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產業促進法》：中國電影的「中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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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孫佳山 中國藝術研究院

一、票房為何「一泄如注」？

3月1日，《電影產業促進法》正式實施了，面對不出意料的一片歡呼、叫好，我們有必要給這個行業潑一點「冰水」。

的確，自從2010年我國電影票房衝破百億門檻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每年動輒幾十個點的「春藥」行情遠遠甩開了GDP的同期增幅，每逢年末年初一浪高過一浪的票房高潮，也讓整個行業欲罷不能。

這種在改革開放歷史中屢見不鮮、屢杜不絕的「刷數據」套路，也從那時候開始讓中國電影處在了一種怎麼說都有理的強烈快感中，而且這種快感的長效和持久甚至到了2016年清明節前後《葉問3》「買票房」醜聞的出現都攔不住的地步。

《葉問3》主演：甄子丹（左），總製片人：施建祥（右）

自從去年清明節開始，暑期檔、中秋檔、國慶檔、賀歲檔......在年初還劍指600億的「小目標」高歌猛進之際，我國電影的票房「猝不及防」地失去了已維持了5、6年的強勁堅挺，忽然「一泄如注」，中國電影本來高亢的「上半場故事」，也是以這種方式荒唐收場。

然而面臨如此難堪的局面，我國電影界的主流聲音，居然還在理直氣壯、大言不慚地聲稱，這是我國電影市場的理性回歸，是市場的合理調整……這真是還要怎樣荒誕的人間喜劇？

因此，如何認知和評價《電影產業促進法》的意義和價值，也就是如何認知和評價我國電影產業在新世紀初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的發展現狀及其未來走向，或者說就是在討論中國電影今天正面究竟臨著怎樣的現實和困境。

二、《電影產業促進法》是「文化產業第一法」？

在潑「冰水」之前，我們還是先循序漸進地潑一點「冷水」，由於文化產業差不多是我們國家最後發展的行業，不僅全社會對其不甚了解，就連文化產業內部其實也並不清楚這個領域的整體圖景。

例如《電影產業促進法》被譽為「文化產業第一法」就是這種坐井觀天的典型表現。先不說2011年就已面世的直接關乎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也不說與《電影產業促進法》同期正式執行的、全國覆蓋面更廣的《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更不說在今明兩年左右就將推出的、更具全行業宏觀指導性的《文化產業促進法》；就是按照中國電影最喜歡的GDP「刷數據」套路，曾經差不多遭到全社會鄙視和誤解，並已經逐漸被遺忘的我國網吧行業，去年的全行業營收仍高達740億，更何況人家十多年前就摸到過千億的門檻。

對於中國電影而言，先別說那些高大上的目標，什麼時候能追上並超過我國網吧行業的營收規模，恐怕還真是個問題；而且稍微有一點腦子的都知道，今天的一千億怎麼能和十多年前的一千億同日而語？所以，實在難以理解，中國電影是哪來的這份自信和傲嬌？

三、管電影誰更專業：證監會還是廣電總局？

潑完「冷水」，下邊就是「冰水」。去年的《葉問3》「買票房」醜聞作為我國電影現狀的冰山一角，讓我們逐漸看清楚了這個行業今天的現實狀況。在今天，從前期籌備、拍攝，到後期製作、宣發，一部電影在面世的全過程中所需的全部資金，在當下都可以被打造成標準化的理財或信託產品進行融資，包括當下飽受非議的P2P模式。

也就是說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現在一部影片可能還尚未面世，就已經提前收回成本，這種甜蜜的「允諾」自然受到了資本市場的熱捧，但凡一部影片取得了票房佳績之後，相關投資方都在股票市場等金融領域大快朵頤。

這也是為什麼去年證監會叫停上市公司在影視、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的跨界定增的原因——票房不好沒關係，二級市場的誘惑讓製作、發行方索性自己出錢買票——這種「空手套白狼」的好事，自然讓水泥、農業機械這些八竿子打不著的行業都蜂擁而至，你當資本傻么？

至少證監會還不傻，《葉問3》「買票房」醜聞爆發前後，我國電影過去幾年這種愈演愈烈的資本槓桿的瘋狂套利行為已經充分引起其注意，所以最終還是證監會的一紙紅頭文件，終止了這「擊鼓傳花」的遊戲。於是問題來了，能宏觀調控我國電影行業的究竟是廣電總局還是證監會？這是多麼辛辣的嘲諷？

