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極端猶太教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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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推薦幾份參考書目
1. 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 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論文
1． Ehud Sprinzak, 「Extremism and Violence in Israel: The Crisis of Messianic Politic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55, Israel in Transition (Jan., 1998).
2． Menachem Friedman, 「Haredi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Israeli Society,」 Peter Medding (ed), Jew and Violence: Image, Ideologies, Real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Magnus Ranstorp, 「Terrorism in the name of relig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ew York: Summer 1996.Vol. 50, Iss. 1.
1995年11月4日時任以色列總理的伊扎克·拉賓在特拉維夫國王廣場遇刺身亡。拉賓的遇刺成為以色列政壇和中東和平進程的重要轉折點，也被看作20世紀末期國際政壇的具有相當大震撼力的政治事件。除政治上的誘因和影響之外，我們也不應忽視拉賓遇刺事件所反映出的猶太教極端宗教勢力在以色列的發展及其對以色列政治環境的影響。刺殺拉賓的兇手，伊加爾·阿米爾（???? ????, Yigal Amir）當時是巴伊蘭大學法律和計算機專業的學生，來自一個正統派家庭。他本人從小接受正統猶太教初等、中等教育，之後他還參加了以色列國防軍中的Hesder（????? ????）項目，在服兵役的同時繼續進行塔木德研究。 當然，猶太教正統派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並不能證明宗教因素在此次暴力事件中發揮的作用，更能揭示其宗教色彩的是阿米爾被捕後的著名言論：我（對此）沒有什麼後悔的，我獨自行動，遵循上帝的旨意（had acted alone with orders from God）。
……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當國際社會、媒體以及其他地區的居民們在一定程度上將中東地區的宗教恐怖主義和宗教暴力行為與伊斯蘭教極端勢力掛鉤的時候，猶太教極端勢力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暴力行為難免給人一種突兀之感。在九十年代的以色列，除拉賓遇刺事件之外最著名的帶有猶太宗教因素的暴力事件，就是1994年巴魯赫﹒哥德施泰因（???? ????????， Baruch Goldstein）在希伯倫始祖墓（the Tomb of the Patriarchs）槍殺二十多名穆斯林祈禱者事件。兩起猶太教與暴力在現代社會背景下聯繫起來的事件都頗為令人驚訝。以色列政治學家埃胡德﹒斯普林扎克（Ehud Sprinzak）認為阿米爾和哥德施泰因兩人都是「猶太教悠久的非暴力歷史的產物」，因而必須考慮穆斯林恐怖行為對他們的刺激性影響；而有資料表明，拉賓本人及其夫人在出席國王廣場和平集會前曾「討論過暴力情況的可能性和應採取的預防措施」，但「他們懼怕的是哈馬斯的武裝人員反對拉賓開啟的和平序幕」，雖然「意識到可能會有來自猶太人方面的反對者」，但如同拉賓夫人所說，「我們最離奇的想像里也沒想到……一個猶太人會設想殺害另一個猶太人」。 那麼，猶太宗教暴力事件本身有什麼特點和特殊的影響因素呢？
