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價值與立場之爭前，讓我們先聊聊「私利」

為什麼你是個女權主義者？為什麼你主張同性婚姻合法化？為什麼你主張精英政治？

政見觀察員 宿亮

讓我們從「異性交往」的話題說起。

一般而言，人類有兩種伴侶交往策略：一種是長期策略，在此策略中，人們趨向於選擇擁有單一性夥伴，並在培養子女時注入大量親本資本；一種是短期策略，在此策略中，人們擁有的性夥伴數量多，且不會為子女付出太多親本資本。

為什麼會有這樣兩種交往策略？選擇長期策略模式的人認為，單一性夥伴雖然壓抑了性慾望，卻保證了關係的穩定，這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而選擇短期策略目標的人想要的東西卻恰恰相反，他們想要滿足更多的性快感，因而選擇放棄了穩定和安全感。

在人類社會模式下，這兩種選擇不同策略的人在性道德化、性立法、墮胎、毒品等問題上爭論不休，這種爭論往往還裹挾著價值觀、黨派意識形態等政治因素。那麼，究竟是簡單的人類交互運動導致了針對不同公共議題的政治立場，還是立場影響了交互模式？個人所追求的私利是不是影響公共政治議題立場的主要決定因素呢？

美國學者Jason Weeden和Robert Kurzban在2017年發表的論文就這個問題做出了討論。

私利不等同於自私

在當下美國政治學語境中，對私利的定義普遍狹隘。私利往往僅包括短期的實際物質利益，而不將長期利益、群體利益包含在內。因而學者往往形成「工會一般支持民主黨，白人天主教徒一般支持共和黨」之類的結論，這類結論僅僅強調了政黨歸屬、意識形態以及群體利益博弈在決定政治立場中的作用，卻忽視了私利在決定公共議題立場時的重要性。

有人認為，出於私利，人們只會考慮簡單的、僅涉及個人領域的問題，即這一政策對我或我的家庭有什麼好處。除非討論的是一個短期經濟問題（特別是那種個人一眼就看到結果影響的話題），否則私利和政治立場沒有顯著的關聯。例如，比起無房戶，房主更支持減少地產稅；比起不吸煙的人，吸煙者更反對徵收煙稅。

但是事實上，私利對政治立場造成的影響所並沒有那麼簡單。就美國種族平權來說，那些擔心被白人搶工作的黑人，比起沒有類似擔心的黑人，更加支持平權；而擔心被黑人搶工作的白人，比起沒有類似擔心的白人，更加反對平權。這說起來像順口溜，但說明了對平權運動的態度實際上與個人受到的傷害、可能獲得的利益密切相關。

這種利益和傷害也不僅是金錢領域的，因而，把私利只看作是某一時點希望獲得的物質財富就太狹隘了。私利應是多數人認同、有實際意義並具有競爭性的目標。換言之，人們希望在不同領域取得對個人、親屬或屬於統一社會網路的人而言更好的結果。這個定義中的不同領域指包括資源、社會地位以及性生活在內競爭性領域；而社會網路是由共享利益、共擔責任的方式連接起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社會網路的存在，私利包含了希望家庭親屬獲益、希望社會網路整體獲益，也就不能等同於自私。

私利如何影響政治立場？

先說經濟利益。私利在有短期後果的經濟議題中作用明顯，如地產稅、煙稅。而在長期經濟利益中，私利同樣有顯著作用。

例如，對於政府是否要為日後可能遇到的經濟困難時期儲備資源的政策議題，其支持者往往是低收入、低學歷群體或少數族裔，因為他們更容易在困難時期遭受打擊。而富人往往自有一套可以在困難時期尋求幫助的社會網路（包括富裕的朋友或宗教慈善機構），因而沒有必要多出錢支持社會保險；少數族裔、非天主教徒、同性戀者則完全有理由擔心白人天主教慈善機構會歧視他們，因而他們更多地對政府的公共項目表示支持。

再說社會地位。這裡的社會地位不是簡單的「尊重」問題，而關乎實實在在的權力和影響力。比如精英學校入學資格、僱傭和升職機會、商業聯繫、投票權、話語權、合法婚配權、移民權等涉及切身利益的政治話題，往往與歧視密切地聯繫在一起。

說到歧視，不免有人把它定義為群體性的衝突或群體性的利益，而忽視了私利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要知道，被歧視一方受傷害，往往意味著歧視一方獲益。而且，相關政策的目的不僅在於決定要不要消除歧視，更在於決定代表了社會特權的重新分配，是基於種族群體，還是基於受教育程度。

舉個栗子。美國職棒大聯盟曾經存在對有色人種的排斥。那時，受損最大的其實是天賦極高的黑人球員，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排斥，他們可能會非常成功；而天賦不高的黑人球員雖然也反對這種排斥，但即便沒有排斥，他們可能也沒機會加入高水準的球隊。而得益最大的則是那些天賦水平只有在排斥有色人種後才有機會的白人球員。

與此類似，高學歷的少數族裔、無神論者、非異性戀人群，一樣可以在基於精英教育分層的社會中取得成功；那些沒受過教育、異性戀、天主教徒白人只能在一個基於種族分層的反精英社會取得成功。等等，我怎麼想到了特朗普……

從這個角度看，高等教育並沒有讓人更加寬容和忍耐，而只是改變了私利發揮作用的角度，把族群差異最小化，讓人更傾向於精英競爭，驅動人們維持一種精英階層的特權。實際社會中，高學歷的人無論屬於哪個種族，都會傾向於精英政策，把社會資源分配給同樣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低學歷的人群中，還是傾向於族群劃分，不管是移民、黑人、宗教信徒群體，都是傾向於符合本群體利益的政策。

最後說回伴侶交往模式。那些履行長期策略的人，他們重視家庭承諾、重視生育，主張讓那些低承諾、低生育的短期策略群體承擔較高的社會道德和司法成本。而當這些道德和司法成本最小化的時候，短期策略執行者們會獲利。這就能夠解釋他們在相關議題中選擇相對保守或相對自由的立場，因為個人追求不同。

Weeden和Kurzban在論文中表示，他們的研究並不認定私利是決定政治議題立場的唯一因素，也不否認其他因素的作用。但人類是一種由實際的、競爭性的目標驅動的社會化動物，用私利來解釋公共政治立場在各領域的差異模式更有說服力。

【參考文獻】

Weeden J. & Kurzban R., Self-Interest Is Often a Major Determinant of Issue Attitudes, Advance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8, Suppl. 1, 2017, doi: 10.1111/pops.1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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