張專輯，是崔健擔任的監製，那也是他唯一一次為別人的專輯擔任監製。

1994年，崔健還處於被封殺的狀態，他成立了「東西」音樂製作公司，希望找到好的音樂人培養。他在一場演出里遇見了子曰樂隊後，約主唱秋野出來見面。

秋野記得第一次見到崔健的樣子。崔健帶著標誌性的鑲嵌紅星的帽子，「老愛低著頭，看人全這樣：歪著脖子，斜眼看。看所有人都是敵人。如果他想認真地看你一眼，先把帽檐抬起來，審視你。」帶著粉絲見偶像心態的秋野，特別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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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野喊崔健，「崔哥」，崔健歪著脖子看他，說話有點兒結巴，「你要麼叫我老崔，要麼叫我崔健。」秋野當時就愣在那了，有些生氣，想了半天，憋的臉都紅了。

後來秋野問崔健，為什麼這麼討厭被喊「崔哥」，崔健回答他，「我不想被迷惑。」北京有一種見誰都叫「哥」的習氣，就是示弱，表示你是老大，我跟著你混。「他那個時候接受西方的概念，就是直呼其名，沒有長幼稱呼。」

崔健不僅在稱謂上反感江湖那一套，在自己公司的管理上，也排斥江湖風氣、人情，力求平等、科學。崔健的這觀念也帶進了專輯錄製里。他每天都在棚裡頭盯著，所有細節都是自己去做，秋野他們只需要按部就班完成要求即可。當時公司的主管、總經理，大多是留學歸國，用的全是西方的管理模式，這種合作方式讓秋野很不適應，第一張專輯結束後，倆人就「分手了」。

90年代玩搖滾的年輕人，正是沒有經過完整教育、反感循規蹈矩的一批人，秋野也不例外，他玩兒得更開，最早打鼻環和耳環，滿是掛墜的鏈子垂肩。但崔健從來沒有這樣過。「板兒綠察藍，人也筆管條直的，一臉正氣」。秋野覺得，「因為作品一下子給他擱哪兒了，應該就是那范。」

2001年，崔健錄製《楊瀾訪談》，破除了電視禁忌。2004年，崔健以嘉賓的身份出現在台灣歌手伍佰的北京演唱會上。一年後，2005年9月24日，「陽光下的夢」崔健首體演唱會開唱，崔健正式「脫敏」。

可重新回到公眾視野之後，崔健有點跟不上這個時代了。他打擊假唱，抗拒商業代言，崔健保持著抗爭著的姿態，但所有的求真運動都很式微，甚至被人懷疑那是為了刷存在感作的秀。

只有身邊的人知道，「老崔是個很簡單的人，（對待問題）只有兩個詞，YES 或NO。」

《藍色骨頭》

三角架有三條腿才穩定/少了任何一條/都要不停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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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也要有/三大要素才幸福/就是為了得到幸福/人們才忙活著

2014年10月，崔健準備了近10年的電影《藍色骨頭》在商業院線上映，這部最初承載了崔健所有搖滾寄託的，由其自編自導的文藝電影，包括宣發總投資2000萬，最後只獲得了414萬的票房。這意味著，崔健巨大的歌迷粉絲群並沒有為他的電影買單。

「最終什麼也沒有得到」。投資人張寶全為此感到惋惜。作為見過《藍色骨頭》劇本初稿，也是一路跟到電影首映的見證者，張寶全完全清楚，為了市場和票房，崔健做出過多大的妥協和讓步。劇本修改將近一年，最終剪輯5版後，終於面世，最終拍攝成片的《藍色骨頭》已和原劇本大相徑庭。

張寶全是崔健的鐵杆歌迷，但決定投資崔健，還是因為在劇本中他看到了看到了極具崔健個人特色的蒙太奇表達，但在之後一再的修改中，崔健迷失在自己的電影中。

《藍色骨頭》是崔健2005年發表的專輯《給你一點顏色》中的主打歌。相比於早年的歌詞中充滿詩意的張力，《藍色骨頭》寫實得像一篇個人自述。

崔健在藍色骨頭中寫道，人要有三個元素才能幸福，第一是事業，第二是身體一定要健康，第三當然是愛情。在往後的十年里，「三腳架要有三條腿才能穩定」一直影響著崔健。在9·30演唱會前密集的宣傳周期中，崔健也仍向每一家媒體，都表達了「人有三個季節」「三足才能鼎力」的觀念。

