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教育中應重視兵棋推演！

前言

本文2016年7月發表於The Bridge網站，作者為Jeff Wong，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後備役步兵軍官，也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指揮和參謀學院畢業生。作者認為，應更加註重兵棋推演，將其補充現有的教育計劃，培養能夠克服未來作戰和制度挑戰的指揮官和參謀人員。

新學年開始，美國海軍陸戰隊指揮和參謀學院的學生將研究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阿爾弗雷德·泰爾·馬漢和毛澤東的作品，以揭示他們的策略和戰爭的方法；研究格雷厄姆·埃里

森和丹尼爾·卡尼曼的著作，以了解他們對組織行為和認知的看法；並熟悉聯合作戰條令，以更好地了解聯合部隊的部署。關於其他主題的書籍和文章——包括國際事務、倫理、道德、戰爭法和批判性思維——這些也將放在他們的書架上。但是決策的藝術在哪裡？

學生將花費相當多的時間閱讀，寫作和討論決策，但沒有太多時間實際練習如何作出決策。為了解決這一教育差距，美國專業軍事教育機構應該重新強調兵棋推演幫助軍官解決未來複雜問題。

兵棋推演為領導者提供決策實踐，支持創新作為更大「研究周期」的一部分，並促進對下屬主動性、靈活性和適應性具有更大的接受度。兵棋推演與任何其他分析方法一樣有缺陷，但它是一個強大的學習工具，需要在軍校和更廣泛的領域被關注。

許多作者都寫到了對美國國防部對兵棋推演開始重新感興趣，最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2月副國防部長羅伯特·沃克和聯合參謀長副主席保羅·塞爾瓦（美國空軍少將）合作的文章中寫道：「需要「重新振興」兵棋推演，為未來的威脅和作戰做準備」。其他作者向高級和行政領導者提出建議，以優化兵棋推演結果，或提出一個藍圖，將歷史兵棋推演融入頂級學校的學習計劃。本文認為，應更加註重兵棋推演，將其補充現有的教育計劃，培養能夠克服未來作戰和制度挑戰的指揮官和參謀人員。

條令上目前沒有兵棋推演的定義（原文如此）。兵棋設計師傾向於由海軍分析中心的兵棋設計師彼德·波拉博士提出的定義：「不涉及實際力量的作戰模擬，其受到動態事件及對方推演者的決策的影響」。在軍事界，兵棋推演通常與其他不涉及實際部隊的分析活動，如行動推演，桌面練習，不帶實兵的戰術演習以及概念演練相混淆，尤其是容易與美國軍事規划過程的行動分析階段相混淆。在此期間，根據敵人的能力和限制潛在的行動和反應以及環境特徵，對選項進行有系統的檢查和調整。

對於專業軍事教育中的學生來說缺少動態的練習框架，如計劃練習是危險的，可能忽視一些關鍵的見解，並且容易約束他們的創造性思維。計劃制定者可能錯誤地固守已有答案，而不是動態變化計劃本身。使用熟悉技術和程序的軍事機構可能發現自己依賴於常規，而不是判斷或經驗。米蘭·維戈博士寫道：「軍隊需要穩定的一致性，以便它可以成功地在和平時期和戰爭中發揮作用，但同時它也有創造力的最高需求；否則最高強度的戰爭來臨時註定要失敗。」

兵棋推演為專業軍事教育的學生提供更多的機會做出艱難的選擇，學習定下決心的方法，並分享成果。雖然兵棋推演可能採取許多形式，但通常採取雙方對抗的形式：

1905-1906年，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進行兵棋推演。

學生被分為代表已方的「藍軍」和代表敵方的「紅軍」，模仿所選擇對手的行為和條令。雙方根據給定的想定和在比賽開始時的力量配置制定計劃。學生在代表時間內（天、月、甚至幾年）運用他們的力量相互對抗，在兵棋中根據他們各自的計劃做出決定。裁決員基於預定規則和他們自己的經驗來判斷比賽的結果。記錄員記錄玩家的行動，決心和推演結果，以供後續討論和分析。

正如Vince Lombardi所說：「兵棋推演也可以採取研討會討論的方式，通常應用於更高層次的概念研究（如概念、能力和力量態勢），以表達一個共享的心理模式，影響參與者如何看待作戰挑戰」。他進一步強調，勝利不是唯一的，相反最重要是的輸出表示潛在結果的共同理解，指導指揮官的行動，並改進學習的環境。在推演過程中，對陣人員會對自己、敵人和環境進行分析，以便在隨後的兵棋推演，練習和分析中進一步檢查，以支持創新，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為美國海軍所做的那樣。

