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手——政府在中國工業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一）| 文一

解讀科學，洞察本質

戳穿忽悠，粉碎謠言

若一句話概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的原因，那就是中國終於找到了引爆工業革命的「秘訣」——即國家主導下市場經濟發展的「胚胎髮育」原理，它貫穿於所有成功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政府是這一歷程中關鍵的引領者，並發揮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劑」作用。作者在一個統一的政治經濟學框架下深入分析，從人類工業革命歷史的角度將其背後機製為讀者娓娓道來。

一場久違的中國工業革命正在震撼全球。它猛烈地撞擊著18世紀以來由歐洲殖民主義肇始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

對於中國崛起的各種評論和思考雖已有諸多論述，但在一個統一的政治經濟學框架下，從人類工業革命歷史的角度對其背後機制進行深入分析卻並不多見。解釋中國在特有政治體制下實現的經濟騰飛，對於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說仍然是一個巨大挑戰。

本文[1]簡略介紹了拙著《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中提出的關於經濟發展的「胚胎髮育」理論（又稱為「新階段」理論），並解析了中國自鄧小平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以來快速工業化的秘訣，和它對於21世紀「發展經濟學」理論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意義。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鄧小平開啟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的原因，那就是中國終於自洋務運動120年後找到了引爆工業革命的「秘訣」——即國家主導下市場經濟發展的「胚胎髮育」原理。

這一原理不僅體現在二百多年前爆發的英國工業革命中，而且貫穿於所有成功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雖然政治制度千差萬別，政府在這一歷程中始終扮演著關鍵的引領者並發揮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劑」作用。

事實上，目前還沒有任何國家在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制度下實現了工業化。

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在分析英國工業革命時所精闢指出的那樣：「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使其有能力在經濟、法律、行政管理、基礎設施和軍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領地，英國的工業化簡直是不可想像的。」(Sven Beckert,2015,p.155-156)

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資料圖）

工業化從來不是自由放任的小農市場經濟的產物，它是國家意志的產物。它一直是一個具有強大決心和凝聚力的「重商主義」的政府為了贏得國家生存（國際競爭），利用「國家」和「市場」兩個力量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不斷主動進行產業升級的結果。

但是並非所有產業升級戰略都能成功。無數國家工業化失敗的實例告訴我們，但凡成功的產業升級戰略都遵循了一個類似於「胚胎髮育」原理的、自下而上地創造市場的規律。凡遵循這個規律從事循序漸進的市場創造和產業升級的國家，其工業化道路都相對順利；凡違背這個規律的國家，其工業化道路都常常失利。

換句話說，這一「胚胎髮育」機制下的工業化過程，一方面只有在「有為」政府這個「催化劑」作用下才能展開和加速，另一方面其順序必須正確，否則會欲速則不達。

這個順序可分為幾個關鍵發育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需要政府全方位地發揮主導作用，從而才能讓有效市場在「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山溝、村莊、地區和國家間「橫空出世」，變得安全、有規模和有效，而非缺失、失靈和無效；才能夠讓市場機制富於建設性，而非破壞性；才能把社會能量集中於製造業，而不是賭博性的金融泡沫業和投機性的資源出口業；才能讓每個人在追求自身最大利益（從事生產活動）的同時繁榮社會經濟，而不是通過投機斂財的資本運作、廉價出賣國家資源、高利貸、金融詐騙和假冒偽劣產品來腐蝕和摧毀社會經濟。

這是中國與那些盲目奉行華盛頓共識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監管化」的東南亞、非洲、拉美、東歐國家和地區的根本區別。華盛頓共識這個看似合理的「四化」藥方，因為缺了幾味關鍵「配藥」和正確「熬制」方法而不幸成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失敗的「偏方」。

儘管國家間政治體制可能千差萬別，中國在「摸著石頭過河」中根據自身國情、文化、歷史和政體所發現的經濟增長模式，其實與當年的英國工業革命和其他成功複製英國工業革命的國家所遵循的是同樣的「發展政治經濟學」邏輯。

