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因本文引用大量文獻材料進行整合，未能全部註明，本文觀點僅代表個人認同之觀點。

十一、 改革開放，女性研究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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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開放後，自由主義女權的代表學者李小江提出「有性的人」，以打破毛時代的去性別化的婦女研究。批判國家女權主義(state feminism)的主導地位，政府壟斷了婦女運動的話語，而作為運動對象的婦女缺乏自身主體性。通過對「鐵姑娘」形象的解構和對女性性別認同的重新建構，「在理論上，把婦女的解放從階級的解放中分離出來;在學科上，把女性研究從傳統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中分離出來;在戰略上，把婦女運動從國家塑造和控制的模式中分離出來」。

1980年代的翻譯熱潮同樣也帶來了一批西歐女權主義著作的引進，如法國波伏娃的《第二性》、英國伊格爾頓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和本土婦女研究的出版，如李小江主編的《婦女研究叢書》、張京媛主編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荒林主編的《中國女性主義》等等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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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歌頌婦女勞動的男女平等，轉向以知識女性為主的性別研究，用詞從婦女解放變為女性主義，這當中的轉變也不是一蹴而就。

婦女歷史學教授王政在一次講座中提出：

80年代以來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在批判社會主義時期做了各種各樣的敘述。此時男性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批判要點：

一，知識分子是極權專制制度的犧牲品 ，他們的社會主義經歷僅為他們留下了累累「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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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主義抹殺了「人性」造成了人的「異化」 。

三，這種「異化」不僅是各種政治運動造成的，更是毛澤東時期的婦女解放政策和實踐造成的。「男女平等」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把中國婦女男性化了，「鐵姑娘」就是女人男性化的典型，而中國男人則被閹割了，女性化了，中國沒有男子漢了 。

四，除了造成了男女在性別上的「異化」，「中國婦女解放也是超前的，超過了社會經濟的現實，是社會主義時期生產力低下的原因。」

女性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時期的批判要點：

一，中國婦女解放是被動的，是國家給的，自上而下的，不是婦女自己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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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主義時期的婦女解放是以男性為準則的解放，「男女都一樣」 導致女性非但沒有解放，反而壓抑了女性特點，造成了女性的傷痛

三，毛澤東時期用「階級」遮蔽了「性別」，使得女人無法表達女性的特殊需求和女性經驗。

今天不探究知識精英把自己貼上受害者、犧牲品的標籤這樣的話語運作遮蔽了什麼樣的歷史過程，但需要指出，文革後中國知識精英的大量的訴苦的話語實踐，是一種階級關係變動的機制，也是一種獲取精英身份的表演。社會身份的建構是通過表演實現的。通過表演受害來達到精英的位置。但你要真的去研究每個人，是否真的在毛澤東時期都是痛苦經歷？未必，很多人享受了特權。這一茬在訴苦的時候是不會提的。

知識分子在抵抗國家權力的時候形成的合力共謀，使得80年代知識分子批判性話語中的問題沒有遭遇過任何的質疑和挑戰，可以說至今都沒有，所以它輕而易舉地成為後毛時期的霸權性政治話語，有力地解構顛覆了社會主義男女平等的價值觀，推動了對「男女有別」的社會性別等級秩序的重構。「女人就要有女人味，男人就要有男子氣」，這就成為了對社會主義「男女都一樣」的「把男女都異化了」的撥亂反正。那麼女人味是什麼呢？80年代，《街上流行紅裙子》大受追捧，銀幕上的「紅裙子」使中國女性從單一刻板的服裝樣式中解放出來，開始追求服裝色彩和式樣的變更。到今天各色各樣的化妝品服飾等外貌的裝扮佔據了女人味的話語權。