像大多數中年人一樣，「穩定」，成了崔健一個重要的信條。然而與之矛盾的，則是崔健身上揮之不去的「反叛的符號」。不論開始時，他背上的這個符號是否處於自願，但現在的崔健，已經默認，並願意帶著這個符號向前走。

2015年，崔健成為《中國之星》的導師，有人認為崔健背叛了搖滾，崔健變了。但崔健的認知恰好相反，他覺得正是因為自己沒變，才願意放下身段上一檔這樣的真人秀節目。

崔健覺得，自己對搖滾樂是有責任的。「我想，我們要不去改變，也沒人會去改變。」當電視節目製作方找到他，非常有誠意地表示對「搖滾樂的重視」，崔健覺得，機會來了。他想藉此機會為搖滾樂重新爭奪話語權。

崔健希望，他圈內的朋友，能和他一起承擔這份責任。

在他的推薦下，楊樂、子曰秋野樂隊、痛仰樂隊等首次在一檔上星衛視的主打娛樂節目中亮相。

住在北京郊區的楊樂，只想過自己的簡單生活，雖然因節目大火，但仍忍不住在事後「吐槽」，他說，「我寫的這種東西跟社會、娛樂沒有關係，我就是自言自語。崔健非要我來，說什麼責任，我真的不知道我負不負得起啊，我可能真的什麼也做不了。」

在節目錄製中，崔健打定主意，打算通過不斷的挑事兒，來吸引觀眾的注意。但崔健認為重要的、他真正想挑起來的事兒，卻因為話題敏感或者不具備收視率，都被剪掉了。崔健形容，那是「失控」。

對此，崔健是有準備的，他清楚「一旦和公眾媒體打交道，一部分就是失控。」但他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

參加完電視選秀節目，秋野覺得崔健的表達能力提升了。遇見粉絲，也都是好大叔的模樣，很少拒絕簽名、合照的要求。對媒體也態度和善，對於那些被問過一千遍的車軲轆問題，總是不厭煩的回答。

站在「神壇」太久，沒有對手，沒有壓力，不再操心具體的生活，那種年輕時「把自己擰成一股繩一致對外」的堅定，他正在逐漸失去。他的「憤怒」和「批判」已經很難再找到具體的對象。想要重新掌握話語權的崔健，已經無法創作出一首具備當年那樣的傳唱度的歌曲了。

時代也在變化。這個時代已不再需要統領一切領域的文化英雄。分眾，任何領域的流行文化，每一人能抓住一部分人就不錯了，很難橫掃整個世代。

甚至有音樂人認為，中國搖滾樂一開始就被崔健等這些人扣上一個道德啟蒙的大旗，後面的音樂人早都希望把這個放下來，不要讓搖滾樂扮演一個這麼大的解釋社會的角色了。搖滾樂不再是噪音，而只是音樂節上一種娛樂的方式。

那些聽著《一無所有》長大的人，大都步入中年，他們中的精英，能買得起1680一張的內場票，他們已成了現在年輕人反抗的對象，搖滾不再是他們表達姿態的一種方式，而是懷舊的情調，娛樂消費的一部分。

站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偌大的舞台上，崔健顯得很小。但25歲就成了「神」，站在風口浪尖受萬眾膜拜，給了崔健一種錯覺，自己有責任擔負起某種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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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紅旗下的蛋」，保守和刻板卻是他無法擺脫的性格，當他30年後可以自由地在舞台上做任何想做的動作，他能做的也不過是隨著音樂輕微搖擺。

演唱會結束謝幕時，終於在安可曲聽到《一無所有》的觀眾開始起身離場，而崔健無視工人體育場空了一半的座位，激動地說，「希望將來有機會和5萬人，10萬人一起唱搖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