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塑造國家？領土國家的經濟起源

在研究國家形成的文獻中，查爾斯.梯利（Charles Tilly）曾提出過一個經典命題：戰爭推動了國家的形成（War made states）。其主要觀點是：歐洲各國之間的軍事競爭推動了大型領土國家的形成，因為頻繁的戰爭迫使歐洲各國更有效地動員稅收資源與人力資源，以應付軍事競爭壓力，而只有那些具有較大疆域的領土國家，能夠動員更多的人力物力以組建大規模常備軍，因此在國際軍事競爭中脫穎而出（Tilly, 1975; 1992）。這一命題在歷史社會學、比較政治學、國際關係等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激發了一大批經典的學術作品（Finer,1975; Downing,1992; Ertman1997等）。而羅切斯特大學助理教授Scott Abramson即將發表在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上的文章「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對梯利的經典命題提出了挑戰，文章發現歷史學家們在樣本選擇上的偏誤導致他們忽視了經濟力量對國家形成的影響，而經驗證據表明，戰爭並不能很好地解釋歐洲領土國家的形成。

與梯利等人的親戰派理論（bellicist theories）不同，作者認為歐洲不同形態的國家形成是歐洲經濟與貿易發展不平衡的結果，那些擁有較好貿易條件地區（農業發達、交通便利等）中的商人階層與城市中產階層，由於擁有更多的金融資源來抵抗國王與地方諸侯的控制，從而小規模的城邦國家也能持續生存下去；而那些沒有較多經濟資源的腹地就受到王權控制，從而形成領土國家。因此，小的國家不一定就沒有競爭優勢，關鍵在於是否有較好的經濟基礎。作者對於梯利等人的理論檢驗是從其命題的兩個推論開始的：隨著戰爭的規模與強度不斷加劇，我們應該能夠觀察到：第一，國家的規模會越來越大；第二，國家的數量會越來越少。作者通過收集全歐洲1100年至1790年間的所有「國家」的數據來檢驗上述兩個推論。

首先，作者定義了什麼叫國家。文章認為只有滿足下述三個條件的政治實體就被認為是國家：第一，該政治實體在某區域形成了直接的軍事佔領（Direct Military Occupation）；第二，該政治實體具有徵稅能力（The Capacity to Tax）；第三，該政治實體擁有一個統一的行政機構（A Common Executive）。作者利用Centennia Historical Atlas (Reed,2008)與 Euratlas Digital Atlas(Nussli,2010)兩個數據資源，構建了1100-1790年間歐洲國家面積與數量的資料庫。

由於以往的定性研究在選擇分析對象時往往選擇大國進行分析，因此容易產生樣本選擇偏誤問題，而作者通過數據處理，消除極端值的影響後，發現無論是均值（Mean）還是中值（Median），1100-1790年間歐洲國家的規模都下降了，而非上升（如下圖）。

如果我們從國家數量這個角度來看情況會是怎樣呢？從下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國家數量在1100-1790年間並沒有顯著減少，反而在1100年至1400年間國家數量顯著上升（注意，這並沒有證否梯利的理論），即便是1400年後，國家的數量也只是有一定程度下降。因此，從數據的描述統計來看，國家的規模與數量與梯利理論預測並不吻合。

然後，作者對國家規模與生存概率做了進一步地實證分析。作者利用考克斯比例風險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實證分析了國家規模的大小對於國家的生存概率是否有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國家規模與該國的生存概率並沒有顯著影響，甚至是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越大的國家，越容易垮台。

接下來，作者開始檢驗文章所提出的領土國家形成的經濟起源假說。該假說認為商業的復興使得歐洲的獨立城市擁有更多的資源以抵抗絕對主義國家的入侵，因而商業的發展會帶來更多獨立國家的形成。歐洲主要城市帶位於英國-低地國家-萊茵河谷-北義大利沿線，因此這個城市帶也是歐洲政治最分裂的地帶。歐洲核心城市經濟帶的復興推動了該地區一大批城市國家的興起；而那些遠離歐洲核心城市帶的地區，絕對主義王權不斷擴張使得這些地區的國家規模在不斷增加，國家數量不斷減少。據此，作者將歐洲國家分為位於核心城市帶上的國家（Core）以及周邊國家（Periphery），並統計兩者的數量與國家規模，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在13世紀早期之前核心城市帶上的國家與周邊國家的數量都在增加，而13世紀後核心城市帶上的國家數量在持續上升，周邊國家的數量在下降，而13世紀正是歐洲城市經濟復興的時期；同樣我們看到16世紀以前歐洲國家的規模都在降低，到16世紀（軍事革命）以後，邊緣國家的規模在逐漸增加，這正好符合梯利等人的理論預言。

作者對上述觀點做了進一步的計量分析。作者將歐洲劃分為若干個10000平方公里的柵格，用每個柵格里的城市人口對數值對該柵格里的國家數量做回歸，結果發現城市人口對國家數量有顯著的正向關係。為了排除上述回歸中的內生性問題，作者用歐洲1500年間氣溫的異常值（對穀物適宜生長氣溫的偏離）作為工具變數。其邏輯是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農業剩餘做支撐，那麼農業發展越好的地方，城市人口就越多；而氣溫滿足外生性的條件，同時不會對國家數量直接產生影響(作者對此有詳細討論，見論文)。工具變數回歸的結果表明城市人口對國家數量的影響仍是顯著為正。因此，實證結果吻合作者的經濟起源假說。

然而，有一點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核心城市帶恰好位於法國與神聖羅馬帝國這兩大帝國的邊境上，絕對主義王權對該地區的控制也最薄弱。因此，城市帶的出現也許並不一定是經濟資源豐富的結果，而是政治博弈的結果（Stasavage,2011）。

文章來源：Scott Abramson.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6,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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