這個邏輯符合被黑格爾和馬克思稱為「歷史邏輯」的發生學原理。這個邏輯的核心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結構的「胚胎髮育」式的演進、展開和變遷，其歷程由如下一些經濟發育階段構成：

（一）以遠距離貿易為目的的農村原始工業化階段（相當於中國的鄉鎮企業階段）；

（二）以面向世界市場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來大規模生產輕工業品（包括小商品）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即城鄉大工廠體制階段）；

（三）以能源、基礎設施、交通工具「三位一體」的爆髮式繁榮為特徵的樞紐工業體系發展階段；

（四）由此推動的以規模化方式批量生產所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包括重工業原材料、機械裝備和化工產品）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

（五）以上四個發展階段最終指向的是高工資、高資本密集化條件下農業生產的全面專業化、區域化、精加工化、機械化，與金融業的規模化、現代化，以及由這個經濟基礎支撐的福利國家階段。

每一個階段的出現、展開和向下一個階段的提升都得依靠強大的國家執政能力才能夠實現[2]。

一個農業國如果想要實現工業化，按以上順序重複英國工業革命的這些基本階段是必要的，雖然由於後發優勢可能只需更短的時間。中國目前已經處於第四個發展階段的鼎盛期，其特點是開始結束技術模仿期，進入重化工業和信息技術創新的井噴期（中國目前突飛猛進的專利申請就是證明），並正在慢慢開啟屬於第五發展階段的農業與金融業現代化、政府職能轉換和進入探索福利國家體制的進程（中國目前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反腐立法、監管機制建設、簡化行政手續、精準扶貧和全國性醫療保險覆蓋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3]。

換句話說，按照文一【作者名】（2016）揭示的工業革命的歷史模式，中國已經在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多年中，以10倍於英國工業革命的速度和威力，複製了英國工業革命，即按順序分別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胚胎期、幼兒期和青少年期（第一至三階段），並已進入青壯年期（第四階段）和開始展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年期（第五階段）。

中國不僅沒有採納其它大國崛起時依賴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掠奪，而且是在沒有放棄土地公有制和戰略性產業部門的國有體制情況下實現這一系列經濟升級和騰飛的。

中國改革開放後堅守住了一條底線，即國家執政核心不能被資本綁架，國家自然資源不能被私人寡頭壟斷。這些都是中國對於人類工業革命實踐和戰後東亞發展模式的進一步制度創新。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奇蹟同時也再次證明了英國工業革命的一條普適性基本原理：勞動分工（工業化）的程度受到市場發育規模和速度的限制（亞當·斯密，《國富論》；卡爾·馬克思，《資本論》）。而托起中國工業化（勞動分工）奇蹟背後強大的連續不斷的市場創造和擴張力量之一正是中國政府。

這個結論是基於如下的理念：所謂「自由市場」（free market）其實是一個成本其極高昂的公共品。它既不自由也不免費，更不會天然存在和有效運作。即使拋開高昂的市場監管成本不談，有效市場本身的創造和開拓需要一個施行「重商主義」的強大中央政府和國家行政網路，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和巨大的付出才能成功。

這個理念不僅凸顯了為什麼在落後農業國家採納不成熟的現代民主制度、現代金融制度或閉關自守式的「大推進」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會失敗，也揭示了「休克療法」與華盛頓共識一味強調把一切交給私人和市場，卻忽視政府這個最有力的市場創造者和培育者、忽視國家執政能力建設和產業政策所帶來的惡果。

政府越有為，市場才越大、越有效

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震撼了世界。30多年前，甚至沒人能料到中國會成為一個地區性工業強國，更別說世界工業強國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創造的社會生產力比她過去5000年所有朝代所創造的總和還要多，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一舉變成了全球最大和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中心（見圖一）。

