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政治

《學術與政治》讀書報告

對於作者將兩篇不同主題的演講合集出書的做法，我本來很不理解，而且在文中韋伯也沒有對「以學術為業的人」與「以政治為業的人」間的關係進行專門的闡釋。但是,在閱讀全書之後，我分別歸納出他對兩個角色的期待:學術人不應涉終極關懷、不應過問價值,更不應該捲入政治；而政治家有三種「前提性」素質,即「激情、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根據身份不同又分別有「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這之後我才找到二者聯繫的蛛絲馬跡：學術一方面培養了進行政治選擇和作出政治決定應有的信念，另一方面這種信念儘管有一種「悲劇性的美感」，卻最終限制了學者的政治空間，因為他們的構想往往是社會無法全盤接受的。

以學術為業：

經過梳理，我認為《以學術為業》依次闡述了以學術為業的困難、要求和意義三個方面：

一、以學術為業的困難

首先，韋伯針砭時弊指出了當代以學術為業的困難，這種困難由分為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

1、 客觀方面。

1919年德國面臨著內外交困的社會環境，社會思潮的衝突在國家動亂的時刻會愈加明顯。焦灼不安的國家孕育了頹廢萎靡、非理性化的時代精神。

就學術體制而言，韋伯對比了德國和美國，指出二者的大學都存在著「國家資本主義形態」，即「企業化的趨同趨勢」，這種趨勢不僅使得大量金錢左右了研究機構的發展，也使得學術環境對於沒有財產地位的年輕人過於嚴酷。當教師變成官僚，腐敗的烏雲便將學者的才幹隱藏，使得本可大放異彩的准科學家們並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只能眼睜睜看著庸才和投機分子佔據重要的位置。此時，學術的前程掌握在「命運之手」，而不是靠「才幹」，比起耕耘，它「更像一場賭博」。

2、 主觀方面

那個混亂的時代正是學子們紛紛自我標榜為尼采弟子的時代，學術志向似乎成了浪漫性的宣言。青年們醉心地崇拜著「個性」和「個人體驗」這兩大偶像，「如果沒有成功，至少也要裝成有這種天縱之才的樣子」。學者們把自己的學科當作一項表演事業，並由此登上舞台，試圖以「個性」、「個人體驗」來證明自己，並且問「我如何才能說點在形式上或內容上前無古人的話呢？」韋伯的回答是：這樣的人其實根本沒有個性。那在他眼中，學術究竟要求什麼樣的精神呢？

二、以學術為業的需要

正是有了種種主客觀方面的困難，真正學術生涯的入口變得越來越狹窄，同時也意味著幾乎難以承受的責任。然而，韋伯的演講絕不是為了打擊學生對學術的熱情，他為求知的學子們指出一條明路——以學術為業需要的精神，我將散落在講稿各處的這些「精神」歸納於下：

1、 勇氣。面對前文所述的體制困難，一個想以學術為志業的青年首先要有勇氣面對這種並不樂觀的發展環境，並且能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依然不忘初心。

2、 內在志向。在反對種種超驗的個性之後，韋伯指出真正的個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於自己所在學科的人才具備的。所謂「懷著『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這種個性就是以學術為業的內在志向。韋伯相信，「如果沒有某種迷狂和熱情，這個人便不會有科學的志向。」

3、 靈感。韋伯認為學術的意義就在「創新」，如果一個學者「一生都只是滿懷熱情、兢兢業業地工作，卻沒有靈感的到來，沒有創新的成果，那麼，這個人在學術上是不會有建樹的」。而創新需要的就是「靈感」，這種靈感的偶然使得學術與藝術相通。

4、 專業。這種專業一方面是對事實的自我思考，一方面是對學生傳授時保持的價值判斷中立立場。作為「科學」的學術無法涉及終極關懷，在一個不同制度的神和價值相互爭鬥的時代，價值的多元性使得一些事物不美、不善、不神聖，卻可以為真。而教師為了「知識上的誠實」，不能在教授學生的過程中帶有主觀偏見，他不應該扮演政黨領袖或是煽動家的角色，堅持「價值無涉」原則是學術共同體不會徹底毀滅的最後保證。

總而言之，韋伯眼中的「以學術為業」，不僅意味著一個學者必須有極大的勇氣承受外在的風險，也要求他能夠傾聽內心的使命，通過獻身於「專業化」的思想過程，來以中立的態度為他人提供世界各種知識結構的完整譜系。

三、以學術為業的意義

為了以學術為業需要面對種種困難、滿足種種要求，那麼它的意義究竟何在？韋伯依次考察了學術通過真實存在之路、通往真實藝術之路、通往真實自然之路、通往真實上帝之路、通往真實幸福之路的目的，然而卻發現都是「此路不通」。因為，幾千年間科學的發展進步不停地給我們的世界「祛魅」，而祛魅後的人類不得不扛起原本由各種偶像擔負的、探究世界真理的任務。可學者們並沒有因此就顯得更為重要，反而在飛速運轉的「機械化」時代喪失了思考的自信和能力。「今天還有誰會相信，天文學、生物學、物理學或化學，能教給我們一些有關世界意義的知識呢？」韋伯悲哀地發現安靜地思考甚至是頤養天年的權利都早已不復存在，那麼以學術為業還有哪些意義值得為之奮鬥呢？

