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因本文引用大量文獻材料進行整合，未能全部註明，本文觀點僅代表個人認同之觀點。

目錄

一、 男女平等思想傳入（女學啟蒙） 3

二、 維新變法（國民母的想像） 4

三、 辛亥革命（革命派女傑） 6

四、 民國婦女參政運動 8

五、 反帝愛國運動（上層婦女與女學生） 9

六、 民國女性身體的徹底解放（天乳運動） 11

七、 五四新文化運動婦女解放觀 12

八、 女工與共產黨運動（女權運動的左右分野） 13

九、 延安時期與建國後女權失落（國家女權主義者） 16

十、 毛時代婦女解放的成就（鐵姑娘與社會主義電影） 20

十一、 改革開放，女性研究的興起 21

十二、 美國女權運動（1848-1920-1980） 23

十三、 世界婦女大會，NGO崛起 24

十四、 女權行動派的階段性成功 24

十五、 新左翼女權主義萌芽（批判與行動） 25

十六、 參考文獻 26

十七、 目前活躍的學者和活動家 26

十八、 推薦書目 27

一、 男女平等思想傳入（女學啟蒙）

中國男女平等的思想產生於明末清初。明代進步思想家李贄[zhì] 、清代著名經學家俞正燮，都有反對封建禮教、批判理學對婦女鄙視壓迫的敘述。但受當時社會條件和思想水平的局限，他們的批判對當時的封建社會和被禁錮在家庭中的婦女影響不大。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男女平等思想跟隨傳教士傳入。

1843年開始，陸續有傳教士宣揚並辦女學堂，裨文女中是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土裨治文與夫人格蘭德女士在上海創辦的，宋慶齡的母親就在這個學校就讀，不纏足後因天足結緣宋。迪謹氏在《益志新報》上發表《勸說女學》一文，宣傳了教會女學堂的好處，號召婦女們進教會女學堂讀書。光緒十八年，鄭觀應寫《女教》一文，批評歷來"朝野上下間，拘於無才便是德之俗諺，女子獨不就學"，介紹了西方國家女學與男學並重的情況，並指出在中國如能廣籌經費，增設女塾。

緊接著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梁啟超為中國女學堂起草《倡設女學堂啟》，指出婦女受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他在《女學會書塾創辦章程》中說，設女學可為大開民智張本，必使婦女各得其自由之權，然後風氣可開，名實相副。他還用"生利分利說"論證婦女教育的重要性。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上海知識婦女王春林在《女學報》第5期上發表《男女平等論》一文，控訴中國幾千年來男尊女卑，壓迫、歧視、殘害婦女和在社會、家庭、婚姻等各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現象。與此同時，知識婦女盧翠在《女學報》上發表《女子愛國說》，提出7條有關婦女權利的建議，其中提到婦女參政時，請求皇帝"如西國貴婦院例，設貴婦院於頤和園。召各王公大臣命婦，一年一次，集會京師"，以討論女學及其他有關婦女權利的事宜;設女學部大臣，公舉12人，分任各省，"廣開女教，並准薦拔高等女學生及閨媛，入貴婦院授職理事"等。盧翠還具體提出：立女塾、設女學報、植女公會、啟女觀書樓、勸女工、恤孤老、賞才藝、設女書會、立女醫院、賽美會、練女子軍等12件有關婦女權利的大事。康有為長女康同薇在《女學報》上發表《女學利弊說》，指出："扶陽抑陰"的封建傳統，是違背"天賦人權"公理的。此時還有蔣畹芳發表《論中國創興女學實有裨於大局》，論述男女天生平等;劉紉蘭發表《勸興女學啟》，認為天下興亡，女子也有責，願與男子共擔救國義務等。n