圖一、全球5大工業國（中、美、日、德、俄）製造業產值（1970-2014）。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中國目前的工業產能，一年裡可以生產500億件T恤衫（世界人口的7倍）、100億雙鞋、8億噸粗鋼（美國的8倍）、24億噸水泥以及40億噸煤炭（佔全球的一半）。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汽車、高速列車、輪船、機床、手機、計算機、機器人、空調、冰箱、洗衣機、傢具、化肥、糧食、魚、肉、蛋、棉花、銅、鋁和電視節目的製造商，建設了全球最多的橋樑、隧道和高速公路，出版了全球最多的書籍、雜誌，同時還不斷培養著全球規模最大的大學生群體。

而支撐這一巨大產能的中國只擁有全球6%的水資源和9%的可耕地[4]。

另外，中國還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業專利申請國。2014年，僅中國一國的工業專利申請數量就超過了美國和日本兩國之和（見圖二）。

當眾多觀察家還在「西方中心論」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就中國何時崩潰不停地打賭時，中國是怎麼在短短30多年裡取得上述成就的呢？批評家們不斷以缺乏西方的文化和法制傳統作為依據來預測中國崩潰。

但是，即使在由美國2007年肇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造成世界性長期大衰退之後（它使得中國每年出口比以往的增長趨勢永久性地削減了4成），中國目前仍能以高於6%的速度增長。

自1978年以來，中國扣除通脹因素後的實際GDP擴張了整整30倍。這一轉變的出乎意料之處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在過去幾百年里的內憂外患、政治動蕩和經濟衰竭，還因為它與西方國家相比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

圖二、全球10大專利申請國專利申請數（1985-2014）。數據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這個國家不可能成功。那本有名的專著《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與貧困的起源》（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就闡述了這種觀點。

西方對中國成就的質疑並非毫無歷史根據：自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來，中國所有的工業化努力似乎都失敗了，包括洋務運動、辛亥革命和上世紀50年代末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

儘管政治體制截然不同，中國近代史上這三次工業化嘗試卻有一個共同點：急於建立現代化工業體系，卻忽視了首先去創造那個能支撐現代工業體系（規模化大生產）並使其有效運作的市場。

而這個市場的出現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重商主義」政府，自下而上地首先幫助廣大農村建設全國性統一小商品市場、運輸交換網路和「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然後通過一系列循序漸進的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夠實現[5]。

比如在新中國建國後的計劃經濟時期，採納的是以城市重工業為主導的蛙跳（趕超）式發展戰略[6]。這裡當然有國際政治環境的逼迫，但也有發展戰略選擇和思路問題。尤其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後，政府完全放棄市場經濟，開始以群眾運動、人民公社為基礎從事農業現代化，以封閉經濟下的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思想為指導從事工業現代化。

然而這樣建立起來的農業組織和工業體系不僅違背市場規律，而且主要僅為滿足封閉、分散、單薄、有限的地方性需求而生產，因此規模化企業不僅因為缺乏市場競爭而效率低下，而且因為工業需求規模太小而無法贏利，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規模經濟[7]。

但是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不放棄原有國家行政框架下引進市場經濟元素，在「摸著石頭過河」中終於引爆了一場工業革命。它從家庭承包、基層市場和遍布農村的鄉鎮企業開始（而不是從自然資源和重工業的私有化，以及金融自由化開始），如熱核反應一般，由下而上地通過基礎市場網路搭建和產業升級不斷裂變加速，最終形成了今天全球最大、最統一、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市場規模（以至於全球目前10個最大港口中有8個在中國）。

這場久違的中國工業革命，沒有在小農市場經濟和土地私有產權制度更加發達的清朝發生，也沒有在金融更加「自由開放」和政體更加「包容」的民國時期發生。

關鍵不同之處是今天的中國，除了具有比清朝和民國時期遠為穩定的政治環境和更加堅不可摧的國家意志與政府行政能力（即社會學家們強調的「國家能力」）之外，無論政府還是企業都在按照一條眾所周知的經濟規律行事。