1、 進步。前文提到學術與藝術之間有些許相似性，但二者在「進步」方面卻又是大相徑庭的。藝術上有進步的觀念，但是「一件真正『完滿』的作品，永遠不會被別的作品超越，它永遠不會過時。然而就學術本身的觀點來說，「將來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被別人超越；這不僅是我們共同的命運，更是我們共同的目標。」以學術為業可以體驗永遠前進的快樂，而不會有實現了目標便失去動力的痛苦，因為「在進步征途上的文明人，總是有更進一步的可能。無論是誰，至死也不會登上巔峰，因為巔峰是處在無限之中。」

2、 「清明」。韋伯將學術的價值框定在了一個相對固定、三個層次的領域裡：「關於技術的知識」、「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訓練」和學術真正的價值所在之一，「清明」。在開頭我就提到，學術儘管不能與政治互相攙雜，卻政治之間是不無關係的。從事學術不能導向正確的選項本身，卻能幫助我們看清面臨抉擇時我們的環境、衡量抉擇不同結果內含的不同風險。

3、 價值預設。在科技的飛速進步中，「所有自然科學提供的答案，都是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希望在技術層面支配生活，我們應該怎麼做。至於我們是否應該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術層面支配生活和這樣做有無終極意義，自然科學或是完全略而不提，或是依照它們這樣本身的目標來預設答案。」然而這樣的預設並不是毫無價值的，既然我們必須面對死亡，我們就必須判斷自己所行的意義。只要我們相信這種預設的價值，它就是不證自明之理。

4、 教師的意義。教師不是領袖或生命導師，政治也不可能屬於課堂，但教師之所以能對學生的生命提供幫助，在於他們能夠提供「終極世界觀的基本立場導出」，以知識的量的積累促成世界觀的質的成長。

四、疑問

可以明顯看出，韋伯在本篇演講中所指的「學術」是指自然科學，我不知道他是否、如何論及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術志業，因為二者與政治的糾葛是不可避免的，有時就是政治本身。

以政治為業：

正如韋伯所說的，學術以對人類理知永無止境的開拓為終極目標，假如以學術為業還算是崇高又可行的精神工作，那麼政治，這種歷來被罪行謊言、血雨腥風所包裹的事業又怎麼能作為人生目標呢？

n n也許正因如此，韋伯在這篇講稿中同樣以對「政治」這個概念的「祛魅」開始，而且所花費的筆墨遠超前一篇。在文中，韋伯敘述了西方現代政治的歷史沿革，比較了美、英、德三國的政治制度，指出了各自的短長之處。由於相比於學術，人類在面對政治是面對更多非理智的「個性體驗」和「浪漫主義」的誘惑，韋伯不得不在大篇幅的對政治歷史與現實的論述之中消解浪漫主義的政治及「虛榮政治」的表象，經過層層抽絲剝繭，最終告訴我們何為政治。

為了給出「政治」的定義，韋伯首先告訴了我們「國家」的內涵。國家是「一個在某固定疆域內肯定了自身對武力之正當使用的壟斷權利的人類共同體」，而政治則對「追求權力的分享、追求對權力的分配有所影響」。結合二者而言，韋伯把國家稱作「一種以正當的武力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人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正當」並不要求實質意義上的正當，而可以只是被身處其中的人視為正當。

隨後他馬上告訴聽眾，「政治」就是指爭取分享權力分配的努力，這或是發生在國家之間，或是發生在一國之內的團體之間。

而支配這種權力的手段又有三種類型，即傳統型、「個人神寵」型（超凡魅力型）、法制型。在此韋伯著重強調了第二種——魅力型，他對於這種類型的權力支配寄予了「以政治為業」的「最高度的表現」的內涵，這其實也正是韋伯對於政治的期許和理想所在。

n n具體而言，這種類型的領袖是依靠其個人素質或稱個人魅力征服民意，獲得群眾的支持的。也就是說，他被認為是一位受到內心獻身政治「天職」召喚的人。這種類型的領袖來自以色列的「先知」。然而，儘管這種領袖格外受到韋伯青睞，他還是按照歷史的邏輯談到了近代國家的出現。由君主發動的國家使得行政僚屬與行政工具出現剝離，不同於魅力型先知的政治官僚們出現了，代表著政治逐漸從臨時職務變為副業，又逐漸從副業變為了主業。但這並不是「政治家」概念演化的終點，當主業繼續變成「一種內在心靈的意義上的『生命所在』」，就出現了「為了政治而活」的「職業政治家」及其中最虔誠的「首席政治家」。

