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湯因比《歷史研究》----由歷史研究說開去

主題來源&背景：

《歷史研究》是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他以博大精深的歷史學知識和哲學睿智為讀者帶來了吸收知識和進行思考的快樂。其從大體上反映出了湯因比思想的來源以及其時代背景，包括給歷史愛好者們的啟示。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幾個問題。

正文：

自十九世紀以降，民族國家體制和工業體制在西方社會的統治地位基本牢固後，生逢其時的歷史學家們也免不了受到這兩種制度的巨大影響。

首先，近現代西方民主觀念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表現出來的是從部族意識進化過來的國家意識及附加其上的好戰的本性，而不是其原本所提倡的和平與博愛。現代的民主主義與這種拿破崙戰爭以來勃興的民族主義相結合的產物，產生的是代表狂熱大眾熱情的國家主義，而支撐這種熱情的則恰恰是工業體制。其次，根據韋伯所說，這個時期的學術與政治已經成為了「雙螺旋式的結構體[[i]]「，學術很難從中脫身。因此，在歷史研究方面，與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政治架構捆綁在一起的，正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觀。同時代史學家們當中很大一部分人沉醉於本國古今輝煌文明之間，不時還會附和政壇上的種族優越論，流露出關於本國立場熾熱意志的宏大敘事也數不勝數。進一步的，他們也逐漸將本國的歷史與整個文明圈歷史甚至人類歷史混淆在一起，結果大大歪曲甚至割裂了不少國家的共同歷史記憶，進而忽視了文明圈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研究。最終，到了二十世紀早期，n所謂「歷史研究」很大程度上變成了鼓舞一些列強的國家主義精神的一個工具。

此外，自蘭克之後，「敘述主義」便在西方史學界中佔據了主導的地位，將歷史「科學化」的呼聲也是風起雲湧。但是當「結構--功能」的範式變革過後，蘭克學派的解釋範式開始慢慢受到質疑。湯因比學說的產生就是基於上述的「國家主義史學」和「敘述主義史學」的弊端逐漸顯現之時。他繼承的是「敘述主義」之後西方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大一統史學」的衣鐸，想為整個歷史歸納出一個普遍的歷史解釋範式是這個分支的追求。而《歷史研究》，就是作為他這種思想的總集篇而出現的。在其中他最出名的解釋範式莫過於對於各個地區文明的發展進行了解讀的「挑戰——應戰」學說。其從根源上深受柏格森的解釋範式的影響，並且結合了新黑格爾主義，部分的施賓格勒的學說，以及馬克思階級論的一系列思想。老實說，從個人的閱讀感受來看，湯因比在行文過程中使用的大量的宗教和哲學話語，使得文本比較晦澀難懂，此外，他試圖建立的這個程式也忽略了一些偶然性事件帶來的誤差以及一些技術層面的因素。但他為努力建構的所謂「新史學」而得出的這個程式，仍有很多可取之處，不失為一個觀察研究歷史乃至當代社會的一個很好的透視視角。

再者，針對「民族國家本位的國家主義史學」，他認為「把歷史研究的領域擴大至以文明社會為單位的範圍[[ii]]」才是妥當的。在確定合適研究的單位後，他便通過篩選分類把各個文明分為三個模式：希臘模式、中國模式、猶太模式，分別是三種不同形態文明的代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希臘模式。1914年，當湯因比在學習修昔底德關於古希臘世界內部的「世界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論著時，驚人的發現「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經歷早已為修昔底德在他那個世界中經歷過了[[iii]]」。修昔底德生活的那個世界，與二十世紀的西方世界，一樣分崩離析，各邦開始互相殘殺，他隱約預見到這場戰爭將徹底的改變正處於頂峰期的古希臘文明的走向。而湯因比也發現了「一戰」也會有相同的效果。因此，關於古典希臘文明與現代西方文明某種內在的共時性，亦或說大多數相同模式下的文明都會經歷的共時性，就這樣被挖掘出來了。這種共時性，恰恰是湯因比聯繫過去文明的興衰與今後文明走向的一個重要橋樑。