但這裡說的「經濟規律」，並非新自由、新制度經濟學強調的那些規律，而是由亞當·斯密首先提出並由馬克思加以發揮闡述的雖然著名卻經常被忽視的政治經濟學規律。

1958年大鍊鋼鐵運動（資料圖）

亞當·斯密通過18世紀別針工廠的例子揭示了英國國民財富起源的秘密是勞動分工，但勞動分工的程度卻受制於市場規模【參見亞當·斯密《國富論》第三章】。然而亞當·斯密沒有明確指出，當年大英帝國在工業革命前夕擁有的全球市場（尤其是紡織品市場），是英國商人集團在歷代皇室政府精心扶持和皇家海軍支持下通過武力和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法律創造的。

換句話說，它是由國家力量創造的。這個巨大的世界市場托起了英國民間幾個世紀的勞動分工和漫山遍野的鄉村企業，繼而引爆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工業革命。這個不斷膨脹的支撐農村和鄉鎮勞動分工的世界市場才是英國國民財富起源的終極秘密。

同理，中國奇蹟背後的偉大推力，正是改革開放後政府在「重商主義」的農村發展戰略下對全國統一市場和全球市場的循序漸進地不斷創造和開拓，從而有力地托起了以勞動和產業分工為基礎的中國工業體系和全球最大的製造業中心（卻沒有使用任何武力、戰爭和殖民主義政策）。

市場是個最基本、最終極的公共品。規模化生產必須以規模化市場為前提。與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里的市場自動出清【參考「薩依定律」】假設相反，現實世界中的供給不可能自動創造對自身的需求。

市場這個大舞台必須首先通過某種集體力量和意志被創造出來，然後才能使那一大批密密麻麻追逐利潤的「供給方」有利可圖（這當然意味著承認私有產權，但不是所有國家資源的私有化）。

亞當·斯密指出：「因而是在沿海和可通航的河岸，各類貿易和產業才自然而然地繁榮和逐漸分化，而且要等很久很久以後這些經濟活動才延伸到國家的內陸地區。而這時幾乎還不可能有任何全球性的遠距離貿易……這就是為什麼水運具有如此優勢，以至於人類自古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的各種工藝品是出於那些靠水的交通方便的流域，然後才慢慢延伸到內陸。因此自古以來不靠河流的內陸總是貿易和生產交換最不發達的地方，而沿海或靠河的地區卻相反。」

「所以，一個地區的經濟繁榮和人口增長總是和其市場的大小成正比，由此推理，這個地區的進一步經濟增長要靠其市場的進一步擴大……因此像分散在廣大無邊的蘇格蘭高地一樣的孤獨農舍和微小村莊這樣的地方，不可能有任何貿易和勞動分工產生。」

「什麼樣的商品才能抵消倫敦和加爾各答之間的長途馬車運輸費用？即便有如此珍貴的貨物值得這個運費，又能用什麼方式能夠保障免遭遙遠路途上穿過如此多野蠻落後地區時的土匪搶劫和綁架？」【參見亞當·斯密《國富論》第三章】

政治穩定、社會信任和基礎設施是市場的三大基石。由於自然小農經濟條件下靠大自然提供的原始市場條件十分有限、稀薄，以規模化生產方式為特徵的工業革命必須等待航海大發現、統一民族國家形成和全球市場的開發，必須依賴國家力量所創造和保護的全球商品流通網路才能發生。

所以毫不奇怪，近代工業國家的崛起都同時伴隨著海軍力量的崛起和依靠暴力（堅船利炮）的海外殖民。

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一個致命錯誤，在於拋棄、割斷人類工業化歷史，把發達國家今天達到的「文明」狀態和成果當成當年工業化的初始條件和原因，把市場和政府對立起來，認為政府越小，市場就越大、越有效。

其實無論是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史，還是兩次世界大戰後個別國家成功工業化的歷史，以及今天中國崛起的經驗都指向一個真理：政府越有為，市場才越大、越有效[8]。