事實上，以色列政壇在歷史上不乏暴力和恐怖主義事件。除了前面提到的大衛王飯店恐怖襲擊外，尚有建國前夕右翼分子暗殺聯合國調停人佛爾克﹒伯納多特（Folke Bernadotte）、第一次中東戰爭期間以色列軍方屠殺阿拉伯八百以上名村民等具有暴力和恐怖色彩的事件。 而以色列社會內部的紛爭，也並非沒有到達過暴力的程度。建國後東西方猶太人在政治資源、經濟水平和就業機會上的差異曾導致雙方對立行為的暴力化， 包括五十年代的Wadi Salib示威和七十年代初期的「黑豹」暴動，而以色列政壇的左右翼力量直接的分歧也曾經導致1952年右翼分子攻擊議會和1957年極端右翼分子暗殺匈牙利猶太人領袖以色列﹒卡斯特納（曾被右翼勢力看做納粹「合作者」）等事件。 儘管如此，我們仍舊要承認始祖墓屠殺和拉賓遇刺兩起恐怖主義行為，與之前曾經發生過的影響同樣深遠、規模上更大的事件相比有其特別之處，這就是宗教與暴力在現代政治訴求背景下的結合。而這篇文章就試圖在綜述學者已有的對於猶太宗教暴力和恐怖主義行為的分析基礎之上，對其中一個可能值得我們更多關注的影響因素進行初步的分析和聯繫，這就是宗教暴力之中宗教典籍及其內容所起到潛在作用。
（上文說到，以色列的學者認為「猶太教有悠久的非暴力傳統」，所以「出現暴力行為應該考慮穆斯林極端暴力行為的影響」。而我想問的是：那位Goldstein是美國人，移民到以色列的，他到底經歷過什麼穆斯林極端暴力行為的直接影響呢？另外聖經中的暴力成分真的少嗎？雖然經歷了猶太啟蒙運動之後，猶太教經歷了改革和現代化，但聖經中某些團體中的影響以及字面解讀聖經的傳統並沒有消亡。）
其他一些分析：
二、猶太宗教暴力行為的總體特點及產生原因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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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暴力行為在以色列的產生、發展和特徵一方面與宗教暴力整體的特點有關，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獨特歷史脈絡。從宗教暴力的整體特徵來看，有學者總結了宗教暴力作為宗教因素、宗教理念與暴力和恐怖行為及其目標相結合的一種現象所具有的基本特徵。這種特徵也可以看做是對宗教暴力行為的一種描述性定義。首先，宗教暴力和恐怖主義行為與一般的恐怖行為（如巴斯克分離組織等）最大的區別，也是其本身最大的特徵是它「利用宗教給暴力提供正當性」。宗教不僅為暴力行為提供意識形態的理念，而且還提供了組織機構，如宗教團體、社區等基礎性單位。 此外宗教本身的歷史往往具有一定的暴力色彩，如《聖經》中的戰爭描述、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的聖戰觀念以及幾乎每個宗教都涉及的宗教獻身（Martyrdom），這些宗教歷史上的先例，也有可能在需要的時候為「現有的宗教暴力行為提供正當性」。 阿米爾曾被報道引用《聖經》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而不管是阿米爾還是哥德施泰因都曾經利用「猶太教神學、歷史先例和聖經事例」解釋自己的行為； 其次，宗教暴力和極端思想往往與世俗政治實體、世俗化的文化相對立。因此，不難理解宗教極端人士試圖建立由宗教作主導的社會，而宗教主導作用受到威脅的事實使他們認為自己的事業是為了加速這個「拯救」（Redemption）的到來。而在此之前，世界處於一種危機狀態，常常體現為一種全面的戰爭。學者馬克﹒于爾根斯邁爾（Mark Juergensmeyer）曾經調查了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錫克教和佛教背景的宗教極端人士和宗教暴力行為及思想，他表示不管是本﹒拉登還是美國基督教極端組織「基督徒身份」（Christian Identity）都曾經宣布自己的事業和整個世界都處於戰爭狀態。 