男性知識精英對毛時期的婦女解放的批判，一點都不難理解，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極大削弱了城市個體家庭中的「父權制」。在私有制的經濟中，父親掌管著家庭中很大的權利，家中的經濟權、子女的婚配等都在父親手中。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期間，子女的入學、就業、婚配、住房等等，都不在一家之主的權力範圍之內了。個體家庭中父權的萎縮，和城市中男女平等政策的實施，是同步進行的。城市中男女平等是實行得相當著力的，表現在入學、就業這方面。城市裡面女孩入學率是相當高的，國家還補貼給家庭困難的。王政這一代人的城市女青年，就學、就業沒有受到過歧視。但是城市裡面女性迅速擴大的就業機會，也導致了她們在家庭中經濟地位的提升，這些都在悄然無聲的改變著父權制家庭中的權力關係。當然傳統的家庭內部性別分工還是大量存在，但是一些地方也起了變化，如上海，很多男的也開始做家務。尤其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就是要追求對社會的貢獻，事業的發展，這些都在提高她們在家庭的地位。當時的託兒所等都是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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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在經濟上，社會文化領域，男女平等從二十世紀初就成為標誌著中國現代性的社會性別話語，到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後，在意識形態、法律制度、社會習俗、文化生產等多個方面鞏固和發展男女平等的社會性別話語和實踐，使它就成為不容置疑的主流社會性別話語。像我小時候在農村經常看見「生男生女都一樣，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宣傳語。到最近我在公交車站看到上海婦聯宣傳的「生男生女都是傳後人，嚴禁胎兒性別選擇」，「如果我們站在同樣的位置，我會跟你一樣優秀」。這樣的政治文化環境，對於希望延續社會性別特權的男性精英，當然是造成了壓抑的感覺的。90年代一些男性文學評論家就說，看社會主義電影就喜歡其中的女特務，性感。社會主義電影有大量的女英雄，但是對他們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會讓他們覺得壓抑。但是喜歡女特務是不是有問題啊？他們會覺得自己的性是被壓抑的，有大量這樣的論述。可以說，對男性來說社會主義時期的婦女解放，是很有可能造成了不少的壓抑之感。所以後毛的男性精英對男女平等的清算和反彈，是折射了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成效和不足。從主體性的重構來說，這場解放是挑戰了男尊女卑、追求平扥的女性主體性的發展，提供了體制性的支撐，因為在就學就業方面是保證平等的。現在的把女人做花瓶的事情在當時是不可想像的。但其不足是，後毛時男權的反彈可以看出來，社會主義婦女解放沒有成功建構起新型的具有平等理念的男性主體性。

那麼80年代的女性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批判更加複雜。不少知識女性面對外國人的時候，是聲稱中國的婦女解放是遠遠超出西方女權主義的成就的，從平等就業、入學、產假等等福利，都可以用數據算出來。當時她們的這種自豪是有依據的，但她們往往把這種成就歸究於國家自上而下的婦女解放，是婦女的被動解放。說這些話的人，往往是搞文學研究的，她們從來沒有做過歷史研究，是想當然地加入了男性知識精英批判國家壟斷的話語運作。國家在這樣的論述中完全成為了一個統一的、鐵板一塊的框架。這樣的分析是非常有問題的。它只是一種批判話語的象徵符號，它用來表述敘述者作為自由思想者和國家權力對峙的政治立場，但作為學術來說是很不嚴謹的。

這種缺乏歷史研究的政治批判的效應，就是抹去了中國革命的漫長歷史中，無數女權主義者的實踐和鬥爭歷程，是否定了女性的能動性的。說婦女解放是國家給的，婦女是被動的，其言下之意是不能想像婦女在歷史上是有能動作用 的，國家在其概念中是個男人，是不能想像女人是介入了歷史的變遷的。這種思維模式實際上折射了中國共產黨建構的主流話語：中國婦女解放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解放了婦女，在此之前天是黑的，中國婦女都像祥林嫂一樣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這樣的敘述在王政的《五四》那本書中也是被挑戰的：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女人在幹什麼呀？王政在美國讀美國史讀了很多美國女權的歷史，就很不服氣，看到美國、英國什麼都有女權主義者，我們中國就沒有？不信。然後就開始了解中國女權的歷史，發現中國女性在歷史上能動性強得不得了，早就開始爭取自己的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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