與認為自由市場會自動存在和有效運作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不同，與認為民主政治制度是外生（「事先設計」）和作為經濟制度與經濟發展前提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不同，改革開放後中國各級政府主動作為，利用計劃經濟時期建立的強大行政網路，首先在農村地區幫助創造區域性農產品市場，繼而為鄉鎮企業開闢全國性小商品市場，並逐步為中國規模化大企業營造國內統一大市場並竭盡全力利用現存國際格局開拓國際市場。

中國政府採取的這一方式，實際上與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君主國家依靠國家力量、利用和扶持實力強大的壟斷商人集團（如半軍事化的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來開拓世界市場時所做的如出一轍，但卻沒有依靠暴力、殖民主義掠奪、帝國主義戰爭和全球奴隸販賣。

換句話說，16到19世紀英國商人階級在皇室政府的支持和武力保護下，依靠幾百年毫無任何國際準則的掠奪、圈地、海外殖民和奴隸販賣去創造和開闢國內外小商品市場，與之不同的是，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並不存在這樣一個商人精英集團和它賴以生存的政治條件，因此也不可能依靠他們去組織農村家庭進行小商品生產、交易、運輸，或靠全球掠奪、鴉片販賣和殖民主義來推動國內外原材料和製成品市場的形成和發育。

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所依靠的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富於領導能力的各級官員，這些頗具商業頭腦的行政官員們為自己轄區的企業努力開拓地方、全國乃至國際市場，而且為當地鄉鎮企業提供更低的稅率、更便宜的土地、更方便的交通基礎設施，幫助當地吸引外來投資，推銷當地產品，參與商務洽談，協助建立銷售網路。

這種政治體制，從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假設來看，似乎比起一開始就依賴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下利欲熏心的（經過上百年才形成的）大商人階級來開啟掠奪和世界市場佔領的國家，更容易導致效率低下的官僚主義，和因為攫取性腐敗而使經濟陷於癱瘓。

但是在鄧小平的選賢任能激勵機制下，如果一個官員不能帶領當地百姓致富，那他就會在全國性的跨區域村、鎮、縣、市以及省級官員選拔中落敗。

這種舉國上下的競爭機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毛澤東時期建立的國家政權和幹部體制（「國家能力」），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毛澤東擔心的資本主義國家早期的血腥發家史[9]。

它有效地將中國各級官員轉化為一大批有高度積極性的「公共商人」（public merchants），而且這種轉化發生在改革開放前30年所建立的能夠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的行政體系之內，因此沒有發生多數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民主制」還是「集權制」）常見的動蕩、分裂、政變、武裝割據和黑社會泛濫與失控。

正是中國國內和平、穩定、信任（「國家能力」）大環境下的這個「公共商人」階層，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成為了促進城鎮和農村地方企業組織形成和國內統一市場發育的「酶」和「催化劑」。

有了迅速擴大和深化的全國性小商品市場，中國終於在洋務運動一百多年後的1980年代末，引爆了她久違的、命運多舛的工業革命，而且在1995年（即加入世貿組織之前6年——觀察者網注）成為全球第一大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緊接著在十年後輕而易舉成為全球第一大鋼鐵生產國【目前鋼鐵產能達到美國的800%】。

這兩頂輕、重工業桂冠都曾先後由大英帝國、德意志帝國、美國和日本穿戴過，而在1950年代大躍進時期雖舉傾國之力連其八十分之一都沒有達到過【風雲之聲註：此處指1958年大躍進時期對鋼的目標年產量為1070萬噸，實際產量不到中國現在鋼年產量8億噸的1/80】。

的確，無論其所有制如何，改革開放後中國的企業都在根據亞當·斯密的市場規模原理參與競爭、從事管理和技術升級，把滿足國內外發達市場需求作為他們的目標。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迅速培育了一整代新的國營和民營企業家和新興商人階級。

有了市場和市場競爭機制，企業所有制並非一切產業組織贏利的關鍵。關鍵是按照市場競爭機制從事生產、組織、管理、淘汰和退出。譬如一些中國現代企業雖然是國企（如高鐵），但它們有著很強的科研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如此規模龐大的企業能夠在一個巨大的國土上維持有效運作，原因在於這些企業有了規模龐大的市場和國內外競爭對手。而上世紀70年代前的國企卻效率低下，因為當時不存在這樣的市場條件和競爭機制。