後者還曾引用《出埃及記》（15:3）稱「耶和華是戰士」，為自己的「宇宙戰爭」或「全面戰爭」（Cosmic War）思想提供理論依據。猶太教極端人士認為他們的暴力行為是上帝批准的神聖戰爭中的武器， 哥德施泰因的一位支持者在始祖墓屠殺後表示「所有猶太人均與阿拉伯人處於戰爭狀態」。 可見，這種神聖戰爭的理念中，其敵人往往是敵對宗教、種族、民族或世俗政權、世俗文化及世俗生活方式。此外，有必要指出，宗教暴力的對象常常不加選擇，如某位猶太教極端人士指出，「我們相信整體的正義」， 因此受攻擊的個人身份不重要，這使其殘酷性更加明顯；最後，宗教暴力行為往往擁有宗教領袖的理論支持。曾經建立卡赫黨的梅伊爾﹒卡哈納（Meir Kahane）拉比、阿米爾的支持者約埃爾﹒萊納（Yoel Lerner）拉比都屬於此範疇。他們宣揚反對和平進程，要求阿拉伯人離開聖地，反對世俗政權，要求建立以托拉為法律基礎的猶太教國家並重建聖殿，而所有這些目標都不排除暴力行為的使用。此外他們還對已有的暴力行為予以道義和教義上的肯定與鼓勵。
在基本符合宗教暴力總體特點的基礎之上，猶太教宗教暴力和恐怖行為的產生和發展與猶太人和以色列內部彌賽亞政治運動的發展關係緊密。在託管時期和以色列建國初期，曾經有極端正統派人士採取暴力或准暴力行為回應違反安息日戒律和其他他們認為有傷風化並違反律法的行為。而之後具有悠久歷史的猶太教彌賽亞運動開始在現代猶太教暴力行為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這種將以色列國的建立和宗教上的拯救、彌賽亞的來臨相聯繫的做法和傾向，在1967年戰爭後變得更加明顯。特別是考慮到以色列在戰爭中獲得大片領土，在某些宗教人士眼中，重新建立神聖的古代以色列王國已具備土地上的基礎。隨之而來是的信仰者同盟（??? ??????， Gush Emunim）、卡赫黨等一系列具有彌賽亞運動色彩的宗教政治組織。雖然兩者在對待以色列世俗政權的態度上有所不同，兩者在試圖恢復律法的統治地位、維護拯救（Redemption）的趨勢上意見基本統一。此外，兩者隨著以色列政治局勢的發展均逐漸接受並鼓吹暴力思想。前者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試圖炸毀聖殿山上的薩赫萊清真寺， 後者對暴力的鼓吹更加著名，在下文中會更多涉及。雖然有學者認為彌賽亞運動向暴力的轉變與穆斯林恐怖主義的興起、1987年因提法達起義、以色列政府放棄部分領土的決定、阿猶居民衝突等原因關係緊密，筆者則推測在面對客觀環境變化時，彌賽亞政治理念中對神的意志的推崇，以及該理念本身高於世俗政治的自我定義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當拯救的過程受到和平進程、穆斯林恐怖主義等因素的干擾時，神意的超然性和彌賽亞到來的美好願景使所有試圖恢復原有趨勢的努力都變為合理——包括暴力行為。
猶太教暴力行為作為宗教暴力的一種，其產生原因也基本與學者對宗教暴力整體產生原因的總結相類似。第一，現代社會的世俗化傾向，特別是世俗文化對宗教團體生活環境的滲入，導致了他們對世俗文化的恐懼。一方面他們將某些世俗文化的享樂、開放等特徵與道德墮落相聯繫起來，如上世紀七十年代性用品商店傳入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曾初步引起極端宗教人士的強烈反對，並導致了縱火等暴力事件； 另一方面，世俗文化伴隨著對媒體話語權的控制使宗教的位置邊緣化，這同樣也會導致宗教團體及其個人成員的邊緣化心理。這種世俗化傾向會滲入宗教團體本身，改變其原有的保守特徵，同時有些世俗化運動也會從宗教團體內部產生。有學者認為，這種世俗化過程，特別是當這種威脅來自外部的時候，將進一步增強宗教團體的邊緣化心理和與社會的疏遠感，並且會因此使補償「統治秩序改變帶來的個人痛苦」的需要變得更加緊迫； 第二，世俗文化的威脅在一定程度上為宗教團體對世俗政權的反感提供了更多的理由。