就此，韋伯區分了兩種以政治為業的方式，一是「為」政治而生存，一種是「靠」政治而生存。前者的出發點是自己的內心，後者的出發點則是生活的物質。對於為政治生活的人而言，具備如此性格已是十分罕見，再加上政治對自身經濟條件的要求就更為苛刻了。於是，這種對經濟的要求往往導致財閥統治的出現。而韋伯論述的重點卻在於後者。後者將政治視為固定的收入來源，直接導致了政黨政治的出現。接下來我主要歸納區分了職業政治家和政治官僚的性質和意義。

1. 職業政治家：

正如我在整篇讀書報告開頭歸納的，韋伯對政治家有三個要求：激情、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在韋伯眼中，現實生活里最滿足這三個條件的職業政治家以「法律家」為代表。

律師之所以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正是在於他們對三個要求的滿足。首先是激情。相較於拿錢辦事的官僚，雄辯滔滔的律師顯然更適合鼓動群眾。後兩個要求的滿足在我看來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歷史中發揮的理性主義民主運動的巨大影響，此種職業本身的獨特性格，即對思想和言辭恰到好處的使用，更適合處理作為政治家的立場和工作。

2. 官僚：

與其說官僚負責「政治」不如說他們負責的是「行政」，對於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品質是忠實，是一種近似機器的「倫理紀律和自我否定」的性格。這種官僚的代表是新聞工作者和黨內的官員。他們缺乏固定的政治歸屬，雖然負擔著更重的社會責任和政治中立的要求，卻很難不為各種政治利益所左右。於是他們越來越不可能成為政治領袖，並且失去了作為政治家的應有品格。

隨後韋伯著重討論了官僚政治產生的政治組織，即「政黨」。

在對政黨的討論中，英國和美國的例子都在敘述政黨機器的逐漸形成，再最後則對德國進行了政治現狀的分析。他尤其對「獵官制」所導致的後果進行分析批評，認為「它們（使政黨）變成了純粹的獵官組織，按拉選票的一時之需，制定著變幻不定的政綱」，在這種情況下政黨完全失去了它原本聯結民眾和統治者的作用，走到了民主制度的反面。然而對過往和現有制度的討論並沒有完全使韋伯得到想要的收穫，他認為最理想的政體是「領袖民主制」，卻又說「沒有領袖的民主」才是德國的未來。

在演講即將進入尾聲的時候，韋伯終於開始討論政治與道德倫理之間的關係。經過對權力類型的分析，韋伯早已闡明對於政治家來說，權力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而道德絕不是通往政治巔峰的途徑。政治與道德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倫理的基礎上。為此韋伯區分了「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這兩者的對立顯而易見，然而真正早就一個政治家的動力卻在於二者的聯繫。

因為：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關係決定了其暴力性，而一旦以暴力為手段以政治為目的，持有單純「信念倫理」的人必然會拒絕這種不道德的過程；暴力革命之後因襲守舊的日常瑣事，又會被持有單純「責任倫理」的政治家變得空洞化和事務化，使所有從事政治者成為精神上的無產者，與職業官僚無差。

因此，以政治為業的人必須接受道德上的兩難困境，他必須是個「成熟的人」，能使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相互補充。這才是所謂的擁有「激情、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的人，也是韋伯在演講行將結束時深情呼喚之人。

附錄：

這兩篇演講作為韋伯一生對學術與政治研究的結晶，在學界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巨大反響。

李凱爾特在《馬克斯·韋伯的科學觀》一文中就對韋伯的「祛魅」觀念提出了懷疑。他覺得韋伯區分沉思與行動的差別有些過頭了，因為科學的進步並不意味著剝奪這個世界的神秘性。但他對韋伯所持有的「追求理解和採取行動的統一」非常讚賞。

假如李凱爾特還只是提出懷疑，卡勒在《科學職業》中就直接反對韋伯的「祛魅」觀點。他認為生命的感覺作為一種非理性的力量，也同樣是、並且比起理性更是舊式科學進步的基礎。並且他堅持生命終將走向精神化而非理智化，也就是說，「魅」永遠不會被祛除反而會愈加展現其力量。

但隨後又有特勒爾奇、舍勒、特納認為卡勒的思想無非是新浪漫主義，在韋伯現實主義的嚴謹邏輯面前毫無立錐之地。但他們也並非對韋伯思想的附和，可以說，正是由於韋伯思想的複雜性導致了不同的解讀和評論，也讓我們後人得以一窺這場學術與政治的舌戰群儒。

結語：

羅曼·羅蘭在《約翰·克里斯多夫》開篇就飽含深情地說：「生活中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無獨有偶，馬克思·韋伯在他《學術與政治》中所表達的觀點正是一種警告後的慰藉與召喚，他直截了當道出的黑暗現實不是為了恐嚇後生學子，但而更像是對他們掙扎努力的肯定和期許。他希望有志的聽眾認清時代的混亂與平凡、認清自己的苦惱與困惑，這之後，依然選擇那條更泥濘的小路，選擇「以學術/政治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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