注意，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大多數舊有國企是按照市場發育的規模和順序有條件地逐步民營化的（比如「雙軌制」和90年代的「抓大放小」國企改革），而且如今仍然富有遠見地保存、更新和培育了相當一批大型現代國有企業。

它們通過管理機制（而不一定是所有制）變革，成為了國防、戰略資源、高新技術等外部性極強的產業裡面的龍頭企業。中國政府也長期依靠國有銀行並實行國際資本管制。

只是到了第二次產業革命階段（即以重化工業產品的大規模生產為特徵的第四個發展階段），才開始著手認真建設現代金融市場，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和進一步國企管理改革，完善資本市場監管機制，以便更好地推動金融資本的透明運作和資源配置。而這恰好也是「胚胎髮育」發展經濟學原理所要求的[10]。

這種謹慎有序的市場培育方式，也解釋了為何中國在高速跨越資本主義好幾個發展階段的過程中，還沒有發生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19世紀，以及新興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常見的、深具破壞力的全國性金融危機，而這種危機貫穿了西方和幾乎所有採納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歷史。

中國在摸著石頭過河中發現的由中央政府統領的由下而上的、循序漸進的市場培育方式，不僅符合英國工業革命的內在邏輯，而且以更迅猛的方式複製了英國工業革命，因而也在工業革命和東亞發展模式的基礎上為當今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模式和參照系。

這種自英國原始工業化（大約1600年起）開始就一直普遍採納的、動用國家力量從事市場培育的戰略合理性背後，是同樣令人不得不正視的現實：國家主權、政局穩定、社會信任（「信用」）、監管體制和基礎設施建設是有效市場賴以出現的支柱和保障。

因此，任何摧毀和侵蝕國家主權、政治穩定、社會信任、國家監管和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的因素（例如戰爭、內亂、黨爭、腐敗、不成熟的全民選舉制度、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主張的盲目私有化經濟改革，以及過早、過度的金融自由化），都將摧毀有效自由市場本身[11]。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不懂得哥倫布航海400多年後和英國工業革命200年後，好些落後國家獨立之後之所以採納計劃經濟，正是由於市場嚴重失靈，正是因為幾千年的自然小農私有制市場經濟沒有能夠在這些國家引爆工業革命，因而遭到歐洲列強幾百年的掠奪和武力征服。

因此，計劃經濟失敗後簡單地用華盛頓共識「四化」藥方回歸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並不能解決問題，就如東歐國家已經證明的那樣，也正如世界上其它落後地區（比如非洲、亞洲、拉美）那些並沒有採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卻到目前為止也同樣無法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已經證明的那樣。

所以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奇蹟決不僅僅是因為放棄了計劃經濟（或僅僅是因為引進了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在市場經濟和私有制之上還有別的「配藥」和「熬制方式」。不懂得這一點就不僅無法揭示中國迅速崛起的秘密，也無法解釋英國工業革命的秘密，從而也無法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具有指導意義的發展經濟學理論。

深圳市福田區（資料圖）

（未完待續）

注釋：

[1]、本文根據作者的英文原文翻譯和改寫。原文發表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內部刊物《經濟評論》2016年第98期第3卷第189-226頁（Yi Wen and George Fortier，「The Visible Hand: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ina』s Long-Awaited Industrial Revolution」）。

[2]、我們認為文一（2016）提出的「胚胎髮育」（新階段）理論與林毅夫的新結構主義異曲同工、殊途同歸。「胚胎髮育」原理著重研究經濟的需求方（市場結構）演化，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供給方（生產要素結構）演變。二者的目的都是解釋現代大工業的產業結構的發生、發展、變遷並揭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對發展中國家有實用性的政策建議。