特別是當人們注意到世俗政權在政治層面上（如放棄國土、限制宗教團體的權力等做法）的時候，他們會把這種從安全問題到文化信仰的整體滑坡看做社會機構的崩潰。或如皮埃爾﹒布迪厄所說，社會機構從來不是無實體的存在，它總是通過個人成員們以各自的策略、為了保持個人身份（Identity）和生活的成功而存在的。當這種社會結構失去了個人成員的信任，無法再確保個人身份和成功的實現，無法再保持固有的生活軌跡和秩序時，它將造成一種信任危機與個人危機。極端宗教人士認為這種危機的背後是精神和道德的衝突，世俗權力代表的是一種罪惡的、混亂的力量，並的確造成了他們眼中罪惡和混亂的現實。能夠平衡這種負面力量的就是宗教律法、傳統的宗教思想和以宗教為主導建立「神的國」。而這種善惡對立的思想，往往進一步體現為對「全面戰爭」（Cosmic War）的推崇。
這兩種說法固然可以從某些角度解釋宗教至上、宗教統治等思潮在現代社會的重新出現，但是否可以說明這種回潮一定會伴隨暴力傾向和暴力行為呢？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當一個曾經佔有更高地位甚至主流地位的文化圈逐漸被邊緣化時，是否一定會採取暴力方式作為回應呢？宗教暴力有沒有其特質呢？這些問題自然不能一概而論。就猶太教暴力傾向而言，一方面與其相對立的伊斯蘭教恐怖主義行為引發了一定程度的暴力報復，另一方面從本質上來看，猶太教暴力行為與極端宗教運動的信仰支撐、對宗教經典和宗教歷史先例的解讀和利用有著密切的關係。不管是猶太教本身的信仰、《聖經》的內容，還是對《聖經》和其他傳統宗教著作內容的解讀，都有可能與彌賽亞政治運動採取暴力的傾向有所關聯。而卡哈納、萊納及其追隨者，將自己看做古老信仰的「捍衛者」，與此同時也在事實上在現代社會的背景之下「利用傳統宗教的語言來建立保障，以保護自己不受現代性的威脅並且不受現代生活的侮辱」。 ……
最後舉一些其他的例子：
……
針對以色列世俗政權的暴力言論和行為：
危機可能會強化「交戰」的觀念。阿米爾曾經說，「我沒打算阻止和平進程，（因為）沒有什麼和平進程，這是一個戰鬥的過程。」對彌賽亞的背離和社會內部世俗化的威脅可能轉化為對「腐敗」政黨和體制合法性的反對。卡赫黨的領導人之一巴魯赫﹒馬澤爾（Baruch Marzel）曾說：「我們感覺到上帝在六日戰爭時給了我們一個奇蹟般的國度，我們接受了上帝的禮物又將它扔到一邊，他們（政府）殘忍地毀壞了這個國家所有神聖的事物。」 而卡哈納拉比更是直截了當地支持「世俗政府是敵人」。 這種直接的對立情緒和戰爭情緒進一步加強了暴力的可能性。上世紀八十年代信仰者聯盟曾經試圖謀殺三名阿拉伯人市長並攻擊希伯倫的穆斯林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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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良風氣」的：
針對違反律法行為的抗議和攻擊活動在現代社會的背景下仍然在繼續。從四十年代託管時期以來就曾有一些極端正統派團體採取各種程度的暴力行為反對社區內不符合男女道德規範的行為，特別是反對正統派女性與非正統派人士建立聯繫。衣著暴露的女性有時會受到言語攻擊乃至身體上的傷害。除了上文敘述的縱火事件之外，還有2000年曾發生疑似正統派人士在特拉維夫燒死三名性工作者的事件。 此外安息日抗議中也常會發生投擲石塊和損害他人財物的行為。如去年11月曾發生耶路撒冷正統社團在抗議因特爾某工廠周六工作的過程中發生的推搡、毆打記者的行為等。 2009年8月正統派人士什穆埃爾﹒普賴馬克（Shmuel Preimark）因威脅同性戀集會被捕，警方在他家中搜出了武器和彈藥等裝置，並將他與近幾年多起針對同性戀人群的爆炸威脅事件聯繫起來。（Ultra-Orthodox Haredi Man Arrested for Threats to Gay Tel Aviv Rally - Towle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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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叛教者」的：