兵棋推演倡導者，包括沃克和塞爾瓦，強調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二十年期間的兵棋推演，作為如何支持制度創新的例子。特別是，納粹德國在戰爭學院和美國海軍在戰爭學院運用兵棋來說明其的效益。

在1919年和1939年之間的納粹德國軍校，一些學員沒有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野蠻戰鬥，從來沒有在敵火威脅的情況下進行決策。兵棋推演融合到課程之中，給了這些未來的領導者，以特定想定的限制下進行決策的機會。當這些學員畢業後，兵棋幫助其上下級之間更好地理解彼此使命和意圖，並幫助指揮官了解下屬的優勢和弱點。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海軍在海軍戰爭學院使用兵棋來進行實際力量的演習和研究，從而促進了新戰術的演變，新的戰役計劃方法和新能力的發展。羅德島紐波特的學員和老師參加了300多場兵棋推演，其中大約一半的推演集中於戰役和戰術，而另一半則研究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該學院與海軍作戰局長辦公室的計劃人員密切合作，將戰爭計劃橙色的要素納入推演。大學官員向海軍作戰主任辦公室轉達了推演成果，該辦公室通報了年度艦隊問題的設計。艦隊測試了兵棋推演在演習過程中產生的想法，計劃者將其結果發送回紐波特，指導後續推演、實驗和演習。

兵棋推演也可以鼓勵下級發揮主動性和適應性，這符合當代美國的指揮方式（美國陸軍的任務式指揮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任務型命令）。在德國，任務戰術成為首選的指揮方法，其中一個指揮官向一個下屬發出一個給定任務的意圖，下屬獲得獨立計劃和執行任務的自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兵棋推演中，納粹德國軍官通過他們的上司在推演期間提出的問題推理。 他們審查和質疑他們自己在兵棋中決定的背後的設想。這種內省培養了一種環境，下屬領導人變得不那麼害怕偏離他們原來的任務，並適應戰鬥中不斷變化的情況，以滿足他們的指揮官的意圖。

兵棋推演在與其他工具一起使用時幫助解決了許多問題，但不應該應用於每個分析工作。兵棋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工具，能夠有效地檢查決策，探索問題，解釋影響以及確定未來研究的問題。然而，它不是計算結果，證明理論，預測「獲獎者」，產生數字和產生結論的有效工具。

在職業軍事教育中運用兵棋推演有幾項優勢：

首先，軍種學校可以將兵棋整合到課程中，從職業級課程開始，為年輕領導者提供適合他們下一步工作的戰術決策體驗，充當連指揮官、飛行指揮官或部門主管。

第二，在中級學校，兵棋推演課程可以教學生如何發展、計劃和執行兵棋推演。這些額外的知識可以幫助學員培養實戰決策技能，幫助他們成為軍種級兵棋推演的有效參與者，並鼓勵他們繼續使用兵棋來訓練作戰力量。2016年2月，在海軍陸戰隊大學進行了這樣的非正式的嘗試，老師們發起了一個代號為「海龍」的兵棋推演，由海軍陸戰隊的教職員來與海軍陸戰隊戰爭學院的學生進行對抗。

第三，頂級學校可以指導學生如何在制度層面應用兵棋推演，用以制定未來戰略、概念、能力和資源，讓國防部門在迷宮中作出決定。海軍戰爭學院在這個方向採取了重大嘗試，他們截斷了舊的課程體系，為更多的兵棋推演、戰役層計劃和聯合軍事行動的課程騰出空間。新設計的課程設有三個「主動學習」兵棋推演，學生根據他們對敵手的計劃和行動立即得到反饋。

兵棋推演擁有軍事教育的完美家園，軍官將他們的作戰經驗與新的方法相結合。兵棋推演可以為嶄露頭角的領導者提供場所，以實踐決策、支持創新，並作為更大循環的研究的一部分，鼓勵主動性和適應性。兵棋推演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必須定製，以適應考試中的問題。 然而，兵棋已經幫助過去的軍事領導人準備在未來不確定的環境中的艱巨的威脅。這個工具可以在下一次衝突之前再次為美國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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