[3]、比如中國農業已經開始通過專業和區域分工向跨區域跨省際跨國界經營，個體小農經濟已經落伍並正在逐步消失。新的經營方式對農業生產、品質監管、遠距離銷售、風險規避、期貨買賣、信託信用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必然在生產規模，品質檢驗，標準制定，長期貸款等方面更加規範化。農村的經濟體制一定會獲得創新，從而去適應生產方式的變化。

[4]、所謂產能過剩應該正面地看，它是所有開啟工業革命後的工業國家的特徵。中國清朝和民國時期不存在產能過剩，目前的非洲和拉美國家也不存在產能過剩，因為它們還沒有引爆工業革命。

[5]、「重商主義」自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就一直是一種把國家的繁榮和強大建立在商業和製造業基礎上的「經濟民族主義」。它試圖通過限制製造品進口、鼓勵製造品出口而使國家富有。簡而言之，它強調並推動製造業而不是農業，推動商業主義而不是重農主義。然而，大多數重商主義文獻只把它看作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形式和對外匯儲備的盲目崇拜，而忽視了它重視遠距離商業交換與製造業出口的核心論點。一個僅僅依賴農業的經濟無法受益於重商主義和外匯積累。但一個試圖把國民經濟建立在製造業之上的國家卻可以從重商主義中大大受益，因為商品交換能夠促進市場規模發育，促進勞動分工，刺激製造業升級，形成規模經濟。在16到18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早期原型與開啟英國工業革命的關鍵意識形態，其歷史重要性不容忽視。

[6]、比如在第一個5年計劃期間，中國在前蘇聯援助下靠巨額貸款建設的156個超大型項目幾乎全是重工業，並且設在內地，遠離海岸港口。

[7]、對於洋務運動和民國時期建立大型軍工企業和城市工業的描述，參見《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

[8]、對政府權力的規定、監管、和限制來自於有為政府為自身制定的法律體系。而這個法律體系只有通過工業化過程才能夠逐步通過倒逼機制完善。換句話說，政府是依靠經濟發展來實現制度轉型和「自我改造」的。那種認為在經濟發展之前就能夠依靠事先設計好的憲政或「三權分立」制度來制約政府干涉經濟的權力的想法是幼稚的和不現實的。這與歐洲列強崛起的歷史不符，也與東亞國家工業化成功的經驗不符。

[9]、參見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中關於一般性腐敗和中國式腐敗的討論，和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關於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機制的闡述。

[10]、不僅美國政府長期控制主流媒體，而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上都長期擁有國有企業或政府特許（受政府支配）的壟斷私有企業。比如英國自1600年由政府特許建立具有全球貿易壟斷特權的東印度公司開始，一直到19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出台新自由主義改革為止，其間的380多年工業化歷史長河中，都長期擁有不同形式的「國企」或直接受控於政府的私企。這些企業涵蓋貿易、能源、運輸、通訊、醫療、教育、國防等一大批產業，尤其是重化工業部門和涉及國計民生的醫療教育部門。而今天的落後國家，連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門檻都還沒有進入，就被新自由主義教條信奉者忽悠實行「小」政府、「有限」政府，放棄一切形式的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他們把一個落後國家的市場失靈歸罪於幾個國企，而且常常用前蘇聯計劃經濟失敗為例來說明國企的危害性，但卻有意忽視計劃經濟只是人類私有制幾千年歷史長河的一瞬間這個事實。對新自由主義的有力批判，參見張夏准《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200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1]、早期英國的金融自由化不具備今天全球化條件下那樣巨大的負面作用，因為當年大英帝國之外根本不具備比英國資本還要強大的經濟體和國外投機炒家對英國國內資本市場價格所能起到的倒海翻江的炒作和操縱作用，資本在經濟蕭條時大規模出逃也不會出現。

背景簡介：本文作者為文一，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高級經濟學家兼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講席教授。文章在2017年2月6日發於觀察者網（文一：看得見的手--政府在中國工業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上篇）），風雲之聲獲授權轉載。

責任編輯：郭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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