就大背景而言，湯氏的思想和其所處的時代自然是密不可分的。「雙元革命」後產生的無產階級，並沒有像一些思想家們所預料的那樣——階級意識迅速的萌發。相反，大眾政治的不斷發展，經常伴隨著媒體鼓噪的民族主義，激發出無產階級的狂熱的民族意識，並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衝擊著自維也納會議以來的歐洲列強們的」貴族—大資本家雙元決策架構「，又在後者的二次煽動下，把全歐洲的青年，拋進1914年的絞肉機里。千萬的屍體和崩潰的帝國，就是這最終的肉沫。這正如湯因比所認為的那樣：文明的衰弱，既不是偶然因素所能隨意決定，也非「天然法則」所決定，文明的衰敗只可能是文明內部自身的、人為的原因。此時，西方文明的歐洲部分又一次跌入了雅典與斯巴達式的，傳統大國與新興大國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但這次的規模和破壞力卻是史無前例的。在四年的屠殺後，歐洲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施賓格勒對現實失望，埋頭寫作《西方的沒落》。茨威格懷念過去沐浴在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德語中產文化圈的「昨日的世界」。這正如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早在對德宣戰伊始感喟的那樣：「整個歐洲的燈火正在熄滅。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將不會再看到它們被重新點燃」，這句話是這個文明黑暗歲月最蒼涼的一個註腳。霍布斯鮑姆曾說：「1914年前的幾十年……對於歐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產階級而言，它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黃金時代[[iv]]」。這個黃金時代的結局卻是像恩格斯在更早之時預言的那樣：「……整個歐洲都吃得乾乾淨淨……到處是饑荒、瘟疫，軍隊和人民群眾因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我們在商業、工業和信貸方面的人造機構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態，其結局是普遍的破產；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v]]」。這些慘狀便是所謂文明衰敗的這個內部的、自身的、人為的原因的核心——「文明體內部創造性衝動的喪失或表達阻塞」n[[vi]]的結果。民族主義的過度泛濫恰恰是這自身原因之一，其所誘發的「一戰」，乃至包括它的延續——「二戰」，毀掉的正是西方文明歐洲部分的「創造性衝動」。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不列顛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陸留下來的兵站，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已經是寸草不生了，這和兩千年前羅馬人在不列顛島北部留下來的哈德良長牆有著異曲同工之處」[[vii]]。看到這相似之處，湯因比不由得對西方乃至人類文明的未來深深擔憂。一二五八年巴格達陷落，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一九四七年大英帝國在印度的統治崩潰，一個個曾經偉大的文明，最終都因其自身內部結構性腐化，最終瓦解。如同n「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放大版本，曾經的皇冠和權杖都一一落地了，像沾滿了塵土的鐮刀而無人拾取。人們對這些過往文明的衰落是無能為力的，只能通過研究歷史的方式去尋找它們能給我們的教訓。因此湯因比眼中，歷史學家們的任務恰恰就是深入到這些文明裡「那些不曾謀面的無名朋友們[[viii]]」的情感中去，這也是為了將來不重蹈他們的命運的一種要求。

很顯然，歷史學家和歷史事實以及現實之間的三向關係是具有互動性的[[ix]]，歷史學家們作為將人類自發好奇心轉化為行動力的那部分人，在現實要求的語境下對過去的一切「事實」進行挖掘、解釋，並讓人們從中得到對當下以及未來的啟示。不過湯因比在總結分析出各模式的「規律」後，對於未來的走向仍然充滿不解和憂慮，核能的軍事化利用也讓他更不確定人類是否會為了「進步」而真的會「殺害大地母親」n[[x]]。

作為一名在濃厚宗教環境下耳濡目染成長的學者，他把解決世界病症的辦法總結為回到傳統的基督傳統、人道主義、自然主義。當然，他也吸收了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中的類似因素，包括中國儒家的「世界大同」思想等，「回歸這種真實，是治療我們這個病態世界的各種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xi]]」。顯然，他對於現代工業社會的未來發展仍是以悲觀態度為主的，他並不希望通過進一步的工業化來解決依然存在的環境惡化、饑荒、生活物質匱乏、貧富差距等問題，而是希望以一種超階級的博愛和情懷來調和類似的矛盾，並儘可能的用相對平緩的和平方式建立一個「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維護和平，保護資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xii]]」。到如今，距離他去世也有數十年了，恐怖主義、新殖民主義、環境惡化、資源短缺等，這些上世紀遺留問題仍困擾著全人類，湯因比的解決方案仍然無法落實，特別是他在六七十年代時寄希的「把激進的現代工業化與保守穩定的傳統文化有意識有節制地相融合[[xiii]]」的共產主義中國，也選擇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新發動機，從而放棄了謀求解放全人類以達到世界和平的目標，而這個目標恰恰是他所希望的。

但是對於我們今人來說，最重要並不是要求幾十年前的人對於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而是基於對歷史的現實性研究，去探尋湯因比思想的現實意義。

其真正的現實意義，恰恰是體現於，在這個國度的年輕人漸漸地在僵化的國家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與冷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熱情裹挾下，沉醉在星辰大海式的崛起迷夢中，對帝國主義式武力稱霸仍有一種近似瘋狂的迷戀，而失去了當年對廣闊世界的熱情與關心時顯現出來的。當代中國青年缺少的正是湯因比那種難能可貴的拋棄國家與民族成見的和平主義態度，反對窮兵黷武的國家主義的觀點，以及對整個人類文明未來的深度關切。上述這幾點，確實是值得吾輩青年們好好冷靜下來思考與學習之處。

[i] [德] 馬克斯·韋伯著，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第3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ii] [英]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插圖本》，第2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iii] [英]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插圖本》，第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iv] [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著，《帝國的年代：1875～1914》，第9頁。中信出版社，2014年。

[v] 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vi] [英]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插圖本》，第14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vii] [英]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插圖本》，第43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viii] [英]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插圖本》，第43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ix] [英]愛德華·卡爾著，陳恆譯，《歷史是什麼》第一章 《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商務印書館，2007年 。

[x] 他的另一本探討人類未來命運的書就叫做《人類與大地母親》。

[xi] [英]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插圖本》，第437-43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xii] [英]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插圖本》，第28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xiii] [英]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插圖本》，第34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參考書目：

1、《湯因比論湯因比：湯因比----厄本對話錄》，[英]湯因比- G.R.厄本著，胡益民 、單坤琴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

2、《歷史學家的人文情懷：近現代西方史家散文選》，張廣智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3、《文明史：人類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與交流》，[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常紹民、馮棠、張文英、王明毅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

4、《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美]巴爾贊著、林華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

5、《歷史哲學》，庄國雄、馬擁軍、孫承叔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6、《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美]賈雷德·戴蒙德著，謝延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

7、《西方的沒落》，[德]奧斯瓦爾德·施賓格勒著，齊世榮、田農譯，商務印書館， 2001年。

8、《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走向「一戰」》， [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董瑩、肖瀟譯，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