隨著傳教士女學堂的設立，社會上有識之士倡導女學的聲音不絕於耳，男女平等思想漸漸在中國萌發。

二、 維新變法（國民母的想像）

1894年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日益嚴峻，以康有為、嚴復、梁啟超、譚嗣同等為主要代表的維新派於1898年6月領導戊戌變法。在維新運動國家社會全盤改造的議程中，康有為、梁啟超以「現代」為準繩討論婦女問題、呼籲女性啟蒙教育。康有為在《大同書》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婦女問題。他認為男女無本質差別理應平等，指出壓迫幽禁婦女有四大害處：一則令其不能廣學識；二則令其無從拓心胸；三則令其不能健身體；四則不能資世用。言天理則不平，言人道則不仁，言國勢則大損，言傳種則大敗。所以必須實行變法，解放婦女。康有為是對女性的遭遇有同情，但更多的還是處於對社會改革的訴求。他的女權主張是以「未來世界」來包裝，提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三個階段文明，逐漸進化到達大同世界，男女平等和家庭不再成為限制。但在太平世到來之前呢，他在《大同書》的又寫到「若今女學未成，人格未具，而妄引婦女獨立之例，以縱其背夫淫慾之情，是大亂之道也」。就是說對婦女不能給予過多的自由，否則她們會反抗丈夫、淫心肆起，導致世界混亂。（與美國1920年以前長達70年的無女性參政權的主流理由如出一轍）

當時對女權啟蒙最有影響力的當屬梁啟超，他在1986年（光緒22年），在上海主編《時務報》發表了不少關於婦女問題的討論和對女性教育的倡導。在《論女學》篇里，梁把女學的盛衰跟國家強弱相連，把女學看做國家興存的一項舉措，不是一個單獨的改革目標。梁特別是舉西方國家為例，說到「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這，氣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不止從西方借鑒，還引述經典《易經》里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在《倡設女學堂啟》里說賢哲也倡導女教，所謂「言告師氏，周南之歌淑女，聖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勸學非有歧矣」還加入國家興亡的新時代議題，如《戒纏足會敘》里的「國之積弱，至今日極矣，欲強國必儲人才，欲植人才，必開幼學，欲端幼學，必稟母儀，欲正母儀，必由女教」。總的說來，梁啟超用他高明的說服技巧，從西方現代到中國古代文化，再到當時民族自強，為女權開路正名。他把中國古代女子遭遇不平等的原因歸於男性的歧視，認為「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此時梁的說教對象還是男性為主，但到了民國時期，在1922年11月6日的《人權與女權》的演講中，他特別提出了單獨提「女權」的必要性，駁斥了 「女權尚早論」，說等到平民運動成功之後，再做女權運動不遲。提出女權運動的兩個主要條件，一個是自動即女權是要女性意識到並由女性來爭取的，一個是有階段（他說的階段是指第一教育上平等權，第二職業上平等權，第三政治上平等權）。

在維新派最激進的女權思想者當屬譚嗣同，譚在《仁學》中指出，男女之間的差異本來是微乎其微的，然而由於男女嚴防導致差異擴大，就像國人對性「以為禁以為恥以為諱」這種態度反而助長淫風（這很福柯）。他認為男女同為天地之精英，批判中國傳統社會充滿隔閡和閉塞，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無法成分交流，心靈無法溝通。所以除了攻擊三綱倫理，譚表露了超越時代的激進，在於他懷疑婚姻制度本身。他批判"三綱"是封建統治者鎮壓與愚弄人民的手段，並著重批判"夫為妻綱"造成丈夫虐待妻子的惡果，把家庭變為囚禁婦女、對婦女施以酷刑的監獄。他說「本非兩情相願，而強合漠不相關之人，系之終身，以為夫婦，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權而相若哉？實亦三綱之說苦之也。」意思是封建社會的夫妻倫理體現著一種男主外女主內，男為天女為地的思想，男女之間的結合完全是強合，而不是受愛情的驅使，譚嗣同認為這是極其不合理的。而其本質就是「男為女綱，婦受制於其夫」，是夫權的體現，是這種制度帶給女性的痛苦。「夫既自命為綱，則所以遇其婦者，將不以人類齒。」意味著在夫權的統治下，夫妻之間的關係變成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夫妻雙方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男則姬妾羅侍，縱淫無忌；女一淫即罪至死。」 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而女人卻一淫就至死罪， 而「於古有下堂求去者，尚不失自主之權也」意思是古代尚且有婦女再婚的自由 。譚嗣同在此嚴厲地譴責了這種陳知陋見，認為女性同樣應該有自主權，享有與男性平等的自由。在《仁學》中，譚嗣同還批判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中國歷代都存在殺嬰、溺嬰現象，使許多女嬰死於非命。傳統的「貞操觀」更是奪去婦女生命的罪魁禍首，在夫權專制的封建社會裡，婦女本身也把貞操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譚嗣同指出，「貞操」是男人自私的觀念（隔空打臉處女情結），是不合天理的。