在這裡問題進一步深入，中國電影在今天正面臨著極為複雜的行業現狀，也超過了傳統的行業管理範疇。《電影產業促進法》當然很有意義，並不是聊勝於無，但其以看似非常「電影」的方式管理電影，會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乃至會不會背離其初衷？現實的走向恐怕不言而喻，並將是一個大概率的問題。

經過十多年的醞釀，《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於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四、走出去，誰的「小目標」？

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改革的初衷，就是要試圖突破長期困擾我國電影市場的省、市、縣縱向間和不同省市橫向間，分散的、割據的、社會協作率低下的難堪局面。

然而中國電影在隨後的發展過程中，卻不過是複製了改革開放以來GDP發展模式的老路，中國電影產業的特殊性並沒有超脫出中國經濟的普遍性，每年數百億的高票房，依然不過是通過放大渠道來增加市場規模的紅利的產物，不過是典型的改革開放以來的粗放型的發展套路。

事實上，從2007年開始，我國平均上座率近十年來長時間低迷，不過是印證了急速膨脹的影院擴張早已經進入到了其自身發展的瓶頸期。一旦中國電影產業的票房的增速也就是產值增速，落後於影片、院線這些產能的增速，中國電影就不可避免地和中國經濟一樣，開始踏進事實性的「滯脹」的泥潭。

那麼，對於我國電影產業內部而言，面臨這種行業現狀，尤其是資本市場的「擊鼓傳花」遊戲已經不再允許，通過正常經營又很難生存，他們該怎麼辦？「走出去」，就成了真正意義的不「二」選擇。例如國民岳父王健林就制定了旗下院線在2020年，完成佔據全球電影票房20%份額的「小目標」，這真是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史無前例的壯舉。

在這裡絲毫沒有興趣質疑中國資本的能力和實力，我們也真心相信他們不僅能夠做到，可能還會做得更好。問題在於，伴隨著中國資本在北美、西歐這些即便在十多年前，還被我們認定是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發達國家核心區域的大快朵頤，是否一定意味著以中國電影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也會走出去，並將行業水平提高到相應程度？

《長城》在北美的可悲遭遇就已經充分向我們說明，這中間恐怕從來就沒有等號，也從來就沒有等價關係。我們確實不能否認中國資本在這個探索過程中的意義、價值，只是要說明在這個過程中還將有著更為殘酷的多重意義的「血雨腥風」。

《長城》在北美的上映不盡人意

在今年中美雙方將啟動新一輪電影進口配額談判，進口影片尤其是好萊塢影片的配額勢必至少將進一步大幅調整，中國電影全面開放的時代恐怕已經浮現在歷史地表。

如果我國當前由階層、區域、城鄉發展不均衡和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審美差異，在逐步擴大的開放進程中，被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外國電影所彌補，也就是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外國電影如果摸准了中國觀眾的偏好和節奏，這對於中國電影而言又意味著什麼？那些「小目標」又將是誰的「小目標」，還和中國電影自身有沒有關係？我們現有的《電影產業促進法》得經過多少次修正案才能處理這些問題？這都是太過尷尬的悖論。

五、「下半場」，留給中國電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長期看，可能就在5、6年後，由於我國這麼大的人口基數和中國資本的羽翼日豐，中國電影終究還是會拿下世界第一票倉，這就不應該是什麼目標。真正的挑戰在於，新世紀院線制改革以來，按最低票價、單拷貝票房保底指標等硬性約束的發行、放映模式的弊端已經顯而易見：中國電影的生產、發行、放映等幾乎所有領域的頂層設計都面臨著這個時代的全方位洗禮。

最後，套用一個熟悉的表述來概括當下的中國電影可能更為貼切：我國電影產業的行業實際生態已經遭到嚴重破壞，有些問題積弊較深，徹底扭轉仍需時日，無論是建章立制、文化立法、利益協調、資源整合等等，中國電影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面對「上半場」的一地雞毛，當前的《電影產業促進法》也至少還算是亡羊補牢，但「下半場」留給中國電影的時間，真的已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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