阿米爾刺殺拉賓的行為與某些拉比鼓吹採取猶太傳統律法中的??? ????處決拉賓有關。這項法令認為「Rodef」（the pursuer）背叛猶太社團，將猶太人的利益出賣給異族人。 律法本身包含的暴力觀念和對執行神意、「替天行道」的肯定，對阿米爾的行為又直接影響。根據他的證詞，他「確定這是上帝的意願，其他的信徒也認識到了，只是猶豫是否要實施。……上帝明確地示意我，祂希望拉賓死。」 最終他以殉道者（Martyr）的勇氣完成了這一「旨意」，因為看到拉賓致力於和平進程（他認為這是背叛自己人民而不是和平）並且與阿拉法特展開對話之後，他認為已經「別無選擇」。這種思維方式凸顯了宗教暴力行為的一個特徵：儘管很多其他情況下宗教宣揚和平和非暴力，利用宗教理論辯護的暴力行為往往帶有極強的正義感和犧牲精神，並且決不帶有悔意。這不是或不僅是策略性的做法，而更是正當、必需的行為。
針對外國人、外邦人的：
約哈依﹒朗曾經提起希伯倫阿拉伯居民中的毒品交易行為，並將此看做穆斯林褻瀆神聖土地的一個事例。卡哈納拉比更是以對阿拉伯人的敵視著稱，有人曾經字對字地對比過他有關阿拉伯人的言論和希特勒關於猶太人的言論，發現兩者相當近似，而他的一部傳記書名更是被諷刺性地稱為「Heil Kahane」，以表示對他種族歧視言論的諷刺。 于爾根斯邁爾在研究中認為，宗教恐怖主義慣於將其對手「非人格化」，或者看作「Mudpeople和Sub-humans」，以此使對他們屠戮正當化。他曾記錄，卡赫黨成員參加哥德施泰因葬禮途中曾經傳看被他殺害的阿拉伯平民屍體照片，當看到一具顱骨被子彈打穿、腦漿塗地的屍體時，一位青年成員輕蔑地說道：「這證明了阿拉伯人有腦子！」他的同伴們抱以大笑。這則記錄中體現的種族主義思想，以及對「敵人」道德品質、價值的矮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緩和暴力行為罪惡性的意圖。 以撒﹒金斯伯格（Yitzhak Ginzburg）拉比表示，律法書中對殺害異族人的懲罰要輕於殺害猶太人，因而認為「猶太人的血與異族人的血不同」。他的言論是為了替1993年一名年輕的神學院學生向特拉維夫路邊的阿拉伯工人開槍的行為辯護。 這種言論至今仍然廣泛地存在著，並藉助互聯網得到了一定的傳播。當這種言論與復仇觀念有關的時候，這種暴力意味在旁觀者看來就更令人震驚。2008年以色列某神學院有八名學生死於阿拉伯人的恐怖襲擊，在一次紀念活動上，塞法迪人前大拉比摩迪凱﹒埃利亞胡（Mordechai Eliyahu）聲稱「每一個猶太神學院學生的生命價值一千條阿拉伯人的生命」，但與此同時他表示「我們反對殺害無辜生命，可是當恐怖分子藏在無辜孩童後面時是，我們必須反擊」。 他給出的理由是，塔木德中規定「如果外族人偷盜以色列人的銀子，他們需要用金子償還，所有的仇都要數倍償還」。他的觀點很快被一位Shapira拉比在他的著作《王之律法》中進一步發展，後者認為「當孩童擋住我們的路，並且他們的存在會導致謀殺發生時，殺死他是被允許的」 這位拉比於最近被以色列警方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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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完畢。目的在於與大家分享一些歷史事件和背景。近年來在我國過度親以言論甚囂塵上，我覺得中國人一方面應該對以友好，另一方面也不應該過分美化任何一個國家，避免成為別人政治宣傳的工具。無論如何，我們不僅僅要考慮與伊斯蘭世界幾億人的關係，也應該考慮我國在中東和平進程中能發揮什麼積極意義。無論如何，這都不是一邊到地支持某一方能夠達到的。所以，希望大家更多了解雙方的行為，並以盡量中立的視角去評判，代入感不宜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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