綜上所述，維新派（也稱改良派）的女權主張，主要落實在兩個方面，一是廢纏足（天足運動），二是倡女學。

早在1874年，英國傳教士約翰．麥克高望率先在廈門建立了 「天足會"，入會的婦女60人。1878（光緒四年）年英國的立德夫人，在上海也設立了「天足會"，並在無錫、蘇州、揚州、鎮江、南京等地設立分會。1883年光緒九年和光緒十一年，康有為等人在廣東南海、廣州二次提倡廢除婦女纏足惡俗，均因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未能推開。光緒二十三年，梁啟超、譚嗣同等10餘人，再次在上海提出不纏足，他們擬定《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在上海《時務報》上刊出，梁啟超還寫了《戒纏足敘》，為禁止纏足造輿論。同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設立不纏足總會。接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也先後成立不纏足會，一些府、州、縣設立分會，使不纏足運動在全國逐漸開展起來。光緒二十四年n(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康有為上《請禁婦女裹足折》，請求光緒皇帝下明詔嚴禁婦女纏足，並請獎勵各省不纏足會。光緒皇帝同意康有為意見，令各督撫等推行。不久，維新失敗，不纏足運動中斷。光緒二十五年，英國立德夫人又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天足會。光緒三十二年該會由中國人接辦後，出版《天足會報》，廣為宣傳，並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會，發展較快，當時上海參加不纏足會的婦女約有5萬人。

實際上清廷於1660年（順治17年）就有了嚴格的諭令「纏足者罪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但實際上男的已經剃頭髮，女的禁止裹腳在習俗的阻礙和空間的隱藏下被中止了。即使前後有過嚴格的律法，先後有多個反纏足組織，推行天足運動。然而實際上出生於1890年到1899年之間的纏足者從0.8%增加到5%，收效並不明顯，主要由於宣傳對象仍為男性精英，而不裹腳的女子是嫁不到好人家的。

那為什麼廢纏足如此受關注呢，顯而易見纏足損害婦女身體，禁錮婦女行動，上升到阻礙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還是國族在西方社會對比下的恥辱，更是落後的惡習，然而廢纏足得到推動的主要動力是從清廷的封建帝國權威到男性精英的救國抱負，絕非從婦女身體出發的考量。正如有個女的在其男伴的鼓勵下，解除了裹腳布，然而她感到異常的疼痛，男伴對她說，「為社會的進步，你盡量忍耐吧」，她回答，「然而我只是為了你」。

民國元年(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達《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文》，通飭各省一體勸禁，其有故違禁令者，予其家屬以相當之罰。此後，婦女纏足的惡俗便逐漸革除。

除了廢纏足外，更重要的是倡導女子教育。

光緒二十三年,知識婦女李閏(譚嗣同妻)、黃謹娛(康廣仁妻)等人為了討論婦女教育、婦女權利等問題，在上海倡辦成立中國女學會。該會成立後，就為謀求婦女自身的解放進行活動，創辦了中國女學堂(校牌名為女學會書塾)，校內所有教職員工全由婦女擔任;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創辦《女學報》，宣傳變法維新，提倡女學，爭取女權。該報主筆30餘人全部由婦女擔任，其中較著名的有梁啟超夫人李惠仙，康有為長女康同薇，以及裘毓芬等，被研究者稱為女志士。她們發表了不少抨擊男尊女卑，提倡女學、男女平等，要求參政，介紹歐美日本等國家婦女受教育情況和傳播生產知識的文章。百日維新失敗後，中國女學會解體，女學堂宣布停辦,《女學報》也停刊。

事實上，傳統士紳階層並非不重視教育，只是往往男女分殊，只強調婦德掌握「內則」（《禮記·內則》）。在這種強國觀念的驅使下，國家角色壓制了家族制中的家長絕對控制權，婦女走出閨閣，漸漸形成了新的時代婦女角色，即維新派提出的「國民母」形象。新的女學教育宗旨，包含兩個部分，一方面是婦女更有效地承擔家庭責任，另一方面是婦女國家角色的塑造。維新派將女子看做家庭倫理的中心、國家安定的磐石。看似提升了女權議題，實則仍然是性別刻板印象的複製。婦女被強調以妻母的角色，雖然譚嗣同對婚姻家庭批判得深刻，但是批判之後也並未提出何種手段來解決，這也是維新派女權主張中最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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